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像石，实际上是汉代地下墓室、墓地祠堂、墓阙和庙阙等建筑上雕刻画像的建筑构石。所属建筑，绝大多数为丧葬礼制性建筑，因此，本质上汉画像石是一种祭祀性丧葬艺术。画像石不仅是汉代以前中国古典美术艺术发展的颠峰，而且对汉代以后的美术艺术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中国美术史上占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

基本信息

题材与形式

画像石是中国古代文化遗产中的瑰宝，是汉代大多没有留下名字的民间艺人雕刻在墓室、棺椁、墓祠、墓阙上的以石为地、以刀代笔的石刻艺术品。

中国发现画像石的地域很广，分布区域主要有4个中心：一是河南南阳、鄂北区，二是山东、苏北、皖北区，三是四川地区，四是陕北、晋西北区。此外河南新密、永城，北京丰台，浙江杭州，陕西邠县，也有零星发现。前3个区域都是当时经济、文化发达的中心；陕北、晋西北区在东汉顺帝以前是北方边防重地，其中心绥德又位于通往西方的贸易通道上。据资料称，现已发现汉画像石一万块左右，数量之多令人惊叹。

画像石的内容丰富多彩，大致可以分为三类。

一是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

如迎来送往、车骑出行、迎宾拜谒、庖厨宴饮、乐舞杂技、钟鸣鼎食、六博对弈、驰逐狩猎、射御比武、飞剑跳丸、驯象弄蛇、鱼龙漫衍、吞刀吐火、捕鱼田猎、亭台楼阁、门卒侍卫等。它广泛地反映出墓主生前拥有的各种财富资产情况，从山林田池到宅第高楼等，将这些内容都总汇起来便可构成一幅完整的庄园经济图，也是墓主所想过的前述那种生活方式的物质基础。同样，作为一种崇 尚财富的观念这也被移植到人们想象的仙境之中。

二是垂教后世的历史故事

汉代先民善于思想和崇拜，虽然皇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在社会上新儒学占主导地位的同时，道家思想和民间宗教也十分活跃。人们在接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忠君孝亲的伦理道德束缚的同时，在对贤君明臣、武功爵勋、贞节烈女、殉国刺客顶礼膜拜的同时，对成神为仙也充满激情，对天地山川等自然之神也是尊崇有加。他们认为万物有灵，对从天上到地下的一切神灵都是非常敬重。在汉画艺术中，可以看到它是无所不包的，无怪乎鲁迅先生要赞叹汉画艺术之“深沉博大”。

三是雄奇瑰丽的神仙世界

有青龙、白虎、朱雀、玄武（龟蛇相交）四神，有传说的抟士造人，炼石补天，创造天、地、人的始祖女娲，有伏羲、女娲人首蛇身相交，有玉兔捣药、神兽守鼎、西王母与东王公、有随车出行的九头人面兽－－开明兽，也有三足乌、九尾狐、灵芝、麒麟、天神羽人、奇禽异兽等。为了死后能够得道升仙，充满想象力的先民把龙、虎、鹿等神奇动物作为升仙的骑乘工具。这些内容的画像，表达了墓主希望死后能升仙和享受仙境生活的强烈愿望，而这种仙境生活实际上就是墓主生前现实生活的延伸和继续。

总之，汉画像石内容丰富，取材广泛，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反映了汉代的社会状况、风土民情、典章制度、宗教信仰等，不仅是精美的古代石刻艺术品，也是研究汉代政治、经济、文化的重要资料。

成就与地位

画像石所描绘的扑朔迷离的宇宙世界，莽莽苍苍，横无际涯，具有一种荡人心魄的巨大震撼力。这种深沉雄大的艺术气魄，是时代的产物。只有伟大的时代才能产生伟大的艺术。两汉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最灿烂辉煌的时代，是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在强大统一的中央集权制的宽阔历史舞台上，各类生机勃勃的英雄人物应时而出，上演了一幕幕足以令后世感叹唏嘘的慷慨雄壮的历史剧。汉画像石就是从这片英雄时代沃土上生长出的一株艺术奇葩。作为典型的丧葬艺术，它表现的主题是生者祭祀、悼念死者的永恒悲剧题材。但在艺术表现上，汉画像石并没有将死亡描绘得凄凄惨惨、悲悲切切，而是充满了对未来、对生命的乐观与渴望。就这一点来说，汉画像石称得上是古典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完美结合的典范。一方面，它作为丧葬艺术，必须正视和尊重社会礼制和风俗，把当时祭祀祖先的场面加以提炼加工，尽可能准确、真实而又细致铺张地描绘出来；另一方面，它又力图表现人们对生命战胜死亡的渴望。将个人的生死放到宇宙世界的永恒变化中去进行表现，本身就是一个伟大的艺术命题。用远古神话去描绘宇宙世界，使汉画像石不仅具有一种扑朔迷离的神秘魅力，而且充溢着一股朴野古拙的力量。

从画像石的思想内容看，人世与鬼神杂糅，精华与糟粕参半。既然是大小统治者丧葬建筑的装饰画，当然 带有封建的思想糟粕；但由于是劳动人民所创造，其中一定凝聚着反抗和不平。对“祠庙祭祖图”和“孔子见老子”历史故事画像以及祥瑞图，尽管那些民间雕刻艺术家力图认真而准确地进行描绘，但那冰冷的感情却通过雕刀凝固在画像上。这类图像从早到晚，构图永远是一个模式，各类祥瑞如静物一般僵死地摆在画面上，人物的身姿神态也始终是一个模样，既缺少变化，又没有动感，仿佛永远在简单地模仿、照抄。显然，他们对这类内容毫不关心。但这些民间雕刻家毕竟是热爱生活的，一进入他们所熟悉的现实生活题材，手中的雕刀立刻将生命和活力注入到作品中。那欢乐的乐舞百戏表演、忙碌的庖厨操作，简直使人如身临其境。特别是那一幅幅气势磅礴的车马出行图，用准确而简练的线条，将奔马的神骏、骑吏的紧张、出行主人公的雍容，巧夺天工般地展现在人们面前。在作品中，民间雕刻家虽然诚惶诚恐、必恭必敬地刻出了上帝诸神的可怕形象，却让自己的主人公摈弃了对他们的祈祷和哀告，大胆而热情洋溢地飞升到西王母和东王公的昆仑山极乐仙境去了，而这个昆仑山仙境，就在上帝诸神的鼻子底下。这是人民在思想上对上天，同时也是对现实人间社会统治者的大胆背叛！西王母和东王公所代表的昆仑山仙界的出现，是当时群众性造仙运动的浪漫主义思想闪电幻化出的一束最绚丽夺目的光彩。这一题材被采撷到画像石中以后，极大地提高了汉画像石的艺术感染力，成为汉画像石中最富人性、最具情趣的浪漫主义作品。

从考古发现看，汉画像石是发现最多、数量最大、同时也是画像内容最为丰富的汉代美术作品群。在二百余年的存在和发展过程中，汉画像石所取得的巨大艺术成就，使它不仅成为汉以前中国古典美术发展的颠峰，而且对汉以后的美术发展也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主要由汉画像石创立和发展起来的汉代绘画艺术原则，为汉以后的墓室壁画、特别是中国画所继承。其中，上远下近散点透视构图法，成为中国画的标准透视构图模式；而填白也成为中国中世纪绘画的主要构图原则。魏晋以后，随着犍陀罗佛教造型艺术的传入，中国的石刻艺术走向了新的发展方向。从在中国美术史上承前启后的巨大作用来说，汉画像石永远是一座巍然屹立的艺术丰碑。

简史

画像石的发现和研究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即金石学阶段、考古资料积累阶段和综合研究阶段。

金石学阶段

第一阶段为金石学阶段，时间上大体从北宋末年到二十世纪初。作为一种明显的地理标志，矗立在墓地中 的汉代石祠堂、石墓阙及其画像，最先受到战争史家和地理学家的注意。东晋末年，戴延之在《西征记》中首次记载了今山东地区鲁恭墓前的石祠堂、石庙及其画像。北魏末年，地理学家郦道元在《水经注》中记述了今山东、河南南阳等地李刚、鲁峻、胡著等人的石祠堂及其画像。但是这些石祠堂及其画像，都是作者在记述地理形势和河川时作为地理标志而写进著作中的，还算不上是汉画像石的学术性著录。

北宋中期以后，随着金石学的兴起，一些金石学家开始有目的地收集和著录汉画像石。北宋末年，金石学家赵明诚“访求藏蓄凡二十年”，积累了大量金石铭刻拓片资料，著成《金石录》三十卷，前十卷为目录，后十卷为跋尾，对藏品进行评论和考订，其中汉画像石拓片占了相当比重。书中首次著录了今山东嘉祥武氏祠的画像。该书由于主观欣赏的比重远远超过客观研究，因此对画像石记述非常简略，使读者很难通过其描述了解画像的具体内容。真正意义上的汉画像石著述，始于南宋洪适的《隶释》和《隶续》。《隶释》一书不仅收录了比《金石录》更多的汉画像石的题榜刻铭，而且对画像内容有了更详尽的描述和考证。在《隶续》中，收录摹写了包括武氏祠在内的山东、四川等地的大量汉代石祠堂、墓碑、墓阙上的画像，在汉画像石研究中首开摹录图象的先例。元明时期，学术废弛，金石学日衰，有关汉画像石的著作寥若晨星。进入清代以后，随着乾嘉学派的兴起，金石学复兴，汉画像石也重新进入金石学家的视野。

这一阶段的特点，一是资料主要来自未经科学调查和发掘的零散画像石，大多数学者甚至只以收集的拓片为资料，因此研究对象几乎都是地面上散存的石祠堂、墓碑和墓阙的画像，墓室画像石几近于无；二是著录和研究偏重题榜铭刻文字和历史故事画像内容的考证，对大量无文字题榜的画像石则很少加以注意。这种研究方法的局限，使金石学家没有、也不可能对汉画像石作全面的、科学的考察。

考古资料积累阶段

第二个阶段约从二十世纪初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这是一个用近代考古学方法积累汉画像石资料的阶段。 1907年，法国考古学家沙畹和日本古建筑学家关野贞分别调查了山东、河南等地的汉代石祠堂、石墓阙及其画像，并出版了印制精美的图录；1914年，法国考古学家色伽兰等人调查了四川嘉陵江和岷江流域的汉代崖墓、石阙及其画像。在调查中，他们用考古学的科学方法进行了测量和记录，从而使汉画像石的研究开始走出金石学家的狭隘书斋，进入到考古科学的庭院。1933年，当时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考古学家主持发掘了山东滕县的一座大型画像石墓——传曹王墓。与此同时，河南南阳地区的汉画像石也引起了文化界人士的关注。1930年和1937年，关百益和孙文青相继出版了《南阳汉画像集》、《南阳汉画像汇存》，南阳汉画像石的风貌开始为世人所知。抗日战争期间，撤往四川的原中央研究院和中国营造学社的部分学者，分别调查了四川彭山、乐山和重庆附近的汉代画像石阙及崖墓画像。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傅惜华将所收集的大量山东地区的汉画像石拓片，编辑出版了《汉代画像全集》初编、二编。研究方法也不再是简单地著录图象或孤立地进行画像题材内容的考证，而是将汉画像石作为考古学的研究对象，力图从整体上加以考察。最初，沙畹和关野贞结合汉代建筑形制和丧葬礼制对山东、河南等地石祠堂、石阙及其画像所作的研究，美国费慰梅对武氏祠的复原构想，都对汉画像石的研究起了推动作用。金石学家所忽视的画像石雕刻技法此时得到充分重视。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滕固在《南阳汉画像石刻之历史的及风格的考察》一文中，把雕刻技法的分析提到了首位，认为雕刻技法是决定汉画像石艺术风格的最主要因素。他通过与希腊、罗马石刻艺术的对比，将汉画像石的雕刻技法归纳为“拟绘画的”和“拟浮雕的”两大类，这一分类原则，仍未失去意义。

但这一阶段的研究，忽视了对社会关系的注意，对汉画像石本身的发展序列、同一建筑内不同内容画像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墓室画像与祠堂画像之间的有机联系还没有给以注意。因此，这一阶段只能认为是一个资料的积累阶段。不过，通过这一阶段的研究，汉画像石的地域分布及其雕刻技法、艺术风格特点已经被大体搞清，从而为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奠定了基础。

综合研究阶段

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起，汉画像石的研究进入到第三阶段即综合研究阶段。早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至六 十年代初，考古学研究已经开始注意了对隐藏在考古资料背后的社会关系的考察，并注意了考古资料所反映出的各地区发展的不平衡性和阶段性，这也正是考古学区系类型和分期断代研究的课题。正是在这种学术思想背景下，考古界开始了对汉画像石分区与分期的研究。在此基础上，汉画像石研究的各个方面，诸如雕刻技法、图像内容的解释和考证、图像的配置规律、各类题材内容画像之间的联系，汉画像石所反映出的汉代礼制、风俗、宗教信仰、汉画像石所属建筑的复原等专项研究也相继展开，汉画像石研究出现了一个佳作不断、异彩纷呈的新局面。

这一时期，各地考古工作者对不同地区汉画像石的雕刻技法、艺术风格、题材内容等方面的特点和分期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其中蒋英炬、吴文祺对山东地区汉画像石的产生条件、雕刻技法、分期所作的分析，代表了这一研究的新水平。在复原零散画像石的所属建筑方面，蒋英炬、吴文祺对武氏祠所作的科学复原，使这批久负盛名的零散画像石变成了有巨大学术价值的科学资料；而蒋英炬利用嘉祥出土的零散画像石对小祠堂的复原，对汉代墓地祠堂的形制有了新的认识。在综合研究方面，信立祥于1996年和2000年分别用日文和中文出版了《中国汉代画像石の研究》、《汉代画像石综合研究》两书，填补了中国这方面研究的空白。

拓印

拓印工作的状况

从山东、江苏、河南几大地区看，汉画像石拓印呈现以下几种特征：

1、方法多样，工具不一。单从拓包包裹的内容看就有秕谷、沙子、棉花、小米、橡皮泥、头发、蓬胶棉近十种之多。从操作过程上看，山东、河南以传统的方法即先将宣纸折叠成多层放入稀释后的胶水中浸泡，待完全湿透后捞出，再将其拧干或挤干后取开，贴在石头上用平刷刷平，再用打刷打实；江苏徐州地区则大多以干上为主，即先将石头喷湿，再将整张宣纸铺上，用湿毛巾压紧后再用打刷打实。

2、对汉画像石损伤严重。从很多地区看，凡是经捶拓过的汉画像石大都残留有无法清除的墨迹或朱砂。勿需多言，如果这种带有腐蚀性的墨迹或朱砂长期附着在石头上，不光是暂时改变了文物的原状，即便是 清除后对文物中的精美纹饰也会造成严重的损伤。这种情况是由于不成熟的拓工过度用胶，以及操作过程中一系列的因素造成的，这说明拓工队伍应加强管理，专业水平不过关的拓工不应去从事这种工作，否则即使捶拓一次，也将造成无法弥补的后果。文物的不可再生性要求不能拿文物做实验，做练习。对汉画像石损伤严重的另一因素，是在捶拓过程中，拓工用打刷过于用力捶打，造成石头表面震荡脱落，残缺的石头遭到毁灭性的摧残。此外，个别地区用吹风机进行烘干，使石头反复经受冷热干湿的刺激，也是造成对文物损伤的重要因素。

3、拓片的艺术层次不高。如果从服务于研究和发表资料的角度看，拓片的艺术层次仍然没有达到一定高度，甚至对某些不同雕刻技法的画面理解不够，有的进行了错误处理，例如阴线刻的画面只拓印带有线条的部分，而不是全部将画面打黑，以至于造成视觉上的错误，从而完全改变了画面的表现力及艺术效果。有些发表的图集中，应该表现的重要边框纹没有表现出来，更不要说讲究整个画面内容的虚实层次了。有的拓片破损、画面粗糙。有的过于重浓黑而细微处表现不出来，有其形而乏其神韵，审美效果差。

4、滥拓现象严重，拓片疏于管理。虽然不少地区都制定了法规条例明令禁止，但滥拓私拓现象仍屡禁不止，个别单位以增加收入为名不间断地对汉画像石进行捶拓，或者有的作为礼品出售及馈赠，再加之所用拓工方法简单，不懂如何保护文物，造成了珍贵的汉画像石受损。

如何提高拓印水平

1、选用合适的拓包。“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在选用拓包时，一定要实用、科学。拓包应因人而异，内装何物，以个人感觉易于发挥为好。如用沙子，须将粗沙和细沙同时筛出，经过冲洗后挑选大小均 匀、颗粒圆滑的沙子，这种拓包用起来手感好，对拓印铭文及细微处的纹饰比较合适。选用橡皮泥做拓包，须将橡皮泥用棉布扎紧，以防橡皮泥水分散失，这种拓包适合做浮雕类的画面，但着墨时切忌过于用力回带，以免将宣纸带起。用秕谷或海绵作拓包，建议外裹一层薄的塑料纸，再用白棉布包裹，这种拓包可以作大一些，在做比较大的画面或阴线刻的画面时，要求在纸未完全变干之前着墨，因此必须要着墨多而且快。不论哪种拓包，都应及时清洗或更换，一旦有墨汁板结或棉布破损，必须重新制作，因此，在进行大量拓印时，应多做几个拓包以便备用。如清洗，须将拓包晒干，以免影响着墨后的干湿度。

2、根据不同的画面选用不同的宣纸。浮雕类特别是高浮雕的画面必须选用纤维多、拉力大的皮宣，上纸时应以光滑面朝里。浅浮雕或阴线刻的画面以及榜题铭文可以选用着墨好、拉力及纤维要求不高的宣纸，以增加拓印效果。当然，不同宣纸有不同的特点，应在实践中摸索，因石而异。

3、重视过程，强调细节。一张拓片的完成，除了选用合适的宣纸，合适的工具外，还要求拓工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例如应熟知春夏秋冬、阴雨天和晴干天、室内和室外等不同情况下对拓印的不同要求。再者，从准备工作到清洗石头、上纸、捶打再到上墨、揭纸一系列的过程中，都要求拓工全神贯注，不可浮躁，不可懈怠；要求拓工应具有良好的审美意识，以创作的灵感去创作一张拓片。

再者，就是要把握好每个环节，例如上纸时宜以干上为好，并且尽量不要用胶，只要先用清水将石头喷湿，将平整的宣纸敷上，再用清水喷洒（可用喷水壶），然后用毛巾轻轻垂直按压，由上至下或由内向外，一方面使宣纸贴合在石头上，另一方面使里面的空气挤出，直到画面的轮廓显露出来，宣纸和石头基本吻合，没有虚起的气泡为止。然后，再用打刷轻轻捶打，捶打时须用细布包裹上棕毛，以免棕毛刺破宣 纸，使墨汁污染到石面上，并且使做成的拓片粗糙、不光洁。另外，棕毛刺破宣纸后，墨汁中的胶附着在石头上，将宣纸和石头粘合在一起，造成最后难揭，拓片破损。因此，用打刷捶打是整个过程中比较重要的一环，捶打不可用力但要全面，以将画面细微处显露出来为宜。在上墨时，不可等宣纸全干，因为这种上纸方法不用胶，必须赶在宣纸未脱离石头之前着墨，再者纸全干后，墨汁就不会走动，画面就没有一定的浸润感和灵气，要求以宣纸七八成干为好，上墨时应先轻上、少上，以试探纸张上墨后的效果，宣纸一般由上到下逐渐变干，应按照这一顺序上墨，使上墨时始终在同一干湿度中操作，从而使墨汁均匀，画面浓淡一致。在用墨时，尽量不要用调墨板，应以小瓶墨汁随用随倒为好，拓工须用两个拓包，一大一小，墨汁倒在大拓包上，然后用小拓包进行研磨后使用。这样可避免墨汁板结，从而使墨汁始终保持一定比例的黏稠和干湿度，不会出现调墨板上时浓时淡、时湿时干的状况。在对一幅拓片进行创作之前，还应熟悉画面内容，研究其雕刻风格，观察其细微处的特征，从而在拓印时做到一气呵成，讲究整体的虚实、浓淡搭配，突出层次感。这样，做到心中有数后，上墨时就可以区别用力和着墨的多少，使整个画面达到理想的效果。最后整个拓片完成后，应立即揭下，如果确实按照上述要求去做，不难发现，拓片很容易揭下，而且毫不破损，宣纸向里的一面还保持着微湿的状态，而且，石头表面无任何墨汁残留或宣纸粘连。

分类

根据出土情况大体可分为五种内容：

一、反映汉代农业、副业、手工业和商业的，如播种、收割、舂米、酿酒、盐井、桑园、采莲、市井等为主题的画像石。这类画像石，内容最为丰富，颇具研究价值。如成都羊子山一号墓出土的“盐井”画像砖，细致地刻画了[汉代]井盐生产的情况。画面上盐井，装置着提取盐卤的滑车；盐卤正通过架设着的竹枧，缓缓地流向烧着火的铁锅中。是研究古代盐业史最难得的实物资料。

二、表现墓主身份和经历的画像石，如车骑出巡图、丸剑起舞图等。画像石的墓主多为当地的豪强显贵，如桓宽在《盐铁论·刺权》中所说：“贵人之家，云行于涂，毂击于道……中山素女，抚流征于堂上，鸣鼓巴俞，作于堂下。妇女披罗纨，婢妾口希宁。子孙连车列骑，田猎出入，毕弋捷健”。这类画像石所表现的内容，与文献记载相符合。

三、表现当时社会生活和政治制度的，诸如以市集、杂技、讲学授经、尊贤养老等为主题的画像石。张衡在《西京赋》中描写当时的杂技表演场面：“临迥望之广场，陈角觚之妙戏。鸟获扛鼎，都卢缘穜，衔狭燕濯，胸突钴锋，跳丸剑之挥霍，走绳上而相逢”。这些，在画像砖上都可以找到印证。又如“讲学授经图”，生动地塑造了博士、都讲和学生上课时的情景，[汉代]的教育，于此可得其梗概。

四、表现墓主享乐生活的，诸如宴饮、庭院、庖厨、乐舞、百戏等画像石。这也从一定的角度反映了[汉代]建筑、民俗风情等的实际情况。

五、表现当时神话传说和迷信思想的画像石，诸如伏羲、女娲、日月、仙人六搏等。

萧县画像石

萧县出土160余块汉墓石版浮雕，内容涉及诸多上古神话传说和史迹。萧县汉画像石不仅是绘画和雕刻两门艺术完美结合的产物，还是汉代民间艺术的综合体现。

萧县汉石刻壁画的大量出土,丰富和充实了我国古代石雕艺术和壁画艺术的宝库。它虽经两千年左右的风化侵蚀，却使我们看到了已消失的汉代生活场景和文化艺术陈迹，再现了汉代的历史画卷。

为我们了解研究汉代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民间习俗提供了有力的佐证，是十分难得的历史资料。其艺术成就堪与世界艺术名作媲美，在我国和世界艺术领域中占居重要的地位。

南阳画像石

主要是用减地浅浮雕加阴线刻的表现方法、形象外的底子铲成素面、或剔成直线或斜纹。在留有敲凿痕迹的形象上，再用苍劲有力的阴线刻出细部，是一种浮雕与阴线结合的雕刻技法。形象的造型，不以精雕细琢见长，而以泼辣洗练取胜，具有粗狂浑朴、奔放豪迈的艺术风格，体现出汉代艺术深沉雄大的时代风貌。

在楚文化的强劲影响下，主要描绘的是神话人物、祥瑞禽兽及星宿图像等，如伏羲、女娲、东王公、西王母、仙人，以及金乌负日、白虎星座等。画面在表现一个故事时，以横向分布为主，造型的运动感极强，具有蓬勃的野性和生机，风格豪放古拙，奔放有力，构图疏朗，体现出恢宏而博大的艺术风格。

河南是汉代古代文化发达的地区，居于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与老庄阴阳五行、历史神话等交织在一起，成为画像石表现的主要内容。画像石题材多样，内容丰富，有反映庄园、车行、聚会、宴饮、战争、乐舞、杂戏、作坊、狩猎、手工劳作等现实生活场面，还有描绘禽、兽、鱼、虫、日、月、星、辰、山川、草木等自然景物以及各种建筑的图形与装饰图案。风格质朴厚重，劲健秀美。画像石尤以表达儒家道德理想的历史人物故事题材居多，形成敦厚浑朴、布局密集的艺术风格。

徐州画像石

题材内容非常丰富，以现实主义的手法真实、形象地多角度地再现了汉代生活的各个方面，富有浓厚的人 情味、世俗味。同时以浪漫主义的手法表现汉代人心目中的神仙世界。徐州是东汉佛、道思想的传播中心之一，还有的题材来自宗教轮回转世长生不死羽化登仙的幻想。在构图上一般把“写真”、“虚拟”两种不同性质的图像以分格的形式将其分开。如有的将画面分为上、中、下三格：上格刻仙鸟神兽，描绘的是虚幻的仙境；中格刻狩猎的情景，下格刻车马出行，展示了活生生的人间世界。在艺术表现手法上，作者往往以形写神，着力刻画物象的神情或神意。如著名的“力士图”，画面上五个力士均双目圆睁，动作各异，形象极其生动传神。为了表现力士用力过大，作者别出心裁，故意将几位力士的脚刻到画框的下界外。

陕北画像石

以现实生活为主题，有较多的农耕、狩猎等题材，形成质朴简洁、装饰性强的艺术风格，后世的剪纸和它一脉相传，因为地处边塞，可以看出秦文化和胡文化的明显影响。

画像石对于研究汉代的建筑、雕刻、绘画具有很大价值，作为雕刻艺术形式，在中国美术史上起着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作用。所谓“禀三代钟鼎玉器雕刻之工，开两晋唐宋绘画之先河”，留给后人的是古拙素朴、活泼热情的艺术风采。 由于汉画像石在雕凿前是先在石块平面上绘出画面，而后雕刻出物像，是绘画和雕刻两种艺术的结合，因此，中国的绘画艺术的诸多早期因素都可以从这里窥见端倪。汉画石拓片－－这些拓自画像石的古趣横生的宣纸，不知滋润了当今多少中外艺术家枯竭的灵感，有相当高的收藏价值。

嘉祥武氏祠画像石

武氏墓群石刻俗称武氏祠或武梁祠，位于山东嘉祥县城南的15公里的武翟山村，是东汉末年（147－－189年之间）武氏家族墓地上的石构装饰建筑，现存石狮一对，汉碑两方，汉画像石46块。汉画像石内容之广泛、思想内容之深邃、雕刻技术之精湛，居全国汉代画像石之前列。1961年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第一批重点保护文物单位。

武氏墓群石刻画像石的题材内容分为神话传说、经史故事、现实生活三大类。这些画面的内容包含了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和社会伦理、道德等诸多方面，既是汉代社会的一个缩影，又透视了历史文化的积淀和社会发展轨迹，是中国历史上的一部“百科全书”。尤其是其中的历史人物故事最为丰富，有中国汉画像石人物看山东，山东看武氏祠之说，有着极高的收藏价值。

离石画像石

离石是中国汉画像石的主要分布区域之一，离石汉画像石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天上的神仙世界，描写的是墓主人死后祈求步入的仙境；一类是人间的现实图景，描写的是墓主人生前的享乐生活。

在神话传说的题材里，常见的有口衔圭的赤鸟、三足鸟、双头鸟，有鸡首人身、牛首人身、独角神马，有虎车、雁车、狐车、豹车、鱼车、狗车、龙车、车马出行图，有东王公、西王母、羽人乘龙、羽人双龙等。为求得墓主人在阴间平安无事，画像石墓中常刻有铺首衔环、朱雀、青龙、玄武、白虎等吉祥动物。铺首衔环多刻在墓门上，是门户的标志，铺首应为饕餮的演变，刻在墓门上是为了驱邪避鬼。青龙、白虎、朱雀、玄武是方位神，其职责是御四方，避不祥。除反映神话传说、神话故事的内容外，还有部分反映贵族生活的题材，在这类题材中刻有重楼高阁，楼内主人宴饮闲谈，下棋听乐，有的奴仆捧食进撰，有的拱手作迎送宾客状。

离石汉画像石为砂质页岩，质较软，呈灰绿色，红褐色。系削凿磨制成石材后，由画工用墨线勾勒出物像，再由石匠阴刻其轮廓并剔地平铲，成为浅浮雕作品。画像中细部不作阴线镌刻，留有隐约可辨的原有墨迹。其画像构图疏朗，刻画凝重醒目，形象洗练质朴。且剔地平铲极浅，故拓片效果宛如剪影，又衬凿地，得成古拙深沉的艺术风格。离石汉画像石可与洛阳汉墓中砖上的彩色人物，大连劳城子汉墓中人物壁画，以及朝鲜平壤附近一些汉墓中各种漆器上的人物画有同样的艺术、历史价值。它比山东武梁祠的图案疏朗，而画刻亦比武梁石室的人物现实生动。离石汉画像石在加拿大、北京故宫、山西省博物馆、山西省考古研究所都有展出，在群众中有极大的影响。

现今，离石市文管所珍藏着各种类型的汉画像石百余块，拟开辟“汉画像石陈列馆”，以一种特有的文物形态，一种特异的风貌展示中华民族古老文化的光辉。

工艺技法

制作工艺

根据画像石上的铭文题刻，可以知道，汉代墓室、祠堂和墓阙的画像石制作，大体是按以下七个工序进行的。

第一，首先由丧主或死者亲友雇请“名工”或“良匠”即雕造画像石技术最好的工匠，让他们承担画像石建筑如墓室、祠堂的设计和建造任务。这些“名工”或“良匠”，往往同属于由同乡或亲友组成的工匠集团。这种同乡或亲缘关系，既有利于画像石制作技术的传承和提高，也有利于集中力量承担较大的工程，在流动性很强的施工作业中保持工匠队伍的团结和稳定，容易形成地域范围较大的施工覆盖面。

第二，由雇请的画像石制作工匠，到附近的山上挑选、开采石料。所选采的石料，必须是适于雕造、石质细腻的优等石材。

第三，由石匠根据建筑的设计图对选取的石料进行加工，使石料变为符合设计要求的建筑构件。

第四，由被称为“画师”的画工在磨制平滑的石面上，用磨和毛笔以准确有力的线条绘出画像的底稿。对 画像石的制作来说，这是一道关系作品成败优劣的关键性工序。画师们不仅要有高超的绘画技巧，还必须对施工建造的建筑本身的结构了如指掌，对每块石材究竟是建筑上哪个部位的构件，应画什么题材内容的图像，做到心中有数，一清二楚。因此，在工作中，画师需要与石匠密切配合。

第五，由石匠严格按照画师在石面绘制的墨线画稿，用凿、錾等工具刻出图像，使其具有凹凸的立体效果。

第六，将雕刻好图像的石材按照设计图拼装成墓室、祠堂等石结构建筑。

第七，由画师对石结构建筑上刻好的图像施彩着色，使之具有与帛画和墓室壁画同样的视觉色彩效果。

上面分析的画像石的制作工序，是针对一般汉画像石而言的，四川和重庆地区摩崖汉墓中画像制作略有不同。这种崖墓，肯定是先由雇请的石匠在山崖上穿凿出隧道式的墓室和其前部的宽大享堂，然后再由画工直接在墓室和享堂的壁面上雕刻画像，最后对画像进行施彩着色的。

线刻类技法刻成的画像石，物象的轮廓和细部全部用线条来加以表现。这种画像石作品，与其叫做石刻，倒不如叫做以刀代笔的线描绘画更为贴切。从拓片看，这类作品就是一种白描画。线刻类技法，又可细分为三种。

一、阴线刻。即在石面上直接用阴线条勾勒出图像。这种技法作品的最大特点，是画像表面没有凹凸，物像与余白在一个构图面上。因石匠对石面的处理方法不同，这种技法又可分为平面阴线刻和凿纹地阴线刻两种。这是汉画像石最基础的雕刻方法，与汉画像石的发展相终始。早期即西汉晚期到东汉初的阴线刻画像石，线条粗深，图像稚拙。

二、凹面线刻。所谓凹面线刻，就是在石面上沿物像的轮廓线将物像面削低，使物像面呈略低于余白面的 凹面，物像细部用阴线来表现的雕刻技法。这种技法也因石面的处理方法不同，而分为平地凹面线刻和凿纹地凹面线刻两种。凿纹凹面刻主要流行于西汉晚期到东汉早中期，西汉晚期作品，线条呆板，图像简单。

三、凸面线刻。这是一种与凹面线刻截然相反的雕刻技法，即在磨平的石面上，将物像轮廓线以外的余白面削低，使物像面呈平面凸起。物像细部再用阴线或墨线加以表现。由于余白面的处理方法和物像细部的表现方法不同，这种技法有凿纹减地凸面线刻、铲地凸面线刻和铲地凸面刻三种表现形式。凿纹减地凸面线刻技法主要流行于东汉晚期的山东嘉祥一带，图像细部用细腻准确的线条来表现，余白面为减地时留下的细密平行凿纹。由于这类作品雕刻精美，图像华丽，而且有铭刻题记的较多，因而历来为金石学家所重视。著名的武氏祠画像石刻群就是用这种技法刻成的作品，因其精美细腻而被日本的美术史家长广敏雄誉为“汉画像石之王”。

浮雕类雕刻技法，为了表现物像的质感，不仅要将物像面以外的余白面削低，使物像明显浮起，而且要将物像面削刻成弧面。这类技法，可细分为三种。

浅浮雕。这是一种物像浮起较低，物像细部用阴线刻来表现的浮雕技法。这种技法，从西汉晚期到东汉晚期的200余年间，广泛流行于第一、二、四汉画像石分布区，是汉画像石最重要、最基本的雕刻技法。

高浮雕。这是一种铲地较深、物像浮起很高、物像细部也根据立体表现的原则用不同的凹凸来刻画的浮雕方法。这类作品，因具有较强烈的立体感，一般多配置在门扉或门楣等比较醒目的位置。

透雕。这是一种在高浮雕的基础上，进一步将物像的某些部位镂空，使作品接近于圆雕的浮雕技法。

对于汉画像石的构图来说，影响最大的无疑是它的空间透视法。在汉画像石中，使用了散点透视构图法和焦点透视构图法两种空间透视构图方法。所谓散点透视构图法，就是从同一方向、用等距离的视点去捕捉 所要表现的事物，并将其描绘在画面上的空间透视构图方法。在汉画像石中，散点透视构图法有四种表现形式。最早出现并且应用最广泛的散点透视法是底线横列法，即将所要描绘的事物，用侧面的等距离散点透视法而不问其纵深位置，将捕捉到的物像轮廓横向排列在画面同一底线上的透视构图方法。在用这种构图的画像中，现实的三维空间变为艺术的二维空间，所描绘事物的纵深关系完全看不到，只能看到其左右关系。为了表现事物的纵深关系，从底线横列法发展出了底线斜透视法、鸟瞰斜透视法和上远下近鸟瞰透视法。

底线斜透视法就是将视点从正侧面移到斜侧面，将捕捉到的物像横向排列在画面的同一底线上，这样，沿纵深空间整齐排列的同类事物在画面上便出现了侧面轮廓线互相重叠的现象。这时，在视觉上画面上的空间已经不是二维空间，而是三维空间了。鸟瞰斜透视法是在底线斜透视法的基础上，进一步将视点提高，使沿纵深空间整齐排列的同类事物在画面上不仅侧面、而且上部的轮廓线也互相整齐重叠，事物的三维空间得到更明确体现的透视构图法。

上远下近鸟瞰透视法，是将视点提的较高，对沿纵深空间多层次排列的复杂事物群进行鸟瞰透视，并将捕捉到的影象按照上远下近的原则从画面底线向上展现在全画面上。在汉画像石中，这几种散点透视构图法往往两种甚至三种并用在同一个画面上，造成不可避免的视觉矛盾。大概正是为了克服这一缺陷，东汉晚期，一种前所未有的透视构图方法——焦点透视构图法首先在汉画像石中开始使用。焦点透视构图法与散点透视构图法最大的不同是，前者只从一个固定的视点去观察和捕捉物像，而后者为了对物像实现等距离透视，必须不断移动和变换视点。从物理学的观点看，散点透视是违反科学规律的、不合理的，而焦点透视是合理的；但从美术艺术的观点看，两者都是合理的，而且前者比后者更适于表现波澜壮阔的宏大场面。

作为汉画像石边饰的装饰花纹带，无论在图像配置上还是在画面装饰上，都有重要作用，是画像石艺术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这种花纹带的装饰图案，一般都以二方连续的形式刻在主体图像的四周。西汉晚期到东汉早期画像石花纹带的图案，以简单的几何形图案为主；东汉中晚期，不仅出现了极富变化的卷云纹和卷草纹，而且出现了由几种图案带互相重叠而组成的复合装饰花纹带。在第一、第三分布区，由于大量使用了这种复合装饰花纹带，使主体图像极为华丽典雅，大大提高了画像石的艺术观赏性。从东汉中期开始，画像石的主体图像开始广泛使用了填白技法，使画像的结构布局舒朗有度，更富观赏性。

由于各个分布区的汉画像石的制作工艺不同，使画像石在东汉时期呈现出千姿百态的不同风貌，山东、苏北画像石的细腻精美，南阳画像石的壮阔雄大，陕北画像石的简洁凝重，四川画像石的飘逸潇洒，都是汉画像石园艺中奇葩。而第五分布区画像石艺术风格的前后变化，证明了东汉中期以前南阳地区的画像石艺术发展水平最高，其后，山东、苏北成为画像石艺术水平最高、对其他地区影响最大的区域。

雕刻技法

画像石的雕刻技法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类：①单线阴刻。图象和石面在同一平面，接近于白描绘画效果。②减地平雕。图象轮廓线外的空间减去一层，图象突起拓出，近于剪纸效果。③减地平雕兼阴线。平面突起的形象以阴刻线条来表现细部。④减地浮雕。形象细部虽然不作具体刻划，但形呈弧面突起，属于弧面线浮雕性质。⑤沉雕。刻法和上述减地法相反，形象凹入平面以下，略现起伏，呈低于石面的薄肉雕，这种形式后世木雕艺人名之为沉雕。

三神图

东汉末年太平道布教于八州，所属的徐州及鲁南一带当时道教及神仙思想风靡社会，这个地区所产的汉画像石也必然记录和反映这个史实，该石就是其重要作品之一。作品不仅时代特征鲜明，而且构思新颖.风格独特.技艺高超，是一件极具个性的珍贵的汉代艺术品，创作于东汉末年出自鲁南地区，高1.08米。其主要特点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具有特殊的结构。2.采用多种雕刻方法。3.独创的艺术风格。

具有特殊的结构

该画像石由两部分构成，即画像主图和立柱。立柱在主图的右侧面，柱体由栌斗.柱身.柱础组成，柱身为三 面方柱体，每个面都有阴线刻图案，柱础为一尊圆雕辟邪。汉画像石的主要功能首先是建筑构件，其次是装饰，这种部分（该石的左边部分）嵌在墙里的柱子在建筑学上称为倚柱，也叫半柱。因此把该石称为倚柱式汉画像石。倚柱式汉画像石主要用于墓室内的门两旁的支撑和装饰，仅见于山东和徐州为数极少的东汉墓葬，是汉代建筑的一个缩影。

采用多种雕刻方法

一般来说，一件汉画像石作品只采用一种雕刻方法，而该石却采用了四种雕刻方法，即平面剔地阴线雕刻.阴线刻.圆雕.镂空雕。不仅雕刻方法多样， 而且雕刻技艺高超。画像采用了大量的阴线雕刻，在主图.立柱及边框的各个面都有阴线刻图案，文饰刻画精美，刀法纯熟流畅，虽为辅助装饰，却十分到位地衬托了主题画像。圆雕辟邪雕刻手法简练，古拙中透出威猛雄健，口腔部采用镂空雕更增加了神兽仰天怒吼的威慑力，具有东汉圆雕的典型特征。如此多种技法的石雕工艺，突破了汉画像石只采用平面刻画的艺术表现形式，是汉代石雕艺术向魏晋南北朝石雕艺术高峰过渡的标志。汉代石刻圆雕作品所见甚少，这件倚柱式圆雕辟邪汉画像石，则更显得珍贵。

独创的艺术风格

1.独特的表现手法。主图《三神图》所表现是应龙、辟邪和飞廉三神，在汉代神话传说中，应龙是有翅膀的龙能呼风唤雨，辟邪为梵文的译音意为大狮子可镇妖，飞廉是龙的异种为风神。

作者以肖像画的艺术创作手法，采用了类似连环画的表现形式，精心刻画了一组即突出个性又有内在联系的神的画像。在这里，即没有神为人的飞升灵动，也没有人对神的祈祷礼拜，而只有三个神的肖像。为何 取三这个数呢？因为“三”这个数再早期道教中极为重要，道教有所谓“万物三合”理论，如元气由阴.阳.中和三气组成，天上有日.月.星，社会上有君.臣.民，家中有父.母.子，身体中有精.气.神，等等。简洁明了的构图烘托出关于神和人的主题：应龙雄壮的头和张扬的尾呼应出一股霸气---有父的至尊威严；辟邪威武雄健神气十足---有子的青春活力；飞廉屈伸自如刚柔相济---有母的品格情操，为何三神皆作回首状？或许是寓意人在走向天堂时对人世间的思念和依恋。早期道教认为，神与人是相通的，神是人的化身，作者通过对神的刻画表现出人性的亲和力和人格的魅力，从而使神与人达到了和谐统一，以迎合活人慰藉死人（墓主）而墓主希望升仙的愿望，画像的主题思想即在于此。作品运用以形传神.以神传情的创作手法，取得了非常好的的艺术效果，实属难能可贵。

2.精美的刻画。该石画面经过打磨表面平滑，画像采用的是平面剔地阴线雕刻法。采用这种雕刻法一般来说，物象是由剔地轮廓线所构成，如武氏祠汉画像石，而该物象根据动态画意的需要，作者将局部剔地轮廓线雕刻得参差不齐，像是被撕破的纸边状，亦有笔墨晕染的效果，从拓片上看很象是水墨画，如应龙的双耳，辟邪的四肢，飞廉的身躯。加上精美的阴线刻纹饰的衬托，表现出石刻作品难以表现的动感，体现了作者高超的绘画和雕刻技艺，这在汉画像石中也是鲜见的。

3.奇特的构图。《三神图》的画面本应为横幅作品，却被竖式设置，这样的构图不仅鲜见也颇令人费解，是否有导引升仙的寓意？另外，立柱上有阴线刻龙纹，而龙头（为正面画像）却刻在栌斗上，龙头与龙身分而不离，这种构图也极为罕见。

总之，独特、新颖、个性化的特点是该石艺术魅力之所在，它反映了汉代人天人合一.是死如生的理念，表现了

古代传统文化中的浪漫主义艺术风格，展现出蕴涵汉风汉韵的艺术创作杰作，具有很高的历史.文化和艺术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