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大报告”中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各国共处一个世界。”2015年4月，习近平在亚非领导人会议中，提出“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更好地造福亚非人民及其他地区人民。文化即人化，是在“人化自然”和“自然人化”的双重建构中所形成的文化，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化的境遇反映了人的命运。立足“人类命运共同体”视野，对未来文化进行构想，通过倡导新的文化创造，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是一个必须认真研究的课题。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形成的历史脉络
马克思指出：历史是人的真正的自然史。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写道：“正像一切自然物必须形成一样，人也有自己的形成过程即历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26页）同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形成经历了一个历史辩证发展过程。自然辩证法与历史辩证法相辅相成，自然的辩证法就是生命进化的辩证法，社会辩证法或历史辩证法也就是人类命运的辩证法，人类社会的历史是人与自然交互作用、相互制约的历史，是人化自然的生成和发展过程决定了人类命运的演进史，是人类在展示自我、表现自我过程中铸就自身命运的辩证发展史。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真正从人类命运共同体存在的世界历史视野，来考察人类命运的辩证发展过程。马克思、恩格斯将共同体描述为边界不断扩展变化、内涵不断丰富的人群集合体，经由“天然的共同体”到“虚幻的（冒充的）共同体”再到“真正的共同体”的发展过程。这个过程，也是个体自由逐渐展开并得以真正确立的过程。《共产党宣言》对社会主义的界定正是集中提出了这样一个命题：“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94页）
（一）从“天然的共同体”到“虚幻的共同体”。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中揭示出，从蒙昧时代到文明时代，是不断超出家庭血缘关系的范围，进展到更广泛的交往范围的历史过程：“文明时代是社会发展的这样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上，分工、由分工而产生的个人之间的交换，以及把这两者结合起来的商品生产，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完全改变了先前的整个社会。”（《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第193页）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历史地考察了“天然的共同体”即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共同体的演进过程。最初，在家庭共同体（也是家庭所有制）中，“妻子和儿女是丈夫的奴隶。家庭中这种诚然还非常原始和隐蔽的奴隶制，是最初的所有制。”（《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36页）然后是部落所有制，它以部落共同体为基础；继而是古典古代的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它以公社和城邦国家共同体为基础，即“由于几个部落通过契约或征服联合为一个城市而产生的”（同上，第521页）；再者是封建的或等级的所有制，“这种所有制与部落所有制和公社所有制一样，也是以一种共同体为基础的。但是作为直接进行生产的阶级而与这种共同体对立的，已经不是与古典古代的共同体相对立的奴隶，而是小农奴。”（同上，第522页）在此之后，才发展出资本主义早期的工场手工业共同体，并逐渐形成了大工业共同体，进而产生现代意义的国家共同体。
“天然的共同体”瓦解之后，人的命运在现代社会得到改变。在现代社会，伴随着主体性的觉醒，作为人类共同体中的个体才能真正思考、反思自身的命运。对于这种主体性的乐观而又深邃的描述，以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为典型。他揭示出生命不是无差别的、僵死的“实体”，而是产生差别、克服差别、重建自身的同一性的“活的实体”，是自我实现、自我认识和自我发展着的主体。现实世界是生命发展历程的外化，人类的自我觉解要经历一条“螺旋式”上升的道路：“先前有过的然而又是从知识中新产生出来的定在——是新的定在，是一个新的世界和一个新的精神形态。……在实际存在中，这样形成起来的精神王国，构成一个前后相继的系列，在这里一个精神为另一个精神所代替，并且每一个精神都从先行的精神那里接管（精神）世界的王国。这种代替和接管过程的目标是‘秘奥’的启示，而这种‘秘奥’就是绝对概念；因此，这种启示就是绝对概念的‘秘奥’的扬弃，或者说，就是绝对概念的广延，即这个在自身内存在着的‘我’的否定性……惟有‘从这个精神王国的圣餐杯里，他的无限性给他翻涌起泡沫’。”（黑格尔，1981年，第275页）这个“精神王国”，就是自在性与自为性相统一的“自由王国”，黑格尔表达出用“理念”不断改变自身命运的思想：“生命的理念不仅必须从任何一个特殊的直接的个体性里解放出来，而且必须从这个最初的一般的直接性里解放出来。这样，它才能够达到它的自己本身，它的真理性。从而，它就能进到作为自由的族类为自己本身而实存。”（黑格尔，1980年，第409页）
这个“自由王国”，在黑格尔那里不过是“变戏法”的主观幻象。思想启蒙随之而来的是恶性竞争，以及消费社会的陷阱。正如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霍克海默曾归纳过的“启蒙辩证法”：倒退寓于进步之中，野蛮伴随文明而来；进步越大，倒退愈甚；文明越发展，野蛮的威胁也就愈大——“今天，人性的堕落与社会的进步是联系在一起的。经济生产力的提高，一方面为世界变得更加公正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又让机器和掌握机器的社会集团对其他人群享有绝对的支配权。在经济权力部门面前，个人变得一钱不值。社会对自然的暴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一方面，个体在他使用的机器面前消失不见了，另一方面，个体又从机器那里得到了莫大的好处。随着财富的不断增加，大众变得更加易于支配和诱导。社会下层在提高物质生活水平的时候，付出的代价是社会地位的下降，这一点明显表现为精神不断媚俗化。精神的真正功劳在于对物化的否定。一旦精神变成了文化财富，被用于消费，精神就必定会走向消亡。精确信息的泛滥，枯燥游戏的普及，在提高人的才智的同时，也使人变得更加愚蠢。”（霍克海默、阿道尔诺，第4页）由此可见，启蒙思想家精心策划并论证的“理性王国”，不过是资产阶级的“虚幻的共同体”。
因此，人类命运共同体在资本主义社会并未真正形成。如果说在真正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个体自由总是受到不同程度的限制；那么在资本主义社会，“被分工”是人不可抗拒的命运。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笔记本III）中深刻指出，资本的使命决定人生命运：“共同性只是劳动的共同性以及由共同的资本——作为普遍的资本家的共同体——所支付的工资的平等的共同性。相互关系的两个面被提高到想象的普遍性：劳动是为每个人设定的天职，而资本是共同体的公认的普遍性和力量。”（《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84页）
（二）从“资本的共同体”到“自由人联合体”。当资本的触角延伸到世界每个角落之时，依靠个人力量无法消灭分工，只有个体联合才能重新驾驭宰制个体自由的物质力量。因此，资本的全球化既在最大范围内支配了个体的命运，同时为资本受全部个体支配创造着条件，也就为“真正的共同体”创造着条件，也为个体在“联合支配”中获得真正的自由创造着条件。可见，在“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社会发展阶段，普遍的交换关系一方面为人的自由创设了物质前提，另一方面也造成了人的片面性，造就了“类特性”被压抑的“单向度的人”。在“个体独立性”阶段，每个个体以“物”的形式占有社会权力；在接下来的阶段，应当从“物”那里夺取这种权力，应当赋予人支配“物”的权力。
人掌握了支配“物”的权力，才能作为“类”掌握自己的命运。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笔记本III）中指出，个体和社会、个体生活和“类生活”是统一的，“应当避免重新把‘社会’当作抽象的东西同个体对立起来。个体是社会存在物。因此，他的生命表现，即使不采取共同的、同他人一起完成的生命表现这种直接形式，也是社会生活的表现和确证。人的个体生活和类生活不是各不相同的，尽管个体生活的存在方式是——必然是——类生活的较为特殊的或者较为普遍的方式，而类生活是较为特殊的或者较为普遍的个体生活。”（同上，第188页）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之所以提出“消除商品生产”，乃是对从“种特性”提升为“类特性”做出应然假设，对人类改善自身命运作出科学构想：“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个体生存斗争停止了。于是，人在一定意义上才最终脱离了动物界，从动物的生存条件进入真正人的生存条件。人们周围的、至今统治着人们的生活条件，现在受人们的支配和控制，人们第一次成为自然界的自觉的和真正的主人，因为他们已经成为自身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了。”（《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第564页）“个体生存斗争停止”标志着个体自由的真正实现，这种实现过程也就是“类特性”的展开过程。随着“三阶段”的更替，随着社会关系日益丰富，个体自由才能在范围不断扩大、内容更加真实的“类特性”中确立，从而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形成“自由个性”——这就是人类历史演进到“真正的共同体”的“第三阶段”。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是“真正的共同体”。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本中蕴含着深刻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在《共产主义信条草案》中，恩格斯在回答什么是共产主义的目的时，明确指出：“把社会组织成这样：使社会的每一个成员都能完全自由地发挥他的全部才能和力量，并且不会因此而危及这个社会的基本条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373页）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用“共同存在物”（Ge-meinwesen）标志古代共同体，用“市民社会”（Buergliche Gesellschaft）或异化的“社会”（Gesell-schaft）标志“虚假共同体”，用“共同体”（Gemeinschaft）标志共产主义社会。在“冒充的共同体”中，个体自由实质是作为阶级中的一员的自由，只是对那些在统治阶级范围内发展的个人来说是存在的。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从前各个人联合而成的虚假的共同体，总是相对于各个人而独立的；由于这种共同体是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的联合，因此对于被统治的阶级来说，它不仅是完全虚幻的共同体，而且是新的桎梏。”（《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71页）马克思把克服了这种“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的联合”的共产主义社会称为“真正的共同体”，在这个条件下，各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己的自由。这种联合把个人的自由发展和运动的条件置于他们的控制之下。“共产主义和所有过去的运动不同的地方在于：它推翻一切旧的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的基础，并且第一次自觉地把一切自发形成的前提看作是前人的创造，消除这些前提的自发性，使这些前提受联合起来的个人的支配。”（同上，第574页）只有“共在”，才能结成真正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二、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哲学致思
萨特在《辩证理性批判》中讲道，在17-20世纪之间有三个“著名的时代”：笛卡尔和洛克的时代、康德和黑格尔的时代以及马克思的时代。当今时代，常规意义上的时间已进展到21世纪。然而，人类的生存命运依然需要从总体上改善。在“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依然还有市场的时代，在尚未彻底消除“异化”所导致的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疏离的时代，我们应该有这样的自觉：这个时代并没有根本超脱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语境，“回到马克思”需要“理解马克思”。面对“存在时代”的“无家可归”状态，正在发生的“革命”，必将是从物质到精神、从外向内的“存在革命”。其旨归如马克思所言：在于使世界认清本身的意识，使它从迷梦中惊醒过来。面向未来，我们不应再用“经济决定论”曲解、用物质生产“客观规律”描述历史唯物主义了，而必须在存在论革命的本质渊源中洞察历史唯物主义：“人的自我异化之本质乃是用出自而后脱离感性存在的思想的实体——主体来遮蔽并规约人的感性的历史生存，而这个本质属于人与自然关系的历史命运。”（吴晓明、王德峰，第223页）
总之，“存在时代”乃是在全球化的时代，从注重物质生产到精神生活的时代，从外在追求到内在觉醒的时代，是在历史时间中从主体性进展到主体间性的时代。
“我们到底要以什么样的方式生存”是面对命运问题发出的终极追问。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应彰显“类存在”。人天生并不是“类”的动物，人类在人与自然关系的历史命运辩证发展中，才渐次展露其“类存在”属性。“人与自然关系的历史命运”，展现在生命进化及文化发展图式中，历经从低级到高级、从局部到整体的一次次革命，科学技术的变革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讲道：“人对一定问题的判断越是自由，这个判断的内容所具有的必然性就越大；而犹豫不决是以不知为基础的，它看来好像是在许多不同的和相互矛盾的可能的决定中任意进行选择，但恰好由此证明它的不自由，证明它被正好应该由它支配的对象所支配。因此，自由就在于根据对自然界的必然性的认识来支配我们自己和外部自然；因此它必然是历史发展的产物。最初的、从动物界分离出来的人，在一切本质方面是和动物本身一样不自由的；但是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在人类历史的初期，发现了从机械运动到热的转化，即摩擦生火；在到目前为止的发展的末期，发现了从热到机械运动的转化，即蒸汽机。而尽管蒸汽机在社会领域中实现了巨大的解放性的变革——这一变革还没有完成一半，但是毫无疑问，就世界性的解放作用而言，摩擦生火还是超过了蒸汽机，因为摩擦生火第一次使人支配了一种自然力，从而最终把人同动物界分开。蒸汽机永远不能在人类的发展中引起如此巨大的飞跃，尽管在我们看来，蒸汽机确实是所有那些以它为依靠的巨大生产力的代表，唯有借助于这些生产力，才有可能实现这样一种社会状态，在这里不再有任何阶级差别，不再有任何对个人生活资料的忧虑，并且第一次能够谈到真正的人的自由，谈到那种同已被认识的自然规律和谐一致的生活。”（《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第121页）
如果说“摩擦生火”、“蒸汽机”改善了人类生存命运，那么“互联网+”则是对人类存在命运的又一次重塑。美国学者威廉·哈拉尔（Halal）在《世界2000年》（World 2000）一文中对世界未来预测道：“到了公元2050年，世界发展到‘成熟’水平，从而具有以下特征：地球人口达到90亿左右的高峰，虽然其中少部分处于工业社会甚至农业社会，但大多数生活在知识社会；强大的信息系统对全球文明进行调控，从而避免信息过载，促进知识更新，推动技术持续变革；工业化将发生5步飞跃，尽管仍会发生环境破坏的情况，但技术—经济系统将在人与自然之间建立起良性关系；局部战争、犯罪以及其他暴力仍然存在，但社会将致力于矫正人们追求有限的成功；大多数国家属于‘功能性全球共同体’（functioning global community）成员，但一种‘去中心化’的治理方式会滋养出异彩纷呈的多样性文化；而跨文化的国际文化又会将文明之间的差异予以整合，在对共同的行为标准、共享的价值观体系认同的基础上，世界联合成一‘功能性整体’（a functioning whole）。到那时，90亿有教养的人将以集体协作的方式，凝聚在全球IT网络中。巨大的智慧合力向着同一方向，去发现万事万物的深层秘奥，从而激发人类生命在宇宙中拓展。”（Halal，p.5）
“人类命运共同体”既然是作为“类”而存在的共同体，就应超越各种族群的视差。有学者指出：“我国现代化建设将由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转入以人的现代化为核心的总体现代化建设时期。”（丁力群，第15页）21世纪的现代化是以人为本、关照人之命运的总体现代化。在这种现代化背景下，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既根植各自文化传统又具有世界文化眼光的“总体现代化”构想。
生命辩证发展到当代，“全球”“知识”以及“网络”的叠加，终于使得人类整体觉醒具有必要性、具备可能性。在对“人类命运共同体”进行哲学致思的基础上，我们有理由、有必要从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视野对未来文化作出构想。
未来的文化将是实现人类幸福的文化。自“轴心时代”以来，伟大的精神导师们从不同角度破解人的命运问题。然而，在“民族文学”“地方文学”还没有成为“世界文学”的时代，人类命运问题尚未提上议事日程。资本主义的扩张，使人类命运前所未有的勾连起来。然而，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四卷）中指出：资本主义生产就同某些精神生产部门如艺术和诗歌相敌对。继其之后，尼采针对西方文明提出“重估一切价值”。“强力意志”的价值标准、“超人”的理想人格，并未找到归宿：“尼采在形而上学的范围之内不能找到摆脱无家可归的痛苦的其他出路，只有把形而上学倒转过来。但却是无出路状态之完成。”（海德格尔，第381页）在资本扩张到全球的时代，“今天世界最大的危机就是人类命运的危机和人的幸福危机”。（赵汀阳，第7页）摆脱此种现代人的命运危机，需要新的文化转型。
弗里特约夫·卡普拉（Fritjof Capra）在《大转折》（The Turning Point）一书中，呈现出一种“新文化”替代“旧文化”的文化图景。1960年代和1970年代的社会运动代表着上升的文化，现已正在通往“太阳时代”（The Solar Age）。然而，“当这种转换发生的时候，没落的文化却拒绝变革，仍然固守着陈腐的观念。其把持的社会机构，也并不情愿让渡领导权。但是，新文化的上升与旧文化的没落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新文化终以领导角色的身份出现。”（Capra，p.466）1980年代早期，美国科学家乔纳斯·索尔克博士（Jonas Salk）用从“A纪元”到“B纪元”的范式变迁对此进行了刻画。（Tibbs）前半部分占据的时代为“A纪元”（Epoch A），后半部分占据的时代为“B纪元”（Epoch B）。“A纪元”的价值取向是独立、竞争和权力争夺，这是注重个体自由之彰显的文化发展阶段；“B纪元”的价值取向是合作、依赖和协商一致，这是注重群体德性之发育的文化发展阶段。
从“A纪元”到“B纪元”，从“铁器时代”到“太阳时代”，就是重建创造性的文化。曾经造就现代文明的工业文化，应该也必将被新的文化所替代。“较低价值的文化就是具有工业化倾向的，即可以按某种模式批量生产和再生产的文化。这种文化本质上是对自身模式的不断重复、复制，或者说是在不断地自身抄袭”。（赵汀阳，第201页）而具有较高价值的文化，是一种蕴含着较大创造余地的、为人类创造精神留出广阔自由空间的、更能激发并保持人类创造性的文化。
人类生命活动、生命复制和生命演化的自我超越，就是要实现从“文化复制者”到“文化创意人”的转变。发端于西方并渐趋风行世界的“CC族”[1]，可谓推动这种文化转型的代表。美国学者保罗·雷（Paul Ray）和心理学者谢里·罗斯·安德森（Sherry Ruth Anderson）经过15年的市场调查、焦点小组和民意测验后，提出一种不同于当下主流文化的新文化正在西方世界形成，尽管它目前还是一种“潜文化”（subculture）状态。他们还区分了三种文化人：（1）“传统文化人”（Traditionals），即“传统人士”，这群人士已逐渐凋零。（2）“现代文化人”（Moderns），这种群体的人视成功与金钱为优先考量，主流商业价值观表达了他们的思维方式。（3）“文化创意人”（Cultural Creatives，即“CC族”）。这种人一方面重视对群体生活的参与，倾向于担当社会正义和社会责任；另一方面，又向往自然、追求有灵性的生活。
文化创意不是“独善其身”去捡拾残简断片——而是要具备“兼济天下”之胸怀。东西方文化均需在超越“己身”与“他者”中一道关怀命运，需要以“海纳百川”之气度自觉进行东西汇通。“爱”一切生命，尊重宇宙中所有“存在”。
具备此种担当的文化，才有资格去承受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天命”。中华文化具有“水”文化的包容，因此应引领世界文化转型过程中的复合建构。我们可以用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中所勾勒的图景来描绘：“我看到的是一群伟大文化组成的戏剧，其中每一种文化都以原始的力量从它的土壤中勃兴起来，都在它的整个生活期中坚实地和那土壤联系着；每一种文化都把自己的影像印在它的材料，即它的人类身上；每一种文化各有自己的观念，自己的情欲，自己的生活、愿望和感情，自己的死亡。这里丰富多彩，闪耀着光辉，充满着运动，但理智的眼睛至今尚未发现过它们。在这里，文化、民族、语言、真理、神衹、风光，等等，有如橡树与石松、花朵枝条与树叶，从盛开又到衰老，但是没有衰老的“人类”。每一种文化都有它自我表现的新的可能，从发生到成熟，再到衰落，永不复返。世上不止有一种雕刻、一种绘画、一种数学、一种物理学，而是有很多种，在其本质的最深处，它们是各不相同、各有生存期限、各自独立的，正和每一种植物各有不同的花、果，不同的生长与衰落一样的。这种文化是纯化了的生活精髓，它们和田野间的花儿一样无终极目的地生长着。它们和动植物一样属于歌德的活生生的自然，而不属于牛顿死板的当然。我把世界历史看成是一幅无止境地形成、无止境地变化的图像，看成是一幅有机形式惊人的盈亏相继的图景。”（斯宾格勒，第39页）
因此，我们必须“返回自身”、返本开新地从事文化总体重建，这就意味着自觉将个体意识，根植于“人类命运共同体”中。正如后结构主义女哲学家朱迪思·巴特勒（Judith Butler）认为，“人类只有进行文化反省才有未来。毫无疑问，‘新的人类’将在我们始料未及处‘返回’自身，在其脆弱处和能力极限内生发出意义。”（Judith，p.151）澳大利亚学者彼得·伊利亚德（Peter Ellyard）使“飞船文化”（spaceship culture）与“牛仔文化”（cowboy culture）相对，并提出从“牛仔文化”到“星球文化”的十大价值变迁：从民族、部落优先性到星球优先性，从个体主义到共同体主义，从独立性到相互依赖性，从独裁到民主，从人类征服自然到人类属于自然，从不稳定的生产、消费以及发展方式到稳定的生产、消费以及发展方式，从父系家长制到性别平等，从文化、宗教之间的冲突敌视和不宽容到文化、宗教之间的和谐共生和宽容，从通过对抗、斗争的方式解决冲突到通过合作、协商的方式化解冲突，从通过自我防御自保到通过集体安全自保，等等。（Ellyard，p.181）人类同在一艘“宇宙飞船”上的隐喻，意味着人类同处一个星球、人类居于宇宙星球之一。人类“诗意”地栖居于星球，就是试图超越囿于狭隘文化视野的“单一的颜色”“凝固的时空”“存在的空虚”“喧嚣的孤独”以及“彻底的空白”。
只有自觉把捉到“天命”，顺应生命进化及文化演进之规律，才能从文明相通、文化相融的视野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共同营造家园的文化范式中，人真正成为文化的核心，人不再受神与物的压迫，而是成为神与物的主人——“人的文化一旦彻底取代神的文化与物的文化，就不是人围绕着神与物旋转，而是神与物围绕着人旋转。那时，人类自身的完善与发展，将成为一切文化形式的目的”。（高清海、胡海波、贺来，第412页）
注释：
[1]“CC族”（Cultural Creatives，“文化创造族”，或译“文化创造者”“文化创意人”），源自美国学者保罗和谢里合著的《“CC族”：5000万人如何改变世界》（The Cultural Creatives:How 50 Million People Are Changing the World）。
参考文献：
[1]丁立群，1999年：《文化哲学何以存在》，载《求是学刊》第1期。
[2]高清海、胡海波、贺来，1998年：《人的“类生命”与“类哲学”——走向未来的当代哲学精神》，吉林人民出版社。
[3]海德格尔，1996年：《海德格尔选集（上卷）》，孙周兴选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4]黑格尔，1980年：《小逻辑》，贺麟译，商务印书馆。
1981年：《精神现象学（下卷）》，贺麟、王玖兴译，商务印书馆。
[5]霍克海默、阿道尔诺，2003年：《启蒙辩证法：哲学断片》，渠敬东、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002年，人民出版社。
[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2009年，人民出版社。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95年，人民出版社。
[9]斯宾格勒，1995年：《西方的没落》，齐世荣等译，商务印书馆。
[10]孙正聿，2001年：《超越意识》，吉林教育出版社。
[11]吴晓明、王德峰，2005年：《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及其当代意义》，人民出版社。
[12]赵汀阳，2010年：《论可能生活》（第2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3]Capra，F.，1982，The Turing Point，London:Wildwood House.
[14]Ellyard，P.，2011，"Designing 2050:Imagining and Building a Global Sustainable Society"，in Journal of Future Studies 15（3）.
[15]Halal，W.E.，1993，"World 2000:An International Planning Dialogue to Help Shape the New Global System"，in Futures 25（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