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由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与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联合发布的《困境与行动新生代农民工与“农民工生产体制”的碰撞》的调研报告指出，相比于老一代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的行动取向格外突出，表现为更频繁地参与维权行动、更为主动地进行劳资博弈。
在维权行动和劳资博弈方面表现更为积极，其实并非新生代农民工的独有状况。随着社会的开放，权利意识的强化，维权行为增多已经成为时代趋势。这说明，新生代农民工身上所发生的变化，意味着他们向社会主流价值体系的更加靠近。这正是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认知起点。
“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标签，本身就反映了一种深刻的断裂。“新生代”并非仅指年龄上的年轻化，而是这个群体较于父辈，在权利意识、价值观念方面都表现出与时代趋势的高度契合。如对于城市文化的认同，生活方式的现代化；而“农民工”指称，意味着他们还要延续父辈，在最底层工作，拿最少的薪资。所谓“新生代农民工”问题也正发乎于此。
接连发生的工人跳楼事件，提供了反思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参照系。在一个薪资待遇算中上的工厂里，这种极端化行为，引申出一个新的命题，即父辈时代的生产体制已经不能让他们满足。相较于物质待遇的提升，他们更倾向于精神方面的诉求，如有效的身份认同、舒适自由的工作环境。这些也恰好吻合增长的劳资冲突。以此为例，现代企业的管理模式如何对接新生一代的价值诉求，显然存在很大的反思空间。
将他们置于整个城市的生态之中，这个群体的身份落差尤其明显。一方面，他们中的一部分本就属于在城市生长的一代，城市文化和生活方式的熏陶，让他们在价值观念、消费方式等方面更契合“城市人”的标准。但市民待遇的欠缺、工作环境的差异、话语权的不足，又令其无法真正融入城市主流体系。另一方面，从留守儿童成长起来的一代，同样因欠缺务农经验，并受城市文化的诱惑，而不愿也不能回到乡村。由此，在“进不了的城”和“回不了的村”之间，身份认同焦虑浸泡下的他们，首先需要的即是身份认同上的权利保障，诸如医疗、教育等基本公共服务必须照顾到这一群体。
而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他们身后的“回不了的村”，仍是值得开掘的广阔天地。须知，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累积到如此之势，本就与城市化过程中乡村的凋敝密不可分。对应的解决之道，除了继续加强对他们的职业培训和就业引导，公共资源向农村倾斜，加速农村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农业现代化，以缩小城乡差距，也是必要的资源补缺。
事实上，近年来国家层面并不乏对农民工群体的政策关照，如2006年《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将解决农民工问题摆在了突出位置。但就眼下的成效而言，并不明显。归根结底，公共资源配置的非均等化，户籍制度的束缚才是农民工问题的症结所在。
或许，并不存在“新生代农民工”问题，他们只是较于父辈，表现出了对身份认同和市民待遇更为强烈的诉求和行动罢了。有必要看到，随着权利意识的进一步萌发，解决这一问题将显得更为紧迫。不管是从维持社会稳定，还是从坚持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而言，他们都不能成为被忽视和被落下的一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