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9月，全球基金观察发布题为“中国全球基金治理中的女性参与”的报告，其中长期研究数据显示，对中国的艾滋病领域而言，性别平衡问题成为一个被遗忘的角落。事实上，随着感染渠道的转变，近年来中国艾滋病的流行已呈现出女性化的趋势，根据卫生部统计，我国每年新报告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中，男性和女性的比例已从20世纪90年代的5：1上升到2009年的2.3：1；另据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中文网站的数据显示，截至2010年8月，中国累计报告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中，30.1%是女性。
然而在艾滋领域的现实中，女性社区组织稀少而弱小。2011年10月，在亚太女性感染者网络（WAPN+）支持下，全国艾滋病信息资源网络（CHAIN）出版了第一本国内女性感染者小组信息名录——《紫色阳光——女性小组联谊录》。这本薄薄的手册包括了他们能够联系到的分散在全国各地的女性感染者社区小组信息，加上那些只有一两个志愿者维持工作的组织，也只有29家。
与之相对应的，是从官方到民间，艾滋防治体系中女性声音微弱乃至缺位。根据《中国全球基金治理中的女性参与》的例证，到目前为止，中国CCM（全球基金国家协调委员会）成员中来自社区组织与感染者类别组的代表与列席代表中无一女性。女性在当今的社会现实中，原本就处在相对弱势的地位，她们在艾滋病防治体系中的边缘化是提高艾滋病预防策略的有效性、治疗与关怀措施的可及性的重要障碍，因此，拓展女性感染者发出自己声音的渠道与空间、为女性感染者赋权具有迫切的现实意义，对此，一个名为“山女晋娃”的女性感染者摄影项目进行了积极的探索。
让影像发声
2009年，北京粉色空间文化发展中心（以下简称“粉色空间”）负责人何小培作为玛丽斯特普国际组织女性感染者性与生殖健康项目特聘专家到山西调研时，见到了这样一群女性感染者：她们都在生育前后，听了医生的劝说输血“增加营养”而感染了艾滋病，并且一半以上都是母婴双双感染。
何小培对感染者并不陌生，她2006年的博士论文即以艾滋感染者中的骨干分子为研究对象，从英国学成归国后一手创办的粉色空间也旨在为各种女性边缘群体争取权利，其工作对象包括女性艾滋病毒感染者、性工作者、同妻（男同性恋者的妻子）、女同性恋/双性恋者、女变性者、残疾女性、单身母亲等。
面对这些人生横遭变故的女性，如何才能为她们赋权，成为何小培调研结束回京后仍然挥之不去的念头。正在此时，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的袁园加入了粉色空间，两人说起此事，很快有了个想法：以前都是别人去采访、调查妇女儿童感染者，然后写报道、论文，代表她们的声音。粉色空间能不能开展一个项目，让她们自己发声？如果说写文章、做演讲比较难，那么拍照片呢？在学过专业摄影的袁园看来，影像的表达也是一种权力，而用一些数码相机学习摄影显然也容易得多。
说做就做，粉色空间从项目经费中抽出一些钱，买了些五六百块一台的数码相机重返山西。起初，项目并没有正式的名称，2010年8月启动的时候，动员了6个家庭来到海边的农家院，大人小孩们都是第一次看到海，培训之余也是散心。妇女和孩子们学得都很快，只要一天就都会用了。回去后，她们兴奋地拍村子、拍家庭、拍自己、拍孩子，不刻意去关注疾病与痛苦，只拍自己喜欢的、有兴趣的，有的人很快就把储存卡拍“爆”了。
2011年春节前后，何小培和袁园又一次来到山西，项目参加者已经包含了9个家庭，9个母亲和9个十来岁的孩子。妇女们一改最初的生疏与羞怯，聚在一起分享各自的照片，交流摄影技术，讲述照片背后的故事，从大人到孩子，每个人都提出了自己想为项目起的名字。在热烈的讨论中，项目名称诞生了——“山女晋娃”，9个妇女有4位的名字都带有‘女’字，山西的孩子又称为‘娃’，这个名字又贴切又响亮，大家纷纷叫好。
走进平遥国际影展
“这些照片里有孩子入睡时的安祥，母亲劳作的身影，收获的喜悦，节日的欢乐，供桌的香烛，灶台的烟雾……这是中国感染者第一次用自身的影像来展现自己普通的生活，而没有他者视角下的死亡和悲惨画面。”——粉色空间《“山女晋娃”农村艾滋病感染家庭摄影作品联展》前言
2011年4月，袁园再次来山西参与照片分享，惊喜地发现很多照片已经拍得非常精彩，“已经有了可以上杂志封面的感觉”，不久她看到：“第11届中国平遥国际摄影大展”招募的信息，萌生了参展的想法。但递交申请后，她的心情开始忐忑起来，既希望主办方能接受，又担忧一旦参展的展位费——根据报价，最小的展位也要五千，而大的展厅要10万。在期待与担心中到了9月中旬，粉色空间收到主办方欢迎参展的通知，但竟没列出展费。袁园马上打电话去问，答案则让她十分惊喜：免费，而且给了4个展位！
9月19日，摄影大展开幕了，平遥古城一时齐聚了来自全国乃至世界各地的摄影爱好者，山女晋娃的展厅前，更是云集了国内外关注艾滋感染者权益保护的各界人士。
所有参加山女晋娃项目的妇女和部分儿童也来到平遥，参加了摄影节。在看到自己拍摄的照片挂上展墙时，她们又兴奋又骄傲：“这是我的！那是你的！”纷纷抢着指认自己的作品。
何小培在这几天的大多数时间里，没有以展方的身份站在前台，而是隐身在角落里“偷窥”，她想观察人们喜欢什么、关注什么。
有的观众说想看感染者，一名受邀前来参观的河北感染者就站出来现身说法，讲述自己的经历和争取权利的经验，观众们很惊讶，因为感染者看起来是那么健康、充满活力，与主流媒体宣传的以及普通人刻板印象中的病人形象差别太大。
至于对摄影作品的态度，参观者则出现明显的分化。许多专家学者和摄影大师，看到其中的人文关怀、质朴生活，纷纷留言抒怀；普通老百姓则喜欢那些乡村景象的俗与乐，常常乐呵呵地点评那些刚出锅的大馒头、刚生下的小猪仔；但也有些摄影爱好者，对摄影的技术发出疑问，因为他们对照片背后的故事不甚了解。
确实，每一张照片都有背后的故事。
一双洗刷得异常干净的白球鞋的主人是个一出生就感染了的女孩，她在县城读高中，因为每天都要吃药，怕同学问起无法回答，就由母亲每天定时来到校门口送药。母亲也是感染者，为了照顾女儿，离开农村在学校旁边租间每月70元的平房，以编编织袋为生，每编制成一个袋子，赚一分钱，每天约赚10元钱。在女儿干净的球鞋背后，还有母亲的焦虑，女儿到青春期了，也许想谈恋爱，也需要和同龄人的社交，如何让她安然得到这一切？
在关于这个家庭的照片中，父亲是缺失的。面临人生的不幸与压力，父亲选择了离开这个家，无声无息地消失，多年来始终杳无音讯，母亲想离婚都找不到签字的人。
袁园说，这引发她的思考：母亲在医生的劝说下选择输血；孩子一生下来就被感染，没有机会选择；丈夫，可以选择离开；邻里、观众，可以选择平等相待，也可以选择歧视——这是一个关于选择的故事吗？但在何小培的启发下，她很快意识到选择背后往往有着深层次的原因，是社会制度、文化规范，让劝说输血的医生、选择输血的妇女、离家出走的父亲有这样那样的选择，让缺乏知识的人们萌生出歧视。
关于如何继续的讨论
10月22日，从平遥国际影展归来的何小培和袁园在北京一元公社举行的女性论坛上向参会的十多位关注女性权益的人士分享了上面这些故事，论坛的最后一个环节是邀请参与者分组讨论：如何将项目继续下去？
十多分钟的头脑风暴中，来自中外不同领域的参与者追问：项目真正的目标是什么？如何与妇女们的生计相结合、与她们的生存状况改善、政府政策改进相结合？朝这方面推动的可能性有多少？
由此，他们提出许多建议。对项目本身来说，可以继续做这些妇女的口述史、深入发掘照片背后的故事；也可以更多地关注感染者的实际需要和问题，展示出那些隐藏在照片背后的故事；或者从市场化的角度出发，对照片进行加工与营销——做成明信片、画册义卖、用背后的故事成书，回馈感染者。也有人认为，应当在感染者中培养站出来的领袖，如果说年龄偏大的妇女们可能性不大，但那些十几岁的孩子们可塑性很强。而对整个社会环境来说，很多人都表示，应当致力于推动反歧视工作，普及科学知识，让更多的人提高关爱意识。
袁园最后表示，粉色空间也正在做下一步的计划，她们已经在寻找购买摄像机的资助，以纪录片这种更直观立体的方式深入展现感染者的故事，让更多的人反思其中的深层次社会根源，并意识到，如果社会不改变，每个人都可能面临一样的命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