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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未偏离潜在增长水平

在2018年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决策层坦承我国经济稳中有变、变中有忧,面临下行压力。国家统计局2019年1月21日发布数据显示,我国2018年GDP增长率为6.6%,创28年以来的新低。

自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召开和国家统计局陆续公布经济数据以来,各方对经济形势的基本判断是比较一致的。大家普遍认为,经济面临下行压力,但是也都认为,我国经济目前并没有大幅偏离潜在增长水平,经济形势并未恶化。当前的分歧更多集中在机理分析层面,即本次经济下滑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应该采取何种对策。谈到原因当然是众说纷纭,但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第一是税负、社保和环保等因素导致的企业负担过重,或更广泛地称作营商环境恶化;第二是中美贸易摩擦为主的外部因素;第三是主要由金融去杠杆引发的货币和信用紧缩。这些因素都会对经济产生负面影响,但要厘清主次、辨明性质。

根据财政部数据,我国2018年四个季度税收分别增长17.3%、14.4%、12.7%和8.3%,呈明显的递减趋势。这和政府减税降费措施的实施进度相一致。2018年3月,全国人大通过国务院的《政府工作报告》,明确了规模超万亿元的减税降费,此后各项措施陆续出台。其中,有三项减税当年5月份实施,个人所得税改革为10月份实施。由于政策从宣布到实施再到起效存在时滞,使得各方感受出现落差,甚至出现了“越减越多”、企业税负更重了的说法。2016年开始逐步加大力度的环保督察,2018年以来推进的社保追缴,也都客观造成了部分企业经营困难,引发广泛的关注和讨论。企业营商环境不佳、税费负担过重是我国经济的痼疾,并非近期才出现的新弊端。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三去一降一补”,降成本即针对这一痼疾。2019年世界银行营商环境报告显示,我国总体得分73.64,提高8.64分;总体排名第46,比去年上升32位。从上市公司财务数据看,2018年管理费用有明显下降。这些数据都说明,我国的营商环境是逐步改善的,企业负担也有所下降。目前情形只能说降成本效果不彰,仍未让企业在经济下滑的艰困时刻有感。因此,企业经营困难的呼声更多是果而不是因,与其说是企业负担过重导致了本轮经济下滑,不如说是在经济下滑情况下企业负担过重的痼疾愈发明显,而减税降费措施尚不足以完全抵消经济下行的影响。

中美贸易摩擦是2018年一个重要国际经济事件,经过互相加征关税的短兵相接后,目前进入谈判阶段。除了影响中美经济以外,贸易摩擦对全球价值链造成了广泛影响,也给全球经济蒙上阴影。不过,目前已经付诸实施的关税措施还未对中美宏观经济造成实质性影响,冲击更多还停留在心理层面,间或外溢到金融市场。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罗伯托·阿泽维多日前宣告,全球自由贸易面临着自1947年以来“最严重的危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发出警告说,中美贸易摩擦有可能使世界成为一个“更贫穷、更危险的地方”。世界经济论坛日前发布最新的《全球风险报告》,“大国之间的经济摩擦”及“多边贸易规则和协定遭到破坏”备受关注,绝大多数受访者认为这类风险将会增加。因此,中美贸易摩擦最终可能带来的真正恶果,就是破坏国际社会的合作氛围,刺激民族主义情绪,扭曲全球分工体系,破坏全球价值链,甚至引发全球经济衰退和经济动荡。如果未来中美不能达成协议,贸易摩擦进一步升级的话,后果殊难预料。但是,到目前为止,中国经济下行的主要原因却不能说是贸易摩擦。

如果把经济比作人体,那么我国当前经济形势可以描述如下。企业负担重和营商环境差说明体质不好,中美贸易摩擦是外感风寒,尚未全面发作,导致近期症状的主因是正在进行的大手术——金融去杠杆。金融危机以来,西方理论界和决策层的最大共识是,应该从宏观经济层面给予金融稳定足够的重视。我国决策层一贯重视金融风险问题,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也给了我们很多启示和借鉴。2008年金融危机后,我国迅速出台了强力的经济刺激计划,我国金融业也开始了新一轮膨胀。到2016年,新成长出来的影子银行体系,其规模已经与传统金融业务相近,表现为企业杠杆率高企,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增大,以及其他各种金融乱象。从2013年提出“三期叠加”论断,到2015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再到2017年的金融去杠杆,决策层的思路逐渐清晰,各种措施也陆续出台。所谓金融去杠杆,其实质就是规范和治理影子银行体系,压缩金融业规模,从而达到防控金融风险的目的。

我国实体部门的债务风险主要集中在企业部门和地方政府。从近期数据看,其杠杆率的上升态势已经得到遏制,说明去杠杆取得成效,付出的成本则是实体经济遭受一定的冲击。在金融去杠杆过程中,地方融资平台首当其冲,这反映在地方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下降,2018年基础设施投资增速只有3.8%。房地产是另一个受到较大影响的产业,2017年以来房地产业增加值增速明显低于经济增速,房地产投资也处在低位。从上市公司数据看,金融去杠杆对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的财务状况也有影响,客观上确实造成了信用紧缩。总的来说,基础建设投资和房地产投资下降是当前经济下行压力的主要来源,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经营状况恶化率先给出警讯。2017年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三大攻坚战,防控金融风险首当其冲。目前来看,各方似乎对攻坚战的涵义理解不深、准备不足。

从2018年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看,去杠杆的基本方略不会改变。不过,在具体操作中会注意节奏和灵活性,会尽量避免和其他冲击叠加,形成共振,过度放大对经济的负面冲击。另一方面,会议也指出,宏观政策要强化逆周期调节,特别提到要实施更大规模的减税降费,解决好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2019年伊始,财政部和央行动作频频,开始贯彻会议精神。这时候就有人提出质疑,认为这些宽松政策会和去杠杆互相矛盾,就好像一边踩刹车,一边踩油门。

在近期国际宏观经济政策理论和实践中,这是一个重要争论。金融去杠杆属于所谓宏观审慎政策,这是全球金融危机后的新创举,只有短短几年的经验。有经济学家认为,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的使用方向相反,可能会造成相互龃龉的紧张关系。但是,也有经济学家指出,二者的目标和机制有着根本的不同。货币政策对通货膨胀和就业具有很强的系统性影响,通常对金融稳定影响较小;宏观审慎政策对金融稳定有很强的系统性影响,通常对通胀和就业影响很小。在这种情况下,完全可以将物价稳定和充分就业的目标赋予货币政策,将金融稳定的目标赋予宏观审慎政策。二者处在不同维度,通常或多或少是正交的,可以避免出现矛盾。回到我们前面的例子,如果去杠杆是做手术的话,那么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可以作为输液、止血和麻醉的手段。在去杠杆措施伤及实体经济的时候,适时出台宽松政策来缓解其实也并无不妥。要避免将这类政策理解为“放水”或者是政策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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