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俄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一对大国关系，其发展的每一步都引起了世界的广泛关注，对国际格局和地区形势都产生着不小的影响。同时，中俄两国也把它们之间的关系互视为自己外交的优先方向，互相把对方当作重要的协作伙伴。
苏联解体后，中俄关系实现了极为顺利的发展，特别是1996年确立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目标，表明两国政府着眼于未来长远的发展，规划构建紧密的全方位合作关系。经过此后十多年的努力，中俄两国在各个领域、各个级别建立起合作的制度性框架，双边关系始终沿着持续稳定、日臻成熟的轨道不断攀升新的台阶，走上了良性发展的轨道。
务实合作的两个重点
进入21世纪，中俄两国充分挖掘潜力，深化务实合作，提高合作质量，各领域的合作都取得了很大的成果。这表现在：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文件，奠定了双边关系坚实的法律基础；两国政治互信程度进一步增强；双方均把推动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作为长期不变的方针和外交政策的优先方向；双方在涉及各自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等重大问题上相互予以坚定支持；两国务实合作成果显著；民间交往日益扩大，地方合作蓬勃发展，双方人员往来更加密切，两国民众相互了解程度日益加深；国际合作日益紧密。应该说，中俄全面合作没有“盲点”地涵盖了国家关系的所有领域，两国多次强调的双边合作的高水平、高质量并非宣传辞令。
“务实合作”是中俄关系中最频繁出现的词汇，其核心含义就是要使两国在所有领域的合作、互动不仅是形式上、态度上的，更是能为两国经济社会进步带来实际收益的，这已经成为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的重要共识。这也完全符合两国关系当前发展阶段的特点，即把落实业已达成的协议和声明、充分挖掘两国合作的巨大潜力、把深化各个领域务实合作的愿望转变为现实行动，作为发展两国关系的基本任务；同时又依据两国务实互利合作的不断深入和取得实质性绩效，把两国战略合作提高到新的水平。近年来，两国务实合作的重点集中在进一步夯实两国关系的物质基础（经济合作）和人文基础（相互充分了解与信任）。
经济合作是中俄战略合作极其重要的领域，也是双边关系重要的战略支撑。两国的资源禀赋、地理环境都意味着双方拥有很强的互补性和地域合作优势，其合作具有很大的潜力。
从上表可见，2000年以后，两国经济合作步上快行道，多年以两位数快速增长。中国已经稳居俄罗斯第一大贸易伙伴的位置，俄罗斯也长期跻身于中国前十大合作对象。经济合作实际上已经成为两国务实合作最活跃的领域，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所谓“政热经冷”的局面。
能源合作一直是中俄经贸合作的主要内容。2010年9月，历经十多年的原油管道终于竣工，并于2011年开始向中国输送原油。2013年是中俄能源合作的“突破年”，双方在石油、天然气、煤炭、电力、核电、水电等多个领域都达成了合作意向，并解决了一些多年积压的问题。
按照目前已经达成的协议，今后25年，俄罗斯将逐步增加对华出口原油数量，年度石油供应额将从目前的1500万吨增加到4500万吨。2013年两国天然气合作也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双方就天然气定价机制、供气总量、款项支付等一系列问题达成了框架协议，为完成供气项目奠定了法律基础。
除了直接购买原料以外，中俄双方也将关注点扩展到石油、天然气开采、加工等方面，并开始讨论在下游生产和销售方面进行合作的计划。两国在电力、煤炭和核电方面也已进行了密切的合作。
两国把协调毗邻地区的发展作为合作的新领域，在政府层面制定了合作规划纲要，并就共同开发矿产资源、建立木材深加工企业、生产建材以及农业领域合作、中国参与俄经济特区的开发建设等几百个项目进行了前期探讨。同时，两国地区间合作也开始向内陆省份发展。2013年5月，在两国中央政府的推动下，中国长江中游地区与俄罗斯伏尔加河流域地区签订了开展合作的议定书，并着手研究制定开展地区间合作的发展规划和具体方案。
2013年，中国提出的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倡议，反映了中国对外开放的新思路和跨地区合作的新构想。这样一种更多以项目为节点、灵活务实的合作规划，为加深与俄罗斯、中亚等国在交通、电信、电网、能源的合作提供了新的平台。
为进一步推动两国经济合作，两国已经明确了十分具体的目标，即到2015年使贸易额增加至1000亿美元、2020年达到2000亿美元。然而，欲实现这个目标、特别是第二阶段在五年内翻番的目标，还是存在一定的难度。
长期以来，两国经济合作一直主要依靠一般货物贸易，这些贸易又在很大程度上依靠能源和原材料贸易。国际金融危机后，资源性产品交易价格短期内很难回复到当初高位，曾经因此类产品价格上涨而拉动贸易额快速增加的因素恐难以重现。中俄之间主要是基于自然禀赋的产业间贸易，商品结构仍以低附加值产品为主，深加工产品、高技术和高附加值产品所占比重较低。改善贸易结构这个老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世界经济发展的经验证明，仅仅依赖一般货物贸易远不能在两国间建立紧密、稳定的经济联系，也无法从根本上提高经济合作的质量。在继续发展一般货物贸易的同时，如何扩大技术、投资、金融、服务、劳务等经济合作其他要素的合作也是两国面临的重大课题。
两国民众间的认知程度和交流情况将直接影响着两国关系的未来发展方向，两国人文合作的深度与广度也将决定着两国关系发展的水平，有助于化解相互间的误读和模糊认识。因此，扩大人文交流也成为近年来两国合作新的重点方向，将其视为巩固两国友好社会基础的重要工程。通过连续举办“国家年”、“语言年”、“旅游年”等一系列活动，两国民间交往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不同的民调结果显示，两国民众的相互了解和对对方国家的好感有所改善。
同时也要看到，增强彼此了解、加深相互信任、夯实长期友好的社会基础并非易事，不能奢望仅凭几次大型活动就能彻底解决这个问题，而是要着眼于做长期细致的工作，两国在社会各层、而不仅仅在领导人之间建立相互信任的工作仍然任重道远。面对新形势，一般的介绍、传统的宣传方式显然不能取得理想的收获。如何使人文交流与合作能在两国民众中有反应、有兴趣、有效果，是摆在两国政府部门、学术界、媒体、文化单位、社会团体等面前的课题。
国际合作的若干问题
中俄两国并未将它们的合作仅局限于单纯的双边领域，而是从更广阔的空间来看待这种合作在自己外交战略中的价值，使这种合作成为各自外交战略布局的重要环节和可互为借用的资源，并把这种合作视为成为推动全球力量结构平衡、国际关系民主化的重要手段。
两国在诸多国际问题上有着广泛和共同的立场，不仅在每年元首峰会的联合声明中都表述了推动多极化、反对霸权主义的共同立场，还先后发表了多份专门针对国际问题的联合声明，明确了两国对当今时代的政治共识、强调了两国对构建国际新秩序的责任感、提出了解决现实国际问题的具体路径。[1]
多年来，中俄两国利用双边和多边平台在国际问题领域相互协调立场、加强协作。比如反对干涉内政、反对动辄使用武力、维护联合国集体协商机制等国际关系原则问题；改革国际经济秩序、加强新兴市场国家影响力、维护战略稳定等国际重大问题；处理伊核朝核问题、近东等地区热点问题。这既符合多元化国际发展的趋势，符合国际关系民主化的潮流，也有利于各种文明和治理模式的包容互鉴。
上海合作组织中俄两国和中亚地区相关国家密切合作重要平台。该组织在各领域开展的合作与中俄相互协调、共同推进密不可分，中俄国际合作与上合组织的发展形成了彼此助推、相互拉动的局面。
亚太地区正在成为发展最快的地缘政治空间，世界经济和政治重心正在向这里转移。鉴于该地区复杂的历史基因、多种利益交汇和或明或暗的冲突潜质，中俄两个大国在地区规则塑造、维护地区稳定、建立开放和普遍的安全等方面具有合作的需求。
随着两国参与国际经济活动程度的增加，推动国际经济秩序改革、提升新兴经济体的国际经济的发言权和影响力成为两国战略协作新的活动场所。
同时，也应该看到中俄国际合作的三个特点。
其一，两国在国际问题上的合作从理论和实际上并不具有针对第三方的性质，在一些问题上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矛盾也并非刻意与之“作对”，完全不同于冷战期间两大集团“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支持”式的“零和游戏”。事实上，两国在双边和多边平台上，就应对非传统安全挑战、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促进世界经济稳定增长等诸多领域，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都有积极和正面的互动。
其二，两国国际合作是在平等磋商的基础上进行的，并不具有刚性约束，两国都将根据自己的利益及整体政策来安排合作的交汇点与程度，不可能出现在所有问题上“齐步走”的局面。比如就2008年俄罗斯承认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两地独立的问题，中方就秉持了自己的态度。对2014年乌克兰危机中克里米亚问题，中方也将继续这样的立场。所谓中俄在对日本领土问题上相互协调、共同应对的传言，更是荒唐。
其三，中俄国际合作并不能解决或者较大缓解它们各自面临的外部压力，两国与西方主要大国矛盾摩擦的领域并不完全重合。中国不可能帮助俄罗斯在独联体地区与西方展开争夺，就如俄罗斯不可能缓解美国、日本在亚太对中国的防范。即使在中俄拥有很大影响力的中亚，也不可能如冷战时期的东欧那般完全排斥外部力量的进入。
如此理解，中俄国际合作的前提是基于双方在那些具有共同或相似利益诉求、价值理念的问题上。同时，双方合作的价值不仅在于阻止什么，更在于倡导什么，在于对国际关系中恣意妄为的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形成某种牵制，在于对未来世界构建和相关问题解决提供另一种路径，在于在国际政治和经济事务中更多体现新兴国家的声音。
比如近年来西方国家频频提及的“国家保护责任”。中俄两国并不否认保护人权的重要性。但是，与很多发展中国家一样，两国也担心“保护人权”变成强国对弱国有选择性的任意干预的借口，变成滥用武力、干涉内政的工具。2012年利比亚危机中西方国家超越安理会授权的举动，进一步印证了这种担忧是有理由的。正因为此，在处理叙利亚危机时，中俄在安理会坚持政治解决立场，不愿再为西方武力干涉提供任何可乘之机。而2013年9月各方达成的关于叙利亚放弃化学武器的协定，以及此后叙利亚各派日内瓦谈判，尽管没有根本消除叙利亚内乱，却从另一个侧面证明，外交谈判、政治手段仍然是解决问题最优先的选择。同样的例子也体现在伊朗核问题出现的新转机上。
谈到中俄国际合作，就不能回避一个并非不重要的问题：两国在处理一些地区事务时的竞争性。多年来，两国官方出于维护双边关系大局的考虑试图回避、甚至否认这个问题，但并不等于这个问题不存在。
不可否认，中国和独联体其他国家日益增长的利益联系、对中亚地区不断提升的影响力，与俄罗斯推进地区一体化、建立欧亚联盟的战略客观上形成了一定的竞争关系。同样，俄罗斯同一些与中国有历史纠葛国家的合作、特别是军事合作，也无形中增加了中国应对这类事务的变数。
竞争性问题的产生总体而言系两个大国利益拓展的客观产物，而非双方政策刻意为之、不完全是两国政策的本意。而且，在过去这些年里，由于两国高层的积极互动、两国已经形成的具有一定高度的政治互信，这些问题没有成为两国关系中严重障碍。但是，对于两国关系长期稳定而言，为防止潜在和客观形成的竞争性转变为恶性竞争，为防止耗费政治互信的能量，双方还是应该逐步探索形成某种共赢、“兼容”、而非“排他”的良性互动机制。
如何看待中俄“结盟”
从中俄发展战略伙伴关系开始，所谓两国可能以某种联盟方式对抗西方的说法就不绝于耳。对此种观点，笔者曾在《不靠谱的“中俄结盟”说》[2]中较全面地阐释过否定的理由。而依据近年来对俄罗斯政策的观察，以及与俄罗斯人士交流的心得，进一步补充了“不靠谱”的理由：不可行。其中的关键是自2009年后中俄两国所处的外部环境，及面临的问题有了较大的变化，两国因此而产生的战略取向自然也有所不同。
中国迅速的发展、美国战略重点转向亚太是金融危机后国际政治、地缘战略最大的一个变化。而这即使没有带来一些俄罗斯人认为的“战略缓冲期”，起码也没有让俄罗斯感到更大的压力。透过2008年和2013年两份俄罗斯外交政策构想都可以发现其中所包含的“机会”二字。其中最为重要是两个判断：其一，金融危机宣告冷战后20年西方霸权体系受到严重削弱，国际权力格局呈现出多级化、“群雄逐鹿”的趋势。俄罗斯有了以欧亚联盟为平台重新整合后苏联空间的机会。其二，亚太成为新的全球战略重点为俄罗斯提供了外交运筹的机会。
尽管欧洲新安全框架并未最终形成，目前也不能断定北约、欧盟向东推进的“新边疆”就止于中东欧，未来十年或更长一段时间，除波罗的海三国外的前苏联西部地区（乌克兰、摩尔多瓦、格鲁吉亚和阿塞拜疆）仍将是俄罗斯与西方争夺的“灰色区域”，但俄罗斯与西方都无力、无心以极端的方式或对抗的姿态去构筑绝对利己的结构，双方的角力主要通过政治、外交、经济和意识形态等“软力量”的方式进行。
与冷战时期政治相互对立、经济相互封闭、文化相互隔绝、军事相互遏制的全面对抗不同，今天的俄美关系如同其他一些大国关系一样是合作与斗争并存。无论它们之间的矛盾如何难以解决，相互间的信任面临多深的鸿沟，俄美之间都已经完全没有了你死我活的性质，几乎可以排除爆发武装冲突的可能性——更不用说大规模战争了[3]。俄罗斯不仅在美国外交重点排序中位置后移[4]，而且在华盛顿眼中只是“麻烦制造者”，而非美国霸主地位的挑战者。
正因为此，许多俄罗斯人士认为，今天的中俄美关系似乎是70—80年代大三角关系的再版，只是中国替代了苏联。而俄罗斯虽不可能成为当时美国联手的中国，也获取了更加主动的地位和显示特殊作用的可能。
相对于欧洲权力结构相对固化、缺少回旋空间而言，俄罗斯在亚太的地位显然要更为灵活和超脱、可资利用的因素也较多。它固然在这里积淀不多，但也没有过深的积怨，没有不可调和的矛盾。事实上，通过冷战后20多年点滴累积、重塑传统伙伴关系，俄罗斯已经在亚洲大陆和西太平洋区域构筑起了较有利的态势：它不仅继续主导着中亚事务、保持与蒙古的传统联系、深化与中国的全面合作，而且利用与印度、越南和朝鲜半岛的关系，从南亚、东南亚直到东北亚都寻找到了地区活动的支点。俄罗斯怎么可能舍弃如此灵活、有利的地缘政治处境，而去“选边站队”、与他国结盟？何况中国面临的日渐突出的有争议问题的对象还包括俄罗斯的重要的战略伙伴[5]。
也许有人认为，中俄联盟（或类似同盟的密切关系）指向只是针对美国霸权、并非在所有问题上统一步调。然而，如果中国都不可能在发展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上受制于人，又怎么可能让莫斯科与华盛顿的关系考虑北京的诉求？
事实上，2013年出台的俄罗斯对外政策构想对其外交定位有十分清晰的描述：俄罗斯外交要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独一无二的“平衡”作用[6]，其含义意味深长，按照俄罗斯人自己的解读，这就是积极布局“灵活的、不结盟的网状外交”[7]。显然，俄罗斯试图通过这些有重点又平行交错的网络，在亚太、乃至全球获取自己最有利的位置及利益。[8]
所谓中俄结盟的主张必然抱有俄罗斯在中国利益关切上予以全面支持的期待。这种不切实际的认识一旦不能实现，非常容易走向反面。比如东海、南海问题。同样，这种认识也期望俄美保持紧张关系（如此才能支撑他们中俄结盟的逻辑），如果俄美关系改善，也同样会刺激这些认识对俄罗斯不信任的情绪。
如何看待“中国威胁”
与“结盟”说相反、却也时常萦绕一些俄罗斯人心头的是“中国威胁”。随着两国合作的不断深入，以及国际局势的变化，此类言论略有淡化，但未消除。
传统的“俄罗斯版”的“中国威胁”基于基本的安全担忧，包括“领土要求”、“移民扩张”和“经济侵略”三个相互关联的部分。随着中国的发展及其境外利益增加，俄罗斯对中国的担忧又由于“不确定”增加了新的元素。首先，俄罗斯不能确定中国崛起对世界与地区格局的冲击有多大、是什么性质的，是否会在地区或世界范围引发武装冲突——特别是中国统一问题和与其他国家有关领土、海疆权益的纠纷问题都与世界主要力量或地区大国有关，以及由此可能对俄罗斯的利益带来何种影响。其次，中国在独联体地区、特别是中亚地区影响力的提升，中国与这些国家日益密切的包括经贸、能源领域的合作，显然并不完全符合俄罗斯在这个地区长远的利益。其三，在中国民族主义教育中，俄中历史问题难免会成为一个反思的窗口，这种反思是否会对俄中关系产生负面的影响还不得而知。2010年5月披露的俄罗斯外交部报告就强调：“应特别关注中国在国际事务中角色的提升，应注意北京在国际舞台上日益活跃对俄罗斯全球利益和地区利益产生的影响。”[9]
应该承认，中国这样的大国通过走一条独特道路的方式迅速崛起，不可能不引起包括俄罗斯在内的所有国家的关注和担心，这几乎是无法避免的“自然”现象。而俄罗斯的情况与其他国家相比还有两个特殊性：一是中俄两个在政治、文化、经济等各方面相差很大的国家是邻国，有着漫长的边界线。由于两国相邻的地理位置和历史问题的纠葛，俄罗斯对中国的担心还要加上保证远东地区领土这一基本安全因素。二是中国迅速发展的时间恰好是苏联解体、俄罗斯长期陷入重重危机的时候。上百年来两国实力对比悬殊的状况在不知不觉中转变为大体相当，中国在许多综合国力评价指标上还领先于俄罗斯。
可见，俄罗斯对中国的疑虑虽然不能排除刻意渲染的成分，但更主要的是两个接壤大国由于最近十年力量状况的变化“自动”引发的心态。同时，它在相当程度上还是因为对未来不确定的担忧。
从过去二十年的经验看，俄罗斯的对华疑虑总体上没有成为两国关系、两国全方位合作的严重障碍，没有干扰两国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大局。如果说其他大国与中国的关系是合作与矛盾并存、合作与矛盾交替变换构成双边关系某个时段的主要面，那么中俄关系则应该说一直是以合作为基本面、合作为“主旋律”。俄罗斯对中国的疑虑、防范没有演化为对华政策基本内容，更多的还是停留在心理层面和舆论炒作，与中国的合作的意愿则表现得较为明显、行动也较为积极。而且，随着两国合作的不断推进，一些担忧、疑虑逐步得到了缓解。比如，由于两国边界划定、相互削减边境地区军备和建立安全信任措施，以及两国关系法律性文件明确互不觊觎对方领土，俄罗斯学者也认为，两国之间建立起了基本的安全互信，所谓的安全威胁担忧在很大程度上已经通过政治手段弱化。[10]还比如，一度炒得火热的“移民”问题，也被俄罗斯统计数据和相关调查证实为捕风捉影。
如果了解了俄罗斯对华担忧的根源，对这种疑虑也就无须奇怪或恼怒，也不必放大和渲染。应该看到，特殊的地缘环境决定了，中俄双方都容易自觉或不自觉地将对方视为自己潜在的竞争者，也都容易自觉或不自觉地对对方持有戒备心理。中国已经、并将继续在许多质疑中发展，在俄罗斯方向也不例外。俄罗斯对中国的疑虑将是长期的，将一直伴随着中俄合作的进程。对此，我们既要有心理准备，也要保持平常心态。我们只能争取缓解双方之间的疑虑，使之不至严重阻碍双方的合作，不至使双边关系出现停滞。在最好的情况下，逐步缩小这种疑虑的影响力、减轻这种疑虑在政策层面上的牵制力。
经过20多年的发展，中俄关系已经稳定在一定的轨道上，在两国也形成了一定的社会认知，有了一定的社会基础。无论从保证基本安全与稳定的角度来说，还是从构筑更加合理的国际和地区环境出发，两国间的战略需求没有改变，相互借重的重要价值没有改变，两国战略协作关系具有稳定性和长期性。
由于两国面临的外部环境、挑战不同，与西方关系中矛盾的性质与程度不同，可能出现的危机程度不同，近年来，这种依存渐渐呈现出不均衡的状况——尽管这种特点过去就存在。这就是，中国对俄罗斯的依赖和需求进一步增加，且对俄需求在一些方面即使不是“唯一”的，也是至为关键的。这既表现在外交总的态势上，也表现在具体的如能源、军品合作领域，还隐含在应对与他国复杂的有争议问题中。为何出现这种状况？如何应对这种状况？这种状况是否符合中国长期的战略利益？如何实现中国作为独立自主的负责任大国的外交布局和灵活空间？这是值得中国外交从总体上去注意和深思的。
注释：
[1]这些联合声明包括：1997年4月"关于建立世界多极化和建立国际新秩序的联合声明"、2005年7月关于"21世纪国际秩序的联合声明"、2008年5月"关于重大国际问题的联合声明"。2011年6月"关于当前国际形势和重大国际问题的联合声明"。
[2]《世界知识》 2012年第6期。
[3]在2013年版俄罗斯对外政策构想列举的外部挑战中，没有如外敌入侵、武装冲突等传统安全问题。它们分别是：全球经济危机、西方对别国内政的干涉、联合国地位的削弱、跨境威胁和挑战，以及国际关系中重新注重意识形态问题的倾向。
[4]无独有偶，近年来俄罗斯出台的一系列外交政策文件中，美国在俄外交排序的位置也在后移。这从一个侧面也说明，美国尽管仍然是影响俄发展与安全的重要因素，但非"生死攸关"或最迫切的因素。
[5]俄罗斯与印度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2013年宣布把与越南的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6]Концепция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http://www.mid.ru/brp_4.nsf/0/6D84DDEDEDBF7DA644257B160051BF7F。
[7]Алексей Малашенко ，СВЕТ И ТЕНИ "МЯГКОЙ СИЛЫ"，НЕЗАВИСИМАЯ ГАЗЕТА。http://www.ng.ru/stsenarii/2013-04-23/14_soft_power.html。
[8]俄罗斯外交学院院长巴冉诺夫在梳理了俄罗斯近来关于亚太形势、中美博弈的若干论点后认为，"坐山观虎斗"或"选边站"都不符合俄罗斯的利益，俄应该以更加主动的姿态介入到地区格局塑造中去。ЕoБажанов "Росся в Азиатско-Тихоокеанскомрегионе" 《Международная жизнь》№ 8 2013.
[9]Программа эффективного использования на системной основе внешне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факторов в целях долгосрочного развития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http://www.runewsweek.ru/。
[10]Китайские реформы: пример, вызов или угроза России? http://cu4.narod.ru/index.files/Economika/china1.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