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Michael Bond
翻译：tranquil772
人群并非真的容易疯狂——他们是由高度合作的个体组成，受共同的利益和目标的驱使。群体展现的不全是破坏性，群体之中的我们也可能会把最好的一面展现出来。
没什么能比一场暴乱更能引发我们业余心理学爱好者的热情。想一想2011年8月，伦敦市郊托特纳姆区（Tottenham）29岁的男子马克·达根（Mark Duggan）遭到警察枪杀之后发生的事情。数千人占领了伦敦及其他英国城镇的街道，爆发了英国这一代人最为恶劣的民众暴乱。在暴力及破坏行为持续了大约6天后，警察终于恢复了社会秩序，然而从首相大卫·卡梅伦，到各党派报纸的专栏作家，所有人都在谴责这一丧失理智的疯狂暴乱，他们不敢相信仅仅一个枪杀案（虽然很恐怖）竟能引发身边这样一场大型冲突。当时解释这场暴乱的理论是，暴民们的自我意识和理智已输给了群体心理。
马克·达根（Mark Duggan）
自从法国大革命和攻占巴士底狱发生以来，这一观点一直都是对群体行为（crowd behaviour）[1]的压倒性看法。19世纪的法国犯罪学家加布里埃尔·塔德（Gabriel Tarde）把最有教养的人群都比做“一只巨型蠕虫，其感知能力四处扩散，并根据大脑的指令做出错乱的行为”。塔德的同代人，社会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勒庞（Gustave Le Bon）曾试图将群体行为解释为大脑的麻痹；个人受到群体的催眠，会变成无意识冲动（unconscious impulses）的奴隶。“他不再是他自己，而变成了一台自动机器，不再以自身意志来引导自己，”勒庞在1895年这样写道。“独处时，他可能是有教养的个体；在群体中，他就变成了野蛮人……他是众多沙粒中的一粒沙，被风恣意吹拂扬起。”
布里埃尔·塔德（Gabriel Tarde）
这仍然是当前对暴徒行为的普遍看法，但它被证明是错的。近几年，社会心理学家发现，群体中的个体并没有放弃理智和自我意识，而是根据事件发生时他身边的人来定义自己；他们的社会身份决定了他们将如何行事。
圣安德鲁斯大学（University of St Andrews）的社会心理学家，斯蒂芬·赖歇尔（Stephen Reicher）说，此群体行为模型符合过去30年里有数据记录的每一次公众骚乱。此模型也与对城市动荡进行的那次彻底调查相一致：该调查即1965至1967年间，科纳委员会（the Kerner Commission）对洛杉矶、芝加哥、纽瓦克以及美国其他城市的城市种族暴动所做的报告。也许这些暴动中最严重的一次发生在1967年7月的底特律市，起因是警方突袭了一家无营业执照的酒吧，然后数百名老顾客以及当地居民就联合聚集于街道，以示抗议。人群与执法机关之间的暴力冲突持续了4天多，最终造成43人死亡，1,189人受伤，2,000多座建筑物被毁。
科纳的报告作出结论，认为这场暴乱——自南北战争后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其背后的关键因素是黑人社区所遭受的广泛性剥夺。报告指出，黑人的失业几率是白人的2倍，生活贫困率几乎是白人的4倍。报告还指出，典型的暴徒比其社区中的普通人受过更好的教育，而且更能融入社会，也较不可能拥有犯罪前科记录。“这些暴徒要寻求的似乎是对社会秩序更全面的参与，以及享受大部分美国人都享有的物质利益，”报告总结道。“他们不是在排斥美国式体系，而是急于想要在此体系中占有一席之地。”
1968年科纳报告
这一结论与赖歇尔的理论十分吻合，后者认为，群体中的人不是受无理智或疯狂的驱使，而是通过与周围人进行合作来行事的。他们并未丧失理智，反而是以完全的理性意图（full rational intent）在行动。在伦敦，暴徒们所在的社区此前曾经年累月遭到警察的不公对待，特别是年轻黑人男性经常在大街上被警察无正当理由就拦截并进行搜查，正因如此，有很多（并非全部）暴徒会对他们的社区受到这般对待而普遍感到委屈，并受到刺激而发动暴乱。当暴乱发生时，很多个体都感到，作为一个不满群体中的成员，他们有正当理由参与到暴乱之中。
但让人惊讶的是，这个模型同样也解释了为何处于紧急情况中的群体会“不愿”恐慌，这让群体陷入更高的危险之中。2001年9月11日，在那架被劫持的飞机撞上世贸中心的大厦后，大楼里的人多数都在磨蹭，而不是冲向最近的出口。即使那些设法逃脱的人也在逃往楼梯之前平均等待了有6分钟。有些人晃晃悠悠了达半小时之久，他们等着获得更多信息，搜集要带走的东西，去了下洗手间，写完了电邮，或者还在打电话。
2001年9月11日，星期二，一群人走过纽约世贸中心附近的一片废墟。图片来自Gulnara Samoilova|美联社|宾州分社
研究人员说，与此事件类似，乘客在交通事故中丧生，是因为他们都未能设法离开现场。拿1985年8月22日发生于英国曼彻斯特机场的飞机着火事故来说，当时有55名乘客丧命，皆因他们在失火期间还停留在自己的座位里。在奥斯陆大学（University of Oslo）研究灾难心理学（disaster psychology）的约翰·利奇（John Leach）说，要怪就怪群体中普遍存在的困惑情绪（a shared state of bewilderment）吧。人们一般认为人群在紧急事件中一直会恐慌，而与此相反，大型群体相比于小群体（在事故中）拖延乱转的时间更长，因为大群体想出一个逃脱方案的时间会更长。
对于群体动力学[2]（crowd dynamics）的最新理解已经帮助欧洲的权威人士重新制定了群体管理规则。出现紧急事件时，新规则鼓励个人避免受自满情绪的迷惑，并鼓励个人思考逃脱方案。同样地，很多警力要接受训练，采取更加敏感、更具交流性的方法来进入大型群体中。如果群体行为来源于大多数人的社会规范，而非少数犯罪分子的行为，那么派防暴警察队进入暴动团体中就只会让事情变遭，因为这种做法把每个人都当作了袭击者。假定的袭击者也许会以其之道还治其人，暴力于是就会蔓延开来。
这些变化多是由利兹大学的一名研究者——克利福德·斯托特（Clifford Stott）所推动的。斯托特完成大多数研究工作的途径是驻扎于人群中——尤其是驻扎于英格兰足球客场比赛的球迷群体中——并记录下球迷的所作所为。他曾在口袋里装上口授留声机，亲身经历了欧洲那几次由英格兰球迷参与的最严重的暴力事件，包括1990年意大利世界杯以及1998年法国世界杯的决赛。他一点也不怀疑，多数足球暴力事件从泛群体身份（broad group identities）的角度来考虑才能得到最佳理解，而不应从追随少数足球流氓的愚蠢跟风者的角度来考虑。例如，在意大利和法国世界杯的比赛中，绝大多数英格兰球迷一开始表现平静，但当他们感到当地警察特别“关注”英格兰队的球迷时，他们的情绪便一同出现了变化。同样，苏格兰足球迷即使喝得酩酊大醉也极少会卷入麻烦，因为“非暴力”（non-violence）已经成为他们身份里的一部分了。苏格兰球迷通过避免冲突，而与英格兰球迷划清了界线，甚至还对自己群体中显出攻击性的球迷施以惩治。
克利福德·斯托特（Clifford Stott）
2004年，欧洲足球锦标赛第一次在葡萄牙举行，开赛之前，斯托特及其合作者把他们的研究结果展示给了葡萄牙公安警署（Portuguese Public Security Police —PSP）。他们建议PSP放弃使用以前在多数比赛中使用的“防暴警察队”策略（riot-squad tactics），而改用一种低调、坚定而友好的方式。葡萄牙人欣然接受。他们开发了一个培训项目，以确保所有PSP警官都能理解这个理论，并知道如何将理论转化成非对抗的治安维护。结果，在2004欧锦赛中，英格兰队的比赛几乎没有发生过任何混乱。
今天，群体行为的社会身份模型（social identity model）已是欧足协联盟（Union of European Football Associations—UEFA）在欧洲举办全部比赛中进行治安维护的框架，但在俄罗斯和东欧，这一模型仍然只是得到零星的应用。斯托特现在正努力把此模型推广到足球以外的领域。2009年，英国独立的警务督查机构，英国女王督察局（Her Majesty’s Inspectorate of Constabulary —HMIC）请他写一份将群体心理学应用于公众治安维护的报告。HMIC采用了他的很多建议，获得的成果之一就是在伦敦和其他地方创立联络组（liaison units），即把穿着显眼制服的警察派入抗议群体中，与抗议者建立联系——而不是像某些激进分子猜测的那样，去暗中监视抗议者。尽管在2011年一系列暴乱爆发之后，伦敦警方的公信力遭到了质疑，但是在2012伦敦奥运会举办期间，伦敦警方还是成功地使用了50来次联络组。
多年的实地调研让斯托特、赖歇尔以及其他社会心理学家认识到，愚蠢的非理性行为在人群中极少出现；不仅如此，人们在命悬一线的时刻，心中的准则便是合作和利他。2005年7月7日早晨，上班高峰期间，一些伊斯兰极端主义者在伦敦的交通系统中引爆了4枚炸弹，致使52人丧生，770多人受伤，就在这场大屠杀大混乱中，出现了了许许多多非凡的互助佳话。在那满是烟灰的漆黑的地铁隧道里，几百人被困，他们根本无法知道自己能否获救，这种情况下被困者很少会恐慌，并且如一位获救者后来所说，他们都意识到“我们是同命运共患难的（we’re all in the same boat together）”。
在苏塞克斯大学（University of Sussex），由社会心理学家约翰·德鲁里（John Drury）率领的一群研究者为了描述群体在受到胁迫时通常是如何表现的，而造出了一个新词——“集体顺应力（或复原力）”（collective resilience），这是处于危险情境中的一种互助、团结的态度。很多记录归档的事件都展现了这一态度。2008年，德鲁里的团队采访了过去40年里发生的11次悲剧事件中的幸存者，包括1989年希尔斯堡足球场惨案[3]（Hillsborough football stadium disaster）——96位利物浦队球迷因在人群汹涌的围栏中被踩踏而丧命；还有1983年爱尔兰共和军（IRA）发动的那次爆炸事件，致使伦敦哈罗兹百货公司（Harrods）外的6人丧命。在每个个案中，德鲁里的受访者大多回忆说，自己在灾难发生时感到一种强烈的“团结”之感，并想要帮助陌生人。德鲁里说，若是没有这样的合作，伤亡率将会高很多，他还将事件中的群体称为“第四个应急服务”[4]（the fourth emergency service）——而警方可不怎么赞成这一观点。在德鲁里看来，把群体性灾难事件归咎于集体行为是错误的。更多情况下，真正问题出在差劲的组织工作上——把太多人置于同一个地点，或者场馆设计有缺陷。
德鲁里解释道，一场危机，甚至像是列车在隧道中发生故障的小型事件，都在之前还是由陌生人组成的集群中造出一个“心理群体”（psychological crowd）。你突然间和大家处在共同命运之中，你的利益范围（sphere of interest）也从个人扩展到了群体。
“我认为（惨案中的）每个人都会同意，他当时已经不再把那个人只看作足球迷了，”一位希尔斯堡惨案的幸存者如此说。“我不认为有谁在当时会把人区别成利物浦球迷或是诺丁汉森林球迷……那时候人不再是某个球队的球迷，而只是人。”
这种交融及隔阂被打破的感觉，是最受广泛报道的群体经验之一。心理群体经常会成为一些让人满足、令人振奋的地方。在2011年埃及革命爆发后我采访了一些人，我经常听革命参与者说，在开罗的解放广场（Tahrir Square）参加抗议的那些天，是他们一生中最好的时光。“这场革命会是我这一辈子参与过的最伟大的大事，”科学记者穆罕默德·雅西亚（Mohammed Yahia）对我说。“那是一片天堂之地，”青年组织者之一，曾调度过早期示威活动的巴塞姆·法特希（Basem Fathy）也说道。“那时没人会想你到底是基督徒还是穆斯林，是穷人还是富人。”
驻开罗记者厄休拉·林德赛（Ursula Lindsey）回忆埃及革命时这样说：“一旦你看到人群，你便感到那人潮和你是一条战线上的。你感觉自己正气凛然。革命让人们感觉极好。参与者都因此兴奋陶醉，看到自己是如此大的一个集体中的一分子。这是一次无休止的、大开胸怀的、积极肯定的经历。你感到内心的恐惧消散了，感受到这种欢欣，因为那么多人都和你在一起。那18天显露出了人们身上最好的东西。人们也把最好的一面展现了出来。”
处于群体之中的我们可能会把最好的一面展现出来，这一观点与自法国大革命以来就盛行的普遍认识正好对立。但此观点有科学的支持：从足球迷群体的凝聚力，到灾难性事件中受害者的无私利他，再到革命参与者的团结一致，表现群体理智和亲密的证据已经展露无遗，势不可挡。
关于作者：迈克尔·邦德（Michael Bond）是一名撰写有关心理学和行为学文章的记者，文章发表在诸如《新科学家》、《自然》、《前景月刊》（Prospect）等媒体。他的新书《他人的力量》（The Power of Others）已于5月1日出版。他现居伦敦。
译注
[1] 群体行为：指为了实现某个特定的目标，由两个或更多的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相互依赖的个体组成的人群集合体。
[2] 群体动力学：在群体中，只要有别人在场，一个人的思想行为就同他单独一个人时有所不同，会受到其它人的影响，研究群体此种影响作用的理论，即群体动力学。
[3] 希尔斯堡足球场惨案（Hillsborough football stadium disaster）：发生于1989年4月15日，地点在英格兰谢菲尔德市的希尔斯堡球场。由于警方错误地让过多球迷入场，导致人群过度拥挤，造成96人死亡，766人受伤。这是英国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球场惨案。
[4] 第四个应急服务：应急服务（emergency services）也称“营救服务”（rescue services），指通过应对不同紧急情况而确保公众安全及健康的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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