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8日，本报记者应邀前往北京，现场采访阿拉善SEE生态协会的换届选举。该协会是中国首家以企业家为主体的生态协会，有近百名中国企业家聚集在这个协会里，尝试着承担更大的社会责任。至今，这些企业家们为了各自心中的生态梦，已经奔波了5年。那么，5年来，这些企业家以生态的名义究竟做了些什么？又改变了什么？
争吵出来的民主程序
换届选举当日，会场内除了阿拉善SEE生态协会的近百名企业家理事和工作人员之外，还有十几家NGO（非政府组织）专门前来观摩，国内几十家媒体的记者也应邀到会采访。会议开始不久，理事们就因为协会新设立的一个基金会的性质问题争论得不可开交。在场的人如果此前不太了解阿拉善SEE生态协会的相关情况，一定会为这个协会有些混乱的场面而感到费解。
其实，这样的争吵在阿拉善SEE生态协会诞生的那一刻就开始了。2004年6月5日，该协会在阿拉善沙漠腹地月亮湖边组建时，发起人刘晓光并没有意识到这样一群人组织到一起之后，会发生些什么。
当时的会议进行到选举环节时，协会筹备小组拿出早就拟好的一份执行理事候选名单，说明是等额选举。刘晓光原本以为，让大家把这份名单通过一下就完了，没想到，现场立刻“炸开了锅”。
“这15个提名，我们为什么要选举他们？”有人在下面喊。“筹备小组的提名权利，也是需要经过大家同意的！”有人附和。
那一刻，面对前来参会的67名海内外企业家，“没有任何人可以控制场面”。
台湾大成食品（亚洲）公司主席、副会长韩家寰后来说：“因为没有人是为自己的利益，所以可以理直气壮、表里如一地争起来。为了个人利益的话，还要技巧一下，现在大家可以很直白。”
更重要的原因被当时参会的云南红酒业公司董事长武克钢一语道破：“大家都一年交10万块钱，你又不比我多交一分钱，凭什么你说的就是真理，我就得听着？”更何况，这些人都是各自企业里一言九鼎的一把手，平时在自己的企业里都是别人听他的。
就是在这样的争吵中，这些企业家们逐渐学会了妥协，逐渐在争论中制定出了一整套适应协会生存发展的民主程序。
此后，协会专门成立了独立的章程委员会，制定了比较完备的协会章程，协会所有人都必须按章程办事。章程里最初规定会长可以连选连任，结果遭到理事们的强烈反对，章程便改为会长不可两届连任，但可隔届参选。
10月28日下午，就是在这样极具民主氛围的争吵中，阿拉善SEE生态协会新一届领导班子产生了。拄着双拐的台湾企业家韩家寰接替王石当选第三任会长。
阿拉善SEE生态协会成立5年来，一直以实际行动践行着承担社会责任的诺言。
2006~2007年，阿拉善SEE生态协会在乌兰布和沙漠西边的吉兰泰地区建立了20万亩梭梭林社区保护网络。自2008年开始，阿拉善SEE生态协会又启动了乌兰布和沙漠240万亩梭梭林保护计划，整个项目区域包括4个苏木（镇）11个嘎查（村），涉及人口2407人，覆盖面积超过6000平方公里。
今年，阿拉善SEE生态协会为了准确掌握乌兰布和的生态状况，组织了5项科学调查，制定了《保护行动计划》。与此同时，又展开了社区环保行动，2个镇共63户牧民参与草场保护、灭鼠、苁蓉种植、草籽撒播、使用太阳能灶等行动，保护草场约98855亩。
从今年5月开始，阿拉善SEE生态协会在阿拉善地区实施高产杂交小米节水种植实验项目。今年，阿拉善左旗共播种杂交小米74.1亩，17户农户参加。目前，该实验项目正在统计数据和分析，为政府推广抗旱、节水高产小米提供科学依据。
今年，阿拉善SEE生态协会又与欧盟合作，启动了“保护生物多样性”项目，双方共投入86万元在阿拉善地区开展蒙古族长调拯救、乌兰布和动植物图鉴、阿拉善生物多样性纪录片、阿拉善生物多样性教材、生物多样性保护能力建设、本地环保志愿者平台、生态助学7个项目，旨在推动当地的生物多样性及文化遗产保护活动。
阿拉善SEE生态协会虽然成立于阿拉善，却不局限于阿拉善。近年来，该协会先后投入390.97万元，通过SEE·TNC生态奖、SEE资助基金和绿色领导力培训项目，对全国近155个环保NGO及环保人士进行了资助和培训。
2008年，阿拉善SEE生态协会还携手天涯论坛，合作推出“污染曝光奖”和“环保写作奖”。除此之外，阿拉善SEE生态协会5年来还做了许多有关保护生态环境方面的探索和实践。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授予咨商资格
华远集团总裁任志强担任阿拉善SEE生态协会监事长一职以来，一直在为协会“挑刺儿”。这个据说连上厕所都拧着眉头、被会长王石称作“大炮筒子”的人说，“我们监事会严守一条线：绝不干涉执行理事会决策。我们的监督主要集中在财务制度和决策程序，以使他们的做法符合章程。”任志强还曾经告诫协会秘书长杨鹏：“一切公共事务都要建立在你们的恐惧之上，你们才不会以权谋私。”
杨鹏记得有一次协会的执行理事会已经批准将一笔500万元的闲置资金拿去做短期投资，秘书处又将另一笔800万元的闲置资金也拿去做了短期投资。尽管很快收回并且有盈利，但还是在会上“被批得灰头土脸”，会长王石也为此作了检讨。
后来秘书处的工作人员讨论要不要将这段记录公开，杨鹏说，当然要上网。在这个组织里，会议记录、各种资料、审计报告以及财务报表，都被要求公布在网上，供会员和公众监督。
协会的财务预算管理制度极大地限制了秘书长的权力。预算编制和审批是协会一年中最重要的工作环节之一。杨鹏说，一旦年度预算经“最高权力机构”通过，“就成了法律”。秘书处把一年的预算张贴在办公室最显眼的地方，遵照执行，即便是有决策权的执行理事会也只有20%的调整幅度。
作为秘书长的杨鹏有时为联络感情想请部下吃饭，就得自掏腰包。杨鹏向协会报销的发票，得注明时间、用途，还得写上联系人电话，以备核查。
几年下来，杨鹏感慨地说：“中国面临两大问题，一是经济如何可持续发展；二是公共领域如何更加民主法治，都是一个渐变过程。平等的人在一起共同参与公共事务，是需要训练的。而这种训练，真的应该当成现阶段非常重要的任务，得从娃娃开始。”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主攻非营利组织管理研究的副教授田凯，研究过阿拉善SEE生态协会的整套治理结构后，对“中国竟然产生了这么一个组织”而感到非常诧异，他说，“我以前觉得这样的治理结构应该是比较大型的国际组织才会有的。”
也正是由于阿拉善SEE生态协会在生态环境保护和民主制度建设等方面的实际行动取得了较好的效果，10月1日，阿拉善SEE生态协会获得UNEP（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所授予的咨商资格，将有资格代表中国NGO组织参加UNEP的环境署理事会、全球部长级论坛等高端会议。在国际舞台上，阿拉善SEE生态协会为中国的环保NGO争取了更大的发言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