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30多年来，随着单位制的社会结构向多元化发展，社区逐渐成为了城市社会的基本单元，大量的单位人向社区人转变。 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我国社区治理矛盾凸显。众多专家学者致力于寻求改善良策，却一直无解。 社区问题专家、前银枫家园业主委员会主任北野认为，传统社区治理依然摆脱不掉行政管理的思维。
居委会、工作站只是名义上的居民自治组织，大多数时候疲于应付和解决上面交待的任务，实质上还是代表政府。 而位于深圳市的桃源居似乎率先摸索到了解决社区治理问题的门道。 2012年9月18日下午五点，在深圳市宝安区西乡街道桃源居十四区便民服务点外的长椅上，一位老汉悠闲地享受着南国的秋日好天气。 从他身后一扇敞开的窗户，只见便民服务点不到二十平米的小屋里摆满衣服、烫衣板等各种杂物。四十多岁的桃源居居民张姐，坐在靠门的一台老式的蝴蝶牌缝纫机前，随意扎起的马尾溜下来一缕，被墙上的壁扇吹得飞扬，她正在给一件露出白色棉絮的小棉袄上线。
“我也不会做什么其他的活，在外面找不到像样的工作。”张姐说起话来略显羞涩，“他们（桃源居社区公益事业发展中心）弄了这么一个服务点，我就过来了。方便大家，也赚点钱，贴补家用。” 桃源居社区公益事业发展中心（下称“公益中心”）工作人员小曹说，原先有六个这样的服务点，为居民提供修自行车、补鞋、磨刀、缝纫、理发等服务，后来有个点位置比较偏，去的人比较少，就取消了。
“我们为他们提供场地，进行宣传，每月就收取100元费用，是为了方便管理。”小曹说。 这是公益中心整合资源为桃源居居民提供的公益服务的一个缩影。
公益中心总裁汪枫介绍说，现在一般社区只有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和企业提供的市场服务，他们提供了第三种——公益服务。汪枫认为，公益中心起到了补充、协调、制约其他两种服务的作用。 以桃源居邮政代办点的建设为例，1997年，桃源居有了第一批业主，但直到2008年该区邮政服务还是空白。 “很多人算过账，在这里投资一个邮政代办点肯定亏损，最后公益中心做了这个事情。”汪枫说。
事实上，如今的桃源居社区，已形成以公益中心为主体，包括社区餐厅、体育会所、志愿者中心、邻里中心、老年协会、社康中心、社区图书馆等社区社会组织在内的公共服务供给体系。
在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邓国胜总结的“桃源居社区的社会组织与公共服务供给体系”中，桃源居的社会组织分为“支持管理型组织（公益中心）”和“基层运作组织（其他组织）”两种，主要承担四个功能：经营性服务、定向捐赠、公益性服务、辅助政府服务，而最终指向都是社区居民的公共服务需求，包括医疗、教育、养老和便民服务等。
除了日益完善的社区服务体系之外，多名前往桃源居社区进行调研的专家学者表示，桃源居社区的另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一改以往的由政府单一主导的状况，组成了一个由社区党委、社区工作站、居委会、业主委员会、社区公益中心和物业公司等六方负责人，及社会党员代表、社区居民积极分子代表共同参与的“联席会议”制度。
“遇到什么大事，靠某一个单位解决不了，我们就启动这个联席机制，实际上就是一个协商机制。”汪枫说。 邓国胜认为，“联席会议”制度是桃源居社区多元治理的载体，这是一个兼具自下而上社会合法性和自上而下政治合法性的沟通机制。 对于桃源居整个服务体系建立的动力之源，汪枫直言，主要来自于开发商。 汪枫口中的“开发商”，就是桃源居 集团董事长李爱君。在桃源居公益中心实现自我造血之前，很大一部分资金来源于开发商。
2008年11月8日，李爱君在北京捐赠１亿元，经国务院与民政部批准成立了“桃源居公益事业发展基金会”。这是目前我国唯一一个专责培育社区公益组织、围绕关注民生、建设服务型社区的新型公益基金会。从此，基金会开始履行之前开发商的角色，成为社区公益服务的推动者和资源提供者。
2010年初，桃源居向政府移交了价值多达6000多万元的公益资产。公益中心通过接受政府委托经营管理这些公益资产，正式上升为一个社会型企业，开始实现独立运转。
数据表明，桃源居公益中心已经实现了自我造血。现在每年除去提供服务和组织自我运转的成本，还能有两到三百万的结余。
桃源居的服务型自治 开发商主导模式难复制？
2009年，桃源居获得联合国人居环境大奖，也因此给被社区治理问题困扰的管理者和专家学者们，带来了无尽的想象。
在当年10月28日举办的“健全社区管理体制与社区群众自治机制”研讨会上，中央党校副校长石泰峰将桃源居模式总结为“服务型社区自治模式”。他认为，这不仅对全国各地的社区建设具有示范意义，对我国的社会转型和现代社会建设也具有启示意义。
但是，尽管前来桃源居考察学习的人络绎不绝，学成归去的却少之又少。
对于桃源居模式在全国范围内的推广，邓国胜认为面临的挑战还很多。其中之一就是，从桃源居社区社会组织的情况来看，其发起人是企业的管理人员，即开发商协助发起的。如果其他社区的开发商不负担这一责任，社区社会组织又由谁来培育和扶持？
在李爱君的努力下，“公益社区”模式仍然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向全国其他省市扩张。随着城市社区当中开发商开发建设的社区数量越来越多、比例越来越大，已经有开发商看到了桃源居模式的价值。
2009年4月，桃源居在重庆渝北区空港新城总投资30亿元，建设一个首期总建筑面积即达100万平方米的重庆桃源居。深圳桃源居用了8年的时间才探索创立了完整的“公益社区”模式，在重庆的桃源居里，可以直接移植。当地政府给予了很大支持，在出让土地时就考虑规划先行，建立统一的公益指标。
据桃源居公益事业发展基金会宣传部部长万庆博透露，其在天津滨海新区的第三个桃源居已于今年全面开工。
同重庆桃源居一样，天津项目也是公益先行，在规划指标体系里，政府早已安排有政府一站式办公楼和一条龙的公益配套组织，比如社区医院、社区养老中心、儿童中心、图书馆、公益中心等等。建成之后，公建配套全部建成移交政府，然后再全部委托给天津桃源居公益中心来管理和经营。
即使有这样的先行规划，天津桃源居项目在拍卖时，依然吸引了万科、保利、融科置地等7家大规模开发商参加竞标。
深圳一家全国性房企拓展部高层因此认为，桃源居的模式效应已经在发挥行业影响。因为拍到地的企业，必须按照政府先行规划的指标体系去开发。
不久前，万科总裁郁亮在杭州良渚文化村也抛出了相似的言论。他认为，今后房地产商卖的不仅仅是住宅，而是要符合“好房子、好服务、好邻居”的三好标准。
社区问题专家、前银枫家园业主委员会主任北野则更愿意从社区治理矛盾的本质去看待这个问题。“改善社区问题的关键有两点。一是政府必须以‘服务’为中心，而不是以‘管理’为中心完成顶层设计；二是必须促进居民、业主的权利意识的觉醒。”北野说，在桃源居模式中，政府发挥了一定作用，但是整个顶层设计任务完成还任重道远；居民通过参与社区组织进行自我管理、自我服务，但终究还是做公益，与主人翁意识的觉醒是两码事。
但是他同时承认，桃源居的公益中心的出现，是社区治理的一个亮点，传递出一种积极的信号。只要行政上不设太多门槛去阻碍和干预，必然有其发展的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