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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崎市定:永乐帝对元朝有哪些继承?

   靖难之役

   永乐帝之所以能战胜建文帝,固然由于建文政府的脆弱,也是因为永乐帝以元大都为根据地,必然将许多蒙古骑兵收入军中,从而在机动性方面占据了优势。元王朝灭亡时,虽然王公大多北逃,但生产力低下的蒙古地域无法养活太多的人口,因此许多下层军人留在大都,投降到明军中。虽然其中也有人被带到南京,但大多数都不愿前往气候不同的南方,情愿成为燕王的部下。

   永乐帝虽是生来英明的天子,但在太祖即位后的第三年被封为燕王时,只是十一岁的少年,算不上曾与其父苦劳与共。即使有时参加与北方民族的战争,也只是老爷上阵,用兵经验绝非丰富。因而对他来说,以“清君侧”为名的“靖难之役”是最初的战争考验。因为不习惯战争,一度陷于死地,而拯救他并最终带来胜利的,便是蒙古骑兵。可能是因为蒙古的风气感染了永乐帝,在成功之后,他对南军的领导者断然实施了不亚其父的大规模杀戮。建文帝的心腹、学者政治家方孝孺与其一门共八九百人被杀,齐泰、黄子澄与武将们都被处以磔刑,亲族也被搜捕诛杀,据说有的地方整个村落的人都杀光了。这完全是继承了游牧民族互相残杀时彻底打击反对势力,使其无法东山再起的习惯。

   元世祖的后继者

   永乐帝虽然将南京作为都城,却不能一直在此安闲度日。暂时逃到蒙古沙漠的元朝残存势力伺机南图,梦想着复兴大元帝国,不断骚扰国境。对此永乐帝超越了其父消极锁国主义的范围,屡次指挥远征军与蒙古军作战。不过,敌人到底是富于机动性的游牧民族,无法像对建文政权那样一举斩草除根。战争拖久了,天子在南京便不能迅速应对,自然离开南京而驻留北平的时候就多了。于是将北平改为北京,最初以其为行在而以南京为首都,后来地位颠倒过来,北京成了首都,南京则作为别都,只保留形式上的政府(1421年)。此后,北京作为中国首都的地位得以确立,经历随后的清代,直到民国初期也没有变化。

   与北方民族的斗争持续了整个明代,这源于太祖定下的国策——锁国主义,也就是朝贡贸易制度,其方针是:想与中国贸易的外国君主,如果成为明的属国并朝贡,则附带允许贸易。面对这项政策,兴安岭以东满洲一带的各个民族向明朝贡,成为明的“卫”并接受明的官爵,获得了贸易权利。然而独立精神旺盛的蒙古民族,却不愿成为明的属国,想以对等的地位进行贸易,当要求不被接受时,便屡屡以武力骚扰国境。

   最初代表蒙古民族的是所谓北元,顺帝之子昭宗和其弟脱古思帖木儿,与明太祖的军队作战,互有胜负。永乐帝即位时,北元的势力已经衰落,主流派的本雅失里由部下的酋长阿鲁台拥立为大汗。

   在明朝,东蒙古的北元余众被称为“鞑靼”,永乐帝派遣军队前去征讨,但到达克鲁伦河后,十万军队全军覆没。第二年,永乐帝率领五十万大军亲征,本雅失里于鄂嫩河战败,逃到了崛起于西蒙古的瓦剌部,在那里被杀。阿鲁台据兴安岭继续抵抗,战败之后向明投降。此后,西蒙古的瓦剌得势并东侵。永乐帝再次亲征,在土拉河畔击破瓦剌部。这是明与瓦剌之间的第一次冲突,也是一次大会战,明军依靠大炮的威力取得了胜利。瓦剌战败后,东蒙古再度强大起来,阿鲁台再起反抗,明军又前往征讨。永乐帝两度率军亲征,但阿鲁台躲藏起来,不见踪迹。在最后一次远征归还的途中,永乐帝得病而死(1424年)。在汉族人的天子中,再三亲自越过蒙古沙漠与北方民族作战的只有永乐帝一人。

   在对外政策上,永乐帝明显与其父矛盾。太祖在最初的远征失利后,固守长城一线,保护汉族人的居住地,满足于民族国家,并在锁国的前提下与外国交往。然而,这项政策却是与时势背道而驰的。在元代时,汉地、蒙古、满洲被打成一片,共同成为大帝国的领土,交通贸易可以在一国之内自由进行。然而明以长城为国境,设置内外差别,并采用朝贡贸易制度,使长城南北的交通贸易受到严格管制。对此特别感到不便的是北方民族,绵延不绝的国境纷争也使汉族人蒙受困扰。为了结束这种状态,有必要再次建立元王朝那样的世界帝国。

   而这次,轮到以汉地为主体,将北方民族容纳到领土之内。永乐帝的北伐,正是基于这样的理想和要求而展开的,只是没能像元王朝那样取得成功。然而,从永乐帝为此目的而奠都元大都一事中,亦可看出他的理想。他并非只想做太祖的忠实后继者,而是想成为元世祖再世,只是其理想没有完全实现。因为太祖的锁国主义是俨然不可更改的祖法,其后的明朝诸帝受其束缚却无法变更,直到灭亡都不得不苦于这一政策带来的恶果。

   威服南海

   永乐帝在南方也采取了与太祖相反的积极政策,第一项是合并越南。当时安南王陈氏衰微,身为外戚和大臣的黎季犛掌握权力后最终废掉陈氏,自立为王,国号大虞。陈氏的余党和邻国占城不服,与大虞国相争,结果永乐帝出兵灭掉大虞国,将其编入明的领土,并设法内地化。这显然是永乐帝扩张主义的体现,无非梦想着重建大帝国。同时这也是锁国主义的结果,因为对外贸易受到严厉限制,若要自由进行国境贸易,就只能将国境无限向前推进,将占领地内地化。这种做法当然会激起强烈的反抗,黎利领导安南人掀起抵抗运动,永乐帝死后,明终于不得不承认安南王黎氏的独立地位。

   永乐帝的第二项南方政策,是命令宦官郑和进行大规模航海,对南海诸国进行招谕。实施锁国政策后,之前一直与中国进行贸易的诸外国观望形势,并没有像明政府预期的那样前来朝贡。这样一来,窘迫的反而是明朝,就算夸口中国地大物博、无所不产,那也有限度,比如给陶器加彩用的钴,据说就全部产自波斯,此外香料、宝石等多是南洋所产。其实即便如此,如果像太祖时那样万事以节俭为原则,没有这些东西也能过得去,但永乐帝喜爱豪奢,举行盛大的朝廷仪式时,装饰品缺一不可。于是,永乐帝任命郑和为指挥官,组织大型贸易舰队,巡回南洋、印度洋沿岸各国,进行示威,逐个贸易,同时劝诱他们前来朝贡,对于不肯顺从者则使用武力。

   最初的远征是在永乐三年(1405年),将士两万七千八百余人分别乘坐六十二艘大船,由南京出发,顺江入海,最终到达印度海岸。归途中,在苏门答腊岛的三佛齐国受到华侨陈祖义的反抗,将其击败并擒获带回。以后的航海也大同小异,第二次时派出别动队,到达了阿拉伯半岛的阿丹(亚丁)、天方(麦加)。第七次是最后一次,于永乐帝之孙宣德帝即位后的第五年出发,航行最远,到达非洲东海岸的木骨都束(摩加迪沙)后返回。

   这一壮举表明,当时明的航海技术有了很大进步,恐怕是受元代世界帝国遗风的影响,并在已知的航路上应用伊斯兰航海术而实现的。这与大约八十年后葡萄牙船队绕过好望角的情况类似,当时葡萄牙沿用侵入伊比利亚半岛的萨拉森人的技术,开始在海上活跃。葡萄牙的瓦斯科•达•伽马于1498年绕行非洲大陆,并在木骨都束停泊,但他无从得知在同世纪之初明朝的郑和已经到达此地了。

   郑和前后七次远航,劝说南海诸国朝贡,宣扬国威,这在今天看来似乎甚难理解。然而就在不远的过去,美国的佩里舰队对日本也做了同样的事,日本又对朝鲜做了同样的事。其实,郑和也曾来到日本,并劝足利义满入贡。幸好当时两方想法一致,义满被永乐帝封为日本国王,同时被授予朝贡义务和贸易权利。这样看来,义满朝贡、明进军安南和郑和远航,都可以理解为明朝对外政策同一实质的不同体现。即便如此,明的政策也实在是肆意到极点。首先奉行锁国主义,拒绝外国自发前来,又严禁本国人民前往外国贸易;然后对没有意愿的外国威逼利诱,使其成为朝贡国。

   而且,并非成了朝贡国就可以自由贸易,除了朝贡次数,贸易船只的数量和人数都有限制,许可范围之外的物品交易要被当作走私予以严惩。这一切都是从自己的立场出发,将意愿强加到他国头上。因为安南曾是中国的属地,便不由分说征服占领。因为日本在太祖的遗言中被列为不征之国,成祖也有所顾虑,所以只是极力劝其朝贡。在永乐帝南方政策的范本中,果然还清晰残留着元代的世界地图。尽管如此,明的国力接近元世祖当年时,还勉强能达到目的,而一旦政治紊乱、国力不振,对外政策中隐含的矛盾便会立刻浮现。所谓的倭寇战争,可以说是注定要发生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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