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亮夫（1902年5月19日—1995年12月4日），原名寅清，字亮夫，以字行。国学大师、著名的楚辞学、敦煌学、语言音韵学、历史文献学家、教育家。云南昭通人。 姜亮夫历任第一届、第二届、第三届、第四届、第五届浙江省政协委员。姜亮夫的学术视野极为宏远，研究范围极为广阔，李学勤先生就此有“宽无涯涘”的评价。
人物介绍
生平简介
姜亮夫(1902-1995)，国学大师、著名的楚辞学、敦煌学、语言音韵学、历史文献学家、教育家。云南昭通人。原名寅清，字亮夫，以字行。1902年5月19日(农历四月十二日)出生。1921年考入成都高等师范学校国文部。1926年，考入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师从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先生。1928年先执教于南通中学、无锡中学，后任大夏大学、暨南大学、复旦大学教授及北新书局编辑，其间师从章太炎先生。1933年任河南大学教授。1935年赴法国巴黎进修，1937年经莫斯科回国，先后任职东北大学教授、英士大学教授兼文理学院院长，云南大学教授兼文法学院院长，昆明师范学院教授，云南省教育厅厅长，云南省军政委员会文教处处长。1953年任浙江师范学院（现杭州大学前身）、杭州大学(现浙江大学）中文系教授、中文系主任、古籍研究所所长、博士研究生导师。曾获国家教委普通高校首届人文社科研究成果一等奖等多种奖励。
姜亮夫历任第一届、第二届、第三届、第四届、第五届浙江省政协委员。
著有论文集《探戈集》，专著《初高中国文教本》、《中国文学史论》、《文学概论讲述》(4卷)、《屈原赋校注》、《楚辞书目五种》、《陆机年谱》、《张华年谱》、《中国声韵学》、《古文字学》、《敦煌学概论》，编辑《中国历代小说选》、《历代各文体文选若干种》等。
1995年12月4日，中国大陆仅存的几位毕业于清华学校研究院国学门的姜亮夫先生在杭州病逝，享年94岁。这位几乎与整个二十世纪相始终的文化老人，在学术与教学园地里辛勤耕耘了七十多个春秋，为我们留下了三十多部学术论著，数百篇学术论文，涉及到中国文化史上多方面内容。其学术成就历来为学术界所瞩目，被尊为一代学术宗师。上海古籍出版社近年出版的“成均楼论文辑”分为楚辞学、敦煌学、古史学、古汉语等四类，这是姜先生创获最多的学术领域。
人物概况
姜亮夫（1902—1995），云南省昭通市人，一代国学宗师。1902年5月出生在一个以教书为生的知识分子家庭。1921年从省立第二中学毕业后官费进入成都高等师范学校（四川大学前身）。1926年考取北京师大研究班和清华大学研究部。毕业后，1929年到上海，任大厦大学、 暨南大学、复旦大学教授。1933年应聘河南大学教授。
1935年，到法国潜心研究中国流失到法国的珍贵文物，进行拍片、拓摹、抄录共3000多张，1937年带回祖国。回国后先后在东北大学、西北大学任教。1940年任云南大学文学院院长，昆明师院（后西南联大、今云师大）任教，因被特务盯梢，转到杭州任英士大学文理院院长。1949年5月任云南省教育厅厅长。1950～1952年在云南革命大学高级研究班学习，1952年进云南博物馆工作。1953年起在浙江杭州大学，先后任中文系主任、古籍研室所所长，博士研究导师。1955年任浙江省政协委员。先后著有《瀛涯敦煌韵辑 》、《敦煌——伟大的文化宝藏》、《陈本礼楚辞精义留真》、《屈原赋校注》、《陆平原年谱》、《楚辞书目五种》、《楚辞今绎讲录》、《楚辞学论文集》、《楚辞通故》、《莫高窟年表》、《敦煌学概论》、《屈原赋今绎》、《敦煌学论文集》等1000多万字的研究著作。其中《楚辞通故》一书被海内外专家誉为“当今研究楚辞最详尽，最有影响的巨著”。荣获全国高校首期人文社会科学家研究一等奖。
姜亮夫先生是我国卓有成就的教育家，德高望重，八十年代以来曾任屈原学会会长、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语言文学分会会长、中国训诂学会顾问、中国音韵学会顾问、《汉语大词典》顾问、《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先秦文学分支文学主编。他为弘扬祖国优秀文化，保留珍贵的文化遗产奋斗了一生，也为祖国的教育事业奋斗了一生，作出了杰出的贡献。1995年12月4日逝世，享年93岁。
人生片断
寻找文物
童年和幼年所接受的良好教育与熏陶，使姜亮夫有条件较之其他的同时代人在一个较高的基点上起步。1921年考入成都高师。1925年入清华国学研究院，有幸师从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吴宓等一代宗师。
自晚清以后，中国大量珍贵文物流落海外，仅在巴黎，姜亮夫所见的就有数千件。为了挽回散失的文物，姜亮夫毅然放弃其他方面的研究计划，集中精力，把一切可能接触的中国珍贵文物拍照、拓摹、抄录带回祖国。
姜亮夫节衣缩食，住的是最便宜的旅馆，早晚吃的是白菜煮大米稀饭，中午是在图书馆啃干面包、喝白开水。拿破仑宫中收藏的我国圆明园珍宝，根本不让中国人参观。姜亮夫找关系，贿赂有关人员，才得准许抄录拓摹。在巴黎国民图书馆，每拍一张照片要付14法郎，姜亮夫先后拍了3000多张，查找了流散在法、英、意、德的中国文物索引、目录，抄录、拍照、拓摹。
回国
1937年“七·七”事变前7天，姜亮夫归国回到北京。但从他回到北京的那天起，就不得不为保护从欧洲带回来的资料而焦心苦虑，颠沛流离。日军入侵华北，姜亮夫南下上海，“八·一三”事变后，他从欧洲带回的一大箱书籍、图片、抄本除300多张敦煌卷子外，全部在上海被日机炸毁。
对于这些书籍、文稿，姜亮夫爱惜它们更甚于自己的生命。因为世界大战爆发，流散欧洲的祖国文物大有毁于战火之虞，身边的东西就可能成为孤本。于是在流亡逃难、躲避空袭之际，他都把卷子打成背包经常带在身边，一听到空袭，背起就跑，惟恐再毁于轰炸。
建国后，姜亮夫完成专著数十部、论文百余篇，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他在中国古典文献学、楚辞学、敦煌学、语言学、训估学、工具书编纂等诸多方面都有重要建树。75个春秋，他写下了1000万言，成就卓著，被尊为一代宗师。姜亮夫最重大的学术建树是以180万字的巨著《楚辞通故》为代表的一系列楚辞学论著，把楚辞研究从传统的章句之学解放出来，别开生面地引入语言、历史、哲学、地理、考古、民俗、博物诸学科文献，走上综合研究的道路，开一代研究之新风。《楚辞通故》一书被海内外专家誉为“当今研究楚辞最详尽、最有影响的巨著”。
姜亮夫也是卓有成就的教育家。从1928年起，他一直固守在教书育人的岗位上，培养了数以千计的专业人才。1953年后，他为杭州大学的学科建设作出了极其重大的贡献。如今姜门桃李，已遍布天下。
往事略集
成为一代鸿儒
姜亮夫出生于昭通城内一个颇有名的书香世家。家有兄弟二人，先生居长，其弟姜直清，字正夫，是一位退休老教师，昭通市政协常委。他的父亲姜思让，字叔逊，是清末京师大学堂学生，学法律，是维新人物。武昌起义后回到昭通，领导地方“光复”事业。护国运动中，在昭通领导募捐济军反对袁世凯。
12岁以前，姜先生在私塾饱读诗书，16岁以后就到了昆明，在云南第二中学、成都高等师范学院（四川大学的前身）、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班、清华大学研究院学习。清华毕业后，1927年先生到了江苏南通、无锡做中学老师。1929年，到了上海大夏大学任教，之后在暨南大学、复旦大学、东北大学、西北大学、云南大学、昆明师院、浙江师院、杭州大学等校任教授及系主任和学院院长等职。其中，曾两次受聘于云南大学，第一次是1941年-1946年，第二次是1948年-1949年，兼任文法学院院长。
姜先生除在校园内做教育工作外，还曾任北新书局编辑，《青年界》主编，1949年5月担任云南省教育厅厅长。云南和平解放后，任云南军政委员会文教处长，1953年国家教育部把姜先生调到了浙江师院任教务主任，从此定居杭州；因为眼睛的缘故，再没有回过云南。姜先生也曾担任过教育部顾问。在杭州大学，姜老曾担任过中文系主任、古籍所所长、博导。先后任中国屈原学会会长，浙江省语言学会会长，《汉语大辞典》、《汉语大字典》、中国韵文学会、中国训诂学会顾问，中国吐鲁番学会语言分会会长，《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先秦分册主编等。
姜亮夫先生的大伯父思孝，字儒真；四伯父思敏，字勉之，都曾留学日本，他们和先生的二伯父思敬（字辑熙）既是地方上具有先进思想的知识分子，也是昭通地方开办新学的老前辈。后来，姜亮夫先生曾这样回忆他的父亲：“我父亲是云南东部昭通十二州县光复时的领导人之一，年轻时，就接受梁任公、章太炎先生的影响，是非常爱国的人。他平常教我爱国思想，从小就要我读格致教科书等科学知识的书。”他还说：“我父亲有一件事情使我非常感动，他喜欢文天祥的《正气歌》，几乎每年都要写一次，并且都写成大的条幅，可以在墙上挂的。所以，我八岁时就把它背熟，父亲给我讲解。我一生之所以有一些爱国主义思想，恐怕要数父亲的影响来得大。”先生出生于这样一个思想先进的知识分子家庭和新旧交替的时代，使他从小受到良好的民主爱国思想和文化熏陶。
海外研究敦煌 辛苦熬坏双眼
1935年，姜亮夫先生卖了几部书稿，筹款自费去了法国留学。他本来是要到巴黎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但去了以后，在巴黎的博物馆、图书馆里看到了我国早年流散到法国的敦煌文物和经卷，痛心疾首之后，放弃了攻读博士学位的机会。姜亮夫先生曾和殷老师一班学生谈到过自己在巴黎博物馆里抄录、拍摄中国文物的事情。先生本没有多少积蓄，又是自费留学，那段生活过得非常清苦。姜先生早上从租住的屋子出发，带上干面包和白开水，坐车到了博物馆，在那里，他有一个固定的座位。坐下开始一天的抄录工作，中午时分，先生就着白开水吃点干面包充饥。打发了午饭后，接着工作，一直到晚上博物馆关门。回到家的姜先生，自己做晚饭，一般就是用菜叶和米煮点粥。
先生如此亏待自己，却把省吃俭用下来的钱拿去拍照。殷老师说，姜先生一天的生活费是20多法郎，但拍一张照片需要14个法郎，先生拍回了三千多张照片！为了抄录、拍照、描摹大量的青铜器皿、石刻碑传、敦煌经卷等中国文物，姜先生的眼睛受到了严重的损害。深藏在博物馆里的敦煌经卷，因为年代久远，上面落满了灰尘和污垢，有些地方几乎字迹全无。为此先生想了许多法子，他用小刀片轻轻地刮拭卷面，将线装书拆开放一张白纸进去临描。为了准确无误地把经卷上的文字带回祖国，工作进展非常缓慢，姜先生曾跟学生们说，有时候一天只能弄出一两行。而完成一部书稿的抄录，需要四道工序。等做完这项工作的时候，姜先生的视力下降了600度！再加上长年伏案工作，晚年的姜先生几乎失明，他的学生殷光熹告诉记者：“我们每次去看望姜老时，站在他面前，他不知道是谁，一定要先自报姓名。”
师生结合家庭事业得妻帮助
“卢沟桥事变”的前三天，姜亮夫先生从莫斯科经西伯利亚回到了中国。兵荒马乱中，很多行李都被侵华日军抢走，一个同路人还被日寇杀害了。姜先生感慨地说，幸好大量的资料是从邮政上邮寄回来，要不然那些比生命还要重要的书籍手稿也难免不保啊。1938年，姜先生到了上海，与陶秋英女士完婚。关于这段完美的姻缘，两位先生的女儿姜昆武老师在接受记者的电话采访时说，“典型的自由恋爱，而且是师生恋。”原来姜亮夫先生在上海持志大学中文系任教授时，陶秋英是他的学生。陶秋英原籍苏州，长于上海，是一位商人的千金，毕业于燕京大学研究院，攻中国古代文论。姜昆武老师告诉记者，母亲曾在云南大学中文系任过教授，是一位“古代文论专家”，擅长中国古典文学。父亲1953年调到浙江师范学院，也算是跟着母亲去的，因为是母亲先接到的调令。但后来为了照顾好多病的父亲，母亲毅然停职回家做了位全职家庭主妇。陶夫人爱好书法艺术，精于山水画，她的山水画意境高逸，有书卷气，被称为“文人画”，自成一家。
姜老和夫人的恩爱，特别是陶夫人为姜老做出的牺牲、以及事业上的帮助，在后辈晚生的眼中，尤其让人感动。殷老师说，师母对老师非常关心，特别是在事业上给了许多的帮助，很多姜先生的著作都是夫人帮助整理、抄录、校对的，就连他们的女儿和女婿也做了许多工作。殷老师指着姜老的二十四大本全集，感慨地说：“姜老对中国文化的贡献，是他们一家人的功劳。”
殷老师的这一说法，记者在姜昆武（姜亮夫先生的女公子）处得到了更为详细的印证。姜昆武，原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浙江省政协委员。通过电话，她告诉记者说，母亲从云南大学调到浙江师范学院后不久，就放弃了自己的事业，全心全意照顾父亲，并帮助身体越来越弱的父亲整理著作。而自己，也是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了做父亲的“小助手”。“我上小学、中学就开始帮忙了。那时候我母亲周末带着我去上海的一些图书馆，到了后她找做图书馆馆长的朋友找书、借书，找到一本就拿给我，让我在桌子上抄，制作小卡片什么的。别的我干不了，但会写字呀，虽然写得歪歪扭扭，也不管啦！只是到了高中，因为学业的压力，才没怎么为父亲做事情。”
姜昆武老师1966年大学毕业后，分配在中学教书，工作一直在浙江省内调动，直到1975年才回到杭州，陪在父母身边。从此接替母亲，做了父亲的主要助手。因为父亲眼睛不好，那时候的书籍，又全是手工抄写的，错漏不少，核对整理起来工作很艰辛。最为困难的，还是整理父亲解放前写出的书稿。因为几十年前父亲找得到的资料，现在已经没有了，找不到了。有些资料可能是父亲在北大或是清华看的孤本，但经过并校、分校、战乱等等变迁，上哪里找那么一本书呢？有时候上海、浙江一些大的图书馆都找遍了，花了两三个月的时间，才能校出一个字。而姜昆武老师并不是父亲的专职助手，她于1980年调入浙江社科院，除了上班，几乎所有的业余时间都在为父亲整理著作。
不但自己成了业余助手，姜昆武老师的丈夫也加入了这个繁杂的工作当中。姜昆武老师说，爱人也是从事教育工作的，在一所中学里教地理，后来兼任了学校的教务管理工作。结婚后两个人的业余时间都投到了父亲的著作里。因为两人上学时学的都不是父亲研究的那个专业，对于很多参考文献的认知度就不可能和父母亲相比。有一次，已经怀孕五个月的姜昆武老师躺在床上，为了考证一句话的出处，又记不得到底在哪一章哪一节，就和爱人翻了一夜的书！姜昆武老师告诉记者，仅姜老先生的《楚辞通故》就有180万字，自己看一遍需要一年，而校对工作做了四遍，前前后后算起来足足要四年。尽管以这样严谨的治学态度来整理老先生的著作，但有些文字，还是没能考证清楚。在2002年底出版的《姜亮夫全集》，是按照“求全存真”的原则来的。
父亲年纪大了后，写的工作也落在了后辈的身上。有一本作为大学教材的书，就是姜昆武老师根据父亲的论著改写的，写好以后，读给父亲听，老先生听完再改。姜老先生的回忆录，也是丈夫根据父亲的录音原稿写成的。姜昆武老师说，在给父亲当助手的几十年中，自己因为接触得早，主要就是整理文字，查找资料。而丈夫主要是干“重体力活”，做一些比较具体的事情。“比如我会告诉他需要哪方面的资料，要找哪一本书来，他就去找了。”姜昆武老师笑称爱人在《楚辞》里泡了三十年，退休后为《姜亮夫全集》的出版做了许多工作。
数载难归故乡 遗憾抱病江南
姜昆武老师是1944年出生在昆明的，2岁的时候，住到了上海外婆家。5岁时又回到昆明，9岁再次到了上海、金华等地，而更多的时候住在外婆家。姜老先生1953年到了杭州后，健康状况已经相当不好了。记者问姜老先生后来为什么再也没有回过云南，是否是眼睛的缘故？姜昆武老师说：“那只是一个原因罢了，他那时候已经一身的病了。因为早年做学问太辛苦，什么胆囊炎、心脏病都有了，到杭州后养病就养了十多年。每顿饭就只能喝碗粥。特别是后来，一年倒有半年时间住在疗养院。”姜昆武老师记得小时候随母亲回上海，先从昆明坐飞机到南宁，再从南宁坐火车到株洲，然后杭州，然后上海，“总共花了多少天我都忘了，只记得一路真是很辛苦，火车上颠来颠去的。这些都不说了，从昆明回昭通，那种路更不是我父亲能承受的。”
但在几十年的异乡生活里，姜老时刻都思念着自己的家乡。20世纪80年代初，云南举办一个全国古代文论讨论会，邀请了陶先生、姜先生和姜昆武老师一家人。讨论会定在下半年，但年初就提前通知了姜先生。“我父亲很开心啊，足足高兴了半年，我们也很想回云南来看看，可以带一个保健医生去的，但医生不同意。”于是姜昆武老师开始了与医生和父亲的两方面谈判。她告诉记者，首先是和医生的谈判，只要有一丝可能，全家都想回云南一趟。医生说，路途的劳累先生还可以承受，但感情上的大悲大喜，他们就不敢保证了。那时候，姜老查出有陈旧性心肌梗塞，是在文革时期就犯下的病了，其中一根心血管已经阻塞了多年。家里人讨论认为，悲，父亲还可以劝慰，女儿女婿孝顺，又有一个可爱的外孙女；但喜呢？三十年远离故土，回去看到自己的亲戚朋友学生，老人家的心脏怎么受得了？思来想去，还是放弃了吧。母亲和女儿一起给姜老做工作，偷闲找空地谈了半年，老先生也想通了，最后理智地接受了现实。
感恩章王授业 古稀遍种桃李
医生和家人的担心不无道理，姜老一直是一位重感情的人，殷光熹老师曾提到恩师多次“言语哽咽”的事情。姜老曾跟学生们提起过自己一生中最伤怀的三件事情。第一件，是姜老多年来写的书稿遗失了一部分。《诗骚连绵自考》的第三册，在文革中遗失了，上面还有王国维先生的批语。最心疼的是一本梁启超、章太炎、王国维和廖秀平的《四先生合传》，在文革期间因怕惹祸事，被自己亲手烧毁了。事后先生非常后悔，提起来就很难过。第二件事情，是老先生在战乱年代遗失的书籍资料，姜老说，最可惜抗战年代放在上海的2000多卷古籍资料，全被日本人的飞机炸毁了。第三件伤怀的事情，姜老每每提起，总叫人感动。老先生是一位非常重感情的人，特别对自己的老师，有着一种难以割舍的情谊。殷老师说，姜老经常在学生面前谈到自己的老师，上课也好，闲聊也好，讲着讲着就会提到自己的恩师。姜老说对他影响较大的老师是：林山腴、龚向农、王国维、梁启超、章太炎、陈寅恪、赵元任几位大师，他们对自己的爱护和栽培，永世不敢忘。特别是王国维和章太炎的教导关爱，每每提起，姜老总是声音哽咽。
1979年，年逾古稀的姜老接到了教育部发给他的一个函，委托老先生办一个“楚辞进修班”。班里的生源来自全国范围内、重点大学里讲师以上的中青年教师骨干。在12个名额的招生过程中，姜老“徇私”招了三个云南学员。他说：“我是云南人，要多为家乡培养人才。”在接到通知后，姜老激动得几天睡不着觉，他说：“教育部给我这么个重托，经过十年动乱，全国有水平的关于楚辞方面的师资力量更少了，楚辞教育水平下降了，为了国家的文化教育，我活着一天就要做一天的贡献。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也许是我最大的一次耕耘。”便打起精神，制定计划，准备参考书，拟定教学大纲，用全力完成这一任务。
1979年9月，12个从全国各地重点大学里抽调的学员来到了杭州大学。
楚辞进修班的课程是这样安排的，每周有一个上午在教室里上课，一个下午，就到老先生家的客厅。老先生讲课，从来不带讲稿，每到上课，学员的录音机就摆满了讲台。姜老讲课还有个习惯，他喜欢闭着眼睛讲，思路异常清晰，头头是道，一副超脱自然的样子。
每讲完一课，老先生会问：“听懂没有啊？”然后开出一串参考书目，要学员下去自学。老先生的参考书目有必读和选读两种，他要求学生在必读书中选择一本精读细读，然后写出论文或者学术报告，给老先生过目，他仔细看过后会给出意见。他说：“搞学问么，人人都可以搞，我建议你们要发挥自己的优势。才气大的人，可以从文学方面发展；才气一般的人，可以从训诂、义理方面发展。取长补短，学有所成。”传为佳话的师生情谊 先生住在校外，到学校上课要经过一段坑坑洼洼的路，很不好走，特别是到了江南梅雨季节，更是泥泞不堪。为了方便姜老到校上课，杭州大学决定每周先生来校上课时，派一辆专车接送，同时进修班的学员也要安排两个到家里搀扶先生。有一天，两个接先生的学员到了，校车却久不见来，眼看上课时间快到了，屋外又下起了倾盆大雨。先生执意要冒雨前去上课，一路上，两个学生撑着伞，搀扶着先生高一脚低一脚往学校赶。当三人冒着风雨来到课堂上时，所有人感动得热泪盈眶。
在进修班12个学员中，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每日晚饭后，会有一个学员陪老师到户外散步。乘散步的机会，姜老会给每一个人开点小灶，指点迷津。一次在散步的时候，姜老就对殷老师说：“你们云大来的两个人，一个能苦干，一个是巧干。当然苦干加上巧干就更好了。”当时殷老师就领悟了，那是在指点自己。因为殷老师正是“苦干”那一个。“我听老师一说，就明白自己整天埋头苦读，在方法上还是不对，之后就很注意调整学习方法，果然进步很快。”
到了1980年7月，进修班圆满完成了学业，结业时间快到了，大家还是没有商量好向姜老表达微薄谢意的方式或者礼物，先生却提前派家人来通知同学们到杭州一个非常有名的酒楼赴宴，“那个酒楼的名字我记不得了，但在当时可是杭州数一数二的地方。先生真是最重师生感情了。”回忆起往事，殷老师无限感慨。哪天吃饭师母并不知道，由女婿陪同，因为按先生的健康状况，她是不准老先生出门参加宴席的。晚宴非常丰盛，大家频频举杯敬酒，先生端坐中间，异常高兴，鼓励同学们回家后要努力工作。姜老曾在课堂上说：“我这一生结了两个大瓜：一个就是《楚辞通故》；一个就是办了你们这个楚辞班。”殷老师给记者看了师母送的一幅山水画，还有恩师裱好后送给自己的一幅书法。这四行诗是摘引楚辞诗句书写的，字里行间流露出殷殷关切和对自己学生的成才厚望。
研究领域
楚辞学和敦煌学
姜亮夫的学术视野极为宏远，研究范围极为广阔，李学勤先生就此有“宽无涯涘”的评价。据《姜亮夫全集》前言所举，有楚辞学、敦煌学、语言学、历史学四大方面，“而在这些方面他都有为学人所必读的重要著作，其贡献之大，乃世人共见”（李学勤：《姜亮夫全集序》）。而据姜亮夫先生自己说，史学是他创立学术功业的长期实践的一个“中心”。在《史学论文集序》中，可以看到他这样的话：“我一生治学至杂，但也有个不太明显的中心——古史，往往被楚辞、汉语、敦煌、文学等冲淡，而史学的问题自‘五四'以后，非常庞杂，学说纷起，新材料也时时发现，我在这潮流中，追逐不已，为许多科学性强的学说所震撼。”于是，“下决心走朴学道路，与史学正式接触。曾发愿注《后汉书》，但王先生昆明湖之痛第一想到屈原，所以廿八岁写成《屈原赋校注》，从此对古史接触多了，于是才扩大为古史学的研究。”他还写道：“总的说来，治史是我的治学目的”，“志趣所在，主于古史与近世史”。姜亮夫先生在《楚辞通故·自叙》中又说道：“要之以语言及历史为中心，此余数十年根株所在”。
对于列于《姜亮夫全集》中第一种专著的《楚辞通故》，姜亮夫先生曾经说：“全书似当以辩证唯物主义为归趣。然予于马列新说不练达，无真知，若徒衣被华采，而运不中程，则对学术为伪妄，为不忠实，以媚世冒不诚之罪辜。余钝根人也，性躁而疏，亦颇知其率直浅露，勿事于侜张，其有未达，愿学焉而已。”“辩证唯物主义非强学不可知。余学之不专，敢以真诚为言，虽愚暗莫能通达，浪费精力时间，乃至纸笔、物质，不能不深自检束者矣！”（1卷第2页，第5页）这是1976年秋天那个特殊的年代里留下的文字，由此可以察见学者深心的“真诚”和“率直”。那么，在这里，姜亮夫先生所谓“运不中程”的“程”，指的是什么呢？
“程”在这里，应当是指学术的法度、程式、规范、原则。
《孟子·离娄上》开篇就写道：“孟子曰：‘离娄之明，公输子之巧，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员。'”按照汉代学者赵岐的解释，“离娄，古之明目者。”“公输子鲁班，鲁之巧人也。”“虽天下至巧，亦犹需规矩也。”孟子接着又说：“圣人既竭目力焉，继之以规矩准绳，以为方员平直，不可胜用也。”“规矩，方员之至也。”以“目力”和“规矩”的结合，则可以不穷其用。孟子以工匠技术为喻言政治文化，《孟子·告子上》又记录了他的名言：“大匠诲人，必以规矩；学者亦必以规矩。”赵岐注：“大匠，攻木之工。规，所以为圆也。矩，所以为方也。诲，教也。教人必以规矩。学者以仁义为法式，亦犹大匠以规矩者也。”孟子在这里所讲述的道理，是直接的政治范畴的王道主义或者道德范畴的“仁义”精神的宣传，然而从学术层面来理解，或许也可以借用以强调学术“法式”或者学术的“程”的作用。顾炎武在《日知录》卷一六《试文格式》中就有这样的论说：“孟子曰：‘大匠诲人，必以规矩。'今之为时文者，岂必裂规偭矩矣乎？”我们面对现在的社会文化形势，其实同样也可以看到“今之为时文者”中颇多“明目者”和“巧人”“裂规偭矩”的行为，即对于学术原则和学术规范的破坏和违背。
久已成为中国学术优良传统的“法式”和“程”或说“规矩”，最主要的是实学的原则。
在关于《楚辞通故》一书总体学术宗旨的陈述中，姜亮夫先生有“以实证定结论，无证不断”的说法。对于这一原则，姜亮夫先生以为“似颇合科学律令，与辩证唯物主义相表里者”。这种科学风格在空疏之风有所上扬，学术泡沫充溢书市，“徒衣被华采，而运不中程”者大有人在的今天，应当有益于指正学术途径，净化学术气氛。姜亮夫先生在《楚辞通故·自叙》中说，他生平治学，在于“以语言、历史相关合，求所以为国宣教，为青年作导游”。如果有一些青年学子能够有心继承这种实学传统，发扬这种实学精神，则可以不愧对老一代学者的苦心。那么，我们也许还可以借用孟子的话来形容这种科学的学术风格的传递：“大匠诲人，必以规矩；学者亦必以规矩。”
我们强调“以实证定结论，无证不断”的实学传统的科学意义，并不是否定博采和创新。就姜亮夫先生的学术实践而言，是始终重视学术视野的扩展和学术方法的更新的。他所谓“五四”以后史学“学说纷起，新材料也时时发现”，自己曾经“在这潮流中，追逐不已，为许多科学性强的学说所震撼”的回忆，就是证明。李学勤先生总结说，“姜亮夫先生于三十年代广读马克思、恩格斯及摩尔根、穆勒利尔、梭罗金、涂尔干等人的著作，并于1935年赴欧洲，于巴黎大学进修考古学。他与马伯乐、伯希和、戴密微、叶慈、翟理斯等英法汉学家结识，且在法京国民图书馆应王重民先生之邀，检阅敦煌卷子，多有收获，足见他的学术，绝非闭门墨守者可比”（《姜亮夫全集序》）。姜亮夫先生自己也曾经说，他的古史研究，注意利用“我们考古工作大发达”的有利条件，成果中也“有些文化人类学的踪影”，他甚至主张“把自然科学许多说素尤其是材料引入人文科学，来对文史作一些具体分析”，这些都是传统史家无可比拟的。姜亮夫先生对考古文物的重视，特别值得史学工作者关注。他曾经说，当年前往欧洲，“本意想学考古学”，“我看了巴黎的四十多个美术博物馆，伦敦的大不列颠博物馆，加深了我如何用科学方法研究古籍的想法”，他甚至曾经准备“跟着到希腊、埃及去考古发掘”。姜亮夫先生在古史研究中，也注目“民俗史的舞台”，重视对“由礼俗转化为民俗”以及相反“借民俗可知礼俗的根源”等社会文化现象的考察。他回顾自己学术生涯时，所谓“余一生无他业，日与故纸堆为侣”，然而“生平治学方法，亦多所变革”的总结，应当说是符合事实的。正如姜亮夫先生自己所说，在追求“铢两悉备，确切深透”的基础上，“为新方法（综合）、新课题而努力，是余之愿也”。一方面求实，一方面求新，正是姜亮夫先生学术工作的原则。
秦汉史研究
姜亮夫先生以治楚辞学和敦煌学知名，然而对于秦汉史研究亦多有令专门治秦汉史者惊异的成就。
姜亮夫先生自己曾经说：“秦代史中，我只写过一小本《石鼓文小考》及一篇《诅楚文考》，《诅楚》已入《楚辞学论文集》一书之中，《石鼓文小考》后来散入《读书朴识》中去了。”这两种成果，严格说来，应当说是“秦史”研究，而非“秦代史”研究的收获。姜亮夫先生这里的“秦代史”一语，体现出将秦史研究前溯到春秋战国时期的秦国史的思路，在他的学术意识中大概早已形成。
有关两汉社会政治学术文化等方面的论著，姜亮夫先生说：“即以‘《史》、《汉》优劣'一个小题而论，我同金鹤望先生有过讨论，因搜集一下过去的讨论，即得文至卅多篇，而一切分别专科，如《地理志》、《河渠书》、《艺文》、《食货》等研究的论文也实在不少。我有过一本《读书朴识》，《史》、《汉》的摘记为多，但都是语言文字考证为主，我已收入《商旧录》中。”《桓谭疑年的讨论》则收入《史学论文集》“还有《国策论》上下两篇，主要是说西汉以‘孝'治国，加深了中国家庭的牢固性，东汉末以义气相尚，一方面成英雄割据，一方面也成为义气相尚的民风，乃至于后世江湖义侠之所由，……”。
对于也可以归入汉史研究成果的一篇早期文稿《曹子建与洛神赋》，姜亮夫先生有语极诚恳的回忆。他写道：“……残存一篇《曹子建与洛神赋》，金先生说‘思路奇古，未必服人之心'，不知何人说与季刚黄先生知道，他见我时说：‘你学胡适格式，他以类书为文，你连类书都未翻过。……'这是我一生受严师最大的一次教诲，从此以后，不依靠类书，也知道了类书对做学问的限度。不知为何，近年来一位河南大学的同学把原稿送还我，我第一次重见此文，近来想想‘严师为难'，决定连这稿也烧掉，以求心之所安。”学术大师面对传统实学“格式”和“严师”“教诲”毅然焚稿以求心安的故事，可以看作学术史的珍闻，作为后生学子，读来不能不深为感动。
《汉书》研究
浏览《姜亮夫全集》，我们得知，《汉书》研究也曾经为姜亮夫先生所关注。《古史论文集》收入《汉书札林》，有关于《汉书》6篇的札记14条。题下有姜亮夫先生说明：“此余《读书札林》中之残留，全书凡4万余条，在抗战中曾应昆明师范主编之《文史周刊》之求，全稿予之。余遂来去苏、沪间一年后乃归，则知为一族间人所据。云南解放后又见毁。此《汉书》笔记数十条，则录在《汉书》之眉者也。遭“文革”之劫，《汉书》失所在，不意女儿昆武为录者尚存，甚是珍惜，其实其不中程者尚居半数，以其灰烬不忍弃，遂全录入云”。作为世纪学者，姜亮夫先生生活和工作的大背景，是“百年间风云变幻，中国的学术进程也是一波三折，路转峰回”（李学勤：《姜亮夫全集序》）。我们不知道已经毁失的姜亮夫《读书札林》“全书凡4万余条”中有多少是“前四史”的笔记，是不是同样“《史》、《汉》的摘记为多”，在感叹世势震荡的同时，自然也深深惋惜其中可能多有秦汉史研究心得的佚亡。而“其实其不中程者尚居半数”的自谦之语，对照姜亮夫先生“我们现在学术上的情形，自吹自打，腼不为怪的情形，如此其多，已大可怪”的批评。也可以引发我们深思。至于所谓“不中程”，是十分谦逊的说法。“程”，在这里，仍然可以理解为实学的法度和规范，即我们在前面说到的学术的“大匠”“规矩”。
著作书目
《中国声韵学》上海 世界书局 民国22 [1933]
《敦煌 伟大的文化宝藏》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 1956
《陆平原年谱》上海 古典文学出版社 1957
《屈原赋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7
《张华年谱》上海 古典文学出版社 1957
《历代人物年里碑传综表》中华书局 1959
《晋陆平原先生机年谱》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 民国67[1978]
《楚辞今绎讲录》北京出版社 1981
《古文字学》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4
《楚辞学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4
《敦煌学概论》中华书局 1985
《莫高窟年表》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5
《楚辞通故》济南 齐鲁书社 1985
《敦煌学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敦煌碎金》，陶秋英纂辑，姜亮夫校读，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社 1992
《楚辞书目五种》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3
《古史学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6
《屈原赋今译》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1999
《文学概论讲述》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0
教育生涯
任教
1940年，姜亮夫应邀到云南大学文法学院和西南联大昆明师范学院任教。在云大任教期间，姜亮夫主要开设《尚书·尧典新证》、《古文字学》和《文学概论》等课程。其中《古文字学》课以甲骨文释词为主，先生积极耐心地指导学生将甲骨文、金文、籀文、小篆分列排列，从字词形体异同，考察研究其源流演变。他以自己丰富的教学科研经验和渊博求实的知识深深地影响着学生，激发了学生学习钻研的兴趣。
1942年3月，熊庆来校长聘姜亮夫为文法学院院长。他积极投入到文法学院行政管理工作中去，并协助熊庆来校长推进云大的教学改革工作。他在文法学院采取了如下措施：(一)规定教师讲课，主讲教师主要是教授、副教授、讲师，助教只是帮助或协助教授批改作业。教授、副教授课堂主要讲授其研究心得和成果；(二)严格学院考试，提高学生素质；（三）开办讲座，培养和活跃学院的研究风气。上述诸措施实施后，取得了明显效果，得到熊庆来校长的赞肯，并在全校范围内推广，大大提高了文法学院乃至云大在国内外的学术知名度。
学术研究
姜亮夫除教学和行政管理工作外，还抽时间进行自己心爱的学术研究。他与文史系主任方国瑜通力合作，组建了云南大学西南文化研究室，并出版了《文字朴识》一书，对西南文化的发掘整理作出了贡献。另一方面，积极参与中国科学社社友会、中国天文学会等当时中国8个科学团体学术联合年会在云大举行的筹备工作，并任筹备委员。1942年7月，当时云南省主席龙云为提倡学术，促进科学教育事业，指令兴文、劝业两银行拨款项20万元补助云南大学，其中以10万元设立龙氏学术讲座。他在致聘开设的《敦煌经籍校录》系列讲座中，把自己在欧洲研究考古的方法和语言音韵学研究方法介绍到云南大学，开阔了云大师生的视野，增强了学术氛围。
民主活动
姜亮夫还积极参加各种民主政治活动：参加云南大学宪政研究会；西南联大与文艺壁报社在至公堂举行纪念鲁迅逝世8周年晚会，姜亮夫即席发表了精彩的学术演讲。1945年1月28日，姜亮夫在《云南日报》发表《“一·二八所得到的》文章，深刻揭露了日本侵略者从光绪五年侵占琉球以来近70年包括鲸吞东三省的种种罪行及其使用的种种卑劣伎俩，要国人时刻警惕日本侵略者使用“以华治华”破坏国人团结以达到其侵略目的的阴谋诡计。在当时起到了鼓舞民众，争取抗战胜利的巨大作用。
抗战胜利后，姜亮夫经顾颉刚介绍到浙江英士大学任文理学院院长。
1948年初，姜亮夫重回昆明师范学院和云南大学任教授，主要著成《屈原赋校注》（7卷）和《屈原赋今译》初稿。这两本巨著后三稿修正，1987年北京出版社再次出版，日本、香港、台湾皆有翻印本，且被多所大学指定为本科生、硕士生必读参考指导教材。1949年4月，姜亮夫被前省主席卢汉任命为云南省教育厅长。9月9日，卢汉发动“九·九整肃”，姜亮夫为“云南大学整理委员会”整肃委员，10月兼任云南大学校长。12月9日云南和平起义，又被推任为云南临时军政委员会文教处处长，主要负责维持云南当时的教育秩序和对旧教育的接管、改造工作。1949年12月25日，云南大学陆续恢复工作，大多数师生员工积极参加了“保卫昆明”的有关活动。姜亮夫到云大接见“五联会”(教授会、讲师助教会、职员联合会、工警联谊会、学生系级代表联合会)代表，授意云南大学在过渡时期由“五联会”负责维护校务工作，并提出具体意见，希望云大能尽早尽快恢复学校秩序和开展正常教学科研工作。不久后在姜亮夫指导下云南大学成立了以秦瓒为主任的临时校务执行委员会，负责过渡期间云南大学的一切事务。
从1950年3月起，云南大学迈入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型大学的崭新时期，这与他在当时所负责的云南省临时军政委员会文教处的工作是密不可分的。同时它自身也得到了改造和锻炼，从此走上了人民学者的光辉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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