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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涌:中国能否崛起为“世界第一”

2014年10月初,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发布了对中国经济总量的评估,称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总量,按照购买力平价(PPP)的计算,已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虽然购买力平价的计算法有诸多问题,但是,这毕竟是中国近代以来第一次摘取“世界第一”的头衔。IMF还预测,到2020年,中国的GDP总量将比美国大20%。

而在11月北京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峰会,美国总统奥巴马在民主党中期选举惨败后成为“跛脚鸭”,中国媒体调侃说“中国的强主席遇上美国弱总统”,《环球时报》发布社评,称“随着中国的不断发展,我们逐渐有能力看懂美国了。那个社会在一定程度上躺在了‘功劳簿’上。它懒于改革,慢慢失去了改革的能力,它的自信也渐渐变成帮助它摆脱因竞争力下降所产生焦虑的傲慢。这样的社会除非遭遇更致命的危机,或者有一天真的被新兴市场超越,才有可能‘猛醒’。”

甚至在冷战结束后宣布民主完胜、《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的作者法兰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也撰写新书痛陈美国的痼疾,大声疾呼“强政府”最为重要,美国似乎有太多的民主。

这种“中国崛起”、“美国衰落”的呼声弥漫中外,似乎世界正处在大国兴衰的转折点上。然而,在这些新闻标题下进行若干深入分析、精算数据,则会看到复杂得多的景象。

首先,中国经济的年增长率,在2014年第三季度放缓到7.3%,“保八”时代早已过去。政府潜在的债务危机,以及高增长带来的环境问题,则越来越令人们焦虑。而美国同期的增长达到3.9%,过去六个月经历了十年来最强劲的增长。另外,最近能源价格的急跌,显示了世界能源格局的地震。美国正从最大的能源进口国走向油气出口国。这无疑是其经济长期发展和能源安全的一颗定心丸。于是,有人不禁会问:中美在增长势头上,是否正在掉位?是否在未来几十年,将出现美国的增长率高于中国的情况?

这也是哈佛大学的两位经济学家兰特·普里切特(Lant Pritchett)和劳伦斯·萨默斯(Larry Summers)最近的一篇论文引人注目的原因,报告中预计未来10年中国的平均GDP增速可能只有5%。萨默斯不是别人,就是那位哈佛的前校长、克林顿政府时期的财长、奥巴马的前经济顾问。普里切特则是他长期的同事和下属。他们虽然不代表主流意见,但算是重量级学者,其论断势必会产生巨大的影响。

这篇论文立论的惊人之处是:中国经济总量,如果按照美元面值计算的话,恐怕永远追不上美国。因为发达国家生活费用高,其按美元面值计算的GDP的相对价值要大大高于按购买力计算的价值。还是根据IMF的数据,2013年,GDP总量最大的是欧盟,达17.5万亿美元,美国则将近16.8万亿美元,中国不足9.5万亿,比美国小了三分之一还多。

按照这一估算方法,如果中国经济持续以7%的比率增长,那么到2033年时总量就将到达36万亿左右,轻松超过美国。但是,如果以2%的速度增长,则即使到了2033年也不过刚过15万亿,甚至难以超过美国现有的水平,那时美国经济的增长率,怕是反超中国。这意味着中国在经济总量上永远追不上美国

普里切特和萨默斯指出,未来难以预测。但是,历史毕竟能为我们提供一些线索。中国的经济,三十多年持续着近两位数的年增长率,这从已有的统计数据上看,已经是史无前例的了。但是,从历史上看,那些创造了惊人的高增长的国家,往往会马上跌入低增长的陷阱,比如,日本的高增长一直维持到80年代,到1991年后的二十年,人均GDP几乎就没有增长。

中国未来没有“人口红利”

大多数崛起国家,经历了高增长时期后,马上跌向世界经济的平均增长率。这个增长率目前大致就是2%。而且历史往往展示了“爬得越高,跌得越狠”的趋向,即增长率越高,持续的时间越长,接下来的增长越缓慢。日本现在正在经历的,就是负增长。普里切特和萨默斯并没有就此下明确的结论,只是指出:中国未来陷入2%左右的增长率的可能性,从历史的经验上看,恐怕更大一些。7%的增长率,则几乎不可能维持。

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2%增长率,是人均GDP的增长率。但是,这已经无关紧要。中国的人口,2013年是13.6亿,预计到2030年达到顶峰,也不过是13.9亿,几乎没有增长。人均GDP的增长率,基本就是GDP总量的增长率。而实际的劳动力数量,已经进入了萎缩期。这就为我们分析中国的经济奇迹和未来发展提供了另一个面向:1978年中国开始改革时,人口不足9.6亿,到2013年增长到13.6亿。人口增长了近30%,整整多出4亿人,而且大量是年轻的劳动人口。未来不仅没有这样的“人口红利”,还要为这种“红利”还本付息、对付养老危机。

反观美国,如今人口3.1亿多,2030年预计超过3.6亿,上涨16%以上,而且人口会比中国年轻。其经济技术成分高,创意旺盛,环境更有持续性发展的潜力,再加上巨大的能源优势,增长率反超中国,恐怕只是个时间的问题。

中国维持增长势头的潜力,恐怕只剩下制度改革这一条路:建立真正的法治社会,清除腐败,增加政府效率,保护知识产权,刺激创新,全面提高劳动生产力……。但是,这种改革能走多远,现在还是未知数。这里又引出了另一个分析面向:中国过去30多年的经济发展,无疑得益于“改革红利”。但是,我们必须看到,由于改革前的制度过于落后,即使是非常粗线条的改革,就会显示出巨大的效率。特别是在经济起步的阶段,对制度效率的要求并不高。比如,中国过去的发展,长期依靠高投资。高投资带来巨大的债务,也导致了过度建设。

但是,在百废待兴的时代,再怎么过度建设,所造成的浪费也是短期的,很快就会被高速的增长所消化,增长带来的利润,也不愁还不了债务。但是,经济进入成熟阶段后,局面就不一样:该盖的房都盖了,该修的路都修了,人口不再增长,GDP也不会年年腾飞,过度投资、过度建设所带来的浪费,无法在短期内被消化,债务自然难以及时收回。那些“鬼城”,恐怕长期都不会有人问津。这一系列新问题,未来的改革能否应对?显然,挑战是前所未有的。

普里切特和萨默斯的预言是否正确,历史很快就能检验。不过,在当今的时代,这种对中国经济的低调论,还是应该更多一些。经济预测不是对未来的竞猜游戏,而会直接影响到我们的行动。如果对未来估计得过于乐观,就会滋生泡沫心态,就不会对过度投资、过度建设、过大的债务有足够的警觉。一旦没有高增长及时消化这些浪费,中国经济就真会陷入深重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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