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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鸣:倾斜的水杯——在华基督教忧思

  

  当下的中国,处在基督教(包括新教和天主教)大幅度扩张的时代。每次下乡,都能看到有新教堂出现,在一些地方,晚清官员担忧的教堂林立的状况,已经变成了现实。据近来研究基督教的于建嵘先生告诉我,眼下新教家庭教会加上基督教三自成员,已经有1.3亿之众。如果这个数字属实,按照中国人喜欢正统的习惯,那么天主教徒应该不会少于这个规模。也就是说,现在的中国,已经有了两亿多基督徒。应该说,这两亿多教徒,主要是在改革之后,尤其是1990年代之后发展的。

  我们知道,在1949年之前,打1844年中法黄埔条约开了教禁以后,100多年的历史,到1949年,中国的天主教徒才270万,加上几十万的新教徒,也就是300万多一点。要知道,虽然在1900年之前,中国政府对于基督教有暗中的抵制,但义和团事件过后,则走向完全的开放。官方对于基督教在华的传播,没有任何限制,对于外来的人员、资金与教团往来和公益活动,兴办医院和学校,全是绿灯,也就是说,放任他们在中国“收买人心”。在这种情况下,教会的成绩,不过尔尔。对比当时4.5亿左右的人口基数,300万教徒,不过占人口总数的千分之七弱,而现在则要占到大约20%左右。显然,现在的中国官方,对于基督教的传播,明里暗里有着诸多的限制。两相对比,出现了非常吊诡的反差。

  在1949年之前,虽然官方对于基督教全面开放,但民间的传统乡绅势力尚在,中国的农村,基本上还是一个宗族和乡社统治的传统礼俗社会。这个社会跟儒家伦理的血肉联系,不是任何外来宗教或者强力可以轻易切断的。同时,中国的传统宗教佛教和道教,虽然在晚清到民国这个阶段已经式微,但信徒犹众,各种民间教门,在民国时期合法化,也有了一定的势力空间。因此,尽管基督教在华极力扩张,而且兴办了大量救灾赈济、医疗服务,兴办学校甚至农村改造这样的事业,扩张的幅度和速度都相当有限。来自民间社会传统的抵抗,是基督教发展的瓶颈,在中国这个具有悠久传统的国度尤其如此。

  然而,在1949年之后,尽管基督教遭到近乎毁灭性的打击,但中国社会也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民间教门被扫荡干净,传统的佛、道两教奄奄一息。传统的乡村社会,经过土改和合作化等一系列政治运动,传统的精英被打翻在地,彻底退出历史舞台。而以精英作为基本载体的传统文化,自然也随之消亡,残存的农村礼俗,在失去精英的主导之后,只能苟延残喘。只是,在改革之前,由于强势的意识形态主导的新文化的存在,也由于城乡二元结构下,人的生活处于格子化的蜂巢社会里,社会控制力度超强,所以,基督教的传播,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人的宗教需求,已经被政治吞噬。

  改革开放之后,意识形态和政治控制都开始放松,原来的蜂巢社会,随着社会流动而呈现瓦解之状。原来的政治信仰开始崩解,政府的社会控制也越来越力不从心,而传统又被前阶段的全能主义统治扫荡掉了,在客观上为基督教的传播,提供了绝佳的场域(扫清了场地)。加之基督教跟佛教道教比起来,其组织力和传播的效能,都要大到不可以道里计,因此,它目前的大发展是自然的。仅仅有来自政府方面的阻碍,根本不足以阻挡基督教发展的步伐,有时,这种阻碍反而成为促进力。目前,政府还在竭力阻挡基督教外部势力的渗透,但是,鉴于天主教的组织特性,这种阻碍是不可能的。即使是新教,外面的因素,也在里面应有尽有。唯一挡住了的,是基督教的公益事业,在赈灾、医疗和教育等事业上的公开开展。合法的天主教爱国委员会系统和非法的地下教会,合法的新教三自系统和非法的家庭教会,已经开始出现合流之势,基本上是地下的吞噬地上的,合法的,只剩下一个牌牌。

  事实上,中国政府也知道,如此规模的信众,要想回到从前那种遏制状态,是根本不可能了,地下教会的存在,也已经是个公开的秘密。很多地方基层政府,对基督教的传播,也开始睁只眼闭只眼。因为教徒多,对地方治理有好处,至少上访和群体性事件会少些。但是,政府就是不肯对所谓的地下教会(包括家庭教会)放开政策,给它们合法的地位。也就是说,政府对地下教会的态度是,既无法取缔,也不予承认,任由成亿的教徒在非法状态下生存。就像一个盛满水的水杯,既不把水倒出来,也不让它立住,任由其倾斜。这个水杯很大,大到近乎一座巨大的堰塞湖,无疑,这种状况,对于政府和社会,都是相当危险的。

  其实,晚清至庚子义和团之变前,中国政府曾经对基督教满怀忧虑,也主要是出于对国家安全的考虑。但实际上,除了极个别的传教士有过刺探军情的行为之外,那时中国的国家安全危机,没有一次是由于教会造成的。相反,义和团在得到清政府鼓励后的杀洋灭教行为,倒引发了西方十一国(俗称八国联军)的武装干涉,导致中国的国家主权大幅度流失。

  基督教毕竟不是一个政治组织,它在世界各国的传播过程中,固然在个别国家有对政治的某种介入,但其基本的使命,只是传播教义和福音,因此,在世界上基督教系统的公益事业,是最为发达的。在1949年之前,中国的大规模赈灾,比如李提摩太等人在1876-1879年华北大旱中的救灾行动,是始于教会。至于西式医疗、教育,更是教会首倡的,连前阶段炒得很热的晏阳初和梁漱溟的乡村建设,其实教会的工作也没少做。

  现在中国政府一方面让如此众多的教徒处于非法状态,一方面绝然禁止教会从事它们传统的公益事业,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似乎只能把这股巨大力量引向政治,逼向政治事务;同时,由于大部分基督教的信仰者得不到政府的承认,因而易于滋生异端教派,而这两点,恰恰是中国政府所最不乐意见到的。

  

  来源:《凤凰周刊》2009年2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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