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年，城镇化的发展和互联网的普及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现代化和同一化，地方文化在这个过程中不断被边缘化。这种现象和趋势对于树立青少年的文化自信非常不利！
据我观察，县城和乡村孩子现在对新出的电子游戏、时尚的餐饮、流行的网络热词很快就能耳熟能详，而对地方历史文化、传统习俗、自然资源、地理知识却知之甚少，甚至全无了解的兴趣。
我们很难责备这些孩子不爱家乡。很多学校在紧跟教育改革步伐的同时，却对诸多近在身边的宝贵教育资源视而不见。老师们在课堂上讲的永远是通行教材里的内容，各地学校对学生传授的都是“国家的知识”，而乡土、地方成了上不了台面的东西。这就造成了一个悖论：我们期待教育是一个“万能药方”，想通过教育培养全面发展的人，但具体实施的教育却很狭促、很刻板。
我最近和几个高中毕业生聊了这个话题。他们中有人下半年就要到外地读大学，有人正准备走入社会谋事情做。但无一例外，他们对于本地历史上出过哪些名人，发生过哪些重要历史事件、我们霍山县的历史沿革等近乎无知，甚至对矗立在县城边上的文峰古塔是什么年代建造的、谁主持建造的、背后有什么故事也说不出个一二三。想到他们即将为新的人生阶段各奔天涯，我总觉得在他们的精神世界里，少了一些厚重、温情的东西。这是一种今后再也难以弥补的缺憾。
具体一点说，重视乡土文化教育的意义，还不只是建立人与家乡的情感联系，更在于通过增进人对乡土的认识和体验，在其内心培养一种终生受用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不管将来身在何处、处境如何，那种心有所依的感觉，都会很有效地缓解人生的流动感和虚无感。中国人如今越来越强调“文化自信”，我们固然要讲五千年文明史，要让孩子熟知长江长城黄山黄河，要让他们知道国家日新月异的科技成就，但更直接、更真切的文化自信，来自于我们自小就可见可感的事物，比如，我们知道家乡的某些景观和物产是全国唯一或少有的，知道老家历史上出过某个大人物，发现老家的某些企业和产品闻名全国……在适合的社交场合一定会乐于谈论这些，并期待引起他人的重视和赞许。费孝通讲过，中国传统的人际关系格局形如同心的圆波，文化自信的形成其实也有着这样的格局。也就是说，只有基于对社区的、乡土的文化自信，才能更好地建构国家的、民族的文化自信。
在多年的班主任工作中，我发现学校德育的困难不在于这个事情本身有多难，而在于我们没找到更多的有效资源、更贴近学生的教育方式。这种认识更多来自我的教育反思。从孩子踏进校门那天起，我们就对他们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要他们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社会主义。当涉及到为什么要努力学习的时候，就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国家”“为了建设祖国”“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等等。这些话语虽然无比正确，但小孩子们听了总是懵懵懂懂的。随着他们的成长，这种说教式的德育也就变成了人云亦云的空洞口号了。
基于以上反思，我开始进行力所能及的改变。在开展班级德育时，我尝试结合本地资源进行主题设计，引导学生从他们最为熟悉、最为亲切的身边物、身边事、身边人开始，进行内容组织和活动安排。在把德育主题直观化、生动化、生活化的同时，也锻炼了学生搜集、整理信息和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
今年开春，我和学生们一起参观距学校20公里的佛子岭大坝。这是新中国为治理淮河水患而自行设计建造的第一座大型连拱坝水库，1952年1月动工，1954年11月建成，有“新中国第一坝”的美誉。朱德、刘伯承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曾亲临视察过。当年有十几万人参加大坝建设，很多环节是边学边施工，壮观的工地被称为“佛子岭大学”。这样的故事很多，但如今大多数本地人都不知道。
出发前的几天，我就让孩子们查阅资料、收集地方故事，争取做到“心中有数”。一路上，我请每个人都说说自己所知道的大坝，他们争相介绍、补充，俨然成了一个个小导游。参观过程中，这些的知识储备和交流碰撞，发挥了重要的提示和引导作用，使得每个人对大坝的辉煌历史、结构功能、经济效益及其承载的精神等方方面面都有了切身的感受和认识。回校后，每个人根据收集到的实物资料和实地调研情况，撰写研究报告并交流研讨。
通过这种方法，我陆续把县城境内的几处自然和人文景点变为学生探究学习的主题，将诸多教育意图“打包处理”在其中，尤其是实现了多学科知识教学和德育融合的地方性实践和校本化操作。从教育效果看，孩子们不仅学到了多种多样的知识，受到了文化熏陶，还产生了一种对于本乡本土的文化自信——这是成为一个自信的中国人的不可或缺的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