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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执政的逻辑读后感100字

  《持续执政的逻辑》是一本由方绍伟著作,中国发展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65.00元,页数:428,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持续执政的逻辑》读后感(一):值得一读的好书

  作者创立的冷酷实证的分析方法,是专注于事实和逻辑,不预设立场的分析问题的方法。这是学术研究中,最值得推崇的研究方法。 本书以冷酷实证的方法,分析政权持续或崩溃的本质原因。作者提出了统治能力,统治成本,统治熵数等概念。指出统治能力和统治成本之间的强弱对比是政权持续或崩溃的根本原因。 对于政治,经济,历史,文化,时事等方面的爱好者,本书值得一读。

  《持续执政的逻辑》读后感(二):持续执政的逻辑

  解决了我长久以来关于中国为什么大部分高度集权的时候国力都还不错的困扰,以及一些关于日本和英美的分析。本书所提出的政权崩溃的逻辑和共产党政权的相关理论都非常让人耳目一新,非常值得细细品味的书。冷酷实证,读本书、理解本书的理论也不要带着自己固有的立场和价值观去读,否则所得到的必定是你不喜欢的。中性的去读这本书,读完之后再与自己价值观以及之前的认识去比较,或许你得到不一样的结论。

  《持续执政的逻辑》读后感(三):真正想读懂中国,理解中国从何处来到何处去,这是一本比读书。

  实际生活中,大家都知道遇大事首先要平复心情,不可在怒气和情绪中做判断。但在中国何处来到何处去这个问题上,大家都满是情绪和立场,这里就是价值和立场压倒了逻辑。为什么?应该是大家觉得价值大于逻辑,大于事实。从方绍伟这本书中,我知道了立场不重要,价值不重要,我不重要。我们并不能改变什么,中国会如何跟中国应该如何,完全不是一回事。要想真正知道中国会如何,需要我们摒除立场,运用冷酷实证的工具,分析中国的文化和制度如何影响中国的走向。愿大家在这本书中得到真正的方法论和真知。

  《持续执政的逻辑》读后感(四):这本书引起了我的转向

  阅读完方老师《持续执政的逻辑》和《中国不一样》两本著作后,我终于不再自诩是一个(半瓶子醋的中华田园)自由主义者了。

  从事情本身的逻辑来认识事物,不要被预设的立场蒙蔽双眼。客观的看待事物的发展,不要被自己的喜好左右判断。这些朴实的常识,在方老师的著作中被一以贯之、一丝不苟,甚至是冷酷无情地贯彻下去。很多人看不下去,乃至诋毁方老师的著作,只是因为你的小菊花被捅破了,只是因为你内心深处的立场被动摇了,只是因为你的脸被啪啪啪打得作响,只是因为你引以为自豪的道德优越感其实一钱不值。

  毕竟,能在真理面前心甘情愿低头的人少之又少,能在学术面前保持一份敬畏的学者大概也不多。江湖之大,无奇不有,有的学者惯于狮子滚绣球,有的学者惯于珍珠倒卷帘,还有的学者惯于观音坐莲或者老树盘根。唯有少数学者,为学不作媚时语,既独立于权势,也独立于群众。

  所以,在2016年看到方老师的著作,是我的幸运。

  《持续执政的逻辑》读后感(五):你会怎么选?

  想象一下,你是一个团队的领导者。你和你的合伙人正在激烈争论下一步行动的规划。

  已知:

  1. 你们的观点有根本的分歧,你知道对方的方案是错误的,很可能会摧毁团队。

  2. 你确定,对方绝对不会接受你的方案。

  3. 必须确定一个方案,团队才能继续存续。

  4. 对方无法强迫你做任何选择,而你可以将对方踢出团队,并且不会造成团队的其他损失。

  问题:

  这种情况下,你会怎么做?

  有些人为了正确的事,不得不忍痛请合伙人离开,负重前行追求成功;也有人为了维持团队的和谐,毅然放弃自己的方案,带领团队去走一条明知没有希望的路。

  而《持续执政的逻辑》这本书讲,有一种文化基因,为了生存,必须选出正确的道路,而养成了尊重领导者的习惯;也有一种文化,为了保存团队完整,必须学会保留意见,而养成了委曲求全的习惯。前者演化出权威崇拜,而后者演化出规则崇拜。

  前者的文化基因决定了,民主制度需要的“忠诚的反对派”角色是极难被接受的。想想你最初的选择吧,如果在没有外力强迫的情况下,你没有去走错误道路的决心,那可能你也成不了“忠诚的反对派”。

  《持续执政的逻辑》读后感(六):一部破解中国朝代周期性兴亡秘密的扛鼎之作!

  两年多以前,偶然间读了方先生的著作【中国不一样】后 ,就一发不可收拾地喜欢上了方先生的写作风格,一种独特的冷酷实证方法论。在这里它突出有逻辑的实证,它主张做学术研究时不预设立场,不以价值理性压倒认知理性,为认知而认知。2016年4月出版的【持续执政的逻辑-----从制度文化中发现中国历史】,原名叫【政治崩溃的逻辑】这本书是方先生经历了一个从1990年到2010年约20年的漫长思考过程,直到2010年之后才正式开始动笔。方先生这部书里既有详细的具体历史事件描述,也有各种理论学说的创建和在各具体事件中的运用,其中的政权主体论、统治商数论、限政商数论、制度文化组合论、天命悖论、博弈情景论等等理论都会让人耳目一新并具有颠覆以往的许多价值观念的效果,让你从不同的视角去观察思考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以满足自我的好奇心及求知欲。方先生运用各种理论逻辑性、经验性、因果性地实证了传统君主制的政权政权制度崩溃的制度必然性,即终身专权家族继承。为什么这是个制度必然呢?书中有详细的论述。 书中提到广义的文化概念和狭义的文化概念,狭义的“文化‘是一种制度文化行为规则,而文化行为规则是经过漫长的演化博弈形成的,有核心不变的部分,各民族、社会、国家在文化行为规则上会有情感和程度差异。我们中国人、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历史演化博弈中也形成了一套与别的国家、民族、社会不太一样的制度文化行为规则。它的“大一统“(即强龙与地头蛇的关系)、“单一权威崇拜“、“小圈子文化“、“天道信仰‘、“爆力信仰’等是如何造成了统治成本压倒统治能力,从而引发政权崩溃的呢?还是去看书吧。 我们国家近代史上曾出现过的戊戍变法、君主立宪、共和立宪均以失败告终,书也有精彩分析。 书中最后一章逻辑实证了当下世人反复提及的‘中国模式‘,它告诉了你中国模式其实是一种政治制度即限任一党制。限任一党制的事实带来了中国社会近三十多年来的政治稳定及经济快速发展,而限任一党制又是如何地可以避免政权 主体陷入持续执政的“能力陷阱”的呢?请你去读这部书吧! 这部书是我所读到的我认为最棒的一部著作,它从始至终贯彻着一个统一的逻辑,许多独创的理论运用,让你知识倍增。一部约40万字的著作,值得你终身享用! 2017 . 4 . 10

  《持续执政的逻辑》读后感(七):历史的逻辑

  随着民智渐开,各种身份的写作者都纷纷介入到历史写作中来,有记者、小说家,经济学者物理学家,甚至连不识字的农妇也以口述史的形式,为人们留下历史记忆。作为一个资深专家学者,方绍伟先生的研究领域主要是在经济和制度方面,但他涉猎广泛,又勤于写作,因此出版这部厚重的历史类大作也不是特别令人惊奇。值得惊奇的是,他确实给许多习惯于历史阅读的人带来一种全新的历史视角,即跳出历史叙事本身,从历史中找到其内在发展的逻辑,至少从制度和文化方面,为当代人提供有益的镜鉴。

  这本书主要着眼于中国历史的王朝更替,方先生试图用比较科学的方法来探索政体、政权、政治的历史运行规律,特别是屡屡走向崩溃的真正原因。这种写作初衷或许并不新奇,从贾谊的《过秦论》到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无数历史学家都在进行这方面的探索,以至于有各种各样的解释。用方绍伟的总结,有残暴崩溃论、内讧崩溃论、腐败崩溃论、外侵崩溃论、扩张崩溃论、经济崩溃论、系统崩溃论、松动崩溃论等等。但方先生认为这些总结并不具有一种普遍性。

  毛对中国历史的总结是“百代都行秦政制”,马克斯·韦伯甚至将中国的历史看作一个王朝,由此可见周而复始崩溃又重建的中国历史,在冥冥之中似乎存在一种普遍性的规律。

  方绍伟在书中用大量篇章介绍了英国封建王朝的历史发展,以此作为与中国政治的对比。英国王室内部也有血腥暴力的夺权,如玫瑰战争,但它跟中国宫廷斗争还是有很大不同,最大的区别是,英国是以世袭规则压倒暴力规则。英国革命时,查理一世被送上断头台处死。虽然杀掉了君主,但都是经过法律审判。当时宣判死刑时提出,英国人尊重的是这个王位,不是国王本人,这对中国人来说多少有些奇特,英国人强调的是“位”,而中国强调的是具体的人和权。在中国历代王朝崩溃中,盛行的是暴力规则,而且暴力规则在皇权继承过程中也一直压倒世袭规则。可以说,中国政治从来没有摆脱最原始的暴力色彩,所谓“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兵强马壮者为之”,所谓“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就整个书而言,处处都可见作者多年深思熟虑、博览群书的努力,方先生参考印证了大量历史史料,以此为架构,意在构建一个普适性的政治分析理论,不仅用于度量历史,也可以用来揣测当下和未来。可谓用心良苦。事实上,从《中国不一样》到这本《持续执政的逻辑》,书中的中国始终没有走出历史,走入现实和世界,正因为如此,未来对于中国而言,永远是个谜。中国的每个王朝都会走向崩溃,无一例外,只有时间不同,因此,未来常常意味着末日来临。

  在很多方面,方绍伟先生与吴思颇能惺惺相惜,比如都喜欢冷酷实证,都喜欢从普遍性的历史规律入手。吴思先生也曾做过类似的研究,他似乎专门统计过中国王朝的崩溃,其中40%死于民变,比如陈胜吴广、朱元璋;40%死于官变;还有20%死于外敌入侵。

  所谓崩溃,就是外在的危机大于解决危机的能力。中国传统的制度文化是真理、道德、权力、信仰四位一体的大一统,统一于皇帝或最高政治统治者,这在一定程度上是有利于统治的。随着中国越来越不可避免地进入现代世界,要像过去一样关起门来愚民做皇帝,似乎越来越难了。

  吴思的统计还发现,中国历史上,那些大一统的王朝平均寿命是171年,这不算三国、两晋、南北朝、五代十国这样分裂短暂的小王朝,算上的话,那么每个王朝的平均寿命只有67年。有趣的是,距离1949,今年正好67年。

  《持续执政的逻辑》读后感(八):中国模式300年?

  曾经横扫六合的大秦帝国何以二世而亡?

  曾经喊出“犯我强汉,虽远必诛”的大汉帝国,何至于风雨飘摇分三国?

  曾经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唐宋皇朝,为什么最终沦落为五代十国和崖山败亡?

  朱明的辉煌,何以被野蛮的满清屠戮?

  清室的盛世,何以如烟花般消散?

  民国的乱战,是否是历史的必然?

  新时代的中国的政治局面能否维持下去?

  种种历史之谜、种种深层拷问,其实都在追究答案:政权何以会崩溃?当权者持续执政的逻辑何在?能否从历史推导未来,探知中国模式成功的奥秘和能持续多久呢?

  美籍华人学者方绍伟的《持续执政的逻辑:从制度文化发现中国历史》(中国发展出版社2016年3月第一版)由浅入深、鞭辟入里地剖析了古今中外政权崩溃的过程和逻辑,并推导出政权崩溃的必然公式,大胆预测了中国模式未来的持续年份:或许至少可以延续300年。

  在方绍伟看来,传统的论断虽然能解释政权崩溃的一些原因,但都不必然构成其崩溃的根本因素。比如,残暴崩溃论、内讧崩溃论、腐败崩溃论、外患扩张崩溃论、松动崩溃论,等等。这些因素都是表象,可以解释某一个朝代或者政权,却无法构成统一的崩溃理论。他提出的崩溃公式是:

  政权崩溃系数=统治成本 ÷ 统治能力

  由这个公式可以看出,统治成本越高、统治能力越低,则政权崩溃的可能性就越大。所谓统治成本,则意味着维持天下太平所需要付出的代价。而统治能力,则是由掌权者的魄力、决断和忠诚团体的向心力所决定的。

  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谁是执政者?

  对于这个问题,方绍伟提出了“政权主体论”的观点。他认为,洛克和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未必就是政府产生的主因(政府是一种契约,是民众依据某种约定而形成的自我管理组织)。相反,奥尔森提出的“流寇轮流坐庄论”可能更有意义:

  什么是政府?政府就是一群强盗,打家劫舍掠取钱财。但如果打劫一次杀光就跑,收益太低。反之,如果把地盘圈起来,告诉民众每年上缴一定保护费(税收),则可以免除杀人放火。于是,民众心安了,知道自己赚钱交保护费之后自己能结余多少,就开始有积极性扩大生产了。这就是政府。

  奥尔森的这种观点,可能更符合历史实践。毕竟,几乎所有的国家和朝代,“江山都是打下来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才是根本道理。

  在这种逻辑下,政权的主体就是打江山之后坐江山的那些强盗。你跟它讲道理,是没什么道理好讲的:人家本来就是打出来的天下圈养你的,你要讲道理?历史各国,谁跟普通人讲道理了?但它们不讲道理,却并不一定能常保自身,因为任何政权都会面临统治能力的问题:谁来做老大?谁是接班人?

  谁做老大?经过数千年的演变,人类社会中的政权老大经历了终身执政家族世袭的君主制(中国的皇朝就是此类)、君主世袭立宪制、多党(其实主要还是两党)民主制、限政一党制(这是为中国模式量身定做的一个词)。

  君主世袭、终身执政的模式,存在着无法绕过去的陷阱:基因突变或者衰落导致的接班人变弱或者自身缺陷带来的能力弊端无法克服。所以,只要是采取君主世袭或者终身执政的模式,政权的崩溃就是迟早的事情。多党民主制则存在着选举成本过高和内部化等问题(方绍伟对此没有展开谈,但我以后会谈一下另一本书的观点)。苏联等所谓共产主义国家长期实行的是终身执政模式,弊端是无法克服的,崩溃自然也就无法避免。

  中国模式是一个非常大的特殊变化。长期的皇朝时代结束后,中国人经历了无数次纷争和尝试,最终在民国时代的近40年里证明了一个道理,那就是中国无法实施纯粹的共和制或民主制,也无法实施君主立宪制,因为——君强,则不肯实际立宪;君弱,则无力实施名义立宪。在近40年的打斗中,国共两党用枪杆子打出一个真理:中国,只能走共产党确定的那条道路。

  新中国成立后,毛时代的终身执政模式同样存在无法克服的弊端。好在,邓时代确定了党内的限时执政法则。在一党内部,通过限制执政年数、不是家族世袭而是团队选拔、接班人逐渐内定和培训等,这样的执政模式,克服了基因变弱和终身执政弊端,降低了选拔成本,提高了工作效率,是与西方多党民主制并行的一条政治路线。而且,它也满足了中国人骨子里的“君威崇拜”的强人执政心理,于是,它从制度上加强了政权的可持续性。

  这种持续性会有多久呢?用汪丁丁的观点是还将延续300年,邓晓芒则认为再走个一两百年不是问题。方绍伟则认为,如果是弱推测,应该延续至少300年,如果是强推测,应该延续300年的倍数——他的推论依据是:从夏商周到唐宋明清,终身集权家族继承的中国皇朝模式,一般延续200-300年才会面临崩溃。现有的中国模式克服了此前的种种弊端,则理论上政权延续时间应该是300年的倍数。

  “我多想再活500年”!电视剧里的狂想像是呓语。而方绍伟条分缕析的结果可能更加有说服力。中国模式如果能绕过一个个陷阱,现有模式再持续一两个300年,也许不是梦想吧。

  这本书是我去日本旅程中反复咀嚼读完的。它与文一的《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都是我最近读过的非常有价值的源自中国本土的政论性著作。是中国学者在解释中国模式上做出的新尝试。当然,我这里的文字不过数千,根本难以涵盖方绍伟四十多万字的鸿篇巨著所包含的细节。尤其是他对中国历朝历代崩溃的描述、对于民国时期混战的剖析和新中国建政后的演变,仔细读一读,会更有领悟。

  谨以此文,回击那些动辄叫嚣中国崩溃论的所谓学者和喷子。祝愿祖国强大,越过所谓中等收入陷阱,继续发展300年!

  《持续执政的逻辑》读后感(九):一本用经济学方法分析历史的政论著作

  这是一本把经济学的一些逻辑分析方法运用到“政权崩溃”的历史研究中的书。作者的分析视角是实证的而不是规范的,所想要传达的理念也是一种认知理性,而不是价值理性。这些在当下的中文世界中,都是非常难能可贵的。所以虽然这本书也不无瑕疵,但是值得力荐。

  真正理解这本书,首先需要读者能够接受在阅读中出现各种比较抽象的术语——很多是已有的,也有很多是作者自创的。其次就是需要对一些简单的经济学分析方法和概念有一定的了解,比如博弈论、路径依赖和公有品等。为了能够理解的更好,需要对概率有比较哲学一点的思考和理解——这一点很重要,否则你就会把作者的结论理解为“制度文化决定论”。

  正如作者在后记中提到的写完本书之后的感觉是“不过如此”一样,可能读完本书的感觉也是这样。其实,作者的主要观点并不深奥难懂,只是大多数人都是像作者所批判的那样,是把愿望(或忿恨)替代了现实而已。下面对本书的内容做一个简单的梳理和评价。

  一. 核心问题

  作者的第一个高明之处在于精确地聚焦于“政治崩溃”的第一个层面“政权崩溃”(第二个是“政治制度崩溃”),举例而言就是当我们说秦朝灭亡的时候,其实只是秦这个家族政权灭亡了,而并不是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的所形成的国家、社会、民族、文化等更宏大的东西灭亡了。尽管政权的灭亡会对这些更宏大的东西产生各种影响,甚至真的能导致这些更宏大的灭亡。

  明确这个研究的核心问题非常重要,这也是做研究的基本素质。有些说法,譬如“中国崩溃论”,在这个方面就很模糊:到底说的是政权要崩溃,还是经济要崩溃,还是社会和文化要崩溃?

  二. 经济学分析视角

  1. 在确立了非常明确的核心问题之后,作者进一步归纳分类了“统治能力”和“统治成本”两大方面。这种划分方法和达到的效果,有一点类似(虽然并不严格对应)于经济学里面供给和需求的分类,既简单直观,又非常有效。

  2.接下来作者指出很多解释政权崩溃的理论都是侧重于统治成本上升的,然后以统治成本上升是常态,因此不是根本原因来切入到对统治能力的具体分析。我大体上同意这个看法, 比如向作者做用来举例论证的那样,清末的太平天国规模那么大,统治成本如此高,但是清朝没有灭亡(因为统治能力尚能超过成本);而武昌起义规模并没有那么大,却顷刻之间,清朝就没了(统治能力已经低于成本)。作者的这个论证能够确保本书的理论有一个重点,不过就没有篇幅用于分析统治成本如何上升,以及刻画成本与能力之间的互动。当然,后面的这两点其实分析起来也不是很容易,而且各种争议会更多,同时非常需要对史料的掌握和提炼(这一个方面就太花时间了),可能也更不容易提炼出相对简单的理论,所以只能被作者跳过了。

  这一点缺失还是比较可惜的,使得作者的理论并不完整。正如作者说的统治成本上升是常态,但是如果一直上升,即便统治能力没有变,还是有可能会导致崩溃。所以说,系统地分析统治成本是如何上升的,以及如何运用现有的统治能力来抑制统治成本的上升,同样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作者在论及宪政和民主的时候,反复地说制度的设立和制度的运行是两个非常不同的事情,进而强调运行的重要,以及能力在运行中的作用。而统治能力的体现,必然是在运用能力的过程中,但是作者却偏偏没有对此进行细致的分析。

  3. 涉及到政治斗争,就离不开博弈论的分析视角。作者书里提到的“致胜同盟”、“选择人团”、“名义选举人”等概念,其实是翻译了在《The Logic of Political Survival》和《The Dictator’s Handbook: Why Bad Behavior is Almost Always Good Politics》这两本书出现的winning coalition, real selectorate and nominal selectorate这三个概念。这两本书的作者都是做博弈论的,感兴趣的可以找来看看。第一本书更偏向于理论分析,第二本书(中译本是《独裁者手册》)全部都是案例分析,都非常有趣,值得一看。

  4. 还有一个就是“民主公地悲剧”。作者通过刻画民主的“高竞争性”和“低排他性”,来把民主和经济学中的公有品联系起来,从而提出了这一概念。虽然个人认为严格的论证需要更多的分析,但是这个结论应该大致不会错。这个提法(不管是作者原创还是有借鉴)个人认为是非常非常有价值的,真的能够把很多人对于民主制度遇到的问题提纲挈领又生动形象地描述出来。从这点出发,可以写更厚的一本书。当然,也有可能这个细致的分析在作者引用的《Democracy – The God That Failed》一书已经写出来了。

  5. 还有一个经济学视角作者没有讲,但是非常有趣:就是可以把中国的“单一权威崇拜”带来的“暴力崇拜”压制了“规则崇拜”解释为类似于“市场化的自由竞争”。当政权出现“能力陷阱”而崩溃或即将崩溃的时候,中国的制度文化带来的是一个自由竞争市场。举例而言,“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样的口号降低了信念上的准入门槛,进而产生了一个“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的自由竞争市场。而自由竞争市场中一旦有几方势力增强,就会演化为寡头竞争,进而演化为一方独大的垄断——一个新的大一统政权。对比之下,英国的制度文化带来的是王位的准入门槛非常高——你必须有先王血统,其他的贵族自认为自己只能还是贵族,或者因为更复杂的机制,他们甘愿之作贵族,不做王;同时英国的经济和社会有不太会像中国那样产生大量的流民来加入王位争夺战(个人认为这一点也很重要,但是就和作者不停强调的制度文化的关联度就低了,对作者的理论有一定的挑战)。

  经济学的教科书总是告诉人们完全竞争多么好,但是从来没有告诉你一个自由竞争的市场可能会演化成寡头或者垄断,也从来没有告诉你这个演化过程可以多么激烈和残酷。而几千年的古代中国历史则是这个残酷演化过程的最好诠释。作者如何注意到了这一点,会使得本书的内容更加丰富有趣。

  三. 史料

  作者长于逻辑思考,但是对于史料的运用比较初级,有些历史方面的评价和结论我是不太同意的。

  虽然本书的副标题为“从制度文化发现中国历史”,其实作者史料方面掌握多一点的还是清末民初这一个阶段,也是作者要重点研究和解释的阶段。

  其实中国历史中有一段对作者的理论有非常大的挑战性,这就是安史之乱到黄巢起义之间的中晚唐历史。安史之乱后其实李氏的统治能力已经大幅度下降了,统治成本和乱前相比也大幅上升,维持唐王朝持续的其实并不只是朝廷里残存的统治能力,而且还有各路藩镇之间的制衡,以及几个骄藩之内的将和兵之间的制衡,正所谓“弱唐者 诸侯也 既弱而久不亡者 诸侯维之也”。换句话说,也就是统治成本虽然上升,但是由于各种原因(其中很多和中央朝廷的统治能力无关),还是维持在了一个稳定的水平 。具体原因有很多,推荐《唐代藩镇研究》和《危机与重构》两本书,不再赘述。

  四、总评

  虽然这本书的理论可以写的更加完善,但是毕竟一本书的篇幅有限,一个人的思考也有限,这些不足仍然不能掩盖这本书的价值。作者所秉承的客观实证态度和认知理性的理念是非常值得推崇的,同时本书的理论有着比较高的开创性价值。

  《持续执政的逻辑》读后感(十):能否破解“历史周期律”?

  《持续执政的逻辑——从制度文化发现中国历史》书评

  文/李乐齐

  记得五年前,网络舆论风气还没有今天这么紧张,宪政也还是一个可以讨论的话题,当时在“中国选举与治理网”上,方绍伟老师舌战群儒,写了诸多如今看来也少有“来者”的文章,提出了诸如产权国家论、统治商数论等一系列理论来解读各种问题。尤其使我印象深刻的是《中国为什么没有崩溃?——解读中国这个谜》一文,对于一个刚踏入大学校园的学子来说,文章对新党国体制的剖析以及对中国崩溃论的回应简直让我大开眼界。后来因种种机缘与方绍伟老师有了一些接触,也全面阅读过他的作品,如今推出《持续执政的逻辑——从制度文化发现中国历史》一书,作为集二十年研究之大成的作品,阅毕当然应该写下一点文字。不敢妄言已经读透读通,只是一点感受罢了。

  就书的内容而言,熟悉方老师理论的人们应该不觉得陌生,冷酷实证方法论、政权主体理论、统治商数论以及制度文化组合论等等在别人看来可能匪夷所思的术语,这些年来其实已有许多文章予以阐述,不过本书将这些理论予以重新的整理编排,并对其论证和展开进行了加强,使整套理论更加立体与饱满。从这个意义上讲,除却基于英国的“限政商数论”之外,本书可谓方老师之前对于历史问题、政治问题研究的一个大综合,并没有什么“新的东西”。但是,对更广大的不熟悉方老师及其理论的人来说,这本书太新了,新到不可思议,新成了一种玄学。什么叫区分愿望和现实?什么叫区分政道与治道?政权主体是怎么回事?统治商数、限政商数、博弈情景都是什么东西?在被学术规范搞得食古不化的学术圈,一下子要接受这些颠覆性的概念和方法实在是太困难了。简单来说,本书贯彻了一种实证而非规范的立场(冷酷实证方法论),基于在历史与政治问题上政权主体的决定性作用确立起政权主体的分析视角(政权主体论),进而深入历史与制度文化的双重细节,建构起“统治商数(统治能力-统治成本)”与“限政商数(限权能力-统治能力)”的理论范式,在政权主体生存的具体环境(博弈情景论)中,尝试回答“政权为何崩溃(或者按书名来说为何持续)”这个重大问题。这当然与方老师自行总结的理论结构存在出入,如方老师所说,书中提出了许许多多的观点与理论,但核心逻辑恐怕没有超出上面这句话的范畴。

  本书的意义至少有以下几点:第一,研究方法上的意义。历史本应是非常客观的,但是对客观事实的挑选却是主观的,每个人都以自己的信念为标准来挑选史料,历史便会跟人一样模糊起来。因此,如果说历史真的有什么规律,那么从实证出发去“发现历史”比从规范出发去“解读历史”无疑是具备优越性的。尽管私以为在社科领域一种彻底的实证是困难的,但不预设立场,不受自己的偏好影响来认识历史认识现实。虽说“问题在于改变世界”,但如果认识不了世界就无法真的改变世界。第二,研究视角上的意义。过往的研究习惯了看制度、看规定,好像论语里写了仁者爱人,中国古代史就真的是一首田园诗,但稍有常识都应该知道“写满了吃人二字”才是实际状况。因此,不拘泥于制度规定,而要看到制度之外的文化规则,要看到制度与文化规则的实际运行,这应该是再简单不过的道理。而文化的主体是人,一切文化规则都是通过人的行为表现与落实的;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朝代来说,最重要的人正是掌控这个国家政权的“人”,也就是“政权主体”。由此,对朝代兴替的分析便不再是一个“制度如何规定”的问题,而是一个生动的“政权主体如何”的问题,毕竟历史本来就不该是死的东西。第三,研究模型上的意义。在确立了政权主体的基础上,本书建构了统治商数论与限政商数论两大理论,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统治能力”与“限政能力”两大概念,它们与政权主体论一道有效解释了乱世与治世为何会出现的问题,同时它们还提供了容纳各种历史细节的空间,是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下具体的统治能力与限政能力。相比过往的研究或者一味罗列史诗,让细节成为了流水账,或者按照需要挑选史实,让历史成了任人打扮的花姑娘,这些极具包容性的概念的提出将使得今后的分析也更加客观有力,也使整套理论更具备生命力。可以说,本书无疑为世界各国政治史乃至当今的政治局面的研究提供了一整套有效而新颖的分析范式。

  但方老师的野心并不止于此,其提出这套分析范式的目的在于揭示治乱循环背后的原理,揭示制度形成背后的原因。在上述分析模式下,中国之所以会有“历史周期律”,关键就在于以君主为代表的政权主体的统治能力因为世袭制的基因悲剧必然递减,同时“宁有种乎”的观念决定了皇帝的位子谁都可以坐,并且一种“单一权威信仰”又决定了大家都需要皇帝并且大家也只可能想当皇帝,于是当旧的政权主体倒下后,自然有新的人来充当政权主体,但又会陷入统治能力递减的惨淡循环中去。当然,书中具体的分析远比这里的简单概括精彩的多。就历史周期律的解释来说,本书无疑是极其成功的,分析范式被填满了史实,整个论证充满了张力,足见方老师的用心和功底。但是,重新发现历史周期律只是第一步,如何跳出历史周期律是不得不解决的问题。方老师对英国的宪政史进行了大量的考察,从而创造性地提出了“限政能力”的概念,来与“统治能力”相对应,简单来说,一种限政体制能否建立,关键就在限政能力能否有效制约统治能力,最终实现政权主体从君主到民众的改变。这里必须提及秦晖老师的《走出帝制》一书,因为在“走出帝制”的问题上,相互作为好友的方绍伟老师与秦晖老师的问题意识惊人的一致。本人对《走出帝制》一书的研读自以为也是不够的,在有限的认识里,似乎秦晖老师认为中国历史一直在进行着周制与秦制,儒家与法家,小共同体与大共同体的斗争,清末人们之所以惊叹的欧美制度,正是因为人们发现所谓三代的理想反而在他们那里实现了,由此,立宪也好,革命也好,寄托其实是儒家恢复周制的期待,等于说某种宪政的可能一直孕育在中国的文化本能中。不过因为学习对象发生了偏差,错学了表周实秦的日本,导致恢复周制的努力最终流产。帝制虽然结束了,但从后来的历史来看,只不过是新的皇帝不叫皇帝了而已。诚如刘瑜所说,“以小共同体精神的萎缩、大共同体精神的张扬来解释中国启蒙的失败,秦晖先生这方面的分析力透纸背。”但是,问题恐怕不在于周秦相争,因为真正决定历史走向的从来不是体制上的“治道”问题,而是谁掌握了权力的“政道”问题。更何况三代本来就是一种“政治神话”,儒家的说教是否真正进入过政治实践也存在疑问(儒表法里恐怕才是实话),周朝是否真的就孕育着刘仲敬所谓的“贵族精神”或是秦晖老师所谓的“小共同体精神”也是存疑的。因此,将走出历史周期律的期待放在复辟周制上,其实与儒家千年来搞的那套政治神话没有区别。更何况,中国特殊的“君威信仰”与“单一权威信仰”的文化心理也决定了中国只有从周走向秦,而没有过秦走回周。即是说宪政的失败在于复辟周制的失败成立,那也应该解读为中国因为某种制度文化组合的原因而缺少强大的“限政能力”。由此可见,在批评秦晖老师的方面,方老师的这套新理论也可谓“力透纸背”。

  言至于此,也只是对方老师新书的“管中窥豹”,毕竟书中大量的理论与分析笔者无力涉及,而出彩之处众多,也只得仰仗各位自行品读。不过,夸奖不是笔者的爱好,而且方老师向来也倡导并鼓励学术批评。虽有自不量力之嫌,仍有一些不解之处需要提出,仅供思考。

  第一,统治能力的衰退只解释了政权的崩溃,但专制崩溃后还是专制就必须回答“如何进入”的问题,方老师给出的回答是宁有种乎的观念、君威信仰以及单一权威信仰的共同作用。但同时,英国专制的崩溃却可以因为君位信仰和多元权威信仰而出现某种“限权能力”,使得专制逐步妥协。因素当然不止罗列的这些,但问题在于,在如何进入的问题上,方老师的制度文化组合论的观点似乎等同于一种文化决定论:中国既然是这样的文化规则,那么只可能出现朝代循环;英国既然是那样的文化规则,那么必然走向君主立宪。方老师曾多次批判刘仲敬过分强调路径依赖理论是其历史学功力不够的体现,但在政权崩溃后的再组织问题上求助于文化心理和行为规则,同时这些文化心理和行为规则也已经完成了行为锁定,产生了路径依赖,是否无意中也降低了自身的理论魅力呢?方老师在书中批评了各种史观,经济决定论、地理决定论、超稳定系统论以及历史合力论等等都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这种文化决定论相较这些理论真的具备某种优越性吗?文化又是怎么形成的呢?如果文化真的也同规律一样是“认识到却被注定”(方老师与秦晖老师在自由意志的问题上有巨大的分歧),那是不是存在一种民族(国家?)宿命论呢?

  第二,根据政权主体论的逻辑,统治能力必然是政权主体的统治能力,那么,限权能力又是哪个主体的能力呢?或者说,限权主体究竟是哪些主体?中国古代的君相关系看来不像是一种政权主体与限权主体的关系,朱由检和李自成也不像是政权主体和限权主体的关系。而方老师列举了宗教神权作为可以与君权并列的一元权力的限权,那么在“政教合一”的中国不是根本不存在这种限权的可能?方老师还提到了臣民的“限权”,那为什么在英国这就是限权,在中国却体现为“夺权”呢?是不是说只有在存在多种正当性来源的前提下,限权能力才是可能存在的?中国从君主专制走向军阀独裁走向党国体制知道今天的“限任一党制”是不是某种限权能力的作用?如果是的话那又是谁限了谁的权?在当今的民主体制下,政权主体是全体人民,那还存在某种限权主体吗?难道说是人民的自我限制吗?总之,因为限权能力的主体的模糊,导致方老师在回答如何“走出帝制”的问题上出现了解释力的不足,虽然秦晖老师的回答难以令人信服,但恐怕方老师的理论也需要进一步完善。

  综上,《持续执政的逻辑》一书开辟了对政治和历史研究的新方法和新视野,也对中国的“历史周期律”问题作出了一个精彩的回答,这是方老师二十年磨一剑的重大成果。然而,在制度变迁的问题上,限政能力概念所透露的文化决定论(宿命论)倾向与主体模糊的问题使得限政商数论的解释力仍非尽善尽美。当然,方老师在此书中所展现的对宏大叙事的控制能力,对历史和文化细节的把握能力,对理论范式的建构能力以及对各种问题的敏锐度都值得反复称道。虽然经历了改名风波,但将此书的出版视为学界一件大事幸事并不为过,甚至更增加了些传奇色彩。

  最后,能够读到此书,并且五年来有幸与方老师探讨诸多问题,请允许我再次表达最诚挚的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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