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公民社会长期以来一直在意识形态上不拘一格，人们也已为之奋力拼搏许多年，正如反奴隶制运动或选举权运动所表现的那样。相比于一国一地的小打小闹，具备全球气魄的事业，能为支持者提供更广泛的盟友、资源和志同道合的行动策略，从而放射出更加璀璨的光辉。迪尤肯大学政治学助理教授克利福德•鲍勃（Clifford Bob）撰文指出，保守派人士一方面在许多领域（尤其是国际事务）赞成政府尽可能小（minimal government），另一方面也在集结起来，发展跨境影响力。他写道：“左翼人士和右翼人士对各自目标孜孜以求，他们在全球范围内搜罗那些契合自己观点的情境和事例。”“他们发出危机预警，倡导旗鼓相当的解决方案，各自招兵买马以壮声势，包括学院专家、道德明星和好莱坞名流。”全球公民社会不再由进步派一手把持，但它纷然杂陈，喧嚣不休，代表着各方利益。
社会与经济问题方面的国际运动，越来越司空见惯。非政府组织、基金会、新闻记者、社会名流和普通公民纷纷向政府施压，要求建立国际刑事法院（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发布地雷禁令以及倡导环境保护。他们还努力延缓全球变暖，降低生育权门槛，并促进实现其它形形色色的进步目标。
这类维权行动虽然遇到不少挫折，但已遍地开花，以至于“全球公民社会”常被描绘成左翼政治的堡垒——构成这个领域的各个集团有着类似的想法，一起对抗公司权力、国家压迫和文化落后状况。
然而，所有跨境运作的自由派集团，也听到了来自另一个公民社会的声音。右翼集团正登上全球舞台，尽管在大家印象中，他们很厌恶国际制度，认为那些都是自由派事业的体现。事实上，保守派集团这么做，能够吸引盟友，扩大阵营，补充一些支持自身观点的事例。
就拿近来有关同性恋权利的争论来说吧。甚至当人权运动向联合国推行同性恋权利时，就已经出现了逆反的力量。持有传统信念的人跨越国家和宗教的界线，集结成强大的网络，连承认性取向（sexual orientation）概念的努力都横加阻挠。在“施洗—伊斯兰头巾（“Baptist-burqa”）这种非正式联盟中，成员或许对教义莫衷一是。但保守派天主教徒、基督新教教徒、正统犹太教徒和穆斯林多年来却同仇敌忾，倡导那些源远流长的价值、习俗和规矩。本周于法国境内爆发的反对同性婚姻的抗议活动，就是这股浪潮的例证。
再举一个例子，2009年意大利世俗派人士在外国非政府人权组织的支持下，以诉讼方式挑战教室内的耶稣受难像，结果遭到跨国信仰联盟的激烈抵制。得到美国支持的积极分子，以及“欧洲法律与司法中心”（European Center for Law and Justice，简称ECLJ）、“联合辩护基金”（Alliance Defense Fund，简称ADF）等法律援助集团，都在这次冲突以及其它欧洲冲突中大显身手。
在相对约定俗成的人权问题上，“大赦国际”（Amnesty International）与“人权观察”（Human Rights Watch）不仅反对他们所瞄准的政府，也反对其他公民社会集团。在中东，维权活动如今受到以色列的“非政府组织观察”（NGO Watch）的细致分析和严厉批评。这类组织不光要支持他们本国的政策，其更为根本的目标是要挑战各种权利组织、摧毁其公正道德标杆的美誉。
图：法国保守派万人大游行，反对堕胎和同性婚姻
另外，针对那些欠缺《美国联邦宪法》“第二修正案”——即“要保障一个自由的国家，必须有一支监管得力的民兵，因而不得干涉人民持有、携带武器的权利”——这类法条的国家，“全美步枪协会”（National Rifle Association，简称NRA）促成了一套国际网络，以便推行持枪权。“未来体育射击活动世界论坛”（World Forum on the Future of Sport Shooting Activities，简称WFSA）的成员单位，数十年来一直活跃于联合国。2012年，他们反对旨在控制小型武器非法贸易的《武器贸易条约》，想要扼杀这一条约。
发展援助（development aid）的拥护者，也遭到强大公民社会组织的抨击。诸如肯尼亚的“跨区域经济网络”（Inter Region Network）之类的集团，倡导以自由市场来解决发展难题，谴责发展援助破坏了本土产业，敦促大家将非洲视作大有可为之地。反对控制全球变暖、转基因食品等环境问题的非政府组织，百般阻挠各种相关国际协定。
在凡此种种的问题上，右翼组织已经走向全球。其中某些集团无疑是特洛伊木马，他们得到一些别有所图的公司或国家的资金支持，不是民意的自发表现。但许多所谓的左翼草根网络亦与之大同小异，他们也有自己的基金支持和专业班子。
全球公民社会实则在意识形态上呈现出百花齐放、争奇斗艳之态，虽然有人误以为它是单一和谐的。其实它素来如此，不少历史事例都表明这一点，比如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支持奴隶制运动和反对选举权运动。当今随着国际制度的成长，许多保守派人士都断定，深入虎穴是较有成效的斗争方案。这样一来，他们就能阻却、拖延或重塑他们所厌恶的倡议。右翼力量并不是简单地反对“进步”。相反，他们推行他们自己有关权利、正义、可持续性等术语的特定理解，以及达成这些目标的不同手段。
因而，即便右翼政治领袖谴责国际制度，或者警告人们注意国家认同所受到的威胁，“全美步枪协会”之类的集团照样申请成为联合国的顾问机构。“未来体育射击活动世界论坛”也是如此。另一些集团（比如“欧洲法律与司法中心”和“联合辩护基金”）则在欧洲人权法院（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s）打官司，或为外国法院提供法院之友咨询意见（amicus curiae briefs），内容涉及从居家施教（homeschooling）到仇恨言论等各类问题。
保守派集团和他们的进步派同行一样，也打造起国际网络。他们与其他国家境内志同道合的组织建立联系，共享行动策略。比如在巴西，来自美国和加拿大赞成持枪集团的论辩和广告，挫败了2005年要求禁止私人武器买卖的公民复决。来自哥伦比亚、南非和印度等各个国家的体育射击集团，也请求“全美步枪协会”、“美国持枪者协会”（Gun Owners of America）和加拿大的“全国军火协会”（National Firearms Association）支援地方斗争。
于是，许多国内政治争论如今都超出了国界——绝不仅是看起来最容易受到海外压力影响的弱国才如此。甚至在美国，积极分子不仅力求影响海外政策，而且力求动用积极或消极的海外事件来干预国内政治。比如，与《马修•谢巴德法案》（Mathew Shepard law）——该法案对基于性取向的仇恨犯罪定罪量刑——作斗争时，美国的集团指出，其他一些民主国家曾指控保守派牧师，因为据说他们在布道时煽动对同性恋的仇恨。
左翼人士和右翼人士对各自目标孜孜以求，他们在全球范围内搜罗那些契合自己观点的情境和事例。他们各自提出针锋相对的政策和规范，力求将之纳入国际法。他们发出危机预警，倡导旗鼓相当的解决方案，各自招兵买马以壮声势，包括学院专家、道德明星和好莱坞名流。
在国内，右翼集团力挺某些新通过的国家法律，这些法律向不怀好意的国外非政府组织提出了严格的登记要求。他们对敌方的每一步举动，都极尽审视核查之能事。在面对以巴冲突这样的问题时，监督部门之间明争暗斗，致使人权报告的方方面面（事实主张、法律分析、政治客观性）都受到挑战。
谁是这些斗争的赢家？这殊难预料，视情况而定。但公民网络是否能够拉拢某个强权国家，关系甚为重大。无论进步派集团还是保守派集团，都与情投意合的政府紧密合作，力求拉拢他们共谋大业。即便敲定了某些特殊政策，斗争还是要在其它国内外场合延续下去。
使之成为可能的保守派积极活动，不像希拉里•克林顿曾经警告的那样出自某个“巨大的右翼阴谋”。各种同样被不经意冠以“右翼”之名的集团，彼此天差地别，多有冲突。但显然“全球公民社会”不是由进步派集团一手把持。要通过它来实现那些在国内受阻的政策目标，也并非易如反掌。
如今，保守派积极分子同样在全球舞台上轻车熟路。他们已经掌握国际组织密不外宣的规则，并锤炼了拉帮结伙的策略。他们所提出的替代性观点，在地方层面和国际层面引发的共鸣不绝于耳。而且他们在各种全球政策问题上斗得更凶了。这一事态或许令那些盼望着大展宏图的自由派人士感到不安，但它让国际舞台能够更充分地代表公民社会五花八门的见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