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 晴天霹雳
第三章 窝里斗
一
父亲的这张致使他陷入灭顶之灾的大字报，堂而皇之地贴在大棚中间，３张粘在一起的白纸从棚顶一直拖到地面。他的落名于渭生３个大字分外潇洒，我那么熟悉。大字报好像刚刚挂在铁丝上的，我注意到糨糊还没有干。大棚里静悄悄的，没到午休时间，很少有闲人，只有看棚的叔叔守在门口，他的目光向我投来，漫不经心地扫过又转向别处。
父亲的大字报题目是：“孙志刚同志苦大仇深，是个好党员”。
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我想父亲起这个题目时一定煞费苦心，４６岁的人，饱经沧桑，遇到事情却孩子一般六神无主。他急来抱佛脚，竟相信“苦大仇深”也是一把保护伞，能帮助妻子遮风挡雨渡过难关。
我理解他们那代人的心情，上级党组织一律被冲垮砸烂，还有什么主心骨可依靠。长年的宣传、教育、熏陶，使他们像避雷针把雷电引入地下一样，导入俯首听命的深渊，坚信不疑党就是组织，组织就是党。党可以指挥枪，就可以指挥政策、法律、工作和生活，况且他们也认为自己就是党的儿女。连一个小学生做作文都明白“党”这个字的重要性，不管写什么题材一定要在结尾写上：“听毛主席的话，永远跟共产党走。”老师准给你打高分。党高于一切，是大脑，神经中枢，你是她的四肢、手臂和腿脚的延长，不管发生什么事你都不必动脑执行就是了，否则为什么人人都“狠斗灵魂中的私字一闪念”。设想一个人心灵中连私字的闪念都没有了，还有什么？可悲可叹的是，人的脑袋明明长在自己肩膀上，却从没有独立思想过。许多像我父亲那样能以血肉之躯反抗那场浩劫的老战士，临死之前还留下血书诅咒发誓自己绝没有过半点私心……
母亲向来谨小慎微，守口如瓶，不该说的从不多说一句，不像父亲喝多酒，七百年的谷八百年的糠都抖搂出来。母亲常常总结经验：“病从口入，祸从口出，历次运动挨整的，都是些直来直去的炮筒子。言多语失……你把话憋在肚子里烂掉，实在憋不住就放个屁，别人还能扒开你的心看看是红还是黑……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父亲不以为然地反驳母亲：“都像你这样，人不就憋死啦！”
父亲的大字报大意是：孙志刚是从小讨饭长大的贫雇农女儿，我和她从战火中走过来，一起出生入死，患难与共，作为丈夫我最了解她。２０年来孙志刚一贯忠于党和人民，我相信她是好同志。如果她执行了错误教育路线，请大家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孙志刚理应诚恳接受。奉劝某些别有用心的人不要罗织莫须有的罪名上纲上线，甚至进行人身攻击。我们可以通过同志式的批评帮助给她个机会改正错误，以便更好地为人民服务。父亲的观点有理有节，一个人有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自由，父亲也有阐明观点的权利。但在那黑白颠倒的年代没人理解，也根本不想理解他的心声。父亲无异螳臂挡车，自不量力，他的大字报一下子变成引爆群众积怨的导火索，直接造成自己的死因。
我脑子里乱糟糟的，先是为父亲喝彩，他真是个敢仗义直言的丈夫，使人感动，讲得痛快淋漓。我认为母亲是天底下最善良的人，凭什么污蔑她是坏蛋。她曾是个战士，可平常连鸡都不愿杀，遇到要饭的总留下他来吃一顿饱饭，吃过饭再给人家带上点东西……接着我又想起母亲劝过父亲，千万不要跳出来引火烧身，父亲却公开出面为母亲辩解了。我本能地感到他这张大字报要出问题，闪过个主意，撕下来向母亲报功……我隐藏在两排大字报中间，扒开道缝隙窥探，看棚人去门口去和熟人聊天了，正好下手。又进来一个女人，我缩回手，沮丧得要命，外面刮起大风，风钻进大棚吹得大字报“哗啦哗啦”响，那女人专心致志看大字报，根本没注意一个孩子干什么。午休时间就要到了，我急得额头冒出汗珠，用凳腿压住大字报的一角一蹭，“哧啦”一声头顶上的纸张撕裂开来，整条铁丝都摇摆晃动。大字报落在脚下，还有一块纸头留在上面。我摆出无意间刮掉大字报的假相，揉作一团揣进怀里，肚子鼓鼓胀胀像个小小的孕妇，抱起凳子顶着肚皮朝外走去。迎面碰上看棚人，他擦肩而过时疑惑地看我一眼，我做贼心虚地加快脚步，见他走进棚内撒腿就跑，没想到膝盖疼痛难忍，只得又扶着凳子一点点挪动。
“小孩，站住。”
看棚人大步追出门口，扒开我的衣襟，展开揉成一团的大字报，抬起眼睛狠狠地盯着我。一个孩子玩的小把戏怎么能瞒过成人的眼睛，他看到父亲的大字报被偷，立即断定是我干的，厉声问道：
“偷大字报干啥？”
我被钉住一样，脸上露出很不自然的表情，图穷匕见了。
“说。”
“玩……”长这么大头一次偷东西，我羞愧得恨不能有个地缝钻进去，吭吭哧哧地说。“好……玩呗……”
“不对吧？”我的解释不能让他满意，“捣什么乱，你说实话。”
“想卖废纸……”
“那也不能撕大字报呀，”第二个借口有点谱了，他还是不肯放过我。“你是谁家的孩子？”
我不习惯撒谎，脱口而出：
“于渭生家的。”
他恍然大悟地举起拳头，再不仅仅是严厉，几乎是怒气冲冲吓唬我道：
“好啊，小兔崽子，我告你爸去！”
我如遇大赦，落荒而逃……
二
一个孩子闯了祸，唯一保护自己的办法就是装病。
我弄巧成拙，像个霜打的茄子，一回到家里就装起病来。母亲以为我不舒服，摸摸额头不热也没在意，她整天心事重重地写检查，顾不上我了……以后将会发生什么？我一点不知道，但我知道看棚人会告发父亲的。那个年代是告密的年代，人人都为了表现自己去告发他人，我偷大字报的行为比淘气闯下大祸还厉害。我陷入深深的烦恼之中，同时又感束手无策，提心吊胆地等待着事件的爆发。第一天晚上没有动静，父亲下班只字没提他贴大字报的事，只对母亲说，那批被他们撵走的化工学校实习生又杀了回来，看情况要掀起运动新高潮……他和后勤科谈过主动换房的事，准备从前院搬到后院的一间半房住，腾出大房子给人口多的工人家。母亲认为父亲做得对，一家人安安生生，房子大点小点算不了什么。第二天一整天我都躲在家里不敢出去，空气里弥漫着危机和隐密的冲突。母亲下午去办公室交检讨书，回来时神色大变，做饭时手都有点颤抖。我不知道她为什么紧张，但感到发生不幸了。父亲铁青着脸走进家门，气氛很沉重，母亲默默地在厨房里炖上菜，到小卖店为父亲打酒去了。父亲没鼻子没脸地冲里屋喊道：
“艾平，你过来。”
我一听他叫腿都软了，慢腾腾地走到外屋，装傻卖呆：
“爸，干什么？”
“把脊背转过来，你干的好事……
“我咋的啦？”
我垂下眼睛，又抬起头来，一面应付他，一面准备往床底下钻。父亲勃然大怒，一把将我夹在胳肢窝里大头冲下摁住，抡起巴掌打我的屁股。我在他铁钳子般的臂膀中动弹不得，大声哭叫：
“你凭什么打人？”
“你……给我丢人！”
父亲从没有过这么震怒，这么不要命地打我，那股子狠劲儿不把我打死就不肯罢休。现在我还记得，他分明是在发泄某种情绪。我被打急了，小狼一样张开牙齿咬住他小腿肚子，死死不松口。父亲狂怒地把我一脚踢到床边，我就势往床底爬去，动作稍稍慢了一步，他抢上前来抬脚踩住我的腿部，拳头雨点般落在儿子身上。姐姐妹妹吓傻了，从里屋跑出来抱住爸爸的腿哀求：
“爸爸，别打啦！”
父亲甩开女儿，没头没脑地继续痛打我。
姐姐把住父亲的胳膊大喊：
“妹，快去喊妈回来。”
妹妹哭着跑出去找母亲，父亲竟回手给了女儿两巴掌。我结结实实挨了父亲一顿胖打，这是他打我最狠的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一直到死我都不原谅他。母亲气喘吁吁地冲进家门，放下酒瓶一把推开父亲：
“你疯了，下这么重的手……艾平怎么啦？”
“你别管……他惹了祸，还装病……气死我了。”父亲仍不住手，“打死他……也不能留下个犟种！”
母亲抬起胳膊护住我，父亲的拳头重重地落在她的手臂上。
“疼死啦……于渭生！”母亲素以善于克制为荣，是爱与慈悲的化身，极少发火，这下按捺不住喊叫起来。“你打吧……打吧……于渭生，你打死他好了，我走。”
“你说什么？”父亲一下被镇住了，有点不知所措。
“你再打，咱们就不过了，”母亲坚决地说，“我领儿子走。”
“你这是为什么……去哪儿？”。
“你管不着，这日子还有法儿过吗？”
父亲一下子抱住脑袋，坐在床上，半晌才哼哼唧唧说：
“你不能走，我是教育孩子……”
“那好，我不走可以。”母亲揉着胳膊，压制住激动缓和道。“我问你，为什么打他……净拿孩子出气？”
“他偷东西。”
“什么，你说什么？”
“偷……”
“大字报是不是？”母亲平静地接上话头，“我在二楼的大字报上看到了……孩子是好心，你委屈他了！”
“妈，我不是偷……”我爬起来，扑在母亲的怀里抽泣。“爸不听你的话……”
一石击起千层浪，母亲的担忧不幸言中，我们的生活上空笼罩起阴云，一场杀身之祸已暗暗逼近父亲。造反派意在引蛇出洞，请君入瓮，父亲一时感情冲动，自投罗网。他那张保老婆的大字报招来横祸，两天之内办公楼里又换上一批矛头直指父亲的大字报：保臭老婆抵制文化大革命，指使儿子偷大字报破坏群众运动。工作组勒令父亲停职反省，数不清的眼睛都在暗中窥探，等着看一出好戏，这就使他处在极为不利的情况下。父亲心里不痛快，回家“窝里斗”拿儿子撒气……那天晚上，一家人谁也没有吃好饭。父亲把我打得半死，母亲的胳膊打青一大块，我咬破他的小腿肚子……父亲喝掉整整一瓶６０度老白干，母亲没和往常那样劝他少喝酒，一声不吭地坐在旁边斟酒，有意让他借酒消愁。父亲酩酊大醉，吐了一桌一地，他的下巴颏又一次脱落了。
三
我们离开大房子，搬到小房子住了。
父亲借来辆铁架子手推车，一家人来来回回搬运一下午东西。
我想什么叫世态炎凉，母亲最理解它的含义了。往常我们家门庭若市，熟人几乎天天见面，有点事情鞍前马后前呼后应，遇到运取暖煤、分秋菜之类的情况，没等父亲出面就有人上赶着帮忙送回家，想拦都拦不住。母亲过意不去，打发我送点礼物略表谢意，人家却怎么也不收：“于厂长的事就是我的事，这点活儿算什么，外道啦！”母亲不肯让人家白帮忙，非礼尚往来送过去不可，害得我再次登门放下礼物转身就跑……现在父母双双停职反省，我们家门可罗雀清冷得要命，再没谁来帮忙了。父亲披着雨衣，拉着手推车走在前面，母亲在后面推着车厢板，天气也像我们阴暗的心情。灰蒙蒙的细雨从早晨下起，仿佛随时可以雨过天晴，略停一停又比先前下得更大了。湿透的路面不再吸水，水顺着车辙流成一道一道小溪，我们３个孩子打着雨伞，拎着抱着杂七杂八的东西跟在车旁，走过糖厂大院雨后泥泞的街道，脚步沉重而又吃力。有人视而不见；有人拍手称快；有人老远见到赶快绕行，迎面撞见的人也都眼睛望着别处淡淡打个招呼了事。我们的家具很少，只有两张双人床，两个箱子，一张写字台，两个书架，东西不多搬起来可真麻烦。特别是运取暖煤和木柴的时候，一旦沉重的手推车陷在泥坑里，父母的身子都弯成弓形还是拉不出来。实在不行，父亲便要我们放下手里的东西一起帮忙，一家人才勉强将车子拉出泥坑。
我问母亲：“怎么没人帮忙了呢？”
母亲苦笑：“我和你爸爸不都能干么！”
我不小了，对家里的冷暖更迭已有感受，也想分担点家务减轻母亲的压力。糖厂的人家都没有自来水，吃水需要到１００米之外的公共水房子去挑，家家户户都备下一口大缸储存日常用水。我能挑动少半桶水了，但扁担钩长，我个子矮，挑起两个桶必须卷起扁担钩，让水桶底将就着不蹭地面。扁担压得我肩膀生疼，走起道来趔趔趄趄，洒一路水才能把水挑回家。母亲说我是长身体的时候，怕压坏身子骨，不让我挑，可我要显示男子汉的能力，父亲不在家时一定抢着去挑水。经过“大字报事件”之后，父亲很少露出笑容，嘴唇闭得紧紧的，肩膀也不那么挺直了，仿佛有一种难以忍受的痛苦折磨着他的内心。我一直躲着父亲不和他说话。母亲等父亲酒醒后狠狠数落他一番，要他赔个不是缓和父子关系。母亲说也白说，父亲可以向母亲说不该失手，决不会向儿子道歉，那是比登天还难的事情。我也绝不会向他认错，那也是比登天还难的事情。我不原谅他，恨他不是个好爸爸，以前从来没这样恨过他。我盼望自己快快长大，比他高大比他还有力气，也能像他逼我那样命令他每天练５页毛笔字，让他动辄得咎，看不顺眼就痛打他一顿狠狠教育教育他！
糖厂职工的生活很清贫，有自行车、手表、缝纫机３大件就算富裕户了。一般厂领导区别于工人的标志是除３大件之外还有台收音机，工人区别于领导的标志是有能力捡碎砖块盖一座小仓房。我们的新家把一趟房东头，没有仓房，门前有一个木板障子围起的大院，院墙旁垂着几十棵沉甸甸的向日葵头。前面搬走的人家没舍得割，母亲给他们点钱，把向日葵和院墙都留了下来，等有时间在院里开块菜地，种上小白菜和大葱，秋天就不用买秋菜了。大院前有条３米宽的胡同，对面是与我们隔窗相望的平房，再往前走一直下坡儿，就是一片长满芦苇和菖蒲的西下洼了。西下洼里有一种傻傻的“老头鱼”，大肚子，黑细鳞，光溜溜的脑袋比胖头鱼还大，孩子们能轻易钓上这种鱼来。母亲说老头鱼身上有血吸虫，从不吃这种鱼。其实她是偏见，我吃过彬子家做的老头鱼，肉质雪白细腻，味道异常鲜美……安顿好新家，母亲买回一脸盆鲫鱼“温锅”，有红烧鱼、糖醋鱼片、奶白鱼汤、干炸鱼。父亲也拿出一瓶茅台酒祝贺乔迁之喜，他给母亲倒上一盅酒后，对我们３个孩子说：
“我想告诉你们一件事……你们还有两个哥哥。”
“他们在哪儿？”姐姐惊奇地问。
“一个在沈阳，一个在北京，都在上大学。”
我不可思议地瞪大眼睛，怎么突然冒出来两个大学生哥哥，母亲从来没跟我说过？我问母亲是真的么？
母亲默默地点头。
“他们是我前妻生的，”父亲有些尴尬地补充道，好像做过什么亏心事，眼睛一直望着窗外。“你们是亲兄弟。”
“前妻是什么意思？”妹妹问。
“小孩子不要多嘴多舌，”母亲替父亲圆场，“以后人家要问，你们就说有两个哥哥，好吗？”
“好。”我欣然接受了。
“你们要好好向哥哥学习，将来也能考上大学……妈就是把裤子当了，也要让你们完成学业。”
我向往有哥哥，梦想有哥哥，羡慕人家有哥哥。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有哥哥就不孤单了，省得再穿姐姐换下的衣服，和她们玩跳皮筋儿，跳方格，过家家……姐姐总像跟腚虫一样跟着我，一看我和男孩玩就怕打架喊我回家。妹妹更讨厌，动不动向父亲告状我又淘气了……同学们都笑我像个丫头片子。况且哥哥本身就是一种威慑力，打起架来哥俩儿一起上，肯定没有大孩子敢再欺负我。有两个上大学的哥哥就更美了！
四
父亲离过一次婚，留下老家的妻子带着两个孩子过日子。
当年的老干部不少都这样过来的。土八路进城了，老婆土气了，城里的女人令他们眼花缭乱，心猿意马，于是便离婚娶个洋气的姑娘。父亲的好多战友进城后又重新组成家庭，结果前一窝后一窝麻烦不断。我的父亲没有找城里女人，而是找了他的战友——我年轻美丽的土八路母亲孙志刚。我的二哥于成奉那时谈起来耿耿于怀，说父亲进城后生活变质，喜新厌旧，我的母亲是第三者插足。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无怪他从北京石油学院专程跑到齐齐哈尔糖厂批判父亲……接下去父母不再理睬我们，两人又谈起厂里运动的形势。办公楼和大棚里贴满揪出父亲的大字报，除了文化大革命中常见的大帽子之外，罪状由保老婆升级为叛徒、特务，说他是一只混进革命队伍里披着羊皮的狼！
污蔑父亲是叛徒、特务，是因为他在上海做过地下工作。
那时候部队急需军火和药品。为打破日本人的封锁，党利用一位上海进步资本家的关系购进大批军火和药品，打着青岛丝绸公司的旗号贿赂海关，秘密装船运出上海，半途再转向山东抗日根据地卸载。父亲曾在大连的商行学徒，有做买卖经验，上级派他潜入上海执行这项特殊任务，公开身份是青岛丝绸公司驻沪分公司二掌柜。一次，日军巡逻艇在海上截获公司偷运军火的船只，船老大架不住严刑拷打叛变了，日本宪兵立即根据叛徒提供的情况包围父亲的公司，将大部分员工都逮进监狱杀害了。我的大哥和二哥当时正和他们的母亲去上海看望父亲，匆匆见过父亲一面就失掉联系。公司仅有几个人死里逃生，其中之一就有父亲。
那天夜晚，警笛声惊醒正在宿舍睡觉的父亲，他扒着窗口往楼下一看，日本宪兵的警车已封锁住公司大门口。父亲顿觉形势不妙，当机立断将床单、被套撕成长条连在一起抛出后窗，迅速滑到楼下，借着夜幕掩护溜出包围圈……党千辛万苦建立起的秘密机构被破坏了，一时又查不出谁是叛徒，父亲只身逃出虎口，辗转十几天才逃回解放区，自然受到组织上的审查。上级不再安排父亲在后方工作，派他上前线去经受战火的考验。父亲凭白无故蒙冤，浑身是嘴说不清，且人家的怀疑也不无道理，别人都已牺牲，为什么单单他能活着回来？又有谁证明他没有问题？父亲的心情非常苦闷，打起仗来没死没活不管不顾，说好听点叫勇敢，说不好听的是莽撞。其实，他是想以战死来证明自己的清白无辜……父亲的入党介绍人苏一萍伯伯时任行署专员，听说过父亲的情况拍案而起：“我相信于渭生，你们不要他，我要！”一直到查出叛徒水落石出，父亲再也没离开苏伯伯一步，跟着他转战山东各地……１９５４年，华东局派出大批转业干部支援东北，“背靠沙发”建设祖国重工业基地（“沙发”，是前苏联援建我们的代名词）。父亲那一代人热血沸腾，纷纷报名奔赴东北参加轰轰烈烈的生产建设。父亲的一个同事说：“于渭生，咱们不都梦想建立苏联式的大工业么，再不报名，过这村就没那店啦！”父亲这才告别苏伯伯北上来到黑龙江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