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6，20日在南广场遇到三姐夫，他乘着电动车也在那里散步。听他说：本县银行的张某某前些日子死了。他的脑血栓犯了病，说啥也不治了，说活了86岁够本了，过了不几天就死了。他得脑血栓已经十多年了，一直风雨不误地锻炼，他跌倒了就爬起来还走，就是不拄拐棍，表现了稀有的毅力。总是跟后老伴形影不离，虽然是后老伴，对他还是很关照。这回不知怎地却拒绝治疗，令人疑想联翩，是否久病床前的老伴失去了耐心？…… 不久前还有人说他说：“我们凭啥不好好活着，共产党给拿钱养老，我们就得好好活着！”奇怪的是他却没有实现自己所言，未能坚持到最后。结果又是空口说了谎话。
五十年前，我刚参加银行时，在会计股做记帐员，他那时是股里的秀才，因为是伪满国高毕业，文化比他人高，又挺斯文、业务水平当时又比新参加工作的人高些，所以挺受人尊重。不久，就提升为会计股副股长。又过不久，由于跟本股的有夫之妇艾波在飞机场那片高粱地里搞破鞋，被民兵抓获。被行里去人逑回来，行里开大会当众宣布给与“记过”处分，此后他的人品威信扫地，一直是副股级，直到他退休离开人世。
他曾是“政治运动”的打手，是机会主义的势利小人。反右派时想要捞稻草，说假话栽赃诬陷，梦想加官进爵，结果被多人识破，这个自称“有才”的伪满国高生，愣是没有发迹。这个人有才，可是偏要干违纪、违心的事儿，在运动中捏造材料，也是技高一筹的。但也有笨拙的时候。在一次义务劳动中，我去帮助家属幼儿园清理卫生，因房漏暂时幼儿搬迁，我说：“幼儿园这里的孩子都出园了？……”可是，抓右派时，他硬说我说“孩子都出院了！”他说我这是“明目张胆地恶毒社会主义的幼儿园，是刻骨仇恨党！”牵强附会无限上纲。那时就是需要“罪证”，在会上没有一个人给做佐证；为了自保，很少有人敢当场否认他的言论。第二次开批斗会时张又提此事，我的同志楚士煜当时跟我一起去幼儿园清扫的，他实在看不过眼了就说：“不对，高是说孩子都出园了，不是说‘出院’了，我听的真真切切，幼儿园又不是医院，他为什么能说出院呢？说幼儿园的幼儿出园，又有何侮蔑之有呢！你们为啥硬要捏造事实整人啊！……”。结果被大会主持人喝令他停止发言。后来他被调往外地，至今不知下落。
在讨论给右派处分的会上，张某某，再次发言，再次重复说我说“幼儿园孩子出院了”的罪证。因为，我的罪证里没有这一条记录。他狠毒地说：“他这样的，肯定，到了农村他也不能改！” 又重复一遍“你们瞅着，他肯定是不会改的！”，那怎么办呢？本来讨论处分之先，已经公布了三条标准，都是本着教育、改造的精神。这个张某某不知出于什么心态，这样歇斯底里，到如今我都没有知道这是什么原因。
六十年后，我从外地某地区农行退休，迁回故乡定居，一直想去探望他；他却一直地回避见我。那些历史的过去，早已成为遥远的历史，个人之间的恩恩怨怨，早已淡忘或谅解，已经过去半个世纪多了。是想打算把我的诗词曲集《故乡情》出版了之后，作为见面礼，登门到他家探望，畅谈今天的改革开放，人民的团结和幸福。可惜今天，这位我参加工作时的同伴，径独自去了另外一个世界，永远不想见我！五十年前作了亏心事，如今无颜面对待现实，这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可以谅解的。然而这一切实在令人惋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