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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胞为什么不能同情

  

  政治的诡异多变,各国皆然。朝韩如此,东德和西德如此,南越和北越如此,大陆台湾的政治变化,也历来没有脱离这样的变数。在同样诡异多变的政治下,何以朝韩和东德西德不同;南北越和中国台湾不同,我以为这其中,必须辩明更多的因素,否则无从解释何以说了这么多年的“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也未曾降低两岸不信任和仇视,致使诡异多变的政治一再得以利用和操纵民调呢?

  

  一

  超级的现实主义和超级的血亲复仇并重。

  我想很少有人否认中国民族是一个非常理性和实用的民族。历史上,中国被异族统治的时间,如果我们以后来才形成的汉族为主干考察的话,就是说必须把秦朝(所谓非中原种族)和唐朝(来自西域种族)算在内的话,仅只比建立本族政权的时间短一点。中国历史上什么战争都有,绝少有以信仰不同打起来的战争或是十字军东征那样的战争。这些,我们可以视为中国文化在非常重视“道统”的前提下,不那么重视表面的法统,视为某种非意识形态僵化的“实用政治学理念”。

  蒙古族统治还不能算作是被后来的“汉文化”彻底同化了,因为时间太短。但最后一个皇朝的清朝,可以算作是同化得最为厉害的例子了:从乾嘉时代开始,夷夏之防不仅不再出现在清统治者文献中作为保障政权不旁落的口号,而且自从八旗堕落后,甚至皇朝赖以稳定的军队也主要要靠汉人。这样的同化历史经验是否是中国“实用政治理性”之所以令中国人不在乎意识形态的统治,还有待考察。但起码我们可以假定自认自身文化的“天下主义价值”,这是中国人可以非常实用的根本。

  但另一方面,中国政治文化中,又充满了“复仇”与“报应”的概念。人生哲学中的“一饮一琢,莫非前定”反应在政治上,就是“谁知道皇帝轮流做,明年会不会到我家”的“彼可取而代之”的豪气和曹操提倡的为了自己“彼可取而代之”同时为了别人不要对自己“彼可取而代之”的“宁愿我负天下人,不愿天下人复我”的极端心态。

  在这样的心态影响下,中国政治向来不承认什么超验的权威,上帝是向来不存在的。存在个“天”,还要听凭莫测的“天意”。没有绝对超验的敬畏,在获取和保卫“政权”的过程中,自然也不会真正把什么“亲情”实实在在地放在眼里。于是乎,皇朝时代杀得最厉害的是兄弟;共和时代斗得最凶的,是国共这两个同样信仰“列宁主义组织原则”,同样信仰只不过形态或异的集权进步原则的政党。没有什么真正的价值替代:蒋介石可以一面考虑是否实行宪政,一面考虑法西斯主义是否适用于中国;共产党何尝不是一面叫“民主是中国之唯一出路”,一面又早就提出“人民民主专政”的理念呢?既然趋向于绝对的政治价值观不能在超验层面上约束政治和参与政治的人,中国政治文化一旦面临权利抉择的时候,绝对的血腥和绝对的“血亲复仇”的原则,就会发挥到极致-从秦大将章邯坑赵卒开始,到三国“千里无鸡鸣”,到国共“三大战役”,血流成河向来都不是政治势力的耻辱,而是民族心理接受的必然。

  以这样的文化心理为背景,我们不难想象何以中国和台湾之间要动武,就不会有什么“君子恻隐”的提法存在,所谓“一奶同胞”,不要说台湾民进党现在还在试图证明这不过是个“童话”,就算它不这样作,当年提倡“不成功便成仁”的国民党一旦要“光复”大陆,也不会顾及什么“血缘”的。

  

  二

  

  对现代化技术笼罩人命的心仪。

  无论大陆还是台湾,在被现代化的过程中,都被来自美国的现代化崇拜持久深刻地影响着。进入现代化,以血来自被现代化国家打败之辱的基本心态都差不太多。一个自然长入现代化的国家比如英国或者德国,一旦在现代化程度上不同问题上兵戎相见,还会酿成各国大打扩军备战之仗于前,交了手就要把任何一块战场变成“铰肉机”的残酷惨剧,何况一个向来就未曾自己进入现代化,而是因为血的教训,不得已进入现代技术化时代的国家呢?

  前不久,网上还在不断转载一个据称是介绍“杀日本人最多的将领是谁”的帖子。介绍的是新一军的孙立人。其中,帖子的作者特别骄傲地提出:孙立人曾下令将所有参加过对华作战的日本兵一律枪毙。相比较一战时期的英法德意说来,他们还是把战场变成“铰肉机”,我们按照这位作者的说法,是把俘虏营也变成“铰肉机”-何以如此?中国人自“甲午战败”痛彻骨髓的“奇耻大辱”是一方面,对于只要掌握了“现代化神奇武器”,就一定要“彻底翻身”的“现代化崇拜”是另外一方面。

  按照这样的分析,我们不难理解在台海问题上,不出危机则已,一出危机,双方-尤其是自信有着现代化强大威力的一方-一定不会忌惮起码在口头上诅咒对方死于最现代化因而也最残酷的手段之下的。当年的蒋介石动辄就以美国人的原子弹相威胁,后来的大陆国务院新闻办主任赵启正不是也曾以大陆有中子弹来教训对面的“一奶同胞”吗?

  

  三

  

  如果以上的分析或者有一二可资考虑之处的话,那么我以为我们都应该扪心自省,从文化心理山自省,从现代化心理上自省,然后再来考虑政治上操作如何才能“以人为本”。那样是否我们会在“一奶同胞”之外,在“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的口号之外,找到我们为什么不能“同胞不同情”的根本原由,加以克服抑或至少是克制呢?希望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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