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公益救助仍存在重物质轻服务、路径不够清晰、NGO自身实力弱小、专业人才严重缺乏、政府和民间缺乏有效配合等困境。圆恩空间有意发起公益联盟，谋求NGO行动合力。
【财新网】（记者 汪苏）北京后圆恩寺胡同甲一号，曾是发起“希望工程”的中国青基会办公地，现在被打造成以社会企业模式运作的公益对话平台“圆恩空间”。毕节事件以来，一些致力和关注留守儿童救助的NGO组织及公益人士已经在此召开了三次研讨会，有意聚合分散力量，形成联盟，共同探求更有效多层次的民间救助路径。
留守儿童问题是多层次的，留守儿童的需求也是多样化的。公益组织具有的多样性、灵活性等特点，使其在服务留守儿童方面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不少公益人士谈到，目前公益救助仍存在重物质轻服务、路径不够清晰、NGO自身实力弱小、专业人才严重缺乏、政府和民间缺乏有效配合等困境。
到目前为止，救助留守儿童并没有找到一条十分有效的路径。据参与讨论的公益人士分析，已有的部分项目，虽取得一些效果，但仍需要继续摸索完善，并面临不少难题。
在中国地质大学心理学副教授吴和鸣看来，留守儿童并不意味着一定会成为问题儿童，关键是他们和父母、家人之间的联系不能中断，每个人都有寻找关系的内驱力，并从关系中获得自尊。
一些民间机构也从此着手，希望恢复亲子之间的联系。然而，修复的道路仍有许多困难。比如，一些机构在学校或乡村设立亲情联络站，希望便利和促进父母跟孩子沟通。然而，北京市西部阳光农村发展基金会秘书长来超等人发现，很多孩子非常不想和父母连线，“四年级以下还好，四年级以上的学生，有的一连线，难受好几天”。
歌路营总干事杜爽表示，一些孩子与父母的疏离感本来就很强，电话、网络又加剧了这种疏离。四川省儿童少年基金会则做出改进，尝试“让留守儿童给父母写信”，促进孩子和父母以书信、明信片这样更交心的方式沟通。
一部分NGO则以学校为中心，开展对留守儿童的心理关怀和服务。歌路营原先试图培训乡村教师，通过他们去给孩子做心理辅导，但杜爽发现，乡村老师这个群体，本身就非常需要关怀，承担不了心理辅导员的责任。歌路营后来想到用讲故事的方法，丰富孩子精神生活，并提供一定的心理疏导。
一些机构则着力于社区营造，完善发展社区功能，为留守儿童提供服务。民政部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三方，正联合在120个村进行试点建立“儿童福利主任”。通过“儿童福利主任”，将留守儿童需求和外部福利体系连结起来。在取得一定效果的同时，项目也面临很多问题，比如，儿童福利主任和妇女主任功能界定不清，缺乏足够的资源协调调动能力和专业支持网络等等。
而在基金会中心网培训中心执行主任范艳春看来，目前的项目多存在服务线条过短、单一等问题，比如，有不少项目是直接服务于留守儿童，缺乏对家长、学校等核心相关方的共同帮助。尤其是，以家庭为中心的NGO服务远远不够。她认为，社工更重要的是激活家庭功能，莫要陷入社工或学校承担起家庭职能的泥塘。
湖南弘慧教育发展基金会理事长张帆也表示，现在普遍存在一种倾向，认为外出打工为孩子赚更多的钱，是比陪伴孩子更重要的事。然而，修复生存压力下和社会转型中崩坏的价值观无疑是漫长的事，相比于服务相对集中的孩子，服务家长也更为困难。范艳春希望，一些大基金会可以在这方面投入更多的关注和服务。
而专业人才的缺乏，几乎是所有NGO项目面临的公共问题。尤其迫在眉睫的是，即便发现问题儿童，也缺乏足够力量为他们提供专业的心理干预服务。
一个共识是，留守儿童需要多方位、多层次的服务和支持体系。圆恩空间董事长单华春表示，现在非常重要的是统筹各NGO资源。圆恩空间、北大非营利组织法研究中心等机构，正在筹划发起留守儿童救助方面的公益联盟。这个联盟也将起到民间机构和政府之间对话的作用，“让政府看到民间机构在做什么，哪些是做得好的。这样政府才知道怎么进来，购买服务也才知道买什么。”单华春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