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占芳去世一个月后，他的办公桌还保留着原样。（农健/图）
心梗、心脏病突发、脑溢血……2017年，环保一线至少有10人突发疾病去世。他们基本上是“老环保”，其中约半数为环境监察人员，不乏队长、局长和厅长。
这些环保人的离去不是没有先兆。但“有问题扛一扛”，似乎成为环保人去世前的常态。
他们离开的这年冬天，因为北京蓝天常在，被称为无霾之冬。
在父亲去世后第34天，女儿马小童才说起一直瞒着他的秘密：
父亲马占芳是北京市怀柔区环保局环境监察大队二队副队长。两年前，马小童被父亲说服，以编外身份进入环保系统工作。但自己的孩子还小，环保工作压力又太大，她几度想离开这个岗位，都被母亲拦下，也从未和父亲说起。
小童从未想到，先离开岗位的居然是干了三十多年环保的父亲。2017年11月17日清晨，50岁的马占芳突发心梗。去世时，上衣口袋还装着正要参加的防治沙尘督促会材料。
心梗、心脏病突发、脑溢血……据南方周末记者不完全统计，2017年，环保一线有至少10人突发疾病去世。他们基本上都是老环保人，其中约半数为一线环境监察人员，不乏队长、局长和厅长。
他们离开的这年冬天，因为北京蓝天常在，被称为无霾之冬。
1仿佛只是暂时离开
马占芳是在家里去世的。位于怀柔城东的王化村，也是他和妻子赵淑媛一起长大的地方。
2017年12月末，室外温度已达零下，赶上北京清洁取暖，王化村尚未改造，取暖只能靠一台挂式空调，人在屋里待上一会儿便手脚发僵。妻子执意在阴冷的老房子里为马占芳守完百天，“我总相信，他还会回来”。
马小童也把一岁的女儿托给婆婆，自己陪母亲一起守着。
马占芳走得太突然了。2017年11月17日清晨7点30分，和往常一样，马占芳梳洗完毕正准备去单位，参加辖区施工工地扬尘治理的培训会，他还特意叮嘱同事收集些在建工地的营业执照和法定代表人的身份证，以便掌握更多工地情况。
赵淑媛忽然发现丈夫倒在床上。随后，马占芳被送往医院，被诊断为急性心肌梗死，抢救无效。
马占芳去世的一个月后，2017年12月20日，他的办公室还保持着原样，执法帽工工整整地放着，桌上是记得密密麻麻的笔记本和未处理的文件，他仿佛只是暂时离开，随时还会回来。
怀柔地形南北狭长，马占芳所在的二队管辖范围在北五镇，最北是北京人踏青、看红叶的喇叭沟门，从这里到怀柔城区直线距离80公里，去检查一趟走山路来回200多公里，没有专职司机，司机就是马占芳自己。
2017年5月，“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在北京举行，因业务能力突出，会址所在的雁栖湖地区又归二队管辖。
拥有青梅竹马的爱情，马占芳表达感情时并不含蓄，他会跟妻子说“我怎么疼你都不够”，夜里也一定要牵手入睡。但深夜一个群众举报电话过来，他就可能随时出发。“我睡眠不好，你这样我没法睡，能不能关静音？”妻子抗议。“不行，这是工作要求。”马占芳坚持。
每到重污染预警，环保监察人员就要挨个排查一遍所有污染源，企业是否按照规定停工限产？工地是不是按预案停工洒水？“我们不提倡‘5+2’‘白加黑’，但这确实是我们的常态。”马占芳的同事、怀柔环保局监察大队队长冯海林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在环保局待了几十年，马占芳练出了绝活。“老马对全区的污染源状况门儿清。你提出一个点，他都有印象，大多数污染源都去过现场，能说出在什么位置、厂企名称、生产规模还有主要产品。”冯海林说。
王化村的老宅是几年前翻盖的，二楼有一张乒乓球桌，常加班的马占芳为了弥补妻子，尽量在空闲时间多陪她。
床头一个木质盒子里，一枚从事环保工作三十年纪念奖章安静地躺着。这是马占芳在去世前半个月收获的。这也是马占芳给妻子赵淑媛的惊喜，这些天，妻子就把它放在床头，时不时拿奖章出来摆弄。丈夫拿到奖章的那张笑脸，她至今还记得，“他心里就美啊，我从没看过他这么自豪。”
三十年前的1987年，环保部门还隶属于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未受到足够重视。三十年后的2017年是北京“大气十条”决战之年，PM2.5年均浓度要达到60微克/立方米，一度被认为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2018年初，北京蓝天大考成绩单出炉：PM2.5年均浓度为58微克/立方米，这也意味着大气十条目标全部达成。
其实，怀柔区在2016年就率先完成辖区的浓度削减任务。“你看这个冬天北京空气好不好，为什么？那不是大风吹出来的。”马占芳的同事高一兰自问自答。
▲（梁淑怡/图）
2再没看到蓝天
再有一年，比马占芳大一岁的张敏也将得到这份荣誉，1988年毕业，他也马上工作三十年了。
张敏是济南市长清区环保局第一个环保专业人才，后又进修于同济大学环境工程专业，是高级工程师，去世前任济南市长清区环保局监察执法派驻二中队队长。
2017年1月19日，张敏来到单位，准备带领队员外出检查时，突然感到身体不适。在传达室躺了下，很快失去了意识。
很多人还记得2017年1月的“跨年霾”，济南被笼罩在灰霾之下，全国多地接连遭受重度污染。
从开年起已经一连20天没有看到蓝天，张敏的同事也记得，区环保局局领导和张敏他们“持续两三个月没白没黑地检查”。
张敏负责的三个乡镇几乎聚集了长清区所有的企业。他去世后，家中仅剩12岁的独子和下岗靠摆地摊为生的妻子。“如果给嫂子安排个工作，跟哪个企业打招呼不行？但是他并没有。”长清环保局环境执法派驻二中队副队长司坤对南方周末记者回忆。
张敏去世的当晚，济南市解除重污染天气橙色预警，但他却再也没能看到蓝天。
济南是京津冀大气污染传输通道上“2+26”的城市，2017年面临着最严的治理措施和目标。30省份抽调了5600人开展了为期一年的京津冀及周边地区的治霾大督查。张敏的同事也被抽调参与其中。
2016年，山东省17市共发布重污染天气预警115次。在2017年的秋冬季，雾霾却“爽约了”。
环保部宣教司巡视员刘友宾在2017年12月底的例行发布会上特别提到这个典型案例：2017年11月4日，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发生了一次重污染过程，启动了重污染天气橙色预警，“由于各地及时落实减排措施，联合行动，精准应对，大大降低了重污染过程的影响，主要污染物减排比例在20%左右。”
3“扛一扛再说”
马占芳的办公桌上，至今还有一个半盖着瓶盖的水杯，旁边是几板药片——阿司匹林肠溶片，常用于降低急性心肌患者的发病风险。同事眼中一向健康壮实的张敏，桌上也留着服到一半的阿司匹林肠溶片。
去世的10位环保人平均年龄超过49岁，有六人是工龄三十年左右的老环保，他们是环保的中坚力量，但也处于心血管疾病等慢性病的高发年纪。
其中最年轻的是四川省广安市岳池县环保局的邓思玉，年仅38岁，四川大学应用化学硕士毕业，2017年8月初昏迷在岗位上。年纪最大的是56岁的吴建华，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环保分局局长，癌症复发去世，工作至生命最后一刻。
解放军第208医院急诊科医生任美英等人曾发表论文，对182例急性心肌梗死病人进行分析发现，急性心梗的诱因最多为过度劳累，占比35.7%，患者以男性居多，45岁后粥样硬化的过程进行性加快，患心梗概率大大增加。
阜外医院心血管内科杨进刚医生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因心梗引起的死亡比例最高，其典型表现是剧烈胸痛且出大汗，他建议对于发作持续时间长的胸痛症状，应该马上就医，不鼓励患者自己去，应立即拨打120或999。
“而中国因胸痛拨打120急救电话的比例在全球最低只有2%，美国能达到百分之十几。”杨进刚说。
这些环保人的离去不是没有先兆。但“有问题扛一扛，等这段过去再说”，似乎成为环保人去世前的常态。
马占芳一直患有糖尿病、高血压，出事前三天，马占芳感到不适。医院就在家门口几百米外，妻子极力劝他去，他却要等忙完这段检查再说。
而在2017年12月离去的济南市历下区环保局主任科员于世君，同事也记得他在出事当天上午曾感觉不舒服，硬撑到下班，谁知在回家路上去世。
四川省资阳市环保局党组成员、总工程师刘应举在去世前一周上班已超过60个小时，他去世当日上午走进了机关医务室说自己胸闷，请大夫打一针。值班医生初步断定是心梗发作，要求刘应举马上去医院治疗。但刘应举请求医生：“能不能让我把上午的事忙完了，下午去？”
按照规定，夜查和周末加班的时间都会对应换成倒休的假期。在冯海林的印象里，马占芳一年攒下的倒休足有40天以上，这些都是“一个一个小时攒起来的”。负责内勤的王玉记录着监察队全员的加班情况，但记录本最后一页的时间停留在2017年10月21日。
“没人肯用倒休，后来索性就不记了。”王玉摆手说，违法企业抢工期排污，他们就要全时执法，忙起来晚上10点能回家都算早，深夜一两点也是常事。
4理想与现实
作为90后，马小童这一代被赋予的标签则是“崇尚自由”“坚持自我”，不太青睐枯燥繁琐的机关工作。
马小童从市区辞职回到怀柔找工作时，马占芳一得空就去游说，希望小童也干环保。父亲去世后，她去了他的办公室，觉得特别不可思议：“有几个那么厚的本子，里面满满都是他开会、检查做的记录，他从没想离开去其他单位、企业。”
马占芳们把环保当成了一种理想和信念。他对女儿说最多的一句就是：“这个工作真的跟其他工作不一样，身边人都能看到环境改善了，这不值得你骄傲吗？”
但与理想对应的，是基层环境执法人手不足、专业缺乏的现实困境。
“冲锋在最前的永远是马哥。”马占芳的同事高一兰有两个孩子，尚在哺乳期，另一名男同事患有腰椎间盘突出，高一兰知道，是马队长照顾大家，有夜查大都自己去。
一位环保局长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环境监察曾是闲职，安置退伍军人转业、接收老弱病残，并不是一个专业化的队伍。一些基层环境执法者也有类似的感受。“以前检查更多是走程序，有人甚至当成出去溜达一圈，喝喝茶、维系下感情。”
在张敏生命的最后一刻，当兵出身、分管监察的副局长王传元赶来为他做心肺复苏。
环保是个专业话题，部队转业15年至今，王传元还在不断学习。“去现场检查，人家说在线监测设备上了，但你要是不懂，人家关掉其中一个你看不出来，缩写和符号也看不明白，多少达标更不知道，就得被糊弄过去。”
在治污压力增大、新环保法执行、环保督察机制确立后，环保风暴席卷全国。两年时间，走遍各省份的第一轮中央环保督察累计立案处罚2.9万家，罚款约14.3亿元，问责了18199人。与此同时，地方启动了多轮省级督查，基层环保执法也保持着高压态势。
冯海林曾在十几年前做过环境监察，2017年9月再调回来，他明显感觉到任务重得多。
另一方面，公众环境意识增强，信访量也直线上升。最紧急的是“一带一路”论坛期间，只要有群众举报，平原地带半小时内赶到，马占芳所负责的北部山区要求一小时到达。
“现在任务重，国家环保督察缺人从省级抽调，省级从市级抽调，几乎每个层级都缺人。”前述环保局长说。
作为区属环境监察部门的队长，冯海林则自嘲为“光杆司令”。
信访人反映的问题五花八门，有属于城管的噪音污染，也有属于林业的砍伐树木，还有属于住建部门的违章建筑，农业部门共同负责的秸秆焚烧。这些“大环保”问题都拨入了环保热线。
曾在美国加州圣地亚哥等地环保部门任职的昆山杜克大学政府培训和专业教育主任汪舒怡博士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在美国环境监督者是环保体系中最庞大的职业群体，比例超过50%，他们并不需要很高的专业背景。
“你可以认为它像是查水表，只需要对照每项是否合规即可，比如布袋除尘压力值对不对。”监督者会在上岗前和新法规颁布后接受定时培训，只需要保障自己的安全，至于专业的内容，则交由专门制定法规细则、许可证细则的工程师，直白地给予监督人员指导。
混岗和扩充编外人员也是不得已的办法。马小童就是怀柔区环保局扩招编外人员中较早一批，目前怀柔环保的在编和编外人员比例接近1∶1。
但新环保法规定，现场执法人员必须有2人持有执法证才算合法，所有人员穿插着用，人少也只能加班。监察执法垂直管理制度正在推进，大家都希望能有更多人尽快接过牺牲老环保的班。
父亲去世后第34天，在老房里准备着次日的“五七”祭奠仪式时，又被问及还会不会离开环保局，沉默许久，马小童忽然挺直腰身、抿了抿嘴，摇头说：“不会，绝对不会”。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赵淑媛、马小童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