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巩(公元1019年—公元1083年)，字子固，建昌军南丰(今江西省南丰县)人，后居临川，北宋散文家、史学家、政治家。其位列“唐宋八大家”，世称“南丰先生”。
嘉公式二年(公元1057年)，以文章著称的曾巩进士及第，任太平州司法参军，并以明习律令，量刑适当而闻名。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曾巩任《宋英宗实录》检讨，不久被外放越州通判。熙宁五年后，历任齐州、襄州、洪州、福州、明州、亳州、沧州等知州。他为官期间，为政廉洁奉公，勤于政事，关心民生疾苦。在各地期间，他根据王安石的新法宗旨，结合实际情况加以实施。他致力于平反冤狱、维护治安、打击豪强、救灾防疫、疏河架桥、设置驿馆、修缮城池、兴办学校、削减公文、整顿吏治、废除苛捐杂税，深受群众拥戴。元丰六年(公元1083年)四月，曾巩卒于江宁府(今江苏南京)，追谥为“文定”，终年65岁。
曾巩出身儒学世家，祖父曾致尧做过尚书户部郎中，父亲曾易占为太常博士，皆为北宋名臣。曾巩天资聪慧，记忆力超群，幼时读诗书，脱口能吟诵，年十二即能为文，当时曾上书欧阳修并献《时务策》，自此名闻天下，并有《元丰类稿》传世。曾巩的文体风格为“古雅平正”，并擅长引经据典，文章结构则平易理醇，章法开阖、承转、起伏。正因为其文章易于模仿和学习，所以他成了唐宋文派和桐城派学习的首要对象。
然而，如今说起曾巩，可能会给人一种似曾相识又似曾不识的感觉，就连百家讲坛的名嘴、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康震也将这位“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文豪定义为“非常七加一”，认为只是为凑八个而硬添了一个。就连《龙文鞭影》一书也有“张华龙公式，闵贡猪肝。渊材五恨，郭奕三叹”的描述，其中的宋人刘渊材的“五恨”就是：“第一恨鲥鱼多骨，第二恨金橘大酸，第三恨莼菜性冷，第四恨海棠无香，第五恨曾子固(曾巩)不能作诗。”
其实则不然。作为唐宋八大家之一，曾巩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宋代新古文运动的骨干。曾巩流传至今的诗作有400多首，虽然与苏轼、欧阳修的诗词无法相提并论，但是大多写得比较质朴、雄浑超逸、寓意深刻。对曾巩的文学成就应该从另一方面去考量：不同于苏轼的豪迈飘逸，不同于王安石的简洁峻切，也不同于欧阳修的温婉多情，曾巩的散文平正温雅。欧阳修第一次见到曾巩，对他的评价就非常高：“吾奇曾生者，始得之太学。初谓独轩然，百鸟而一鹗。”王安石在《赠曾子固》中这样夸赞曾巩的文采：“曾子文章众无有，水之江汉星之斗……借令不幸贱且死，后日犹为班与扬。”而苏轼在《送曾子固公式越得燕字》中说：“醉翁门下士，杂公式难为贤。曾子独超轶，孤芳陋群妍。”
由此可以看出，曾巩入唐宋八大家，非无能充数之辈，他的散文大都是“明道”之作，文风以“古雅、平正、冲和”著称。《宋史》中说，他“立言于欧阳修、王安石之间，纡徐而不烦，简奥而不晦，卓然自成一家”。他的议论性散文，剖析微言，阐明疑义，卓然自立，分析辨难，不露锋芒。《唐论》就是其中的代表作，援古事以证辩，论得失而重理，语言婉曲流畅，节奏舒缓不迫，可与欧阳修的《朋党论》媲美。他的记叙性散文，记事翔实而有情致，论理切题而又生动。著名的《墨池记》和《越州赵公救灾记》熔记事、议论、抒情于一炉，深刻有力，通情达理。
《墨池记》是曾巩最有名的一篇文章，曾巩开篇直接介绍墨池，然后便开始提出问题，紧接着又进一步提问，最后曾巩由墨池得出感慨，再引申“羲之之书晚乃善，则其所能，盖亦以精力自致者，非天成也。然后世未有能及者，岂其学不如彼邪?则学固岂可以少哉!况欲深造道德者邪?”
本来是写墨池的，由墨池引申到王羲之的书法，说王羲之的书法不是天生的，是苦练的，由苦练又过渡到苦练道德，由苦练道德又过渡到仁人志士的思想也应该像王羲之的书法一样源远流长。这是曾巩文章的特点，周正温和。他层层递进，表达自己的想法不突兀，是温雅的说理。由此可见，其文功底之深，说理之严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