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我国经济增速趋缓走低，引发国内外广泛关注与不同观点解读争论。笔者认为，目前经济下行走势与压力，不仅源自潜在增速回落等新常态条件，而且与调整早先宏观经济失衡的阶段性非常态因素有关。全面认识经济减速成因，直面全面深化改革与调整宏观失衡的双重要求，在“宏观政策要稳”总思路指导下，坚持与改善十八大以来的正确宏调方针，中国经济将迎来新一轮自主经济增长新格局。
近年经济增速趋缓，一定程度上是长期潜在增速趋势性回落的体现。随着我国劳动力总量增长见顶、农业劳动力转移规模回落，以及后发优势效应减弱，中国经济潜在供给增速趋于下降。对此保持清醒，于观察目前新常态形势下的特点具有重要认识价值。同时也需指出，近年经济走势与调整消化早先宏观经济失衡所累积的矛盾有关。认识新世纪初年景气繁荣时期失衡的形成机制，分析后续调整阶段性深化的内在逻辑，有助于更好理解目前形势特点并把握其演变前景。
新世纪以来宏观经济格局失衡
新世纪初年，中国经济开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然而，体改滞后与要素价格扭曲推动货币信用过度扩张，与基本面强劲增长力量相互激荡，为经济高速运转持续地注入了偏快偏热压力。倚重诸多产业—数量型工具的宽泛化宏调手段，难以根治通货膨胀与资产泡沫因素，逐步形成宏观经济失衡格局。宏观失衡几个环节形成机制可大体表述为：要素价格没搞对是起点条件，货币总量难管好是关键因素，通货膨胀摁不住是直接后果，宏观调控宽泛化是政策效应，深层改革难推动是深层影响。
当历史走到新世纪第二个十年时，中国经济突然发现，自身面临由体制扭曲与宏观失衡交织而成的综合征困扰。经济失衡必须得到调整是经济规律的客观要求：中国经济需经历一次阶段性调整，才能重回可持续增长轨道。调整阶段的基本任务，是要在经济增长速度维持大体可接受水平的基础上，通过市场出清机制和重建财金纪律，调节早先累积失衡因素，并通过结构性改革再造自主增长的体制条件。
针对4万亿元刺激伴随的通货膨胀卷土重来形势，上届政府后期已开始对宏观失衡某些突出问题进行局部调整，早先过度扩张比较突出的行业和地区，最先感受到政策与经济环境变化派生的压力。但当时对新一轮失衡调整的必要性与深刻性的认识尚在形成中，已有调整举措仍存在某种被动性，方方面面通过再度刺激摆脱困境的诉求还有相当影响。
十八大以后新领导层本着“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的态度，在审时度势和谋划全局的基础上，重新定位经济与宏调政策目标优先序，中国经济进入全面深化改革与主动调整失衡的新阶段。2013年初政府换届以来，中国决策层在研究部署经济工作时，四次提到“宏观政策要稳，微观政策要活，社会政策要托底”。“三要”表述深思熟虑又举重若轻，质朴清晰地呈现新领导层驾驭管理经济形势的新理念，明确了调整阶段经济政策的总思路。
与“三要”思路相一致，近年中国经济政策的优先目标是，力推全面深化改革以激活经济增长微观动力。宏调政策则体现两点基本取向：一方面，力求保持货币与财政既不放松也不收紧的大体中性状态，在此基础上利用市场出清和调整功能，化解早先宏观失衡矛盾；另一方面，力求保持经济增速7.5%上下底线，侧重采用“民生基建投资”和“发债信贷融资”两方面定向调控举措，实现稳增长目标。
虽然面临经济增速走低等方面困难，十八大以来调整失衡已在多方面取得实质性进展与阶段性成效。首先表现为“挤水分”，即消化调减早先扩张期形成的偏高产能。其次表现为“去泡沫”，即治理房地产等部门的过度扩张与价格虚高因素。再次表现为“控杠杆”，即规范影子银行与地方债务过度扩张。最后表现为“调预期”，即引导市场主体转变经济增速回落时政府必然重手救市的预期。依据对“扩张—失衡—调整”内在逻辑的分析与近年调整现实轨迹的观察，预计这轮失衡调整会大体经历三个阶段。目前正向以深化调整为特征的第三阶段过渡。
调整的第三阶段面临多重任务。一是要在经济减速环境下，较大程度地消化上游工业部门与房地产等行业失衡因素，使早先累积的过度产能与库存大体得到释放。二是借助市场出清机制与政策调节功能，使金融部门早先积累的高杠杆与高债务风险得到控制与阶段性化解。三是把结构性改革与短期宏调政策选择结合起来，推动宏调架构开始朝更加科学化方向转型。第三阶段调整任务大体完成后，中国经济有望迎来新一轮自主经济增长。
坚持改革调整的政策方针取向
与上述观察思路相一致，可提出几点政策建议。首先，仍需进一步明确坚持改革调整的政策方针取向。在调整深化阶段，各种深层矛盾和风险会进一步外化释放，呼吁重手刺激的压力会增加，失衡调整功亏一篑的风险仍然存在。应继续坚守十八大以来结构性改革优先目标，保持定力，积极作为，力争改革调整的最终成功。
其次，需适度下调经济增速底线目标。经济调整时期确定目标增速底线，不仅要考虑潜在增速变化的可能因素，还要考虑调整存量失衡的非常态因素影响。由于消化过剩产能与调减过高杠杆难免释放减速效应，失衡调整期应允许经济增速一定程度地暂时低于潜在增速。考虑各方面情况，或许可将目标经济增速回调到7%上下。适应市场经济体制新环境，政府对经济增速目标，应更多从预测性和指导性角度加以阐释，适度淡化其早先包含的指令性或刚性效力。
再次，货币政策需适当重视运用总量工具，尤其需考虑采用普遍降准等，以维持货币与流动性总量的稳健增长。这既是对早先超常存准率管制的逐步退出之举，又是利用市场化手段稳增长的自然合理之策，有助于相对瘦身央行资产负债表，并为利率市场化改革提供配套条件。全面降准无疑需审慎稳妥，关键是保持广义货币和流动性总量的动态适度增长，严防货币过度扩张与通胀卷土重来。
又次，要综合施策治理金融市场失衡因素与潜在风险。适合调整意味着预算约束硬化。有关部门应允许特定影子银行产品违约，允许部分资不抵债的融资方破产重组，打破刚性兑付预期，以提升市场风险意识。同时需采用破立结合、堵疏结合的思路化解金融风险。
最后，要对小概率事件冲击未雨绸缪。良好基本面条件与稳健政策方针，实乃我国平顺完成本轮调整的坚实保障，然而也无法排除内外经济环境发生超预期不利变化的可能性。要高度关注早先失衡比较严重的个别地区和部门在“洪水”过后局部出现的“管涌”风险，同时要警惕外部环境变化可能带来的冲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