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思维改革”是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主张的改革理论的总称，从1985年开始戈尔巴乔夫领导苏联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目的在于挽救苏联发展中遇到的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以避免政治危机的爆发，但最终失败。

至于改革失败的原因，戈尔巴乔夫归结为两点：一是起步太晚，等到他上台启动实质性改革，对积重难返的苏联模式来说为时已晚；二是急于求成，他推动的改革开始后，一系列措施的出台引起了社会矛盾的激化，当时苏联社会并没有做好相应的准备。

改革背景

改革面临各方阻力：来自苏联既得利益阶层和集团的阻力；来自传统保守思想的阻力；来自与美军备竞赛的制约；来自与社会主义各国关系的制约， 即加速各国的离心倾向。针对改革的阻力，戈尔巴乔夫多次强调改革的意义和必要。1986年6月16日，在苏共中央全会讨论1986-1990年苏联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时，他说过去的计划工作已使经济走向了死胡同；1986年8月1日戈尔巴乔夫在视察西伯利亚的伯力地区时， 强调改革应包括政治经济领域的改革， 改革和革命同样重要。

理论构想阶段

在1985年4月召开的苏共中央全会上， 戈尔巴乔夫提出了需根本改革的设想，倡导民主化、公开性和新思维。1986年2月25日至3月6日，苏共27大召开，标志大规模改革开始。戈尔巴乔夫在政治报告中：

①强调苏联正处发达社会主义国家的起点。

②强调必需实行根本性改革, 加快发展战略， 由粗放式经营到集约化， 根本改变经济管理， 提高劳动生产率， 加强科技杠杆。

③强调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 批评生产关系自动适应论。

④强调社会主义生产实践是检验改革的唯一标准。

⑤ 强调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相配合。

改革实施

1987年6月，苏共中央6月全会通过了《关于根本改革经济管理的任务》的总体方案。实行企业的完全经济核算， 即自筹资金、自我补偿、自行管理， 同时通过企业法， 合作社法， 个体劳动法三个所有制法； 1987年12月还通过计划、 价格、 财政、 金融、 信贷等十多个配套措施； 企业法规定了企业的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者的地位。1988年1月起统一命令全面实施， 并预计在1990年完成。由于在推行改革中的阻力重重， 经济严重失控，于是戈尔巴乔夫转而改行政治改革优先的做法。

1988年6月28日-7月1日， 苏共中央第19次代表会议举行， 戈尔巴乔夫在会上提出经济改革受阻在政治改革未先行； 要求先行全面政治改革，并提出了七项决议。1990年7月， 苏共中央召开第28次代表大会， 通过了《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声明， 宣称党的理想是：“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从而根本改变了苏共党的指导思想。在这一期间苏联的改革：在政治上， 急剧向右转， 宣布放弃一党制， 实行多党制和议会民主制， 建立总统制。1990年3月， 戈尔巴乔夫当选总统。在经济上戈尔巴乔夫提出“可调节的市场经济”的主张， 允许国家、集体和公民所有制经济在平等的基础上竞争， 并在以后通过了租赁法、所有制法和土地法。1990年5月， 雷日科夫政府提出向市场经济过渡的主张，遭到反对而作罢。

改革效果

1987年，戈尔巴乔夫断定自己走错了方向。当年5月，一项新的条例批准了私人贸易、合作贸易，甚至私人制造业。最初只有退休的人和学生被批准参加，后来每个人都有了机会。大约在同时，苏联政府宣布允许外国人在苏联境内开办合资企业。同私人贸易与合作贸易一样，一开始合资企业也面临极为苛刻的限制（外国人所持有的股份不能超过49%），但是到1990年，在理论上外国人可以拥有100%的股份，虽然没有哪家公司真是这样。

任何真正在摆脱中央计划经济上有意义的行动必须涉及国有工业企业。一种可能的解决方法是使国有企业私有化或者把所有的盈利和亏损交付给一些私人来承担。戈尔巴乔夫一开始认为这种做法过于激进，并引进了“公司法”来逐渐减少政府部门对企业的控制。从1988年1月1日起，中央计划当局要求产出总计占全国工业一半的多家企业只拿出80%的产出交给国家分配。

虽然这样做的目的是好的，公司法最终还是失败了。政府官员尽可能地想要保持对企业的控制，公司经理也无法享有他们新得的权利，没有一个大型批发市场帮助他们找寻到买主，要自己销售商品使他们的生活更加复杂和困难了。此外，处理计划外的产出也意味着必须找到中央计划外的投入渠道。绝大多数的公司经理认为的风险和不确定性超过了潜在的奖励，拒绝转向市场。戈尔巴乔夫继续用这种不确定的方式这里试验一下，再在那里试验一下，却并没有一个坚定的对于改革的基本立场。可是他在经历更令人痛心的事之后，才认识到这点。他要求经济学家们设计出更加综合的改革方法。就某种层面而言，这些计划要求更多地依靠市场来确定价格；自由兑换卢布;结束补贴亏损企业；平衡国家预算；农业，使贸易和工业私有化;货币改革和去垄断化。

历史评价

从1989年10月到1991年中期，苏联至少出现了8个综合计划，但是没有一个能解决西方认为真正需要解决的问题。但是因为戈尔巴乔夫比起执行政策，更善于号召研究新政策，各项提案的不足并没有实际的影响。虽然戈尔巴乔夫从没说过他不喜欢某个提案，但也没有一个提案让他满意到可以执行。每当一个新的提案完成时，戈尔巴乔夫都会批准，但他同时也建议把它和之前的提案结合起来。在这样的环境中，工业和商业的经营者，不管是私人企业家还是国家官僚，都发现要执行任何长期的政策是十分困难的。

公平地讲，没有人能够清楚地设想出怎样在相对很短的时间内，成功地把一个斯大林主义、中央计划的经济体转变成一个市场导向型的经济体。苏联模式最终向另一个方向发展：市场萎缩，价格扭曲，个人面对主动权犹豫不前，盈利都与犯罪和危害社会联系在一起。此外，为了防止重复，国家有意识地制造了垄断。

把这些破坏恢复并非易事。一些国家，比如波兰，曾经尝试过“休克疗法”——把所有的改革措施同时全部实施，包括转向市场经济，货币改革，预算补贴，去国有化以及农业、工业、服务业的私有化。有人说，这么快的变革把太大的压力加到人民身上。而一个渐变的政策也遭到批评，因为这样改革的反对者就有时间聚集起来，在改革者们还没有机会成功时打垮他们。此外，市场体系的全部要义就在于它是一个整体。比如说，如果没有了价格弹性，很有可能就要出现补贴，这会造成预算赤字，然后就会出现通货膨胀，通货膨胀即使受到抑制，还是会造成短缺。换句话说，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很不容易。约瑟夫·贝林纳（Joseph Berliner）和肯尼思·博尔丁（Kenneth Boulding）曾经把市场经济到计划经济的转变比作一个林木工人砍倒整片森林。如果能使用足够的力量，这个过程是相对简单的，尽管它是破坏性的。然而相反的工作却要难得多了。只种少量的树是不能形成一片森林的。森林包括一整个由昆虫、动物、灌木丛构成的生态系统。同样的，允许少量的私人商店开张并不能造就一个市场经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