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出水面的NGO们集体亮相，在缺乏社会认可的环境下，用自己的实际或间接参与行动来表明NGO的身份以及拓展生存的空间。在震区救援行动中，NGO喷薄而出如火山岩浆无往不前，又似秋熟的麦种，落地不死开始新生。
“反应及时，行动迅速”，冠以这样的评价并不为过。其中，多样的NGO联合形态，各有差异，却又能形成互补。但在历次的公共事件或自然灾害面前，“联合”一直是 NGO们不敢多想的话题，既为体制所困，又为组织能力欠缺所致。
汶川地震，在紧急关头让这些组织丢掉“NGO”身份积极参与进来，并以“帮忙不添乱”的姿态宣告他们是“志愿者”，从而较为顺利完成了5.12紧急救援中的“NGO联合”。当然，在这一次真正意义上的“联合”里面，一些话题仍存争议，且需要继续讨论。其中既有本土NGO发展必经的困惑，也有新时期面临的挑战。
此外，进入救灾的“临时安置”以及“灾后重建”阶段，NGO的联合是否可以得到延续？日常性的救灾或更长远的项目规划中，NGO能否将紧急期间的联合经验加以保留？除了NGO内部的联合，与社会大众、政府、企业又将发生怎样的关系。本文试着就 这些涉及“NGO联合”的话题做一些观察和描述。
联合群谱
搭建联合平台，在短时间将大批的物资聚集起来，并有效的向灾区输送，最能体现NGO联合所能达到的效果。赈灾中NGO参与的每一个环节，包括建立平台、对外发布物资提供或紧缺信息，物资集中、运输和发放、反馈再跟进，甚至联合行动的办公中枢的协调，都让分布在全国各地的NGO迅速集合起来，并依托平台，最大程度发挥出各自机构的力量。
这种机构间的联合，好几个即在地震一发生后就立即开始行动。设在成都根与芽机构的“NGO四川联合救灾办公室”和以成都城市河流研究会为根据地的“5.12民间救助服务中心”，是最重要的两个机构联合体。
NGO四川联合救灾办公室主要是由4家民间组织发起，后来陆续有40多家参与进来，至整个紧急救援阶段结束共有100家之多。据有关数据1，经办公室向灾区输送的物资折合人民币计算，逼近1000万。这对NGO联合行动来说，是一个极大的能力展示，也是对NGO在过去的重大事件中缺位的一种回应。
仅隔3 天，同样在成都还成立了另一个联合体——“5.12民间救助服务中心”，参与者主要是在川国际NGO和在川有项目点的本土NGO。同样处在震区且受到影响的甘肃，当地的草根NGO也联合起来，并在救灾行动之初发布“援助5.12地震灾害甘肃草根联合行动小组评估报告”。
在四川之外NGO比较活跃的区域，也都将机构的各自优势进行整合，并表现在信息收集、资源 筹集、物资运输等各救灾环节上。在北京，多家NGO、基金会共同发起名为“中国民间组织抗震救灾行动联合声明”，呼吁各民间组织积极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发挥民间组织力量，联合做出反应，共同支援灾区，关注灾后重建。同样，在陕西，陕西妇女研究会联合当地的其他9家组织，立即奔赴 灾区现场进行救援。
这些在外围的NGO在联合之余，也积极与四川境内的组织或联盟性的组织取得联系，形成地区性网络，以民间协作的方式开展服务。据香港中文大学与中山大学联合对NGO进行的评估报告中指出，截至2008年6月3日，据不完全统计，在四川当地开展服务的机构达到231家2，其中以民间协作方式开展服务的地区性网络，就达到10个之多3。
有的NGO可能同存在于两个协作性网络中，以“NGO四川联合救灾办公室”为例，响应其倡议的组织虽多达100多家，但直接提供物资或志愿者协作的机构为40多家，其中有的组织或机构本身也是其他地区性协作网络的一分子。比如“中国民间组织抗震救灾行动联合声明”，到目前为止有187家组织参与进来响应这个联合声明，但其中也有不少机构同时加入到其他地区性的网络中。
联合的突破
6月20日在成都举办的NGO抗震救灾现场交流会上，与会NGO纷纷表示这次震灾救援是NGO的集体亮相，而不单单是某个单个机构的对外活动。不同使命的NGO形成地区性甚至跨地区联合，出现了不同的联合形态，或响应声明，或参与实际的救援，或提供信息网络支持，这些特征均凸显救灾中NGO进行联合的意愿和行动能力。
然而此前，在历次的公共事件或自然灾害面前，尤其是面对今年年初的雪灾时，既为体制所困，又为组织能力欠缺所致，“联合”一直是NGO 们不敢多想的话题。但突发的八级大地震，使得 NGO再也不能坐等体制放松空间，而是采取各种方式争取主动。有的组织利用自己在体制内的其他“合法”身份展开行动，如贵州意气风发红十字、四川圣爱基金会等，均利用红十字会的旗号前往灾区参与救援；也有组织打出“帮忙不添乱”的口号，为政府排忧解难，去政府的行政体系忽视或遗漏的地方，扮演拾遗补缺的角色。抛弃成见，共赴救灾，利用一点一滴的空间放大自己的作为，表现了NGO的主动角色意识。
年初的雪灾救援中NGO参与数量少，范围小，甚至可以说在NGO圈内没有引起足够的影响，曾引发讨论和质疑。同时，NGO在反思的同时也在积累自身的能量。再溯及SARS期间，NGO尽管在应对和处理上，还未能表现出很强的应急反应和组织动员能力，但已通过行动和声音反映出公民自主行动参与解决环境和社会问题的愿望。这种NGO参与社会事件的愿望,和希望在其中有所担当的突破，并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做到的。通过零星的考验和积累，NGO一步一步走过来，最终得以在这 次地震救灾中厚积薄发。
可以说，NGO联合的重要意义不在于他们参与到这些灾难救援当中，而在于他们能否摒弃日常的种种差异而走到一起，共同参与到社会的公共事务中来。由单兵作战、散兵游勇到集团作战，逐步学会“联合”。正如南都基金会秘书长徐永光在接受采访时说，“这么大的灾害，如果中国30万多民间组织都无动于衷、无所作为，就不要再存在下去了”。在NGO数量庞大，理应有所作为之时，联合 就是摆在他们面前的重要议题。
另一种解释：“联”而不“合”
从不同联合体的行动和媒体的报道来看，这次抗震救灾NGO联合发挥了应有之义，展现了他们在灾难面前的积极应对和动员能力。尽管在公众看来，都是可喜的成绩。然而，NGO内部发出的不同声音，也告诉我们联合的艰辛与不易,“亮丽”的联合背后也夹杂着不同的色彩。
“联合，如果只‘联’不‘合’，那还叫‘联合’吗？”在抗震期间，担任四川联合办公室总协调的张国远，事后就临时办公室中NGO联合遇到的窘况发表自己的看法。
事件的起因主要在于，张在进行协调联合之时，来自外界的捐款和使用经费都是经过张国远的个人账户，由于现金流过大，引起警方调查。尽管后来麻烦化解平息了，但令张国远不解甚至委屈的是，为大家做了那么多事情，却得不到伙伴的理解，反倒引来更大的质疑声，认为警方的关注都是张国远招惹过来的。张的回应是，即使不是他来做总协调，这个联合办公室同样也会遭遇这种情况，原因就在于这是个临时的机构，在救灾的非常时期，政府对这些钱的动向十分警惕。但他的解释并没有打消其他合作伙伴的顾虑甚至猜疑。
事分两面，张国远的伙伴也表达了他们对“联合”的看法。虽然联合办公室有不同的分工，但作为总协调的张国远时常根据自己的判断作为，而没有采用NGO惯用的“参与式方法”来征询伙伴之间的意见，而且开展联合行动时沟通不够，也没有一个决策行动的基准，比较随意。张国远后来也意识到这个问题，并在一些公开场合做了反思和自我 批评。按照张本人的解释，在紧急情形下，负责运送物资到一线参与救人是大局，既然由他来做总协调，那么他就有权力做主去调配这些物资的去向。而且更重要的是，这种情况下也容不得再去同联合伙伴一一商量再做决定，因为前线小组已经把灾情和需求反馈回来，他认为自己该做的就是立即做出反应，而不是把时间耗在讨论上面。
公婆都有理，但联合的步伐并没有停止下来。到5月30日完成紧急救援工作任务后，NGO四川联合救灾办公室依照事先的约定解散。根据外界以及办公室做出的自我评估，认为这次“联合”是有效的。但关于“联合”的争议却没有停止。
同样，笔者在与进驻到灾区的某省公募基金会 的一位志愿者谈到机构联合时，他也对NGO的联合 表现出一定程度的不满。他表示，最主要的不满意就在于资讯的不对等，尤其对省内结成的联盟性组织之间的资源分享不足，这导致了前往当地的分批小组之间的信息出现误差，这也是最可怕的，因为信息出现偏差不要紧，但最可怕的就是不交流，从而影响工作的可持续开展。对此，他解释为可能些机构存有一点“私心”，保留了一些自己的独有信息。此外，对于加入联盟的某些合作成员，该志愿者也表示失望，因为有的机构自始至终都没有真正参与，只是挂这个名而已。而打着联盟旗号做事的主导性NGO，有时也有自己的“小算盘”。
冠以“联合”的旗帜已经亮出来，但真正能打多久？下次还会不会打？这的确值得NGO行动者进行反思。初次走向联合的NGO伙伴们，少不了要学会如何去联合，以及处理其间遇到的问题。
未竟的联合之路
踏上联合之路，恐怕是这次抗震救灾的最大收获。NGO伙伴们通过这次“实战”见识了联合的巨大潜力，验证掂量了救灾联合路上的自己能做什么，怎么参与进入。不能否认的是大家在灾难面前学到了什么叫合作，经历了这样一次全国范围内大 规模的NGO联合，仿佛接受了一次“成年礼”。
上文提到的联合办公室张国远本人与部分伙伴的摩擦，只是在共识下的不同见解而已，并没到让联合办公室在遇到困难时分崩离析。虽然是首次的“大联合”，NGO表现得非常出色，但在此过程中，一些细微之处仍值得我们去加以关注。
在紧急救援阶段，这些NGO都有清晰的目标就是参与救援，指示性很强，所以效果也较为明显。随着救援行动过渡到更长时间的临时安置和灾后重建阶段，外界压力和来自灾区的需求也就相应缓和下来，从而针对性的工作就可能随之趋缓，出现干劲松懈、目标不够明确等问题。这个时候，建立新阶段的议事规则就显得更加迫切。
在地震发生的时候，NGO群策群力，在“帮忙不添乱”的约定下，在“扮演政府拾遗补缺的角色”定位下，各个机构结合自身的使命和能力，以不同方式参与到大联合体下。有的去一线灾区需求 调查，有的坐镇灾区外指挥协调资源的调配，有的发布灾情需求，有的运输物资，有的参与救灾的志愿者管理，有的记录NGO的参与情况并对之进行评估，不一而足，皆是对联合之名下的分工的不同诠释。陕西10家民间组织联合行动成员之一的陕西西部发展基金会的理事长助理向缘也提到，NGO在向web20过渡时，需要技术的明确分工，而不是一窝蜂去做一件事。同时他也提到在陕西10家民间联盟内部如果出现不同意见，相应的办法就是以运作该项目的机构为主导，也就是尊重该机构的意见。上文提到的四川联合办公室的运行，涉及到一些沟通、决策机制以及议事规则的问题，甚至还 包括需要考虑的风险问题，如募集捐款，都指明了 NGO联合不是简单的1+1=2的数学题，而是一个为达成行动目标而进行的团体性协作活动。
相比四川联合办公室，5·12民间救助服务中心在成立初，就将NGO联合中的议事规则制定作为重点考虑。到访时，笔者就曾发现该中心将地震之后每期的救援或重建进程计划、流程和须知贴在橱窗墙壁上，一目了然。而且每日的例会都有志愿者记录整理，并为来川的外省NGO提供信息支持。
而活跃在绵竹遵道镇的志愿者协调办公室，则更像是一个NGO的集中地和试验田。地震发生后，由友成基金会、深圳登山协会、万科志愿者和四海同心发起成立了这个组织机构。志愿者协调办公室协调各方力量在遵道镇当地开展救助以及后期的重建工作。有了万科企业和友成基金会的支持，这里一度成为灾区最为热闹的NGO聚集地。此外，该办公室还联合了在当地参加赈灾工作的陕西10家民间组织联合行动、北京农家女杂志社、仁爱 关怀、北京自然之友等十几家民间机构以及包括灾区群众在内的个人志愿者。
这些来自全国各地的NGO以协调办公室为基础，又在当地开展不同的项目，实施不同的机构计 划。现在，重建工作归于平淡，趋于日常化管理， 加之各个机构已经站稳脚跟并独立实施自己的项目，他们未来有可能脱离志愿者协调办公室。
题外之意的联合
除了NGO自身的联合，有时候还需要更多的力量包括政府、企业以及当地的社区与居民一起联动起来。
6月8日，国务院发布《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条例》，指出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应遵循的原则之一就是，政府主导与社会参与相结合。这不仅成为很多NGO开展重建工作的依据，同时也成为地方政府在规划重建中需要考虑的因素。
其实，政府与NGO的结合在条例出台之前，早在地震发生时就已经出现了。有的NGO想为灾区筹款但没有资格，于是与政府合作，借用红十字会公募资格进行募集；也有的响应当地政府的号召，留在四川参与救援，直到后来的重建工作。其中，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更是将自己的作用发挥到极致。由于基金会的成员大多是企业家，所以基金会号召成员所属企业积极参与，如复新集团就积极捐赠药品。此外，友成还利用自身的人脉关系，牵线搭桥将绵竹市与众多企业家联系起来，希望通过企业的援助振兴绵竹市的经济。包括零点集团、麦肯锡咨询公司在内的很多企业为之出谋划策。就连饱受争议的万科董事长王石在向全国人民道歉之后，承诺万科拿出1个亿来支援灾区的恢复重建。目前万科驻扎在遵道镇，同时还派出员工作为志愿者参与具体工作。
紧急援助期间，NGO运送物资并与当地政府建立了良好的信任关系，这也为一些NGO后期能够继续致力于灾区重建打下了基础。张国远在绵竹汉旺镇成立的NGO备灾中心就是很好的一例。同样，在彭州崇德村，邓华所在的贵州行动小组在地震期间的表现也给当地政府留下很深的印象，重建时他们也顺理成章的留了下来。
7月2日的《新京报》对遵道志愿者办公室的报道中提到，这些志愿者组织地震后来到遵道，首先采取的策略就是没有打着NGO的旗号，而是以“志愿者”或“民政义工”的身份介入进来，这点也容易被政府接受。罗世鸿如是说。罗原是贵州高地发展研究所的创办人。这些志愿者的出色表现也赢得了包括镇政府在内的好评，有些人还被纳入到政府的抗震救灾指挥部。这些NGO清楚在灾区重建的参与，政府仍居主导地位，他们自己的角色还是以配合支持为主，这点也正应了NGO一开始达成的“帮忙不添乱”的共识。
中国红十字基金会累计接收赈灾款物超过12亿元，为全面支持灾区灾后重建，中国红基会决定拿出2000万元捐款，面向国内公益性社会组织和其他专业公益服务机构公开招标，联合实施5.12灾后重建项目。目前，第一批已有5家民间组织中标。这也是官方背景的NGO（亦称GONGO）首次以较大规模资助本土草根组织的举措，具有标志性的意义。
此外，震区中新生的板房区以及保留下来的村落，都可以是一个社区的载体，其中的居民也应是NGO需要联合的对象。紧急援助后面的临时安置、灾后重建的阶段，不是简单的房屋搭建或修缮、安顿居民恢复生产，而是在震区的原址（或迁移）基础上，重建居民对未来的期望，重建居民对家或是社区的某种归属感。这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可以做到，而正是NGO擅长所在，NGO可以发动居民参与到社区的重建、生活恢复、生产自救等环节上，增强他们的参与感和自我意识，而这些往往是政府的行政性命令所无法顾及到的遗漏之处。
灾后重建设定的时间表很长，这对NGO来说任重而道远。NGO在灾后重建，是以单兵方式参与，还是以联合介入，都将是一个相当长的考验历程。这个过程中，还会有多少NGO继续参与进来？做得效果如何？本刊将继续对灾后重建中的 NGO给予持续的关注。
注释：
1.此数据来源于香港中文大学公民社会研究中心和中山大学公民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合作之报告。
2.其中北京60家，四川55家，上海、广州、贵州、陕西、重庆等超过10家。
3.十余家地区性网络：NGO救灾联合办公室（24家），512民间救助服务中心（28家），北京民间公益联合行动（10家），陕西民间组织联合行动（13家），重庆512抗震救灾民间救助中心（8家），甘肃草根联合行动小组（7家），厦门救灾援助行动小组（7家），上海新驼峰行动（5家），贵州民间救灾网络（18家），广东在粤川籍人士关爱行动（15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