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教正式名称为摩尼教，又作牟尼教，发源于古代波斯萨珊王朝，为公元3世纪中叶波斯人摩尼（Mānī）所创立，受基督教与伊朗祆教马兹达教义所影响，是一种带有诺斯底主义色彩的二元论宗教。主要教义为"二宗三际论"，崇尚光明。

摩尼教约于六至七世纪传入我国新疆地区，复由新疆传入漠北之回纥，而盛行于该地。唐代宗大历三年（768），应回纥之请，于江淮等地建立摩尼寺。唐武宗会昌五年（845）灭佛时，摩尼教亦遭严重打击，转而成为秘密宗教，并吸收道教及民间信仰，从而改称明教。明教因相信黑暗就要过去，光明即将来临，故敢于造反，屡有反政府之举。自北宋末年起，浙江、江西、安徽等地，皆曾发生明教造反之事。其后明教又与弥勒教、白莲社相结合，而演变成明代末年之白莲教。明教一词至清代虽已不复见于文献，但“明王”出世之说，犹流传于民间。

起源

明教的创教者摩尼生于公元216年，242年在巴比伦传教，277年被钉死在十字架。他的目标是要建立一个世界性的宗教，超越一切的宗教传统。摩尼声称自己是佛祖、琐罗亚斯德和耶稣的继承者，也是最后一位先知。摩尼说：“智慧和神迹不断的被神的使者传给人类。因此曾经使者是来自印度的佛祖，在另一个时代则是来自波斯的琐罗亚斯德；再一个时代则是以色列拿撒勒的耶稣。启示再次降临，在这个最后时代的预言则通过我，摩尼，来自巴比伦的真主的使者。”摩尼教受到琐罗亚斯德教和基督教、佛教的影响，其教义在诺斯底主义的影响下主张灵魂从肉体上彻底解脱，因而强调禁欲、食素。同时也包括了佛教的转世说和叙利亚的天使说。另外则反对犹太教，把犹太教视为黑暗神的创造物。

明教起初在巴比伦传教，在波斯萨珊王朝信任下在波斯传教，但在巴赫兰一世以后，因与祆教矛盾，被迫出亡。有些抵达罗马帝国，但罗马人有古老的国教，崇拜奥林匹斯诸神，因此在罗马也是不合法宗教。皇帝戴克里先在296年下令烧死出家修士与烧毁书籍，在家信徒也被斩首，只有到达河中后摩尼教才可以立足。

神学思想上认为光与暗，善与恶，永远是敌对与竞争。譬如说：上帝是良善的，那么缺乏良善的就是罪恶；正如黑暗是因为缺乏光明。它讲心灵与物质的关系，还有得救方面的论述，有些与诺斯底主义很接近。

基督教神学家奥古斯丁最初也加入这教派，前后长达九年的“摩尼教徒”。后来奥古斯丁争脱而反驳摩尼教。

明教（英语Manicheism），为三世纪时波斯人摩尼（Manes）揉合古代波斯的祆教及基督教、佛教思想而成立之宗教。其教义以琐罗亚斯德教之善、恶二元论为基础，将一切现象归纳为善与恶，善为光明，恶为黑暗，而光明必会战胜黑暗，人类若依宗教之真理与神之志向，终必走向光明、极乐之世界；而无始以来明暗相交，恶魔恒于暗界，纷扰不息，致今之世界依然善恶混淆，故人当努力向善，以造成光明世界。此教因之又有明教之称。摩尼教之神具有爱、信、诚、敬、智、顺、识、觉、秘、察等十德。信徒之修养功夫以禁欲守默为主，素食、斋戒、祈祷（一天四次）为日常功课。其简明直接性，颇受当时人欢迎，故能传播于中亚、罗马帝国（四世纪顷）、印度、中国等地，至十三世纪仍极为兴盛。

摩尼教约于六至七世纪传入我国新疆地区，复由新疆传入漠北之回纥，而盛行于该地。唐代宗大历三年（768），应回纥之请，于江淮等地建立摩尼寺。唐武宗会昌五年（845）灭佛时，摩尼教亦遭严重打击，转而成为秘密宗教，并吸收道教及民间信仰，从而改称明教。明教因相信黑暗就要过去，光明即将来临，故敢于造反，屡有反政府之举。自北宋末年起，浙江、江西、安徽等地，皆曾发生明教造反之事。其后明教又与弥勒教、白莲社相结合，而演变成明代末年之白莲教。明教一词至清代虽已不复见于文献，但“明王”出世之说，犹流传于民间（佛祖统纪卷三十九、柳子厚集卷二十八）。

中国传播

在古代中国，明教的发展混合有道教、佛教、白莲教等成分。五代十国、宋、元、明农民起义常利用为组织的工具。往往尊张角为教祖，敬摩尼（或译作“牟尼”）为光明之神，并崇拜日月。教徒服色尚白，提倡素食、戒酒、裸葬；讲究团结互助，称为一家，认为世上光明力量终必战胜黑暗力量。五代梁贞明六年（920）母乙以此发动起义。两宋时流行于淮南、两浙、江东、江西、福建等地，不断组织农民起义，最著名的有方腊起义、王念经起义。

初步传入

摩尼教在公元3世纪所创立，大约相当于中国的魏晋时期。唐代摩尼教传入中国，以后逐渐发展起来。在中国，摩尼教被称为明教、末尼教、明尊教等。摩尼教教义的核心，是说在世界的一开始，就有光明和黑暗两个王国并存着，光明占据北、东、西三方，黑暗占据南方。在光明王国里，光明、善美、和平、秩序、洁净，摩尼教经典《下部赞》“叹明界文”说：

光明普遍皆清净，常乐寂灭无动诅。

彼受欢乐无烦恼，若言有苦无是处。

常受快乐光明中，若言有病无是处。

如有得住彼国者，究竟普会无忧愁。

处所庄严皆清净，诸恶不净彼元无；

快乐充遍常宽泰，言有相陵无是处。

光明王国的统治者，波斯称为察宛（意为永恒），东土称为明父、大明尊。黑暗王国到处充满烟火、闷气、飓风、污泥、毒水，由黑暗魔王统治，住着五类魔，整天沉溺在情欲、争吵之中。光明与黑暗数次大战，黑暗魔王让恶魔生下了人类的祖先。因为人类是黑暗之魔的子孙，大明尊便派遣光明使者，用光明分子来拯救人类的灵魂。

唐朝时期

唐高宗、武则天时期，摩尼教逐渐在安西都护府传播。武后延载元年（694年），波斯人拂多诞（Mihr-Ohrmazd）将摩尼教传入中国；唐朝大历三年（768年）于长安建有大云光明寺。

摩尼教在中国又称作明教，是因为信徒称呼他们的神为“明尊”。但摩尼教在初入华时其实并不顺利，他们设法假托佛教之名传道。在唐玄宗开元期间，吐火罗国王曾献一慕阇于中国，获唐室接待。不过，在安史之乱前，该教并未在中华设寺院，史书反而载有对该教之禁令。据《通史》所载，玄宗不久以摩尼教“本是邪见，妄称佛教诳惑黎元”为由，下令中国人严禁参与。

摩尼教传入唐朝的同时，亦于之后不久也传入回纥，更被后者定为国教。安史之乱后，因回纥自恃助唐平乱有功，摩尼教徒藉回纥的支持，得以在唐国传教。据《佛祖统记》载，唐代宗大历三年，敕准回纥摩尼教徒在长安建摩尼寺──大云光明寺。其后，又应回纥之请，于荆州、洪州、越州等州建寺。唐宪宗元和二年（807年），再于河南、太原建摩尼寺二所，并派专员保护。自此以后，摩尼教寺满布中国境内。摩尼教教士随伊斯兰教使者来华，他们得到唐帝礼遇，在中国迅速传播。

根据《旧唐书》记载，长兴元年，回纥宰相下令摩尼教五百七十三人入朝一同迎接公主，可见其藉回纥与唐关系，势力已延伸到政治层面。另外据《旧唐书》记，在元和八年（813年）宴归国的回纥摩尼人，受令至中书见宰相，由此可见，摩尼教徒经常由回纥至唐，并得唐皇室礼待。

除此之外，部份摩尼教徒也从事商业，据《旧唐书，回鹘传》：“摩尼至高师，岁往来西市，商贾颇与囊橐为奸”。

唐武宗会昌元年（841年），回纥被黠戛斯击败，国势衰落，唐廷对回纥和摩尼教的态度立即改变。据《会昌一品集》载，武宗会昌三年（843年），回纥国势衰落，唐突改前态，下令禁江淮诸镇的摩尼寺。会昌法难时，摩尼教亦难逃其劫，《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说：“会昌三年四月中旬，敕天下杀摩尼师，剃发令着袈裟，作沙门形而杀之。”事实上，朝廷于会昌元年（841年）已下令没收摩尼教资产与书像等物，由于一些摩尼教信徒没有反抗，致令长安摩尼死者达七十二人。

摩尼教先于祆教、景教被禁，而史书的记载亦较详细，可见该教在唐中期声势颇大。当时，摩尼教流行的地区以西北、华北地区为主，在闽浙沿海地区，因与波斯等国有海路交往，摩尼教也有一定势力。经会昌一劫，摩尼教再不能在社会公开传教，转而在民间秘密流传，并渐与其他宗教结合，历五代两宋仍不衰。自此与下层的斗争结合起来，成为农民起义的号召旗帜之一。

五代宋元

五代后梁贞明六年（920年），毋乙、董乙以“末尼”为旗帜，在陈州（今河南淮阳）造反。

在11世纪五十年代的大可汗王朝（喀喇汗王朝）皈依伊斯兰教之后，高昌回鹘的摩尼教也逐渐消亡。13世纪后不再流行于天山南北的西域地区。

后来，北宋徽宗宣和元年（1119年）的方腊之乱和建炎四年（1130年）钟相起义，元惠宗至正十年（1351年）“明王出世”的韩山童、刘福通起义，都受摩尼教的影响。陆游《条对状》载：时“妖幻之人”，名目繁多，“淮南谓之二襘子，两浙谓之牟尼教，江东谓之四果，江西谓之金刚禅，福建谓之明教、揭谛斋之类。名号不一，明教尤盛。至有秀才、吏人、军兵亦相传习。其神号曰明使，又有肉佛、骨佛、血佛等号。白衣乌帽，所在成社。伪经妖像，至于刻版流布。”

到了宋代，摩尼教被意译为“明教”，教义被简明地归纳为“清净、光明、大力、智慧”八个字。教众中有农民、秀才、吏员、兵卒、绿林好汉、江洋大盗、武林俊彦等。教徒白衣乌帽，秘密结社，共同尊奉明使为教内尊神。当时因为处于秘密结社状态，为了避人耳目，免遭官府的查禁，于是教名也有了多种别称——除浙江称摩尼教、福建称明教外，据陆游《渭南文集》卷五《条对状》，淮南称“二桧子”，江东称“四果”，江西称“金刚禅”，福建又称“揭谛斋”等。

明教在宋、元时期进一步和中国本土文化结合起来，成为下层人民和江湖人士对抗朝廷的斗争形式，由于明教长期受到朝廷压抑，行事极为诡秘，有时也为江湖“白道”所误解，比起一般的江湖人士，明教徒面临着更大的压力，因此反抗朝廷也更坚决，在历史上几次掀起大的波澜。第一次是北宋末年，方腊利用摩尼教组织群众，举行了声势浩大的起义，震动东南半壁河山。第二次是南宋以后，明教和白莲教相联结，在元末农民战争中充当了重要角色。元末农民大起义中的红巾军，多白莲教徒，首领韩林儿又称“小明王”，这个“明”又与明教有关。

明清时期

朱元璋以淮右布衣起事，终于奄有华夏大地，很有一些传奇色彩。在中国历史上，没有哪一位皇帝的出身如此卑微，也很少有人以南方的长江流域为基地而最终统一北方及全国。当察罕帖木儿及其养子扩廓帖木儿（王保保）于1359年攻破北方红巾军首都开封而逐步肃清北方农民军队时，蒙古朝廷不免洋洋得意，根据历史经验，还没有谁从南方起事却可北伐成功。然而朱元璋做到了，这是前无古人的巨大成就。

朱建国号“明”，这一名称是个能引起人们议论兴趣的话题，吴晗说：“惟明太祖以至正二十七年（公元一三六七）称吴元年，次年即帝位，始定国号曰大明，纪元洪武。吴非国号，亦非年号。至大明则非初起之地名，亦非所封之爵邑，亦非如后唐后汉之追溯其所始。”（《明教与大明帝国》）

“明”这一国号，体现了这位农民皇帝的一些特质，因为此名称明显来源于民间，不管是“明教”，《大小明王出世经》或是其他。朱元璋称帝后，采纳李善长的建议，下诏严禁白莲社、明教，并把取缔“左道邪术”写进《明律》十一《礼律》，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其后，白莲教以各种支派的形式变换名目继续得到发展，如永乐年间有唐赛儿起义，清朝中后期的白莲教起义等；明教却逐渐衰落了。

2008年12月，福建省霞浦县在第三次文物普查中发现了大量的明教文物和资料。《霞浦文书》的发现为摩尼教研究提供了新的方向和思路。从摩尼教转换到明教的本土化过程中，混合了佛教、道教等宗教，宋代林瞪这个人物起了很大作用。

学术探讨

摩尼教或明教摩尼教（Manichaeism，汉语意译明教），三世纪中期波斯人摩尼（Mānī，216-277？）所创，后向其东西两个方向传播，盛极一时，影响久远。但后来其教逐渐式徽，终不可闻。1902年，德国柏林人种博物馆的格伦威德尔（A. Granweldel）教授及其助手民族学家胡瑟（G. Huth）远赴新疆探险考察，发现大量摩尼教经典抄件残片。自此以后，摩尼教研究再次兴隆，许多东西方学者做出巨大贡献。王国维、陈垣、伯希和（Pelliot）、沙畹（E. Chavannes），壁立千仞，高山仰止。他们的开创性作品发表后，七八十年间很少有更进一步者，尤其是伯希和与沙畹之《摩尼教流行中国考》刊行后，后世对于摩尼教的研究已无太大空间了，除非另有惊世骇俗的考古发现。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国外学者对于摩尼教源流的考证，似乎更走在前列，冯承钧《摩尼教流行中国考》译本序云：“盖彼有多数之德、法、俄、英、比、荷、意、匈等国学者研究之成绩，互相参考，又有波斯文、康居文、突厥文、梵文等语言专家，以相辅助，此皆我国所缺乏者也。”

道出我国研究的局限与困境，令人扼腕。

摩尼教教义及其与中国佛道诸教摩尼教教义集中于摩尼用波斯文写就的摩尼教经典《撒布拉干》（汉译为《二宗经》），宣扬“二宗三际”思想。“二宗”即明与暗，善与恶：“三际”即过去、现今、将来（初际、中际和后际）。明王及其光明王国的诸神在初际后期与中际时期同魔王率领的黑暗王国群魔不断斗争，终在中际末期大获全胜，世界毁灭，明王（大明尊）将人类带回光明王国。

从教义来看，摩尼教具有强烈的末劫思想与拯救世人的思想，这些对于日后与中国民间宗教融合都是必不可少的。

摩尼草创摩尼教之初，即发下宏誓大愿，要将其教传播于世界各地，成为世界宗教。本世纪初在吐鲁番考古发现的中古波斯文摩尼教残片，编号T11D126（即M5799）记载下了摩尼欲传教于世界的豪言壮语：“我已选择的宗教要比以往的任何宗教胜十筹。其一，以往的宗教局限于一个国家和一种语言，而我的宗教则不同，它将流行于每个国家，它将采用所有的语言，它将传及天涯海角。” 　对于实现这一理想所采取的策略，一是尽可能利用其他已经流传深远的宗教的教义、仪式和称谓；二是将摩尼教经卷翻译成世界各种文字，为广大民众所接受；三是尽量向统治阶层传教，以期获得合法地位。从其庞杂的教义来看，摩尼教是一种典型的混和宗教。它的善恶二元思想，来源于波斯原有的宗教祆教（Zoroastrianism）；其神祇比如耶稣与经卷中人物亚当、夏娃来源于基督教自不待言，而其光明占有三个方位及黑暗居于一个方位等概念则来自基督教诺斯替派（Gnostics）；其苦行持斋不杀生的戒律主要受印度、中亚佛教影响。摩尼教经典先后由叙利亚文译成拉丁、希腊、科普特、亚美尼亚、中古波斯、帕提亚、突厥、粟特、汉、大夏、回鹘阿拉伯等十余种文字，其影响西起北非沙漠，东达中国东南沿海。在西方基督教统治地区，它被视为基督教异端，而在东方误解其为佛教一支，足可见其传播手段的灵活多样。

相比较而言，摩尼教向西传播的难度，要大于向东传播。西欧及拜占庭宗教势力十分强大，摩尼教二元论的教义明显与基督教一元论观点相悖。摩尼教在重重压制之下，难有立足之地。相反其在向东发展时，东方各国或者文化未臻成熟；或者如中国一样宗教势力弱小，宗教意识谈薄。大多数国家教乐于接受这些新兴宗教，像回鹘这样的国家，甚至奉其为国教，这在西方是不可想像的，其余地区的摩尼教虽没有获此殊荣，但也取得合法地位（或得到默认）。

摩尼教的东向传播，与所到之处盛行的宗教，尤其是佛教紧密结合。据考证，摩尼教初创时虽受了一些佛教的影响，其西向流传的教义与经典却极少有佛教内容。但东向传播的摩尼教则大量使用佛教用语，假托佛名、佛法，乃至自称“摩尼光佛”。吐鲁番残片T.M.389宣扬“明使的佛性”；摩尼教经文《观佛三昧海经》则云，“摩尼光佛出世时，常旋光明，以作佛事”；西域发现的摩尼教壁画常见摩尼教神祇脚踩佛教的莲台；摩尼教称神祇为“先意佛”，“夷数佛”。摩尼似乎与弥勒佛特别有缘，残片M801即称摩尼为打开乐园大门的弥勒佛；而M42则记载明使的训话：“由于你从佛陀得到本领与智慧，女神曾妒忌你。当佛陀涅般时，他曾命令你：在这里等待弥勒佛”。此处弥勒佛即摩尼。相反的，西域佛教也带有摩尼教色彩。如高昌回鹘第四节《八阳经》，将汉文的阴阳说改译为善恶二元说。在高昌古域、伯孜克里克、土峪沟等佛教遗迹中均发现有无论在主题与布局上都与摩尼教地狱十分类似的冥府壁画及图卷。

有了中亚这种佛教化的基础，摩尼教进入中国便少了许多障碍。传统观点认为，摩尼教正式由官方传入中国为694年：“波斯国人拂多诞，持二宗经伪教入朝。”（《佛祖统记》卷39）摩尼教在中土大发展是宪宗元和元年（806年），回鹘将摩尼法师带入唐朝“元和初，再朝献，始以摩尼至”（《新唐书·回鹘传》）。出于对回鹘的羁縻政策，唐廷正式接受了摩尼教，在长安建立寺庙，赐额“大云光明寺”。其后足迹遍布长江以南，荆、扬、洪、越等州先后建立大云光明寺，摩尼教盛极一时。

摩尼教盛行于中国，是其先天（其教产生时即受佛教影响，并接受部分佛教内容）和后天（中亚和东亚的摩尼传教士和经卷翻译者努力使摩尼教教义和仪式佛教化）两方面条件共同造成的。摩尼教善恶二元理论，与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并无冲突，反而和阴阳两极概念很有貌似的地方（虽然他们的实质差别不小）。

摩尼教的极强生存适应能力，使其教义在中国传播时，尽量符合汉人的思维习惯。通过摩尼传教士们的大量努力，使摩尼教与中国本土已存的佛道各教之间距离日益缩小。

在佛教方面，除了上述在西域及中亚地区的考古发现外，善恶二元论能在佛经里找到对应：魔是梵语“魔罗”的简称，与佛对立，他们分别居“魔界”与“佛界”，佛须“摧伏众魔”、“以破诸魔”（见《首楞严三昧经》鸠摩罗什译）：“三际”理论十分契合弥勒观念的三世论：“初际”、“中际”、“后际”可以正好附会青阳燃灯古佛（过去），红阳释伽牟尼（现今），白阳弥勒佛（将来），而宇宙的终极目标，明教声称的光明世界，被普遍认为即弥勒佛所居信的兜率宫（佛教教义中六欲天中第四天界）。另外，摩尼教的光明之国有时也被附会成弥陀净土观念的“安养极乐国”（或讹传为“安阳国”）。摩尼教后来也合于禅宗，《摩尼教残经》有明使种十二明王宝树的说法，与达摩栽菩提子的禅宗传说十分近似，因为禅宗为上层知识分子所喜好，摩尼教也想借此跻身其中。需要指出的是，摩尼教与弥勒净土观念有千丝万缕的联系，除了上文已经指出的几点以外，还有一个间接的证据：武则天695年自称弥勒佛化身，并以此名义建立和统治周朝（690-705），其伪造的经典名为《大云经》，并诏令全国各地建立大云寺庙。上文已提及，806年回鹘入唐，长安建立的摩尼寺庙为“大云光明寺”，恐怕这种名称上的雷同不仅仅是巧合。究其原因，摩尼教在中土传播时，正是中土弥勒净土大行其道之时。以摩尼教官方传入的唐朝为例，许多高僧（如玄奘、窥基师徒），文人（如白居易）都是弥勒信徒，摩尼教攀附其中是自然而然的，以至摩尼弥勒的角色合二为一了。

进入中土，摩尼教也和本土宗教道教逐渐溶合。“三际”观点也体现出了道教三清的概念中（参见三清名讳）。当然摩尼教与道教关系最重要的物证还数法国学者伯希和（Pelliot），本世纪初在敦煌发现的佚失已久的《老子化胡经》之一的《老子西升化胡经》讲述老子化摩尼的情况：“我乘自然光明道气，从真寂境飞入西那玉界，苏邻国中，降诞王室，出为太子，舍家入道，号末摩尼，转大法轮，说经诫律定慧等法，乃至三际及二宗门，教化天人，令知本际。上至明界，下及幽涂，所有众生，皆由此度。摩尼之后，年垂五九，金气将兴，我法当盛，西方圣像，衣彩自然，来入中洲，是效也。当此之时，黄白气合，三教混齐，同归于我。”

据信其成书于唐开元天宝以后，目的无非提高道教身价。是继晋代王浮杜撰《老子化胡经》后道教徒们的又一次表演。《老子西升化胡经》被摩尼教徒默认，并以此为契机，加快摩尼与道教合流。

许多学者认为840年回鹘被黠戛斯击破，被迫西迁，唐廷以回鹘不再有利用价值，故摩尼教（回鹘国教）卒被禁止流行。但事实是，845年“会昌法难”禁止包括摩尼教、佛教、景教一切外来宗教，唐武宗下诏毁天下寺4600区，并且“勒大秦、穆护、祆三千余人，并令还俗，不杂中华之风。”但其主要目标还是在中国流传之久并根深蒂固的佛教，武宗颁《毁佛寺勒僧尼还俗制》，意图纯洁中国宗教，并收回寺庙产业。

“会昌法难”再加上此后中国与中亚交通日趋不便，在中土的外来各宗教不再能获得外部的支持和影响。所有的西来宗教于此时都走到了十字路口。只有能完全被汉人接受符合汉人思维习惯的宗教，才有可能生存下去。景教就此告别中土，直到蒙古人入主中土再次引进，说明景教无法“华化”。但像佛教和摩尼教却顽强生存下来。佛教接下来仍占据中土宗教的最主要地位，这与其终为士大夫阶层所接受这一事实密不可分。摩尼教虽然不如佛教地位显赫，但毕竟没有被连根拔去。伯希和、沙畹有一种观点，即会昌年间灭绝的只是外来的摩尼教，而散于民间的华化摩尼教却存活了下来。从唐代以后，摩尼教便经常换了一个中国化名称出现：明教。

从摩尼教到明教有唐一代，很少有人称摩尼教为“明教”，人们宁愿采用音译名称如摩尼，末摩尼（Mar Mani意即摩尼师），末尼，牟尼等等。直到宋朝开始，“明教”，这一称呼才真正被广泛应用。“摩尼教”与“明教”虽然只存在音译和意译的区别，但从历史背景来看，其差别就不是如此简单了。使用“摩尼教”这一名称，说明在民众的意识中，它只是外来宗教，而“明教”这一名称一旦被承认，足可见其已经被视作中国宗教的一派了。

“会昌法难”以后，摩尼教和佛教都加快了“华化”的进程而得以存活。摩尼教未能如佛教一样获得官方承认的正统地位，所以只在一部分地区（浙江、福建一带）小规模地传教发展。

从宋朝到元朝有许多次明教活动的记载见诸史籍，虽然这些记载往往只是蛛丝马迹，有时并不准确，但大体上能够反映这些时期明教的一些情况。

《宋会要辑稿》刑法门二记载：“明教之人所念经文，及绘画佛像，号日《讫思经》、《证明经》，《太子下生经》……已上等经佛号，即于释经藏并无明文记载，皆是妄诞妖怪之言，多引尔时明尊之事，与道释经文不同。至于字音又能辨认，委是狂妄之人，伪造言辞，诳愚惑众，上僭天王太子之号。”达到一个新的水平对明教的经卷列举比较详细，而且从中可以看出明教依附于佛教的传统。宋代明教不但继续了以前佛化摩尼传统，而且更积极广泛地与中国本土宗教道教结合并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张君房《云笈七签》序记载：“臣于时尽得所降到道书，并续取到苏州旧道藏经本千余卷，越州、台州旧道藏经本亦百余卷，及朝廷续降到福建等州道书明使摩尼经等，与道士商较异同，铨次成藏，都四千五百六十五卷，题曰大宋天宫宝藏。”

记明明教经典已经进入道教，《佛祖统记》卷四八录《夷坚志》记载有人贿赂《道藏》主编，编入明教经典：“其经名《二宗之际》。二宗者，明与暗也。三际者，过去、未来、现在也。大中祥符兴《道藏》，富人林世长赂主者，使编入藏，安于亳州明道宫。”

明教经典进入《道藏》是事实，但贿赂一事却不一定是信史，不能排除宋朝道教兴盛，明教主动归附，遭到佛教徒忌恨，终有贿赂一说的可能性。

无论怎样，宋元之际明教以前所未有之势与道教合流，显示了其“华化”的决心与成果。甚至有一些摩尼寺庙已经完全道观化，使外人难以分辨。元代陈高的《不系舟渔集》卷十二《竹西楼记》于至正十一年（1351年）记载了温州平阳潜光院的情况：“温之平阳，有地曰炎亭……，潜光院者，明教之始，相传以为自苏林国流入中土，欧越人多奉之。其徒斋戒持律颇严谨，日每一食，昼夜七时，咸暝拜焉。”

潜光院以道观面目出现，实际上是明教庙宇。宋代黄震描绘的崇寿宫也是一样，这两处都是有明确记载的道教化明教庙宇。其余散于民间而不见于史籍的更加不可胜数。

虽然历史上对于中国明教活动的记载片断很多，但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明教在个中国传播的历史，大部分时间是在民间进行的，官方及半官方的正统记录往往是道听途说而不可尽信的。并且许多其他民间宗教的活动事迹也混人间，真伪不辨。

最著名的例子，是研究明教者最常引用的1270年《佛祖统记》志磐记载：“梁贞明六年，陈州末尼聚众反，立毋乙为天子。朝廷发兵擒毋乙斩之。其徒以不茹荤饮酒，夜聚淫秽，画魔王踞坐，佛为洗足，方佛是大乘，我法乃上上乘。”虽然引文中明确表示是“末尼”聚众选择，而且其行为确实有类似明教的地方，但如果仅就此这是明教无疑，显然是证据不足。从其文最后一句：“方佛是大乘，我法乃上上乘。”这一说法，十分类似当时民间流传颇文的三阶教的上乘上上乘一说。考虑到北魏延昌四年（515年）弥勒大乘教暴动，其教义也有类似的地方，可以认为这些聚众造反的教团很有可能在信仰上一脉相承，明教只是他们利用的一面旗帜。虽然明教努力将自己向佛教靠拢，但佛教内部人士却对明教十分嫌恶，称其“魔教”，取“摩”与“魔”谐言，并对其多有诋毁。《佛祖统记》这些记载只是其中之一。“魔教”这一称呼虽然并未取代“明教”这一称号，却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不明就里的人会误认为出现了一个新教派，Jacquest Gernet在其《中国的日常生活》一书中描述了十二世纪在浙江和福建一带流行的“魔教”，对其教义，仪式都略有描写。其实他描写的正是明教。这已足够证明明教被指成“魔教”这一现象并不罕见。再加上明教徒供奉的“先意佛”、“夷数佛”画象都是西亚或中亚人种，非常不容于一些中国正统人士，便认为他们崇拜魔王。官方人士对于流行于民间的诸宗教教派并不详加甄别，难免张冠李戴，他们对于行动诡异，不食荤酒的各个教派，都污蔑为“吃菜事魔”，其中也包括明教的。

虽然明教在宋元之际始终无法发扬光大，只能在少数地区发展流传，但并不意味著明教完全不为官方容许。相反，在这些时期中的大部时间内，明教仍然拥有合法地位。尤其在元朝，蒙古朝廷对于中国本土及外来的各个宗教都采取容忍和保护的立场。这个时期的明教，已经相当“华化”。蒙古统治者一视同仁加以管理。这一点中国史书很少提及，但西方却有史料加以佐证。1951年学者L.Olschki发表“Manichaeism， Buddhism and Christianity in Marco Polo‘s China”一文，引用了一段1928年拉丁文抄本《马可波罗游记》（ⅡMilione）以住不曾公开的一段记载：马可波罗在福州访问过一伙与世无争的教徒，他们不信奉基督教，不事火，不是偶像崇拜者（即佛教徒），也不崇拜穆罕默德，人们不知他们所属何教，马可波罗对他们进行访问，并参观他们的壁画、经卷后，判定为基督教并建议他们北上向忽必烈争取合法地们。终在他们的一番努力下，大汗允许他们归于基督教管辖。Olschki认为他们就是摩尼教徒。凑巧的是，五十年代中国学者吴文良和庄为玑在泉州发现了一块元代墓碑，其中的汉文部分如下：“管理江南诸路明教、秦教等，也里可温，马里失里门，阿必思古八，马里哈昔牙。皇庆二年岁在癸丑八月十五日，贴迷答扫马等，泣血谨志。”此碑由英国学者刘南强（Samuel N.C. Lieu）及其夫人朱迪思（Judith）解读，认为马里哈者牙为叙利亚语Mari Hasia音译，意为最尊敬的，马里失里门为人名，阿必思古八是主教，也里可温是景教（秦教）。全文为”献给江南诸路的明教，景教的管领者，最尊敬的基督教主教马里失里门。“此碑的记载与《马可波罗游记》正好互相印证，足以说明明教在元代完全合法存在，完全不是想像中那样心怀不满秘密结社。经常有研究者以《元史·刑法志》中关于禁止“白衣善友”活动来论证元代也曾禁止明教活动，但纵观其整段刑法条文，不难发现。《刑法志》中所禁止的主要是那些秘密结社民间，假托佛道，伪造经文的一些民间宗教，这些宗教具有很强的反抗性，并且组织能力较强，严重危及元廷统治，事实上正是这些团体组织，最终挑起元末农民战争。至于”白衣善友“一名，王见川在《从摩尼教到明教》一书中解释颇为切中要害，他认为“白衣”指在家佛教徒，相对于缁衣，并非指白色衣服，“善友”指教友。由此可见，”白衣善友“不是特指明教徒。

元代明教的合法地位，使其和中国民间宗教，尤其是最终起事的弥勒教派有着很大的距离。并且明教入中土以来，虽然出现的面目经常变化，不断依附佛道各教，但其最基本教义和修行方式却始终如一。前文提到的《竹西楼记》记载“明教之始，相传以为自苏邻国流入中土，瓯闽人多奉之，其徒斋戒持律颇严谨，日一食昼夜七时咏膜拜。”明教这一保持本色的能力，自始至终，所以它不可能在整体上与民间弥勒等教混和。而且明教徒的行为和思想观念一直是内敛的。

其他宗教关系

唐肃宗宝应元年（762年），回鹘可汗于洛阳时，将此宗教从洛阳带入了回鹘地区。在西元9世纪左右，回鹘奉摩尼教为国教。

摩尼教在创立的时候借鉴了景教（又名聂斯脱利派，基督教的一个独立教派）和琐罗亚斯德教（又名祆教、拜火教，创立者琐罗亚斯德）等宗教的教义。而有的史学家认为称摩尼教为拜火教，但拜火教只是一个笼统的称呼，琐罗亚斯德教和摩尼教是两个不同的宗教。金庸武侠小说《倚天屠龙记》中的明教便带有拜火教崇拜火这一特点，相信是受此影响。摩尼教因此有祆教、波斯教、拜火教、明教等异称或误称。

伊斯兰教里的什叶派及佛教之净土宗可能也跟摩尼教的影响有关系。

在中国的秘密宗教，如弥勒教、白莲教等都概略地接受了“崇拜光明”，“正邪对抗，正终胜邪”等思想，一般认为亦与摩尼教有相当关系。

基督教异端阿尔比派（卡特里派）具有非一神论、基督受造、清洁戒律等观念，可能是受摩尼教的思想影响。

摩尼教文献，纸本，卷轴。

尺寸：26 x 150 cm

年代：唐 开元十九年（公元731年）

出土文物

文物

胜金口石窟位于新疆吐鲁番市二堡乡巴达木村北部，火焰山南麓木头沟沟口的一处河湾地内，曾是古代僧侣修行的场所。2012年春夏之际，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吐鲁番胜金口石窟抢险加固工程进行前期清理挖掘。

历经千年，胜金口石窟区所附的崖体早已坍塌、洞窟毁损，依崖而建的房屋被埋。在地处山谷的胜金口石窟寺院内，考古人员共清理发掘了13座洞窟、26间居址，面积约1000平方米。出土大批精美壁画残片、泥塑像残块、汉文、回鹘文等纸质文书，壁画上还发现有汉、回鹘文题记等，在生活区还发现土炕、灶、台阶等生活痕迹。

生死树壁画

在编号5号窟内，考古人员发现了摩尼教典型的生死树壁画，即同株大树一半生，一半死。在吐鲁番的伯孜克里克石窟群的第38窟也有一幅展现生死树的壁画，两者如出一辙。

主尊佛

有着摩尼教痕迹的还有一个特殊形态的主尊佛或菩萨的莲花宝座残体。与中国典型佛教造像的莲花基座不同，这尊主尊佛的六边形莲花座的莲花瓣不是向上盛开，而是向下倒覆，每个花瓣上都绘有不同风格的花卉图案，色彩斑斓，绚丽多姿，且莲花图案的细部特征与传统的佛教莲花纹样稍有区别。

研究人员认为，这种风格也颇似摩尼教。据史料记载，公元840年西迁回鹘的一支到了高昌（今吐鲁番地区），将摩尼教带入，这一地区的石窟中遂出现了摩尼教的一些元素。

菩萨像

让考古人员惊叹的还有这座石窟壁画上的菩萨像，柳叶眉、丹凤眼、樱桃小嘴，人物形象丰满，雍容华贵，显现典型的唐代风格。

研究人员认为，吐鲁番胜金口石窟新发现的多种宗教元素的痕迹，不仅是当时吐鲁番地区宗教变化的物证，也彰显出吐鲁番地区多民族、多宗教兼收并蓄、互相融合发展的地方文化色彩。

胜金口石窟作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此前一直没有进行过正规的考古发掘工作。上世纪30年代以前，一些外国探险家从胜金口石窟盗走大量壁画。

生活居址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文物馆员田小红说：“以前，我们在胜金口石窟四周发现的都是寺院，此次发掘时，我们发现还有生活居址。”

这处生活居址在400平方米的范围内，有3层建筑群，26间房屋，布局合理清晰、纵横交错，相互连通，一些灶、炕、壁龛、门槛等遗迹有棱有角，轮廓比较清楚，让人感受到了唐代僧人们曾经居住生活的样子。田小红认为，这些生活居址为研究石窟寺、房屋形制、布局结构等提供了新的资料。

2012年2月-5月，为了配合丝绸之路重点文物保护工程的实施，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吐鲁番文物局的大力协助下，一起对石窟进行了清理发掘。4个月中，他们一共清理发掘了两个寺院区，一个生活区，有13座洞窟，26间居址。

其他

另外，还出土了不少壁画残片、泥塑残片和汉文、回鹘文及吐蕃文等纸质文书残片以及一些木器、陶器，艺术比较粗糙，从中可以解读吐鲁番佛教史，也可从侧面探知吐鲁番地区古代历史，还为探究东西方文明在此交汇融合的印迹提供了清晰的思路。

意义

现场发掘负责人、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人员吴勇说，胜金口石窟寺内曾经满绘的佛、菩萨、供养人形象，以及葡萄、蔓草、动物等纹样，壁画色彩鲜艳、图案精美，极富美感，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且为高昌地区所罕见。

“胜金口石窟寺依山傍水，是僧人坐禅修行的理想场所。那些洞窟内满绘的佛、菩萨形象和葡萄、蔓草等植物纹样，让我们不仅可以看出吐鲁番早期文明的繁荣与璀璨，还可以看到其他宗教的文化元素。比如编号为K6的石窟寺内，有基坛、基座等遗迹，这是胜金口石窟寺内唯一一座有造像的洞窟，据专家推测可能与摩尼教有关。”田小红说，这些壁画既显示出浓郁地方特色，也反映出不同宗教在当地的文化传播与积淀。

现存遗迹

明教在中国具有极重要的地位，期间两个主要朝代的建立都和明教有关。 至今，在福建省福州市仍有浦西境明教文佛祖殿，福建泉州晋江市仍存有小型摩尼寺，当地俗称草庵寺。明代何乔元《闽书》载：“其教曰明，衣尚白，朝拜日，夕拜月。”

草庵寺是我国唯一仅存的摩尼教寺庙，也是世界现仅唯一摩尼教寺庙遗址，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位于晋江市华表山南麓，草庵始于宋绍兴间，初为草筑故名，元顺帝至元五年（公元1399年）改为石构歇山式建筑。草庵成为我国研究世宗教史和农民起义活动以及中国与波斯古代海上交通极为珍贵之实物依据。草庵依山崖傍筑，建筑形式为石构单檐歇山式，四架椽，面阔三开间，间宽1.67米，进深二间3.04米，屋檐下用横梁单排荜拱承托屋盖，简单古朴。

《晋江县志》载：“华表山在五都，距城南四十里，双峰角立如华表，然麓有草庵，元时建祀摩尼佛。”庵内依山石刻一圆形浅龛，直径1.68米，圆龛内雕刻一尊摩尼光佛，跌坐在莲花坛上。坐像身长1.52米，宽0.83米，头部长0.32米，宽0.25米，奇妙的是佛像面部呈淡青色，手显粉红色，服饰为灰白色，是利用岩石中不同的天然三色精巧构设。摩尼佛像头部比较特别， 呈现辉绿岩（青斗石）颜色，背有毫光射纹饰 ，呈现花岗岩石质，散发披肩，面相圆润，眉弯隆起，嘴唇稍薄，嘴角两线深显，下颚圆突。身着宽袖僧衣，胸襟打结带，无扣，结带用圆饰套束蝴蝶形，而向两侧下垂于脚部，双手相叠，手心向上，置于膝上，神态庄严慈善，衣褶简朴流畅，用对称的纹饰表现时代风格。这是世界仅存的一尊摩尼教石雕佛像，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此像被1987年8月在瑞典召开的国际研究摩尼教的会议选为会徽。

在佛龛的左上角阴刻一段文字：“谢店市信士陈真泽立寺，喜舍本师圣像，祈荐考妣早生佛地者。至元五年戌月日记”。五行楷书，34字，字径2. 5X2．5厘米。

在右上角还有阴刻比较粗糙的文字“兴化路罗山境姚兴祖，奉舍石室一完。祈荐先君正卿姚汝坚三十三宴，妣郭氏五九太孺，继母黄十三娘，先兄姚月涧，四学世生界者。”

这些文字价值性很高，是世界唯一摩尼光佛造像和庵寺建筑年代可借的文字佐证，非常可贵，同时也是研究泉州明教的一手历史材料。

19世纪以来在敦煌莫高窟、新疆吐鲁番发现大批摩尼教文书，证明摩尼教在中国西北各地曾广泛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