芳子
缘起
顾名思义，社区支持农业（CSA）面向农业。在六七十年代的日本和欧美等地，义无反顾地要跟农业建立关系的，大多是那些质疑主流科学与理性文明、批判以资本为上的发展导向的城市消费群。他们对农场做出承诺：愿意互相支持，分担生产风险，共享收益，建立本地生产本地消费的小区域经济合作关系。强调生态和资源的保育、社区情感和文化的承传、以及共同承担和分享的社会关系。这不光只是一个消费者运动，不单指向生态和生活的永续关怀，这是对整个世界观和价值体系的反思和重整。
在网上搜寻CSA在中国大陆发展的历史，能够找到社区伙伴（Partnerships for Community Development，下称PCD）在2004年首次跟大陆伙伴一起学习CSA 这个舶来品的记录，这可能是CSA在大陆地区的缘起。
2004年的中国大陆，宏观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城市化市场化、城乡贫富两极化、三农等问题，赤裸裸呈现眼前。PCD与伙伴们跟着CSA先行者的足印，学习不同经验，尝试探索如何反思和回应时代的种种叩问。PCD支持年轻实习生在行动中思考，并使CSA慢慢成为更多人的选择和尝试。后来，食品安全事件问题层出不穷，使CSA骤然成为救生圈。大大小小的CSA农场、农产品市集和消费者共购组织应运而生。有“机”有“危”。CSA光谱一下子变得有点混杂。除了默默寻索的不懈努力、扎实而细致的耕耘，还有一些突然冒起高举着CSA牌子的规模投资。CSA被简约成安全食品的质量标签、田园生活的浪漫消费……在大陆这块土壤中长出来什么样的CSA？这些尝试和努力，在回应当下的什么问题？它们将走向何方？
而在香港，PCD的姐妹机构——香港嘉道理农场暨植物园（下称嘉道理农场）一直致力支持香港农业，于21世纪初开始在香港推动社区有机大使、社区农圃以及城市农墟等活动。这些活动探寻城市人所陌生的农业、城市发展以及城市与农村的互动，探寻有别于主流生活的可能性……近年来，都市发展越加急速凌厉，村落因兴建高铁被迫拆迁的事件，给香港人一记当头棒喝。无论是PCD还是合作伙伴，都感到是时候好好沉淀经验，思考下一步的方向和行动。而台湾朋友起步早，已在CSA方面走出了丰富多元的经验。因由不同机缘，近年来在大陆、香港和台湾两岸三地不同社区、不同人和机构致力推动下，CSA近年来已成为回应主流发展主义的新生公民行动。由此，PCD和嘉道理农场携手于2012年10月在香港搭建了一个面对面的交流学习平台，使两岸三地CSA经验研习得以自然成行，数十家两岸三地机构参与主题分享并参访了香港的在地机构。
落地生根
本次研习会决定以落地生根为题，因由舶来品CSA落到两岸三地的不同土壤、不同社群中发芽生长，我们这次尝试钻进CSA的肌理中去，希望能够了解不同社群和操作的指向与追求。我们把目光聚焦在CSA中的C-社区、S-城乡互动、A-农（农民、农村和农业）的主体性，以及CSA作为在地经济这几个主题，逐个细嚼。社区就是土壤，不同社区有不同的品性素养和可能性，CSA种子能否落地成长？是否能铸炼出生活价值，并有延续推展的生命力？而城乡互动有如耕地，究竟在生产和消费的流转过程中，土与人、物与心、情与理、城与乡的关系，是否有更丰富更深刻的内容？至于“农”，三地经验让我们反思土地话语权，农的主体位置等等话题。当“社区”不再是被动的客体，在不同的社区，不一样的城乡互动，以及不同位置上的“农”，如何在本地开花结果，成为互动各方的生活和生计？这一直是CSA操作中既艰难繁琐，又极富创意和启发的环节。研习会按不同特点，把三地丰富的经验放在这些主题下梳理。
从CSA再出发
CSA或社区支持农业这个概念及其翻译，究竟能否涵盖当下的各种努力和追求？这些年来，他山之石换上新装，融入本土脉理。有人琢磨修正社区支持农业这个翻译：因为在CSA中C（社区）和A（农业）两个部分是双向合作支持的关系，不是一方站在道德或社会经济高地，向另一方施加扶持和支援，双方一起做农。“支持”应该改译为协力、互助、合作等等。有人觉得社区这个说法不够清晰明确，不同社区除因地缘或利益组合外，还必须共享一些理念，指向包含人与人、人与土地和自然的生活文明价值。因此，社区该改写为社群，或者是“以农为本”的社区；有人感到“农”所蕴含的内容应该更丰富，不只是生产者或接受支持的对象，而是反过来，是照顾、支持和丰富城市生活文化的来源，因此应翻译为农业支持社区、城乡共好、提携等等；有人从农场加消费者的简单运作，衍生出超越买卖的互动平台；有人强调CSA是要建立另一种供需关系，另一种社会秩序，是要在“每一天生活”中反思，并用行动去改变，就正如60年代日本消费者运动提出的生活革命：要在日常生活中活出心中的理想。
四天半研习下来，我们理出一堆含丰富“微量元素”的“堆肥”，继续滋养各种称为CSA的努力和探索。从CSA再出发。
关于农
“堆肥”这个说法，对CSA的同路人来说很形象很直接很丰富。台湾农村阵线（下称农阵）的蔡培慧用一张老农赤足翻晒花生的图片展开农阵的分享。照片中农民以脚趾头翻动花生米，颗颗完好无损，老人家身体里藏着一个纯熟精妙的农用农动程式。“农耕不只是劳动，还是身体记忆，是对自然和环境的一种技艺！”培慧提出这样一个概念：农是要通过脚、手、弯腰和锄头去体验，是与自然和环境发生深厚认识后发展出来的一种知识、一门技艺、一种生活方式、一道人与人互动互惠、人与自然有质感又无奈的社会关系；它超越主流科学理性和技术的理解范畴，为我们提供另一种生活文化的想象。
农阵是在2008年台湾政府推出《农村再生条例》[1]后组成，这个跨界别联盟以知识分子及学生为主要推动力量，回应农村被城市化金融科技挤压的主流发展趋势，在这个趋势下，农村是被观看的对象，是城市人田园牧歌的生活想象。所谓发展农村，就是征农地他用，把生态多元的小规模农作变成工业化规模生产，满足城市需要，这是一个去农化的过程。“都市生活文明的绝对自信，让人失去对环境，对农的深入思考，”培慧说。
台湾农民2010年把稻米栽种到总统府前的凯达格兰大道上，抗议发展商的“怪手”（推土机）蹂躏农田作物，跟面对同样困境的大陆和香港农业隔岸呼应。在农村支持城市的发展策略下，大陆的三农是各级政府都必得处理的课题。农村政治基础薄弱，民生不保，近年土地被征收事件层出不穷，钉子户和“怪手”成为农村一道风景。在香港，过去短短三十多年，曾经蓬勃兴旺的农业因发展亚洲金融中心之名，差不多完全由进口粮食替代；乡郊零散的村落淹没在发展的大潮中，“怪手”唤起香港人对农耕生活的思考。两岸三地都同样面对社会资源严重向城市倾斜，土地、自然资源如水和林木，还有青壮劳动持续往城市跑，村里剩下老人、妇女和儿童的局面。
在/再农化
研习会上，三地不同的CSA行动者直面当下，不约而同深情地谈农。
台湾：农阵因农进入CSA，他们开展农村社区工作，让青年进乡，实验城乡互动，学习到一整套关照自己关照大地的农文化，推动城乡互为主体。起步更早的是旗美社区大学（下称旗美），2001年设立时已经清楚定位为一所农村型社区大学，以“农村是一所大学，向农村学习，在农村学习”为目标和方法。旗美办农村工作坊、农村体验、农民市集、推动城乡有机互动网络，“透过种田去认识土地和人，认识人在土地的位置。”旗美的张正扬这样说。他们一方面凝聚结晶农村的生活智慧和文化并向公众推广，另一方面要建设一个有现代意义的城乡网络，满足农村强大的学习需要。
大陆：梁漱溟乡建中心（下称梁中心），自2000代初开始送大学生到农村，做调查研究，“勇敢介入”（蔡培慧语）大陆农村传统社会关系网络被快速撕裂出现的激烈震荡，鼓励种养结合的循环农耕体系，建立农民互助组织跟城市消费者的互动，通过这个过程推动知识的转移、关系的调理，以至生命价值的重建。
香港：土地正义联盟（下称土盟）和菜园村生活馆在2010前后成型，在城市发展对（农）土地和生活空间的强暴面前，思考和慢慢建立结连自然生态和农耕文化的价值认同（根）。土盟在新菜园村所在地八乡支持复耕、推“八乡人吃八乡菜”CSA、搞社区厨房和社区导赏。生活馆那群积极参与反高铁护菜园村的年轻知识分子，以农耕为生活和工作，老老实实种地。
“农家谦卑自抑求诸己的简朴生活观，不是透过货币获得生活所需，在面对地球资源渐趋枯竭的当下，为人类文明出路保留一种可能。”张正扬如是说。通过劳动、经验累积、观察和互动，重新学习跟人和土地相互依存的知识和文化体系。
农：简朴，共享，舍得，感恩
研习会上，通过三地的CSA经验分享，把“农”这个概念打开，这不光是一种产业、一个被关怀和扶持的社群，更是蕴含丰富智慧、简单踏实、与有情众生和谐共生的生活文化，呈现出一套相对于现代科学与理性城市知识的文化知识体系。
来自四川攀枝花的刘占红和台湾苗栗湾宝的洪箱，现身说法，展示脚踩土地，坚持、分享、舍得、自利利他和感恩精神的农民本色。洪箱说自己“认命”，知所能与不能而为之，认清自己跟土地的关系，安守本分。她因征地抗争和生态种植，跟城市支持者和消费者建立了亲密关系。而刘占红则为保障生活开始做CSA，希望有一天抓着心中那美味的“蛋糕”[2]。他种菜、配菜、搞消费者互动等活动，样样亲力亲为，分享家里山里的味道。后来又很快放弃单打独干，选择跟乡里合作，“不能以自己为主了，学会平等交流、互惠互利。钱以外还有更重要的东西：情感、朋友、环境……”。刘占红和洪箱都强调自己的农民身份，强调健康的环境和护土，强调跟城市人建立情感，强调下一代的承传，强调这是一种生活方式。就如台湾甲仙爱乡协会曾瑞昇说：“让做农成为孩子的一种人生选择。”
农：小而美，土
研习会上，广西爱农会两位年轻人给我们具体描述他们的农文化：小是美、越土越健康、保育和传递原生品种包括手艺、认识和学习传统、建立一个适合本土的可持续可循环的种养结合的农作系统。“好山好水封河养鱼。土鸡土鸭圈坡浪猪”，这是他们在一次活动中写的对联。
爱农会的土生良品餐厅是因城市人要吃好东西慢慢演变出来的。食材来自周边小农，合作农户留种、种养原生品种，建立循环系统、互相合作。在大陆，狂飙的现代化农产业还影响不到一些零星散布的小农家，他们仍然勤勤恳恳地从大地耕耘生活各种需要，保留着传统物种和手艺。爱农会以一个“CSA餐厅+农户”的商业平台回应食品安全、信任危机、城乡二元、农业产业化等等逼在眉睫的问题。饭店以及其后发展出来的CSA导赏员、社区农墟、传统食品加工、农户探访、农夫节等活动，建立了多途径互动渠道，帮助调节农产品的供需，也促进城乡间重感情重文化重互惠的交往，让大家互相看见、互相感触到。
“农业产业化和现代化外，还有其他可能吗？我们还相信什么吗？我们的精神家园在哪里？”丁华明和刘胡佳都曾经是PCD的CSA实习生，扎到爱农会，游走过多个岗位。“在大陆找非主流是很困难的，我们用主流的商业模式去回应非主流的理想，土生农业、饭店、CSA实习生和导赏员成为一个探索的平台，是梦想出发的地方。”
农：梦想出口
吊诡得很，当农村持续老龄化的同时，农，却又是部分年轻人当下的梦想出口，三地皆然。洪箱和刘占红希望农耕和农村是下一代美好生活的选择。刘占红两个10来岁的儿子爱流连田间嬉戏和帮忙。洪箱的老二（高中生）不太适应主流教育制度，和几位大学生协力，在家联系CSA消费群体，搞农耕体验活动，并获得基金资助拍摄一套关于老家湾宝的纪录片。丁华明和刘胡佳通过饭店和相关活动平台，返回土地，一步步实现非主流梦想，兴许就如点评老师说的：“从疏离出走、对物质主义反思、寻找社会现实。”CSA让年轻人参与到直接简单又富温度和深度的人与人的互动中。
交流，转移，调整
大陆：梁中心的支农学生大多来自农村，背负着父母亲“知识改变命运”的沉重期盼。但因现代教育与生活割裂、城乡二元差距和三农问题，他们带着建设乡村的理念再回一线农村，与农民一起尝试走向新的可能性。他们纵向吸纳文化根源、横向融汇社群学科，使原来看似是简单的买卖供需关系，因土地、食物和“农”变得丰满多姿，从梁中心长出了绿盟直销农民合作社产品，成就了年轻人城中公社生活实践。
华德福学校年轻的家长和老师，也是内地CSA最早和最坚实的参与者。农、园艺和食物是学校的重要课程，自然是最慷慨的老师。年轻的家长送孩子上华德福幼儿园和小学，甚至有人一家子搬离城市，长住郊区，租地开田。
台湾：进乡青年为小农创品牌做土农、北部宜兰榖东俱乐部用CSA方法让要回乡种米的年青家庭愿望成真。
香港：城市农夫搞天台种植、半农半X[u1] 、CSA配菜共购、在城市边沿建立一个活力十足既生产又搞活动的马宝宝农场。看见、感受到更厚更深更坚实的来自真实的泥土和人的力量。
近乡情怯，流动身份
有人认为人类身体中本来就有跟土地联系的基因。所以，城市人（因为离开土地）总有乡愁：近乡情怯，CSA回应了乡愁这个核心问题。在大陆和台湾，乡的观念很重，为根之所在。离开后，乡就出现。过去也有城乡互动，大势却是单向城主乡客不平等的关系。当农作为主体出现，重新掌握对土地的话语权，小农身份进入CSA的论说中，这种城乡互动，才遽然开豁，枝繁叶茂花果盈硕。这些年，我们看到城中原来也可以有“乡”，回应内心对自然、对有厚度的关系的愿念。
我们看到“城乡”的隔离可以更为松动，就像有朋友说的“水泥屋子鬆了，可以筑起木房子”。在香港中环天星码头中，在台湾心脏地带的101大厦旁，每星期有人头耸动的农产品市集，农夫与消费者快乐相聚。在台湾高雄市中的微风市集，农民与外地媳妇团体等一起展示手艺。四川绿心田∙生活汇的朋友们与农友打开生活的面向。消费者和生产者不只是二元的买卖关系，城乡没有边界，身份是流动的，农是一种选择，正如“半农半X”里面的“X”是开放的，大家共同分享着对土地对自然对生命的谦卑和尊重。此刻，再回到CSA，我们看到社区和社群原来不单是住在同一个地域的人和自然，也是一群拥有、追求、关心或思考共同课题和生命价值的人群，他们正在用不同方法，协力朝这个方向走去。
生计在地，生活回归
主体互动转换协力，在地上流淌漫溢，形成美丽多姿的图案。永续栽培（permaculture）提醒我们向大自然中恒久美丽的图案学习——蜘蛛在树丫间结的轻丝网、雪花的排列……这是大自然的语言，展示能量流动汇聚的稳定和谐状态。从日本欧美等地的CSA，我们学到共同购买、市集、消费者合作社等。这些互动大部分都是小而美，强调在地互助、协力、合作……个中流转的除了物质外，还有身份价值、感情、生活方式和文化美学。香港岭南大学许宝强老师提出本地这个概念要有“社区的人文面向、有生态的可持续面向、还有文化身份的感情和价值面向”。
香港社福机构圣雅各福群会从2000年初开始推动社区经济，回应城市边缘社群的贫困问题：先是物物交换、社区货币、然后是城乡劳动力转换、土货店、CSA、还有食品加工的土作坊。不同的互动/活动，重新整合资源和劳动力，生产和交换经济和非经济效益。刚刚起步的“八乡人吃八乡菜”在健康蔬菜背后，带着一个让农村农业在香港继续存活的悬念。搞得有声有色的台湾微风市集，服务小农生计及其他共生的非农社群，市集里面有吃的、有用的、有感情文化的。蹲在台中的合朴农学市集，则从农民出货的市集开始，提出“好好务农，好好读书，好好吃饭”。合朴的陈孟凯说，合朴要成为一个坚实的经济体。在合朴，人们学习不同的生活手艺，如务农、如做豆腐、如调咖啡、如制做生活所需品……生产自己生活需要的，以及可互相交换所需要的。生计在自己手中创造，生计在每天的生活中重整。
研习会中回荡着一个清晰响亮的信息：要回应眼下种种疑惑、失落和困难，改变人心、社区、生活的衰败，需要一种自下而上、个人的也是集体的行动，要一种（相对现代科学理性和市场资本主义的）文化转化。文化是细水流长的积累，要求每个人每天每夜在日常生活中实践和反思。意识很难改变，无论是知识分子或农民。行动是起点。广州中山大学的张和清老师认为，希望在日常微细的生活中，从建立简朴、自在、实在、多样性、多元的生活开始，让我们学会舍得、坚持、感恩……让社区包括小农的主体性出现，让地方如农的知识和智慧得到尊重。
（作者陈惠芳，系社区伙伴2012 三地CSA研习会协作者。）
[1] 2008年台湾立法院一读通过《农村再生条例草案》，被关注农村发展的人士批评为以“促进农村永续发展和农村活化再生”为借口，实际上是为大型土地开发计划开路。草案缺乏农业或农村政策的愿景，有人称之为“灭农条例”或“农村再见条例”。
[2] 占红一直用“蛋糕”来形容他那美好生活的想象，里面包括富足、温饱、美丽、快乐的意思。
半农半X，请加一句解释便于读者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