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群体繁荣的标志应当是权利在每个人身上自由闪光，创造力及正能量也因此在社会上高频率地输出与熏染。然而有一些群体的控制者却相信，只有通过集权和专权才可能让“社会更繁荣”。他们相信给公众施舍的自由越多，公众就越不可能生活幸福。他们相信有效的控制会让社会的稳定系数增高，冲突的风险降低。他们相信社会的苦难会通过顽固的遮掩和偶发的抚慰，让承受者成为沉默的牺牲品。
社会的希望来自于草根的自由表达。在中国环保界，2013年出现了一些有趣的新风尚。总结下来，就是追逐型的基金会或者说社会资助开始成为潮流；总结下来，就是受“行动至上”的影响，实战式倡导的创新与创意的花样，更加富有吸引力；总结下来，就是“渠道为王”的时代正在到来，证明草根组织发展已经过了“明星引路”的时代。
“渠道为王”的时代正在到来
当今的社会真是为公益蠢蠢欲动的社会。几乎是个人都在琢磨如何“做公益”。这么说来，一批“公益大腕”会在近几年以超音速甚至超光速的方式一夜之间、一秒之间成为耀眼的公益明星，进而发展成一大批闻所未闻的“公益新势力群落”，也是时代必然。还是习惯性地拿“公益大腕”之一邓飞来举例。2012年底，邓飞携同诸多公益大伙伴，发起了“让候鸟飞”公益项目；紧接着，在2013年初，邓飞又携同诸多公益大伙伴，发起了“中国水安全计划”。与邓飞发起的其他几个直接面向个人的公益项目相比，这两个直接指向环保领域的公益项目，直接面临的问题是：谁来承接这些汹涌而至的社会资源？
邓飞此前发起的免费午餐、大病医保、微博打拐、暖流计划等公益项目，有望整合成“中国乡村儿童联合公益”，统一打包面向社会。同时，其疏导系统大体已经建成，其每天的公益实战所带来的政策倡导和社会影响，也都在一天天呈现和坐实。
如果我们睁大眼睛放开思路来想，“让候鸟飞”和“中国水安全计划”也可以整合进“中国乡村儿童联合公益”，因为“水不安全，谁安全”？同样，“生态不安全，鸟类不安全，动物不安全，谁能安全”？而孩子们是祖国的未来，针对他们的公益就是对整个社会和生态的公益。
但运行近一年来，民间公益能量的输送渠道问题，开始成为最有意思的话题。邓飞等公益大腕的出现，不仅仅是在募集资源或者倡导新风方面给社会带来的震动，更重要的是改变
了公益能量的输送格局。
话说民间公益能量的输送需要三大环节，第一个环节是社会，第二个环节是公益组织或者说环保组织，第三个环节是公益的需求方或者说目标群体。如果说，传统的环保组织，在发现目标群体方面的作用力还算富足的话，那么，在社会资源发动方面，能力是稍嫌偏弱的——这也是环保组织经常哭穷、指责社会支持度不够的原因（虽然细分起来，很多时候是环保组织自身的社会发动意识不强）。
但邓飞等人带来的恰恰是强大的社会能量洪流。这些能量来得是如此的强大、混乱和不由分说，以至于如何输送、分配、有效导流这些能量，成了“中间疏导环节”——也就是环保组织，最为困难的问题。能量不是来了就能接收的，也不是接收了就能使用得当的，中间的疏导、化合、导流、增持的环节如果不建好，稍有不慎，公益大腕辛苦许久积累出来的社会声望，就可能一夜坍塌——当然也可能重新恢复，但毕竟，会对社会对民间公益的信任，造成那么一两次重挫。
于是，“渠道为王”的时代开始到来。这边是大量社会资源汹涌澎湃，呼啸而至；那边是环境问题潜流险滩，纷至沓来。各个类型的环保组织，只要稍有能力，就可以在资源和困难的化合釜、路由器中，迅速找到自己的生态。
对照一下一个新兴商业的发展模式，就会比较了然。就拿已经成为“旧产业”的互联网门户网站发展史来说吧，一开始的时候，概念、理念、明星人物占据着各新闻媒体的版面，牵动着社会的神经，“品牌为王”喧哗与骚动一阵之后，直接面临的问题就是“渠道在哪里”。因为渠道在哪里，消费者就在哪里。消费者如果不通过渠道与生产者进行关联，那么，再好的产品，再新的理念，也没有任何的价值。无论是商业产品还是公益产品，其社会化的过程，都得通过渠道进行有效的导流与对接。
在这时候，“渠道为王”考验着不同类型的环保组织。换句话说，这两年，资助环境保护的基金会们，开始强调“枢纽型组织”的重要性。有些机构为了找到像样的枢纽型组织，
甚至不惜把资金匹配给国际老牌的环保组织的“中国办事处”。当然，像公众环境研究中心这样的看着极为靠谱的枢纽型组织，自然也成了许多基金会“策略发展”的最佳伴侣。
将业务定义为“能修渠道”组织，确实难能可贵。它们“美丽善良有爱心，聪明能干愿担当”，集聚了“做事鲜明易判”的诸多好优点。面向基金会，有说服力；面向合作伙伴，有辐射力带动力影响力。很自然，是非常好的公益能量输送带，是非常好的“公益骨干渠道”。
如果有人问邓飞，“让候鸟飞”和“中国水安全计划”发起之后这一段时间，他的团队都干了些什么，相信邓飞的回答一定是，我们在悄悄地修建渠道，挖战壕，练兵法，结交各路盟友，准备形成松散而强大的民间环保新势力。
所谓的“渠道”，其实就是“小伙伴链条”——你的小伙伴在哪里，你的小伙伴的小伙伴在哪里，你的小伙伴的小伙伴的小伙伴在哪里……伙伴之伙伴，伙伴之伙伴之伙伴，无穷尽也。公益明星邓飞所发起的“让候鸟飞”、“中国水安全计划”，其运营团队现在全力经营的事业，是大量铺设渠道，是积极与旧有渠道联结，并让新旧渠道以全新的方式，联成活力四射的环保行动者网络。
“实战式倡导”最为服众
环保组织天生就是做倡导的，或者说，环保组织的工作，永远是“基于困难，发动公众”。发动公众参与解决问题的过程，就是一个完整的倡导的过程。但如果仔细分辨，当前中国的环保组织，包括国际及国内环保组织，国有及草根环保组织，做起倡导来，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类叫“实战式倡导”，一类叫“表演式倡导”。
一开始的时候，不太好分清，谁在表演，谁又在实战。慢慢地，就搞清楚了。“实战式倡导”是当前中国环境恶化时代的典型特征，环境恶化的速度和剧烈度、频密度，远超过环保组织或者说公众抵抗的能力。于是，公众或者说环保组织永远是在资金、实力、意识、技能都远远尚未准备好的时候，就被迫遭遇到了“千年等一回的环境大事件”。这大事件，不是严重的环境污染，就是严重的生态破坏。这大事件，不是当地政府促成，就是当地企业造就。这大事件，只是中国诸多环境事件浮出水面极少的一部分。这大事件，要么是大量隐性环境恶化的前兆，要么是显性环境伤害的恶果。
于是，义无反顾地参与“环境遭遇战”，就成了当今环保组织的宿命或者说使命。于是，遇见问题，迎难而上，就成了“实战式倡导”的第一步。
接下来还有很多步，而且每一步都不可预测，都需要快速而灵敏的捕捉，都挑战着当事人的心智和勇气。也许举个具体例子来说明会更有意思一些。
像很多地方一样，温州的党政领导，也一直有个心疾，就是觉得土地总是不够审批以支持疯狂的开发。在中国，所有的人都在以各种巧妙或者不巧妙的方式掠夺土地，哪怕土地到手后闲置几十年，他们也相信这样会增值，会让自己心安。中国的土地“国有”的其实很少，绝大部分都控制在农民手中，也就是所谓的“集体土地”。国有土地的掌权者要是想要掠夺“集体土地”，以实现破坏式、污染式、掠夺式的发展，办法不外乎把农民转变为市民，把农村转变为城市社区，把村委会改为居委会，把住平房和小楼的人赶进塔楼里。
但还有另外一个办法，就是“开荒”，不外乎两个办法，一是挖山，二是填坑，甚至“移山填海”，这样，山被弄成平地，可得到一大块地；大海、湿地被填平，也可得到一大片地。温州靠近大海，于是，向大海要地，向滩涂要地，就成了政府暗中鼓励、民间冲动妄为的理想模式。
话说温州有个聪明人——据说还是一个县级市的人大代表，把当地的渣土、废弃物、危险废弃物，拉到一个上百亩的湿地里，这边挣着“渣土清运”的钱，那边打着填海获地的算盘。可惜这一切，不小心被温州的环保志愿者觉察，他们开始举报和质问。
然而权益的占有者或者即将占有者，对来自社会的这些“公共质疑”，总是激烈地反弹。于是打击志愿者就成了必然的举动。自己不敢打，就喊流氓来打。自己不敢打，就动用宣传部门、司法体系来“打压”。不敢明着打志愿者，就打击志愿者的亲戚或者朋友。总之，要让志愿者瞬间感受到无比的压力，退场收兵而去。
如果你是一个真正的环保志愿者，这时候你恰恰不应当感觉到恐惧，而应当感觉到欣喜。因为，任何困难都是创新的机会，任何困难都是给环保志愿者个人生命成长的最佳时机。一个人之所以会被称为环保志愿者，不是世界上有这么一个天然标签，贴上就可入行。而是在环境保护这个领域出现某些问题，当社会不太知道如何应对，甚至不太敢应对的时候，出现那么一些人敢于应对并且能够找到方法去持续应对。
温州的环保志愿者们马上奋起，他们组织了“乐清湾环境观察团”，开始对非法填滩涂事件进行更多的揭露和调查。他们呼吁全国各地的环保志愿者给予更多的响应和支持，承诺将对这一事件关注到底，不达目的不罢休。
这样的案例很多。在老一辈环保志愿者身上不乏有韧性、刚毅的“实战式倡导”经典案例。1998年，当淮河卫士霍岱珊辞去《周口日报》摄影记者的职务开始考察淮河记录排污口和排污口边公众的苦难时，他走上的是为期十多年的“实战式倡导”之路。同样也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当于晓刚关注澜沧江漫湾水电站的移民，开始为他们呼吁，争取权益，开始提醒公众关注水电站的生态风险和社会风险时，他走上的也是漫长的“实战式倡导”之路。
2012年，当海南莺歌海、四川什邡、江苏启东、浙江宁波的公众开始对身边要上马的大型项目说出心声、表达态度的时候，也算是一种闪电式的“实战式倡导”，虽然其延续性和策略性有待更多的丰富。
2013年，当云南昆明的公众对中石油安宁炼油项目及延伸项目表示“质疑”，期待重新进行“科学选址”的时候，一个新的考验等待着他们：是继续走2012年其他几个城市的“闪电式倡导之路”，还是通过促进多边对话、共同协商，形成政府、企业、公众、环保组织、媒体等全方位参与的“社会共同协商之旅”？这是一种极大的挑战。
持续进行“实战式倡导”，才可能把力量在相对持久的博弈中、在利益相关方中得到均匀分配。很多时候，一次瞬间而快速的“倡导”，可能会暂时给社会带来强烈的冲击波，但不太可能带来社会如何面对“邻避运动”的真实训练。2013年4月份，广东鹤山市的市民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帮助政府“宣布取消”了一个投资上千亿元的核燃料工业园项目。今日，不论是政府还是企业，都可能还没有从这逆袭中苏醒过来，不知道这个过程和结局究竟意味着什么。
按照企业的陈述，他们事先也委托一些咨询公司做过社会风险评估，所有的公司给出的结论都是“低风险”。为什么按照国家发改委的指令编撰的“社会稳定风险评价报告”在真实的公众冲击面前不堪一击？公众零散而混沌的发动和组织方式，为什么能够让多少政府和企业的计谋、策划、国家暴力机器黯然失色？这些问题都值得社会更深层次地思考。如果说2013年的一些大型公众实战式倡导运动，与2012年相比在社会影响上有什么区别的话，估计可以说的是，这一年，不少企业和政府，真的被公众震醒了——在醒来之后，又陷入了持久的迷茫中。没有人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
这大概就是实战式倡导的好处，它能够在适当的时候，给社会带来真正的启蒙和触动。让过去的逃避者无法逃避，让过去的迷茫者开始清醒，让过去的封闭者开始透明，让过去的暴力镇压成性者开始学会对话。
在公众的狂飙突进面前，不少环保组织显示出了天然的柔弱性。有些机构确实也宣誓要干预中国环境现实问题，但给出的解决方案要么是远程环境教育，要么是“私下游说”，要么是写篇文章，要么是发次微博，就了事。有些机构则做得更加明确些，会组织一些团队策划、研讨上那么几次，然后给出个“倡导方案”。
这样研讨出来的倡导方案往往会走一些常规路线。比如做个微活动，比如写个呼吁信，比如做次研讨会，比如赴现场做个简易的“举牌抗议活动”。但接下来就没有了下文。尤其在与利益相关方的公众发动方面，总是显得孤立而仓促。在上述这些方案中，倡导的目标成与不成，其实可能不在考核之列；倡导的过程精彩不精彩，也没有人做多少的评估；倡导究竟本来应当消耗多长时间，而实际上又消费了多长时间；倡导过程中发动了哪些真正应当发动的人，都没有人去做认真的考量和反思。
有时候，创意能力也考验着致力于“实战式倡导”的人们。创意不仅仅来自于环保领域的年轻人，更来自于环保领域之外。这特别需要民间环保从业者对社会生态系统要很了解，对社会潮流也要实时追风逐浪。从这点上说，“拜客广州”总是时时给人以惊喜。
2013年，广州有个“小洲便桥”被政府列入拆迁的目标，理由是“此桥危险”。据说，这座桥是广州所剩无几的行人和自行车的自由通道。在汽车和高楼占据城市的今天，这样的便桥显得尤其的珍贵，甚至有人将其上升为城市文化记忆和一种生活方式的最后遗存。“拜客广州”，按理说是一家“环保组织”，但他们关注了这个事件，开始上访、信访、走访，也开始申请信息公开、开始组织公众活动。最让人惊讶的是他们在小桥上举办的“油漆乱”活动。在桥面上放上颜料，自行车的轨迹和行人的脚步沾染上油漆后，会在油漆边铺陈的纸上画出奇异的风景。鲜明的黄色和蓝色在桥面上分外抢眼。最后，这个便桥被保留了下来，政府不再拆迁，而是“加固”。在这个相对比较小规模的倡导活动中，给人最强烈的启示就是这个自由绘画的动作。相信它会给很多人以启迪。
“实战式倡导”就是这样，需求会逼迫倡导者去做最有效的创意。而一次被逼迫的创意，就有可能成为下一次“实战式倡导”的临摹碑帖，成为社会再创新的基础。
（作者系自然大学发起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