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说新语》有两个关于王羲之年轻时的故事。
一是他男大当婚之时，有一个显赫的高级干部打算来他们王家挑选女婿。王家是豪门贵族，可资选择的青年才俊很多，这位高干就派人到他们家考察了一番。来人回去禀报说，王家所有青年都积极踊跃、规矩虔诚，认真对待这次“选秀”活动，唯有一个人袒胸露背，躺在东屋的床上，举止放浪，根本不把这次选秀放在心上。
高干一听，大喜，决定就选这个放肆的青年作为的女婿，此人便是王羲之。至此，“东床快婿”这个词便载入史册。
二是王羲之更小的时候，因机灵、貌美，受到自己伯父王敦的宠爱。而王敦乃大将军，东晋军队的最高统帅。一次，王羲之与王敦在一个床上睡觉，王敦先起床，正好他的一位心腹参谋到来，与之共谋，策划推翻现政权。王敦疏忽，等密谋完，才意识到床帐内还睡着小王羲之。
正所谓无毒不丈夫，王敦与心腹参谋一拍即合，打算大义灭亲，杀死可能听到密谋的侄儿王羲之。可是，聪明的小王，当时的确听到了他们的密谋，并快速反应，在极短的时间内，把自己的唾沫、鼻涕，甚至眼屎等等一起可资利用的排泄物涂抹到脸上，装作一副快要睡死的样子。当伯父王敦和他的心腹揭开帐子一看，发现此等情形，认为小王还是孩子，贪睡，绝对没有窥听到他们的谈话。于是他们完全被骗，一致认为没有必要杀小王了。
小王躲过一劫，否则千古第一行书《兰亭集序》，就不知如何写就了。
前一个故事，在王羲之身上集中体现了魏晋风骨，后一个则鲜活地刻画出王羲之世俗狡猾的一个侧面。换言之，原来文艺青年王羲之也有比徐铮、王宝强和黄渤还囧的时候。但是，不管是“文艺”，还是“太囧”，都相当之搞怪和有意思。而恰好，只要是有意思的东西，最终都可以成为后辈文艺青年学习的楷模。#p#分页标题#e#
而且，正因为有后一个故事，才使得王羲之的“文艺范”较为全面和真实。试想，如果王羲之总是如“东床快婿”那般搞怪和有意思，那么，就没什么意思了，也就显得很做作了。作秀，当然是文艺青年的必修课，但一天到晚的作秀，就会让观众有审美疲劳。于是乎，不管是青年人，还是中年人，甚至是老年人，只要是愿意在文艺之路上一步一个脚印地前行，都必须学习王羲之，既有恣意放荡和怪诞的一面，也有积极面对现实的另一面。
其实，积极面对现实，巧妙地世俗一回，并不有损某种文艺气质。反而，世俗的狡猾与变通，恰恰是最终实现文艺人生的必要途径，也更能丰富阅历和提高文艺范的质量。否则，不但文艺范无法实现，而且即便有了某种“范”，也较为空洞和单薄，那就真成了为了文艺范而文艺范了。
没有窘迫和世俗的人生阅历，所谓的文艺青年，那就真的也只能做彻彻底底的愤青了。
当然，《世说新语》只是笔记体小说，而不是《史记》那样的正史，故而王羲之的青年岁月或许有夸张的成分。在正史中，王羲之装睡自救一事，也的的确确不是记在他的名下，而是发生在他的一个堂兄弟的身上。
但王羲之绝对有做文艺青年的条件，他们王家在东晋这样一个狂人辈出的时代，基本上是中央高级干部的储备库。他的父辈，有的是总理级别的宰相，有的是军委主席级别的大将军。正如我们在正史中看到的那样，他们家与谢安所代表的谢家，非常高调地垄断了东晋的国家政务。
古往今来，都要拼爹，做文艺青年，也必须拼爹。但拼爹只是前提条件。不管拼爹与否，作为豪门贵族少爷的王羲之，在日后的江南绍兴招集一帮“闲人”，曲水流觞，笑傲江湖。并在酒醉之后，由王羲之执笔，一挥而就，为众人的游记合集写了一篇当时很普通的序言——《兰亭集序》，不想却因此流芳万古。#p#分页标题#e#
魏晋南北朝时期，政权更迭，文人消极，大都以怪诞和恶搞来掩饰心中的恐惧和虚无。王羲之能够成为我辈小资与文艺青年的祖师爷，除了时代的造就之外，《世说新语》为他“量身打造”的青春岁月，更值得玩味。
人说性格决定命运，但性格大都是被青春所塑造的。王羲之既文艺范，又世俗窘迫的青春岁月，似乎就是在为他之后成为中国书法史上第一人作铺垫。因为，王羲之能够写出《兰亭集序》这样的书法杰作，除了要有“三千宠爱集一身”的神灵感应之外，还需要十分丰富、曲折和抓狂的人生阅历。从“永和九年”开始的那324个飘逸汉字，正是王羲之历经风雨沧桑之后的片刻回望与自怜自爱。
而《世说新语》的作者刘义庆，在记录他心中的王羲之之时，想必就羡慕嫉妒恨了。刘义庆晚于王羲之一百年出生，他是南北朝刘宋王朝的王爷，十七岁就做了副宰相。他比王羲之有着更好的家庭条件，也有不亚于王羲之的文艺天赋。可惜的是，他因为皇族的政治需要，阉割了许多文艺范，最终只好把它寄托在《世说新语》上的王羲之诸人身上。
也正因此，“世说新语”也一不小心成了古典文艺范的奇葩，丝毫不亚于“兰亭集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