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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泥斋》读书笔记

“读人间未见书”与“读人间常见书”,这两个论断所蕴藏的深邃思想和辩证方法,并非每个读书人都能发现和受益。《论语》中孔门弟子对孔子的评价:“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继之再想,用这两句话做标题,诠释顾炎武的“志与业”,即他的为人与治学,不也是恰如其分吗?

“读人间未见书”与“读人间常见书”

近代学人易宗夔在《新世说·言语》中记载:清乾隆年间,进士出身的四库修纂姚鼐,退休后将归徽州故里。成行之前,内阁学士翁方纲前往姚府送行。两人在交谈中谈起读书话题,翁氏请老友发表高论。姚氏开诚相见,一语破的,说:“当今读书人读书,爱读人间未见书,老朽反其道而行,爱读人间常见书。”姚氏所言,近似调侃,非经深思熟虑,难以体察个中奥妙。

“读人间未见书”与“读人间常见书”,这两个论断所蕴藏的深邃思想和辩证方法,并非每个读书人都能发现和受益。一般说来,求知欲强的人读书,开始总想从所读书中觅得新知新见,于是,便如饥似渴地读“人间未见书”,恨不能“一日看尽长安花”。殊不知,“人间未见书”也不是每册每页全是新知新见,有的“人间未见书”亦平淡无奇,读后令人失望。而像姚鼐这样经纶满腹的人,在“读书破万卷”的过程中与众不同,把精力集中在“人间常见书”上。他们深知:历代学界有识之士爱读“人间常见书”,是因为这些书经过一代又一代先贤的筛选和解读,荟萃了前辈的真知灼见,读之能使人渐入佳境,爱不释手。实践证明,“人间常见书”是人们读书的第一个阶梯,沿着这个阶梯不断攀登,就能获取更多的新知新见。

如同认识世间其他事物一样,读书也要循序渐进,由浅入深,借助“人间常见书”温故知新,日积月累。如此循环往复,定能随着阅历的丰富和学养的积淀,攀上新高度,跨入新境界。宋人许顗在《彦周诗话》中总结读书经验说:“古人文章,不可轻易,反复熟读,加意思索,庶几其见之。东坡《送安惇落第诗》云:‘故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仆尝以此语铭座右而书诸绅也。”许氏提倡对“故书”要百读不厌、常思深思,是因为他发现“故书”有取用不竭的学术营养和文明智慧,所以他把苏轼的诗句作为座右铭,并书赠喜爱读书的诸多绅士。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这是出自《诗经》的名句,人们耳熟能详。因其言简意赅,借来结束本札。前人关于读“人间常见书”的主张,经实践检验切实可行。今日从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学者,可否借鉴前人读书经验,多读、熟读常见的经典文献(包括理论和资料),从中汲取营养、增长才智,提高治学水平呢?

“仰之弥高,钻之弥坚”

近日,为核对一条引文翻阅《日知录》,边翻边想,最后把思维定格在该书著者顾炎武的“志与业”上。

《日知录》是明末清初史学家顾炎武用大半生精力写成的80万言读书札记。这部“负经世之志,著资治之书”的名著问世300多年,始终被学人尊为学术精品,以至成为清代许多文史学家探研的一门显学。

收入《日知录》的作品,短文居多,或数十字,或数百字,超过千字的很少。每篇文章虽然篇幅不长,但论述精辟,见解独到,学术含金量极高。最闪光出彩的当属自序:“愚自少读书,有所得,辄记之。其有不合,时复改定。或古人先我而有者,则遂削之。积三十余年,乃成一编。取子夏之言,名曰《日知录》,以正后之君子。东吴顾炎武。”全文只有61字,倘若减去用以交代书名来源和著者籍贯、姓名的15字,诠释主题只用46字。主要内容是:我自幼读书养成一个习惯,每有心得便记录下来。日后发现心得与新材料或新认识矛盾,便随时修正;若是发现某个见解古人已先我而有,就干脆删除。这部书是我30年的心血结晶,恭候后世方家审正。

从青年学子到古稀老翁,我曾多次诵读这篇序言,每次都为顾炎武严谨扎实、求真务实的治学精神所感动。“愚自少读书,有所得,辄记之”,“其有不合,时复改定”,体现的是他治学严谨认真、学思并重、精益求精的一面;“古人先我而有者,则遂削之”,“以正后之君子”,体现的是他尊重真理、尊重前贤,不贪天掠美,敢把作品留给后人检验的一面。

顾炎武毕生治学一丝不苟,具有强烈的精品意识。譬如,为了编撰《天下郡国利病书》,他从浩如烟海的文献中披沙拣金,辑录史料,“历览二十一史以及天下郡县志书,一代名公文集及章奏文册之类”,可谓涸泽而渔了。可是,他对此并不满意,仍觉得还须“增补”。于是,他把杀青的书稿“存之箧中”,不肯轻易示人,“以待后之君子斟酌去取”。

顾炎武治学的精品意识,源于他对社会、对学术的责任意识。如他在《又与友人论门人书》中所言:“平生之志与业,皆在其中。”顾炎武治学善始善终、完整完美。“志”与“业”在他一生的追求中相辅相成,“志”引导“业”,“业”依托“志”。顾炎武治学的宗旨是经世致用。他有一篇札记,标题是“文须有益于天下”。在这篇札记中,他强调“文不贵多”,“夫多必不能工,即工亦必不皆有用于世”。

临近本札结束,想起《论语》中孔门弟子对孔子的评价:“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继之再想,用这两句话做标题,诠释顾炎武的“志与业”,即他的为人与治学,不也是恰如其分吗?

“篇无剩句,句无剩字”

清代学者章学诚在《文史通义·史德》中谈到史与文的关系时指出:“夫史所载者事也,史必借文而传,故良史莫不工文。”其意是说,史以载事,史以文传,有作为的史家没有不花力气“工文”的。

史家如何工文?近代学者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提出一个论断:“前人说,多读、多作、多改。今易一字,为多读、少作、多改。”梁氏将前人“三多”中的“多作”改为“少作”,可谓别出心裁,立意全新。虽然“多作”与“少作”只有一字之差,改过之后,“少作”便成了论断的主题和关键。梁氏还要求对“少作”的作品短作,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又说:“大凡文章以说话少,含意多为最妙。文章的厚薄,即由此分。意思少,文章长,为薄;篇无剩句,句无剩字,为厚。”“若为文章之美,不要多说,只要能把意思表明就得。做过一篇文章之后,要看可删的有多少,该删的便删去。”梁氏如上所言,特别是衡量一篇文章优劣厚薄的标准,“要看可删的有多少,该删的便删去”,力求“篇无剩句,句无剩字”。这些弥足珍贵的见解,应成为史家笔耕的指南。

当代史学家翦伯赞在《跋宋司马光通鉴稿》一文中的见解,与梁氏的论断大同小异,殊途同归。他说:“近人好为长文,喜厚书。其实文不在长,书亦不在厚,只要有内容就行。当然,如果非长不能尽其意,非厚不能毕其词,我们也不反对长文加厚书,但故意拉长、加厚,就大可不必。”因此,他呼吁史家“学习司马光从两屋稿子中提炼出一部《通鉴》的办法”,提倡史家“叙事则提要钩元,行文则删繁就简,疏而不漏,简而扼要;言必有据,没有空话;事皆可证,没有臆说;文字精练,没有费辞”。

梁氏与翦氏二位大家所言,既是经验之谈,又是经典之论,可信、可鉴、可行。笔者第一次读后,就心向往之,且身体力行,奈何才疏学浅,至今仍收效甚微。即使如此,也大受启发,有柳暗花明、豁然开朗之感。我常想,倘能“法乎其上,仅得其中”,足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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