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大学经济系和肯尼迪学院的很多教授都有在联邦政府工作的经历，不仅学术水平比较高，而且分析实际问题也显得举重若轻、条理分明。他们在讲课时总是会提及美国经济面临的一些问题。比如曼昆，在他看来美国最大的长期问题在于储蓄太少，而这也是全球经济失衡、爆发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之一。尽管危机后情况有所好转，贸易逆差有所降低、居民储蓄率回升，但不足以扭转大趋势。费尔德斯坦和利普曼等教授则从政府债务角度表示了担心，因为美国联邦政府的债务自21世纪以来一直处于不断上升状态。2008年金融危机的发生引致了政府的大规模财政刺激计划，即《美国复苏和在投资法案》，结果使政府债务急剧增加。金融危之前的2005年，联邦政府债务占GDP的比例为35．6%，而2015年已经达到73．6%。
不仅如此，从联邦政府支出结构来看，除了历史债务利息支出之外，刚性（mandatory）支出的比例不断上升，而灵活可调（discretionary）的支出比例则不断下降，二者的比例已经接近2∶1。这一方面意味着美国通过政府支出调控经济周期的能力在下降，另一方面也意味着未来减少政府债务的空间会越来越小。刚性支出主要是养老社会保障、医疗保障等费用，根据国会预算办公室的预测，这一支出的数量和比重未来还将持续增加，趋势很难逆转。如果长此以往，就有可能染上“欧洲病”。
其实，债务增加、储蓄率低、贸易逆差等问题，都是根源于美国人自己生产的相对较少，而消费的相对较多。从宏观角度来看，对于一个封闭的经济体，在技术水平不变和储蓄都能转化为投资的假定下，长期消费和储蓄（投资）的比例会存在一个被称为“黄金律”的最佳状态，同时这也决定了经济会保持等于潜在增长率的增长速度。但是如果考虑一个全球化的开放体系，那么就有可能有些国家消费多一些、储蓄少一些；而必然会有另外一些国家储蓄多一些而消费少一些。各国的比例主要决定于各自的比较优势，而结果则会表现为贸易与资本的顺差和逆差，也会表现为彼此增长速度的差异。
近30年来，美国工商业贷款与消费贷款的比例一直不断下降。发达的金融体系使消费者可以以很高的杠杆率来放大自己的消费能力，尤其是通过将未来的收入和可能财富变现，来放大当前的消费能力。同时，拥有作为国际货币的美元发行权，则可以帮助美国全球举债，维持本国在生产能力小于消费能力，即持续逆差的情况下依然保持目前的消费水平。说明白一点，这就是在一定程度上透支未来、透支他国。
但是，如果生产能力出现了根本问题，金融体系终究不能永远支撑美国长期保持这样的经济结构并持续增长。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在费尔德斯坦教授看来，美国采取了“非常规”（unconventional）的货币政策，其目的不是像以往一样稳定通胀率或刺激投资，而是稳定房地产等资产价格，从而使美国人仍然可以继续依靠“财富效应”来支撑消费水平。虽然我们可以认为美国已经成功解决了上一次金融危机，但是它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内在的结构性失衡问题，还因为财政刺激力度的加大而不可避免地加重了政府的债务负担。金融市场不同于存在负反馈机制、可以通过供需自动调节的商品市场，它具有典型的正反馈特征，容易大起大落、引发周期性危机。对于缺乏足够生产能力为基础支撑的金融体系，发生周期性危机的概率一定会比较大。
正如曼昆所言，美国经济面临的问题和根本原因不在于中国。不仅如此，美国在全球化的过程中享受了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大量低廉商品，增加了总体福利。问题在于这些商品虽然廉价，但不是免费的，需要美国人通过自己的优势产品和服务来换取，而不能仅靠发行美元来获得。
美国生产许多工业产品，尤其是日常的技术含量不高的产品，已经完全没有比较优势了。笔者所在的肯尼迪学院最近在盖一座大楼，其进展之慢在一个中国学者看来简直令人发指，而且建筑工人数量非常之少。即使没有中国的崛起，也会有其他国家利用劳动力的比较优势来生产美国不具比较优势的产品。但是，许多不明真相的美国大众则确实将抱怨和怒火毫无道理地撒到了其他国家身上，在西方式的民主制度下，就会在政治上表现为贸易保护主义。目前在美国颇为吸引眼球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之所以被一些美国人追捧，就是因为他总是将美国的经济社会问题归因于中国、日本、墨西哥等国家，但是却无视美国固有的经济内在矛盾，也提不出什么像样的解决办法。
尽管如此，从未来前景来看，美国仍然具备几个关键优势。首先，美国的创新能力仍然强大，不仅科技水平和创业环境在当今世界首屈一指，而且不断地吸引大量的国外创新人才。如今美国的自然科学和工程博士学位中，有60%左右授给了非美国本土出生的学生，而这些博士中又有很多人选择留在美国。其次，尽管会面临来自中国等国家货币国际化的挑战，美国仍可以在一定时期内保持庞大的金融体系和国际货币发行国地位，并支撑现行的经济结构和体系继续运行。而且，相对于欧洲某些国家高达GDP1．5倍之多的政府债务，美国政府债务还有一定的上升空间，像金融危机这样的大波动应该还能应付数次。另外，美国本土物质资源和能源比较丰富，还有较大的发展潜力。
因此，既要看到美国的经济结构有非常严重，甚至不可逆转的沉疴，也不能轻率地断言美国已经开始衰落。如果金融危机之后美国在创新方面的投入能够“幸运地”（因为创新既有内生性，又有偶然性）催生新一波通用目的技术，就像克林顿执政时期带来美国高速增长和政府盈余的信息技术一样，那么美国称霸全球经济的时代也许还将延续相当一段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