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周的一个暮春，“春服既成”，我们去了都江堰龙池，赴一场大自然的野餐：在石上洗菜，取溪水做饭，坐在山水之间，煮鱼饮酒，畅快至极。
龙池是原乡味觉的第一个中华土蜂蜜基地，也是距离成都最近的国家级森林公园，2006年封山之后，几乎被人遗忘。
“风乎舞雩，咏而归”，回成都的路上发了条朋友圈，引起了许多人的关注。有人问：河水可以直接做饭？
我回了一句：也许比自来水干净。
1:越来越脏的河流
我知道，“河水比自来水干净”只是一个情绪化的表达，我们越发失去干净的河流，越发珍惜那些清澈的源头。
曾经，我们以为传统的自然农耕，已经逐渐退居深山；而如今，清澈见底的河流，也只在深山里可见。
而它们的消失，却只是这四十年左右的时间。
当河里并不能够“童子六七人，浴乎沂”，当河流早已丧失“独钓寒江雪”之用，河流的存在，还有多少意义？
记忆中让我们学会游泳、下水抓鱼的小河，早已是过去式了。
△成都市区水质截图，图源：公众环境研究中心（IPE），根据最新数据，实时更新环境地图
如今的城市里面，我们能见到的这些河水，穿城而过后，通常水体发黑，路过时不仅不忍看，有些河段还得掩鼻而过。
这些纵横在城市肌体上的黑色“血管”，被叫做黑臭水，根据国家的水质分类，黑臭水被列为劣V类，水质已严重恶化，连水的使用功能都已经基本丧失。
曾经与一位大学老师聊到老成都的街道与河流，很难想象，四十年前他在小南街边的餐馆吃饭时，那里的河水干净得可以洗碗。
不仅是在成都，黑臭水如今是中国所有城市都在头疼的问题。2016年，住建部和环保部发布了220 多个地级以上城市1841 条黑臭水体清单。而经过一年的排查后，2017年已经增加到 2100 个，增长了14%。
河流的变坏并非只是因为城市，大多的污染，从上游就已经开始。与城市黑色血管相对应的，是成批废弃的水源地。
一个很少人去关注的数据：截止到2018年10月，据不完全统计中国有162个水源地被取消，作为水源保护地的水质因污染，已经失去了继续使用的价值。
北京，一直靠着两大水缸——密云水库与官厅水库的供养，但在上世纪末，官厅水库水源地被撤销，如今的北京，有70%的水都来自遥远的长江流域。
上海，自19世纪第一个自来水厂建立以来，黄浦江是其主要水源地。但80年代以来因污染，已经三次上移水源点。
广州，珠江西航道和流溪河下游（白云段）一直被称为广州的“西部水源地”，但2016 年不得不做出决定：取消它们的水源地功能。
截止 2018 年 10 月，在各地公布的数据中，水源地转移最严重的是四川省，在全省333个水源地保护区中，被撤销的数量就达到了70个。
水污染的现状，比我们想象的更可怕。
△长春市供水的一级水源地——石头口门水库，2018年9月被央视爆出严重污染
2:治理是一场恶战
想要解决这些水污染，无疑是一场比空气治理还要严峻的恶战。
太湖，长江三角洲2000多万人口饮用的母亲湖, 2007年因爆发严重蓝藻，导致无锡全城自来水遭受污染，一时间震惊全国。
12年过去，超过1000亿的专项治理资金，无数人的努力，但仍然效果甚微，每年夏季仍然少不了这样的报道——
△2019年5月16日 人民网新闻
迄今为止保护水资源最严厉和最全面的计划——“水十条”颁布以来，200多个重点城市的 1789 个黑臭水体的治理项目投资总额近 2400 亿元，三年过去，黑臭水问题依旧困扰着中国的大部分城市。
2017年正式印发了《重点流域水污染防治规划（2016-2020年）》，预算达到7000亿元，首次把地下水纳入治理范围，然而能分到地下水的经费，连治理几条重点流域的都不够。
治理经费越来越多，治理难度却越来越大。一边是斥巨资进行治理，仍然收效甚微的治理现状，另一边还在不断加剧的水污染，水污染成为了一个解不开的九连环。
中国环保界的元老、原全国人大环资委主任委员曲格平曾说：“中国水污染问题的趋势是越来越坏，而不是越来越好。”
3:癌症与水污染
2016年底，当我们推出《中国土壤状况实录：浸泡在农药化肥里的国度》（菜单栏可查看）的时候，用到了一个数据，《2015年中国肿瘤登记年报》最新的数据显示：全国每一分钟就有6个人被确诊为癌症，全国每年新发癌症病例约350万；
2019年初，当我们推出《那些扔掉的垃圾，最终都会回到我们身体里》的时候，国家癌症中心发布了最新的《2019年中国癌症统计报告》，数据显示：2015年，全国每一分钟有7.5个人被确诊为癌症，男性患癌率更是高达23.36%，全国每年新发癌症病例392.9万。
三年的时间里，癌症确诊的人每分钟多了1.5个，每年增加了42万人。
不断增长的癌症确诊人数，让我们越来越思考：我们对环境做了什么？环境又给我们带来了什么？
2013年6月，中国疾控中心发布了一项长期研究成果《淮河流域水环境与消化道肿瘤死亡图集》，认为癌症高发和水污染有一定关系。
△水污染分布图
△癌症村分布图
同年，华中师范大学的龚胜生教授也对中国的癌症村进行了调查，发现2000-2009年10年间我国累计新增“癌症村”186个，是我国的“癌症村群发年代”。“癌症村”由之前地理空间上的“点”，正在逐渐变成成片的一个一个“带”。
而这一时期，正是乡村企业的大规模发展时期，农村环境遭受到空前污染，当地生活的农民也不得不忍受着那些外地人在此建立的工厂排放的废气，以及大量直接排向河流的污水。
环境污染，尤其是水体污染，是导致“癌症村”的罪魁祸首吗？
我们不愿去回答，但更害怕这样的答案。
不仅仅是癌症，医学研究也表明，水污染能导致70%-80%的人类疾病，如癌症、心脑血管疾病、消化系统疾病及各类重金属中毒，每年有500多万人死于同水有关的疾病。
4:农业是水的主要污染源
2017年12月，原乡味觉团队在广西武鸣地区拍摄一组短片。广西是中国著名的喀斯特地貌集中区，蕴含了丰富的地下水资源，风景秀丽，河水大多清澈。
拍摄点选在一条古老的河边，桥上早已荒废，无人路过。拍摄间隙，当我沿着河流散步的时候，河道上的农药包装，几乎随处可见，有些地方甚至如地毯般铺了一层层。我不禁感慨：“这些喷洒岸上果园的农药，有多少又回到了土地里，流向河流里。”
早在2011年，三峡库区发生水污染公共安全事件之后，就有媒体报道，三峡库区的次级河流污染，主要污染源为农药化肥。
2014年，江苏连云港一苗木基地喷洒农药，导致附近养殖户70吨泥鳅死亡，造成直接经济损失300万。
作为一个农业大国，大部分时候都是很骄傲地谈论起我们用全世界7%的土地养活了世界上22%的人口，骄傲的数字背后，却很少人能同样骄傲的说出我们使用了世界上35%的化肥和农药。
据研究，这些被广泛使用的化肥农药，只有35%能作用到农作物，剩下的65%，要么污染长出我们食物的土地，要么污染我们饮用的水源。
“现在，农业活动是水环境污染的主要污染源。”世界自然基金会北京代表处副首席代表李琳提出。
这并不是主观的臆测，早在2010年《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公报》公布的时候就已有了验证。2007年农业源共排放了总氮270.46万吨，总磷28.47万吨，化学需氧量1324.09万吨，分别占全国水污染排放总量的57%、68%和36%，远远高于工业和生活源。
去年6月，由粮农组织和国际水管理研究所发起的《更多的人，更多的食物，更糟的水--农业水污染全球评论》中也提到：在全球范围内，连地下水含水层中最多的化学污染物也是农业中的硝酸盐。
5:可持续的生态农业或许才是方向
改革开放之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落地。这是一项伟大的改革，似乎中国的大变革都是从农村萌芽的。随着生产要素的变革，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和自主性越来越高，农药化肥的投入量，前所未有地剧增。
这是我们这个时代快速发展的代价，也是农业前行路上难以避免的弯路。
所幸，已经有人觉醒：像几千年来那样种庄稼，难道不行吗？
2018年12月，全国第十届CSA大会，参会人数首次突破了1000人。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返乡，越来越多的都市农夫诞生，越来越多的土地转型生态农场。
对于许多生态农人而言，最初的目的大多都是提供安全放心的食物，后来发现，保护环境和土壤，维护生态平衡，实现农业永续，才是我们的终极使命。
是的，每一位生态农人，都是一位肃然起敬的环保斗士。
2003年，环保卫士田军发起成立了成都城市河流研究会（以下简称河研会），这个参与了十年府南河治理工程的环保人士，曾经豪言壮语：“工程竣工之日，便是河水清洁之时。”然而结果令人遗憾，并没有实现。
成立河研会之后，田军带着这群民间公益团队，开始了向府南河的源头出发，寻找真正的污染源。
郫都区是成都的上风口，都江堰分流的岷江在这里形成了一张巨大的水域网络，然后流向成都市区。农耕发达的川西坝子，农业污染无疑成了这些流进田间地头的河流网络最大的污染源之一。
为了从根本上治理河流的农业污染，2005年，河研会做了一个意义深远的决定：带领农民实现生态化种植。
郫都区安龙村，是河研会踏上实验的第一块土地。河研会带领着当地农户王成、高一程、高清蓉等农户，全面实现生态种植，摒弃农药、化肥，建立家用污水处理池，修复河流生态系统。
同时，河研会全力帮助生态小农建立销售渠道，组织农夫市集，帮助农户实现订单生产，对接城市家庭消费，真正做到可持续生态农业。
要知道，这种初级的类CSA模式诞生在2005年，要比第一届CSA大会开始系统引进国外CSA经验早了整整三年时间。
在这之后，除了安龙村，邻村的田园村李学友，临石村胡雪梅等农户纷纷自发转型，开始了他们的生态农业之路。
这一幕，让我想起了1978年的凤阳县小岗村，18户农民拉起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大幕。
2010年，安龙村被评为了“国家级生态村”。如今，发展生态农业已经成为整个郫都区的乡村振兴战略。
生态农业，从来都不仅仅只是一个产业，而是一种自然永续的生活方式。如果不解决农业污染的问题，那么所有的生态梦想都只是烟花易散。
2017年以来，环保督查越来越严，许多养殖场纷纷关闭，原因只有一个：养殖场污染环境。
传统养殖场对环境的破坏的确非常大，但是一个从事生态养殖的农场，不但不会破坏环境，还能构建一个生态湿地系统。
2002年，来自台湾的女商人胡淑美，在距离成都50公里的崇州成立了钧乔疯狂农场。
成都最早的一批生态养殖先行者，正是由这位台湾人拉开的。
△图源胡妈妈的疯狂农场
“牧场是养殖，农场是种植，这是基础农业架构。”在这片500亩生态种养的土地上，不使用任何化肥农药，种植各种应季蔬菜的同时，养殖着30头奶牛。
明明只想建一个养殖场，却建成了一个生态湿地公园。
将地里长出来的作物制作有机饲料喂养奶牛，奶牛的粪便也可以加工成有机肥，清理牛圈的污水，也通过农场的水源净化系统——人工湿地的净化作用后，将肥水用于灌溉、养藕，在农场建立起了可持续的生态循环系统。
但这些都不是什么新奇的农业方式，生态种养结合的模式一直存在于中国几千年的农耕文明中。在中国传统的小农经济中，从来都是“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可持续农业，中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了几千年。
生态农业是一种永续产业，而那些打破永续生产的石化农业，对这片土地的伤害，并非一时，我们甚至可能会在接下来几十年上百年的时间里，都在还债。
毕竟，造成今天的这个千疮百孔的农业状态，我们只花了不到四十年时间。
参考资料：
1.《从速决战到长治久清》公众环境研究中心（IPE）
2.《口渴的中国，水源地为何被成批废弃？》公众环境研究中心（IPE）
3.《中国“癌症村”时空分布变迁研究》华中师范大学龚胜生
4.《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公报》中国环境保护部
6.《最新报告:农业污染严重威胁着全球水源》联合国粮农组织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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