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缘起
在江汉平原的沙洋、应城等地调研时，老年人的生活状况引起了笔者的关注。当地老人的生活状况很不尽如人意，本文用“老人危机”[②]来概述当地老人的生活现状。一般而言，对老人的生活状况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考察：经济支持、生活照料、以及精神慰藉。然而，在江汉平原的农村调查时，笔者发现当地老人在这几个方面都没有得到有效的支持，具体而言，当地的老人危机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物质层面，老人在有劳动能力的情况下，基本是依靠自己种点口粮田“自养”；老人丧失劳动能力之后，则由子代“凭良心”随意给点粮食，维持基本的生存，子代直接给老人钱的情况在当地很少见。第二，精神层面，一方面，子代与老人之间平常交流很少，缺乏对老人的关心，老人的内心都很孤独；另一方面，村庄公共空间日益压缩，并且在有限的空间里还形成了对老人的排斥，因而老人的精神文化生活极度匮乏。因此，老人的生活状况依赖于子代的“良心”，而这种“良心”多是偶然的、不确定的、有条件的、个体化的，实质是无规矩和失序的。一旦子代完全没有“良心”，老人就有可能选择一种极端的方式——自杀，以此来结束自己的生命。如此，老人危机是现阶段农村凸显的问题之一。
老人危机已经引起了学界很多学者的关注。目前学界对老人危机的解释主要是从以下几个方面切入：第一，有学者从城市化的背景出发，认为农村老人危机主要是由城市化进程引起的。[[1]][[2]][[3]][[4]]这些学者认为，在城市化的背景下，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基本都外出务工，由此造成了对农村留守老人照顾不足的问题。然而，这一分析思路无法解释“子代没有外出务工前提下的老人危机”，因而具有一定的局限性。第二，有部分学者从代际关系失衡的角度来分析老人危机，认为在代际关系的变迁中，父代的权威逐渐衰落，子代逐步掌握主动权，对父代的剥削越来越严重。[[5]][[6]][[7]][[8]]然而，这些研究多局限于对代际关系的失衡进行细致描述，而缺乏对代际关系失衡如何引起老人危机的机制分析。第三，还有部分学者从文化的角度切入，认为“孝道”文化的衰落，是造成老人危机的根源。[[9]]
2012年7月和2014年5月，笔者及所在研究团队分别在江汉平原的沙洋和应城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驻村调研。在调研中，笔者主要采用深度访谈的方式进行个案访谈，访谈对象包括村干部、村庄精英、老年人以及部分中青年人。访谈内容涉及家庭经济、代际关系、养老状况、婚丧嫁娶、村庄风土人情、村庄经济、村庄文化等与老人危机和代际关系直接或间接相关的各个方面，以期能够从整体上理解当地老人危机这一普遍现象。本文基于对江汉平原老人生活状况的实地研究，提出“交换型代际关系”[③]这一概念，以此来解释当地普遍的老人危机现象。笔者认为，交换型代际关系的形成及其秩序化，是形塑当地老人危机的根源。
二、交换型代际关系的产生
中国人非常重视家庭，而代际关系是家庭关系的核心。费孝通认为，中国与西方的亲子关系的内容是不同的。中国人的代际关系是一种“反馈模式”，表现为甲代抚育乙代，乙代赡养甲代，乙代又抚育丙代，丙代又赡养乙代，并以此类推。而西方社会的代际关系是甲代抚育乙代，乙代游抚育丙代的“接力模式”[[10]]。因而，可以看出，中国人的代际关系重视抚育与赡养的平衡，并且，“赡养”这一环节中国人更为重视，也更能体现中国人代际关系的特点。而西方社会的代际关系正是缺少了“赡养”这一环节，子女较少反哺父母。费老所讲的“反馈模式”的代际关系是一种理想型，或者说更适用于传统社会。在现代化的背景下，当前中国农村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巨变，而家庭内部代际关系的变迁是巨变的一个重要方面。
代际关系，从内容上看，可以分为父子关系和婆媳关系这两个维度。在现实中，考虑到婆婆和媳妇作为女性所固有的外来人身份，他们对于家庭内部的权力与利益的感知最为敏锐。因此，代际关系变迁的剧烈性和典型性尤其表现在婆媳关系这一层面，媳妇在家庭中地位的提升更是“交换型代际关系”产生的最大推动力。因此，婆媳关系是代际关系的核心，也是代际关系的焦点。因而，本文通过对江汉平原历史上婆媳关系的变迁进行梳理，以此来理解当地代际关系的变迁，并阐明“交换型代际关系”形成的历史脉络。
（一）代际关系的变迁
从江汉平原的具体情况来看，本文粗略地将其婆媳关系的变迁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传统社会（20世纪50年代以前），婆媳关系中表现出来的往往是婆婆强势，媳妇弱势。婆婆在婆媳关系中拥有话语权，媳妇不敢顶撞婆婆，婆婆做什么事情都是应该的。那个时候婆媳之间发生正面冲突的情况很少，如果发生，村庄舆论肯定是谴责“媳妇不会做媳妇”，而不会说“婆婆不会做婆婆”。婆婆在婆媳关系中占据强势地位也表明了在当时的代际关系中父代拥有绝对的权威，“父慈子孝”是传统社会代际关系的真实写照。因而，在这样的社会中，父母对子代有养育之恩，子代会自觉履行好赡养老人的义务，老年人的生活状况良好。
第二阶段，建国后的集体时期（20世纪50年代——20世纪80年代左右），婆媳之间开始出现一些正面摩擦，但总的说来在婆媳关系中还是婆婆强势。这个阶段是婆媳关系开始发生转折的时期，即由原来的“婆婆厉害”开始逐渐转变为“媳妇厉害”，但家庭的话语权仍然在婆婆一边。建国以后，随着新政权对传统的族权、夫权的打击和对妇女解放、男女平等话语的提倡，原有的家庭代际关系以及老年人地位受到一定程度的冲击。这个阶段，婆媳之间开始发生正面争吵，并且导致了婆婆或媳妇自杀的现象，但是村庄舆论还是会站在婆婆那一边。因而，若是婆媳之间发生争吵，或者是引起更大的悲剧，村庄舆论肯定会谴责媳妇不会做人。因而，可以看出，虽然在这一时期代际关系中老人的权威受到一定的挑战，但由于集体经济本身的特点、村庄舆论的压力、以及传统的尊老爱幼、父慈子孝观念继续深入人心，因而，在代际关系中父代仍然享有一定的权威。因此，子代仍然会较好地履行对父代的养老义务，老年人的养老基本不成问题。
第三阶段，20世纪八九十年代，媳妇开始在婆媳关系中处于上风。P村[④]的一位村民说，“那个时候（80年代），媳妇自己去做，不用婆婆说。婆媳矛盾比较少，婆婆还是让着媳妇一点”。总的说来，这一时期，婆媳关系中媳妇逐渐变得强势，婆婆逐渐变得弱势。从这一阶段开始，媳妇逐渐在家庭中掌握话语权，代际关系的重心下移，代际关系中父代的权威进一步衰弱，子代逐渐掌握家庭大权。因而，父代要看子代的“脸色”过日子，父代的养老开始出现危机。
第四阶段，即2000年以后一直至今，是“一切依着媳妇”的阶段。这一时期，“婆婆总是依着媳妇，对媳妇比对自己亲女儿还好”。这一时期，媳妇在家庭中的地位已经稳定，代际关系的权力重心已完全下移，代际关系的原则开始发生变化。赡养老人不再被子代看成是应尽的义务，而是一种可以根据具体情况进行选择的行为。因而，老年危机在这一时期普遍出现，“交换型代际关系”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开始兴起。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以及打工经济的兴起，年轻一代的经济优势地位逐渐凸显。并且，乡村基层组织在退出家庭经济领域的同时也退出了对农民家庭事务的干涉，而传统的道德力量已被削弱，家规族训发挥作用的组织形式基本消失，风俗和惯习的影响越来越小，当代代际关系的核心维系力量就只有法律。然而，在当地，老人在面临养老危机时诉诸法律的情况很少。一方面，这是由于老人始终对子代有一种亲情，因而不愿和子代对簿公堂；另一方面，即使诉诸法律，其效果也微乎其微，并且还有可能使老人的生活状况变得更加悲惨。因此，在现阶段，老人的养老状况就只有靠子代“讲心”，而“讲心”往往是偶然的、不确定的、靠不住的，如此，当地农村出现了普遍的“老人危机”。
（二）交换型代际关系
按照王跃生的划分，代际关系不仅包括“家内代际关系”，还包括“家际代际关系”。所谓家内代际关系是指由血缘、姻缘和收养关系的成员组成一个生活单位所形成的不同类型的代际关系；而家际代际关系是指具有亲子等直系血缘关系的成员并不在一个具体的家庭单位内生活，但他们仍然保持着密切的关系。[[11]]换言之，前者主要是指主干家庭或联合家庭内部的代际关系，而后者主要是指亲代家庭与子代家庭分别作为一个核心家庭之间的代际关系。
王跃生进而指出，家庭代际关系的内容包括抚育、赡养、继承、交换和交往关系，而“交换”就主要是发生于“家际代际关系”中，即发生于成年的子代家庭与壮年的父代家庭之间。并且，在现阶段，在家庭代际关系的内容中，代际之间的“交换”变得越来越重要。即子代对父代的赡养不是基于传统的养育之恩，而是要看父代家庭在有劳动能力的时候有没有尽力为子代家庭付出，如帮助子代照看小孩、做一些家务等。并且，随着媳妇在家庭中的地位逐渐提升，媳妇在家庭中逐渐掌握最大的话语权，也即对父代的赡养程度如何，关键要看媳妇的态度。而媳妇本是一个外来人，她与公婆之间不存在生养之恩，因而她会更为看重父代在有劳动能力的时候是否对自己的小家庭有足够的付出与投入。因此，媳妇的加入以及媳妇在家庭中地位的提升，使得代际关系中的交换意义更为凸显。
然而，必须指出，本文所指的“交换型代际关系”并不必然是一种对等的、公平的交换。这里的“交换”在于强调现阶段子代对父代的赡养是有条件的，而不是像传统社会那样简单地基于生养之恩。也即，代际关系中的价值理性逐渐衰弱，而工具理性逐渐增强。换言之，父代在有劳动能力的时候为子代付出，如帮助子代照看小孩、做家务等，是子代以后赡养父代的基本条件。但是，父代为子代的付出，只是换来了子代将来赡养老人的可能性。也即，父代在有劳动能力时为子代付出了，子代才“有可能”会赡养父代，但不是“必然”会赡养父代；但如果父代不为子代付出，那么子代以后就“肯定”不会赡养老人。因而，从这个意义上讲，这里的交换是不对等的。
三、交换型代际关系的形成及其维系
通过以上对婆媳关系和代际关系变迁的梳理，可以发现，交换型代际关系是在改革开放以来逐步形成，并在2000年之后最终确立的一种新型的代际关系。上文中所划定的几个时间节点并非出于笔者的随意，它反映了家庭层面的代际关系的变迁所受到的国家与市场力量的塑造和影响。朝向交换性代际关系的转型，在宏观上看，是国家转型和市场化的产物。然而，交换型代际关系并不是在全国每一个地方的村庄都同时出现，且表现的状态和程度并不一样。根据华中村治学者在全国农村的普遍调查所得田野经验来看，江汉平原的原子化村庄的代际关系的变迁走在全国前列。本文的田野经验也是来自于该区域。值得进一步讨论的是，在具体的村庄之中，交换型代际关系如何嵌入到村庄社会结构以及如何运作？同时，内在的不平等交换型代际关系的维系如何？
（一）交换型代际关系形成的社会基础
交换型代际关系在江汉平原得以形成，既有村庄社会本身的结构性因素，同时也离不开村庄社会的动力机制。正是这种结构性力量与动力机制的有效结合，才使得交换型代际关系在当地得以形成和维系。
1、结构性因素：村庄社会关联
贺雪峰认为，“村庄社会关联”是指村民之间的具体关系及建立在这种关系上的行动能力。也即，处于事件中的村民在应对事件时可以调用村庄内部关系的能力。[[12]]村庄社会关联有强弱之分，在一个强社会关联的村庄里，村民之间相互联系紧密，对村庄有强烈的归属感，一致行动能力很强，村庄舆论强大有力。而在一个弱社会关联的村庄里，村民之间相对比较松散，没有共同的社区记忆，对村庄缺乏共同的认同与归属，一致行动能力较弱，村庄舆论少且不发生作用。
江汉平原的P村是一个弱社会关联的村庄，村民之间是相互分散的，在核心家庭之上没有一种结构性的力量将村民整合起来。因此，村民之间虽然是生活在同一个村、甚至同一个小组（湾子），看似是一个熟人社会，但村民相互之间并没有达到知根知底的了解，也并没有形成相互的信任。交换型代际关系正是在这种村庄结构里得以形成和强化。
然而，村庄的弱社会关联对交换型代际关系的产生有何影响？笔者将从以下几个层面来探讨二者之间的关联。首先，村庄的弱社会关联对代际关系本身有影响。弱社会关联的村庄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较为松散，每个人都是从己身出发来考虑问题，在代际关系上则表现为代际之间的情感成分在逐步削弱、而理性成分逐渐增加。在传统社会里，村庄是一种强社会关联，子代对父代的赡养是无条件的，是基于生养之恩。而在弱社会关联的村庄里，子代对老人的赡养是有条件的，要看老人在有劳动能力时是否尽力为子代小家庭付出。赡养老人是有条件的，是子代与父代之间的一种“交换”，但正如上文所言，这种交换通常又是不公平、不对等的，代际关系的天平始终是倾向于子代一边。因而，在这样的村庄结构下，子代对老人的赡养没有规则和秩序可言，赡养老人全靠子代是否“讲心”。而依靠“讲心”的养老是偶然的、不确定的、不可靠的，因此，老人危机在当地成为一种普遍情况。
其次，村庄的弱社会关联，使得村庄舆论的效力式微。村庄缺乏一个共同的舆论场，因而对别人家的事情都不关心，赡养老人是别人家的事，与我何干？因此，即使在交换型代际关系下存在不赡养老人的情况，村庄舆论也不会对当事人形成任何压力。在一个强社会关联的村庄里，村庄内部的舆论压力特别大。由于每个村民之间都紧密相连，并且对村庄生活具有长远的生活预期，因此，每个个体都会很在乎自己在村庄中的形象，也会关注村庄里其他人的行为。在这种强社会关联的村庄里，村庄舆论对每一个村民都有约束力，个体不敢轻易触犯、突破村庄的一些既定规则（如孝顺老人），否则将有可能受到村庄舆论的强烈谴责，在村庄里成为一个道德上的“边缘人”。在传统社会里，被村庄舆论谴责、从而成为村庄中的道德边缘人，对于个体是很大的打击，甚至会使得个体在村庄里生活不下去。而传统社会里村庄舆论之所以强有力，就在于村庄是一种强社会关联的村庄，村民相互之间具有长远的预期，因而才使得村庄舆论能够形成、并且发挥效力。
而在一个弱社会关联的村庄里，村民都是原子化的个体，在核心家庭之上不存在一个更大的行动单位。并且，村民对村庄没有归属感，都想赶紧逃离村庄，缺乏集体行动的动力。因而，在这种村庄结构里，村庄内部难以形成对每一个村民都具有约束力的舆论场域。闲话，是村庄舆论形成的关键。村庄舆论正是在村民相互“说闲话”的过程中形成的，也正是由于村民之间相互还要说闲话，村庄舆论才可能起作用。然而，在江汉平原的P村，村民之间相互都不说闲话。
“讲别人的闲话不好，不见得和个个人都搞的来。我说你搞得好，你说，‘我哪里搞得好’；我说你搞得不好，你说，‘我哪里不好？我哪里比别人差了’？因此，好坏都不能说，讲别人好也不好，讲别人不好也不好”。（来自P村的访谈资料）
不说别人的闲话，是当地村民在实践中形成的共识。不仅不能说别人不好的事，而且也不能说别人好的事，总之，关于别人家庭的任何事都不能说。因而，村庄舆论的缺乏及效力式微，使得交换型代际关系下的老人危机在村庄里正常化。
最后，也正是由于村庄是一种弱社会关联，因而，村民之间的竞争是向外的，攀比的是“谁最先走出村庄、在城市立足”。这种激烈的向外的村庄竞争，是交换型代际关系形成的动力机制，下文将详细阐述。
综上可知，村庄社会关联是作为一种结构性的力量对交换型代际关系的形成产生影响。在一定程度上，这种结构性的力量也是一种“惰性力量”，而向外的村庄竞争对于交换型代际关系的形成而言则是一种积极的动力机制。
2、动力机制：村庄竞争
在江汉平原的P村，村庄竞争异常激烈。但在村庄内部，这种竞争并不外显，也并没有盛气凌人。竞争是向外的，在村庄内部表现出来的是每个人都在暗自较劲，“看谁最先在外（应城市）买房，看谁最先走出村庄”。竞争使得家庭内所有的力量都集聚起来，形成焦点，家庭里所有人都在为走出村庄的竞争而努力。
向外的村庄竞争使家庭的所有力量都在向“内”用力，因而，每一个个体都会十分注重小家庭的点滴利益，每个家庭都希望能够用尽家庭的一切力量，实现向上的社会流动。并且，这种向外的村庄竞争，导致对家庭劳动力的过度剥削。高度的竞争使得家庭内的每一个劳动力都要积极行动起来，而没有劳动能力的人就会感受到巨大的思想压力。比如那些体弱多病的老人，没有自食其力的能力，就会觉得自己是子代的负担，因而会有一种自卑的思想。
然而，调研发现，年轻人是走出村庄的主体，同时也是走出村庄的最大受益者，但年轻人并没有因此而承担太多走出村庄的压力。中年人才是压力的最大承受者，正是这种走出村庄的压力，使他们普遍有一种“造孽（业）[⑤]”的体验。事实上，正是由于村庄竞争异常激烈，因而不管是村庄里的中年人还是年轻人，都将全部重心放在了村庄竞争上面。村庄竞争消耗了家庭几乎全部的经济力量，同时也消耗了家庭的其他力量，因而，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对老年人的忽略。
在当地，七八十岁的老人还下地干活是很正常的事情。老人只要还有一点劳动能力，就一定要自食其力。老人在自己还有劳动能力的时候依靠子代，这在村庄的舆论中是行不通的。老人虽然过得很艰辛，但他们对子代都相当理解，他们认为，“儿子有儿子的负担，儿子也过得很不容易”。因此，他们不愿意再为儿子增加任何负担。在有劳动能力的情况下自食其力，当没有劳动能力时，当地老年人就有可能采取更为极端的方式——自杀，以此来彻底减轻子代的负担。因而，老年人的危机，一方面是由于子代的忽视，另一方面，也是由于老年人的“自觉”。
激烈的竞争造成了中年人在赡养老人时会更加“讲条件”，更加注重老人在有劳动能力时是否为自己的家庭付出过。中年人在面对激烈的村庄竞争时，不得不将自身的危机通过不平等的代际关系的链条转移到老人。由此，在当地形成了“年轻人的竞争——中年人的压力——老年人的危机”这样一个生活逻辑链条，老人则处于这个链条的末端，背负着最为沉重的压力
（二）交换型代际关系的维系
村庄弱社会关联是交换型代际关系产生的结构性因素，而激烈的村庄向外竞争是交换型代际关系产生的动力机制，二者共同构成了交换型代际关系产生的社会基础。然而，交换型代际关系依靠什么力量在当地得以维系和延续？背负着家庭压力的老人，何以应对自身的处境？
代际关系关涉到父代与子代双方，因而应该分别从父代与子代的角度来分析代际关系。上文论述代际关系产生的社会基础时，主要是从子代的角度来分析，即村庄弱社会关联以及激励的村庄竞争，使得子代在面对现实压力时，有意识或无意识地选择、建构了交换型代际关系。然而，这种代际关系为何能够在村庄里维系、秩序化以及继续延续？父代在面临生活危机时，为什么不主动打破这种对自身不利的代际关系？这需要从父代本身的角度来分析，即父代的“自觉”，使得交换型代际关系在村庄得以维系，也使得老人危机在村庄得以正常化。
调研发现，在P村，老年人的生活状况普遍不好，但老人对自己的儿子并没有多少抱怨，更没有老人会去基层政府“状告”自己的儿子不养老。
案例：P村的李桂英，今年80岁，有3个儿子、3个女儿，死了一儿一女。大儿子生于1963年，小儿子生于1978年。大儿子有两个儿子，一个技校毕业，在外打工有一两年了；另一个去年大学毕业，现在汉口某公司工作，这两个孙子均未婚。小儿子只有一个儿子，也未婚。李婆婆一个人住在村里的老房子里，为了省钱，家里竟然连电都没有通。到目前为止，李婆婆都是靠自己的劳动自食其力，儿子没有固定给养老钱，此外每个月有国家补贴的55元养老钱。我们在村里调研时，多次看到李婆婆在地里干活。但她似乎并不埋怨自己的儿子，她说，“儿子的任务还没有完成（孙子还没结婚），不干活咋办？他们负担也很重，还要在城里买房，才能为孙子讨媳妇”。
并且，李婆婆特别为儿子着想，不想儿子担心自己，因而经常好心“骗”儿子。李婆婆患了中风，要常年吃药，（2014年）四月份，“大儿子回来，问我有没有继续在吃药，我说吃了。他问我哪里来的钱，我说国家一个月补贴有55元，我还喂了一些鸡仔，下蛋拿去卖了就有钱。其实我当时已经没有吃药了，没钱买。怕他们（儿子）担心，就说大话，不增加他们的负担。儿子也没有办法，他还要愁房子”。
当地的老年人对于中年的子代都是一种很体谅的心态，“他们（中年的子代）也不容易，他们的负担也大”，这是当地的老年人经常说的一句话。正是老人这种自觉、体谅的心态，使得当地中年人的压力能够顺利地部分转化为老人危机。
当地老人这种自觉、体谅的心态主要来源于两个原因：第一，现在的老人（七八十岁）在自己是壮劳力时，为子代小家庭的付出普遍较少，因而老人会说，“我们当时也没有给他们什么东西，那时都穷……”，因此老人对儿子的期待也较少；第二，村庄竞争所带来的压力。村庄竞争使得中年人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他们要奋力将年轻的子代送出村庄、并在城市立足。老年人也能真实地感受到中年人的压力，因而他们很体谅自己的儿子，“他们也很不容易，他们负担也重”。在这两重原因的共同作用下，当地老人在有劳动能力时基本是依靠自己种点口粮田“自养”，当失去劳动能力后，再由子代“凭良心”养老。
因此，交换型代际关系能够得以维系，除了与村庄社会结构、村庄舆论、村庄竞争等有关以外，更为重要的还在于老年人的“自觉”，在于老年人对这种新型代际关系的“认同”。
四、老人危机的本质
对于农村普遍出现的老人危机，之前有很多学者是从农村养老资源匮乏的角度来解释，这种分析路径认为，农村老人的养老之所以出现问题，是源于农村本身的贫困，即农村养老资源的匮乏。此外，也有部分学者是从代际关系的角度入手进行分析，认为代际关系的失衡（“代际剥削”）导致了老人危机，然而，这些研究并没有真正深入到代际关系内部对其进行探究，因而未能对老人危机的结构性根源进行充分阐述。
本文将老人危机归结为交换型代际关系下的中年人压力向老年人转移的后果，从而既纳入了市场化的力量，同时也纳入了村庄与家庭这些社会因素作为市场力量进入路径的“扳道器”。文章主要从代际关系的两个维度来分析其对老人危机的影响：第一，代际伦理的角度：赡养原则的变化；第二，代际权力的角度：代际权力重心的下移。其中，赡养原则的变化是老人危机的直接原因，而代际权力重心的下移则是赡养原则变化背后的真正动力。
（一）赡养原则的变化
传统社会，子代对父代的赡养是基于生养之恩，是无条件的。在“抚育—赡养”之间不存在其它条件，父代生养子代，子代赡养父代，这在传统社会里是一种理所当然的规矩或秩序。传统社会里这种无条件的养老是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孝道”作为一种家庭伦理，在传统社会里深得农民的认同。不孝的子代，会受到村庄舆论的谴责，在村庄舆论的压力下难以继续在村庄中生活下去。
然而，在现代化的背景之下，农村社会也在发生巨变，代际关系的变化是其中之一。代际关系本身在发生潜移默化的变化，“交换”逐渐成为代际关系的核心内容。子代对父代的赡养不再是无条件的，不再是基于传统的养育之恩，而是看父代与子代之间是否存在“交换关系”。这里的交换是发生于青年的子代家庭与壮年的父代家庭之间，即父代家庭在有劳动能力的时候，是否积极地为子代家庭做贡献，如协助子代买房、帮助子代照顾孙子（女）、帮助子代料理家务等。父代家庭对子代家庭是否有这些贡献与投入，将直接影响到以后子代对父代的赡养。然而，正如笔者在前文所述，父代与子代之间的这种交换是不对等的、不公平的，父代对子代家庭的付出，只是换来子代将来赡养自己的可能性，而并非是必然性。然而，父代家庭必须要为子代付出，有了这些付出，父代对于子代才会有期待，对于未来的老年生活才有期待。
在江汉平原的P村，在2000年左右开始普遍形成“交换型代际关系”。父代在有劳动能力时，必须积极为子代的小家庭付出，这是父代必须尽到的人生任务。在当地，父代的人生任务比较重，不仅包括抚养子代成人，还包括为子代买房、娶媳妇、带孙子、做家务等，而为子代在城里买房，对于当地的父母而言，是最为繁重的压力。但是，不管如何艰辛，父母都要拼尽全力，否则他们会感到自己的人生任务没有完成，这既会影响其在村庄中的面子，更会影响其年老后的生活。
案例：舒湾的张某，今年69岁，老伴今年68岁。他们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在当阳工作，在应城买了房子，大孙子今年23岁左右。小儿子今年39岁，已经离婚，有一个小孙子，今年10岁，小孙子一直是跟着张某夫妻俩生活。大儿子是在1990年左右结婚，结婚之前张某夫妻为他在村里建了一个砖瓦平房，婚后大儿子即分家单过。大儿子在2010年左右在应城买了房，张某夫妻俩当时没有钱支援儿子，因此一分钱都没有出。大儿子倒是没有说什么，大儿媳妇就不满意了，“大儿媳嫌我们没有给她钱买房，她说我们有钱都不给她们，但我们真的没有钱”。当问到以后大儿子会不会养两老时，张某老伴说，“‘没有抠，哪有痒（养）’，你没给他钱（买房），他怎么会养你……以后要是没有人养，就随便找个树丫子挎着（上吊）……”。
“没有抠、哪有痒（养）”，是农民对当地交换型代际关系最好的诠释。“抠”是“痒（养）”的前提，父母必须要为子代在城里买房，才能换来将来子代赡养自己的可能性，这是子代以后赡养父代的基本前提。若是父母没有完成这个任务，那么，从子代的角度而言，以后有足够的理由不赡养父代；而从父代的角度而言，他们也不会对子代将来为自己养老抱有任何期待。可见，交换型代际关系在当地已成为一种村庄共识，父代与子代都已自觉习得并遵守这种代际关系。而现在村庄里七八十岁的老人，他们在壮年时期时，家庭经济条件普遍不好，加之一般都有几个儿子，因而对子代家庭的投入和贡献较少，这也就成为了现在子代不赡养老人的基本理由。因此，笔者认为，代际关系中赡养原则的变化，是导致当地老人危机的直接原因。
此外，在交换型代际关系下，子代赡养父母不仅是有条件的，并且这些条件是由子代制定的。子代能够为赡养父母制定有利于自己的条件，这本身就体现了代际权力重心的变迁。
（二）代际权力重心的下移
在传统社会里，代际关系中父代掌握绝对的权威，子代必须服从父代。然而，改革开放以来，代际关系本身已发生巨变，代际权力的主体发生变化，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代际权力从父代下移至子代；第二，代际权力从男性转移至女性,这方面主要表现为媳妇在家庭中地位的凸显。
首先，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以及打工经济的兴起，年轻一代在家庭中的经济优势地位逐渐凸显。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将父代家庭与子代家庭有效结合起来，共同应对整个家庭的生产与生活。然而，父代在家务农，基本维持家庭生活的自给自足，其收入很难货币化；而子代外出务工，其收入虽然也不多，但是是以货币化的方式呈现出来，因而在整个大家庭中，子代的经济优势逐渐凸显出来。随着经济优势而来的是子代在家庭中地位的提升，由此，在代际关系中，子代逐渐掌握主动权。
一旦子代在代际关系中掌握了主动权，对老人的赡养就不再如传统社会一般是一种理所当然的规矩，而会由子代加入对自身有利的各种限制条件。正如前文所述，子代依据父代在有劳动能力时是否积极地为子代小家庭付出，来决定是否赡养老人。在江汉平原的P村，一方面是由于作为子代的中年人与作为父代的老年人之间之前的代际交换不明显，另一方面是由于村庄激烈的向外竞争，因而，在子代掌握代际关系主动权的前提下，老人危机成为当地的一种普遍现象。
其次，媳妇在家庭中地位的提升，是代际权力重心变迁的另一个重要层面。媳妇地位的提升，一方面源于主流话语对“男女平等”的提倡，另一方面源于媳妇在家庭中经济地位的凸显。婆媳关系是代际关系的核心，而在现阶段，婆媳关系中媳妇占据主导权，因而，媳妇的态度与表现将决定着代际关系是否和谐。媳妇是家庭中的外来人，她与公婆之间不存在生养之恩，因而，媳妇会更加看重父代家庭在有劳动能力时为青年子代家庭的投入与贡献。换言之，媳妇在家庭中地位的提升，使得家庭代际关系中的“交换”意义更加得以凸显。
综上可知，代际权力重心的下移，尤其是媳妇在家庭中地位的提升，使得在当地的代际关系中更为注重“交换”的意义，从而进一步加剧了当地的老人危机。
五、结语：老人危机还将持续多久？
江汉平原P村的老人危机在当地已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并且还有愈益扩散的趋势。笔者认为，老人危机不是简单地源于贫困，也不是源于养老资源的匮乏，而应该从村庄社会本身的性质出发来理解这一现象。本文通过建构“交换型代际关系”这一分析框架，来理解和分析当地的老人危机。文章认为，交换型代际关系是时代变迁的产物，村庄弱社会关联以及村庄激烈的向外竞争，共同构成交换型代际关系产生的社会基础。由这一新型代际关系所衍生出来的赡养原则的变化以及代际权力重心的下移，是当地农村老人危机的根源。
本文所指的老人危机，主要是指现在七八十岁的老年人所面临的生活困境。这一年龄阶段的老年人，在壮年时期，由于经济条件有限，因而为子代家庭的投入和贡献都很少，因而在交换型代际关系的背景下普遍面临养老的困境。
然而，当地的老人危机还将持续多久？是否会一直延续下去？老人危机是当地代际关系转型期的产物，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不平等的“交换型代际关系”会也有可能逐渐演变为平等的“交换型代际关系”，这种现象将可能出现在现在的中年父代与青年子代之间。现在的中年人在交换型代际关系的背景下，一方面会更加积极地为子代家庭付出，以获得子代将来赡养自己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出于对当前一代老人危机的感知以及由此而来的对自己这一代人的老人生活的预期，他们也会理性地为自己的老年生活做准备，如储蓄或购买各种养老保险，以防将来万一子代不孝，自己还有退路可走。因而，笔者认为，等到现在的中年人年老后，他们面临养老危机的可能性会逐渐减少。
参考文献
[①]本文得到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完善社会救助制度研究》（项目批准号：13JZD020）的资金支持。
[②] 本文的“老人危机”主要是指现在七八十岁的老年人所面临的生活困境。“老人危机”主要包括两个层面：其一，老人的养老状况普遍不好，他们在有劳动能力的时候，基本是依靠土地“自养”，而一旦丧失劳动能力，则由子代“凭良心”养老；其二，由养老状况不好所带来的“老人自杀”。
[③] 本文所指的“交换型代际关系”与孙新华所使用的“交换型代际关系”有所不同。孙新华所采用的“交换”，是布劳意义上的交换，即当别人做出报答性反应就发生，当别人不再做出报答性反应就停止的行动。因而，孙所指的“交换型代际关系”更倾向于是一种平等的交换。而本文的“交换型代际关系”并非指一种平等的交换。本文的交换型代际关系是指，子代对于父代的赡养是有条件（而不是像传统社会那样是无条件的），父代必须在有劳动能力的时候尽力为子代小家庭付出，才能换取子代将来赡养自己的可能性，但并不是必然性。如果父代没有这种付出，那么子代就肯定不会赡养老人。因此，本文所指的“交换型代际关系”对于父代和子代而言是不平等的，“交换”主要强调的是子代对于父代的赡养是有条件的。详情参考：孙新华，《交换型代际关系：农村家际代际关系的新动向》，民俗研究，2013年第1期。
[④] 按照学术惯例，本文已对相关地名、人名进行过技术处理。P村是属于江汉平原应城市的一个普通村庄。
[⑤] “造孽”，是当地村民使用的一种俗语，用以表达生活异常艰辛。在P村，几乎每一个中年被访者都会向笔者抱怨自己很“造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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