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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吃了人血馄饨?失焦的网络正义与隐身的杀人者

       近日,由于案件开庭在即,日本留学生江歌被害一案再度引起了舆论关注。微博和朋友圈都被江歌和刘鑫的名字刷爆了,几乎人人都在就此事件表达意见。

 

       网络舆论中的道德审判铺天盖地而来,使得站在事件风口浪尖处的刘鑫大有被口水淹死之势,她被称为“人渣”、“毒闺蜜”,不少人甚至公开表示“希望刘鑫死掉才好”。

 

 

       面对刘鑫的道歉,网友们毫不满意,有人开始分析她在一段甚至没有露出完整面部的视频中的言语信息传递出多少谎言的意味,有人在臆测她存在某种无法感知他人情绪的精神问题。

 

       我们且来看看各大自媒体关于江歌案的推送,其中不乏种种耸人听闻、鲜血淋漓的题目:

 

       其实无论刘鑫在道德上存在多少瑕疵,本案件的法律量刑有多少争议,至少截止目前该案确凿无疑的是,这是一起因为分手暴力而发生的残杀。死者江歌在出租屋门口被好友王鑫的前男友捅了十几刀。事发前,刘鑫为躲避前任的骚扰与恐吓威胁,而在好友江歌家借住。

 

分手暴力杀死江歌,网络暴力杀死刘鑫

 

       诚然,刘鑫在本案中的做法绝称不上是无可指摘。而江歌母亲痛失女儿的心情又十分令人心碎。但在舆论审判的猛烈攻势之下,我们不能不去想想:除了沉溺于网络的悲情晕染的之中,我们如何才能阻止类似的惨案再次发生?

 

       从道德上谴责刘鑫、要求她为此付出法律以外的代价,或是抱着对人性失望的态度去散发女生安全守则、警告人们不要在危险的时刻对旁人出手相助,是可以挽救面对暴力受到威胁的无辜性命的吗?

 

       在此,我们不得不再次重申一点,这也是所有人都该清醒看到的一点:江歌无辜丧生于陈世峰暴力的刺刀之下,帮助需要帮助的人,是她作为成年人,在清醒状态下的选择。所以在事后,无论出于什么心态,认为她对于形势危机估计不足,都将陷于对受害人的指责。因为有错的是分手暴力的施暴者,同时ta们的不可预测性不能得出任何人“没能好好保护自己”的结论。

 

       和家暴一样,防治约会暴力、分手暴力、追求暴力,都不该是私领域的事情,它应该更受到社会的重视。而且,这些暴力事件,远不像我们想的那么小概率,事实上,这些事件发生的可能性高的惊人,天津师范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王向贤曾对1000多名大学生进行调查,发现:约会暴力的发生率高达1/3,这一数字比婚姻暴力发生率还要高。

 

       刘鑫事件在网络发酵后,令人触目惊心的一点还在于:不少人毫不掩饰地在评论中宣扬主张运用暴力、杀戮来解决问题,让她付出代价(而不仅仅是杀人者)。其中许多拥有众多粉丝和话语权的自媒体账号也在其中推波助澜。刘鑫一家被人肉、被公布信息和生活上遭受的无尽骚扰被一带而过,甚至是别有用心地忽略。

 

       江歌的母亲在整件事中的情绪化值得理解与同情,但当自媒体持续以“人血馄饨”煽动群情之时,一篇篇10万+推送不断被生产和被转发,除了发泄愤怒和复制愤怒以外,和带来这些账号可观的流量业绩以外,从未解决甚至面对任何真正的问题。

 

       网络暴力可以“杀死”刘鑫,也可以轻而易举“杀死”任何一个在这类事件中经不起道德拷问的普通人,但是揪住这些并不能治好整个社会的病。除非你根本就不想解决问题,除非你的煽动只停留于煽动本身!

 

截图来自微信公众号“乱说话”

 

她不是完美“受害人”,而他为何从舆论中心悄然隐身?

 

       与刘鑫被网络舆论炮轰截然相反的是,真正的杀人者陈世峰却鲜少出现在公共的讨论范围之内。除了江歌母亲希望联名向法院呼吁判处陈死刑的链接以外,我们很少能够读到更多关于陈的细节,甚至在众人都将矛头指向刘鑫之时,陈几乎完美地隐身了。

 

       在这个事件中,刘鑫遭受了前任的分手暴力,或许她不是一个完美的受害者,她的自私、不那么勇敢、甚至不那么真诚都不是值得骄傲的事。但在事发当时,如果换做是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人,谁又能保证自己可以做得足够好呢?不是只有道德上毫无污点的受害者才值得同情和被保护,因为明明拿起刀子施暴的人才是罪魁祸首。

 

       正如《关于江歌遇害案的几点简短感想》一文所指出的:

 

       这类文章讲的道理本身没错,但放在江歌身上,未免有消费受害者的嫌疑。江歌案的重点是整个社会对分手暴力和性别暴力的重视和教育不够,一个24岁涉世未深的女孩子,很难料到一个受到情伤的朋友前男友会杀人。这篇文章将江歌描绘成一个没能把握好分寸的愚善者, 而其实江歌遇害当晚发生了什么,我们还不清楚。据邻居说是两个女孩和一个男人发生争执,后来一个女孩进门了。这并不能确定是江歌对形势判断不准,让室友躲避自己出面解决问题。

 

       而分手暴力的可怕之处正在于,其一,围观者往往更容易站在施暴者的角度上成为“合谋”,觉得问题在于受暴的一方,或者暴力是受暴者咎由自取、应该遭受的合理惩罚。或者,是受暴者交友不慎,主动选择了和“人渣”在一起。

 

       其二,分手暴力总是被规划为受暴者所应该承受的私领域之中,这也正是某篇文章提到的江歌“替刘鑫去死”这一说法的由来。那么为什么刘鑫就应该去死呢?甚至为什么她们两人中就得有一个人去死呢?

 

       而且,根据种种调查结果显示,有亲密关系暴力现象的男性,普遍存在情绪管理方面的问题,对周围其他人施暴的可能性也更大,由亲密关系暴力引起的性别暴力事件中,暴力波及到无辜路人的情况也时有发生。

 

愤怒和煽情,不能减少刘鑫式的悲剧

 

       刘鑫的悲剧,是一名不完美的受害者的悲剧,是分手暴力造成的悲剧,甚至也是由舆论一手造成的悲剧。

 

       责备受害者不够完美,不仅不能改善现状,更会让我们错失反思性别暴力的干预机制、检讨社会制度的结构性问题的机会,极端道德拷问固然看似能够增加论述的深度,但同时这又将陷入一个无解的难题。

 

截图来自微博@吕频

 

       正如吕频所说,极端道德拷问真正无解之处在于,没有人能为刘鑫提供一个当时情景下的最佳解决方案,也没有人能保证自己在危机来临时能够做得足够完美。因为人在清醒的状态下,总是高估自己在情绪化时刻的理智程度与道德标准。因此在应对类似的情境时,有设想和应对预案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说我们需要对性别暴力的应对知识和演练。

 

       刘鑫事件中,非常为网友所诟病的一个细节在于,在开始遭受前男友纠缠时,刘鑫拒绝了江歌报警的提议,而不报警的原因仅仅是因为担心合租是违法的。而陈世峰的威胁也正是因为抓住了受害者的心理,才能得逞的。而受害者的这种腹背受敌的处境又在性别暴力案件中十分常见。

 

       如何为潜在的性别暴力受害者(包括可能无辜受牵连者)提供更有效的救济渠道,同时给公众和执法机关提供更多的应对性别暴力的方法和预案机制,或许这才是在此次事件之后我们更应该去关注的问题。

       作者| 徐枣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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