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山西省长治市将裸眼视力和体重考核结果纳入中考总成绩的消息引发舆论关注。有网友质疑此举“涉嫌基因与经济双重歧视”，也有人认为这是一个好的导向。面对公众质疑，长治市教育局相关负责人回应，“这两项考核，考生最后得分差距并不大，主要是想起到一个导向作用，引导青少年自觉加强体育锻炼、保护视力，提高身体素质。”
长治市教育局负责人认为得分差距并不大，但家长却认为1分之差，孩子就可能与心仪的学校失之交臂。为此，许多家长选择为孩子购买一副“提高”视力的OK镜，尽管这副眼镜价格不菲。
教育部门的初衷是好的，并推出五项保护视力的措施：做眼保健操，保障体育和健康课程的课时，减少中小学生课业负担，改善校园用眼环境，每学期开展两次视力监测，对视力异常的学生进行提醒教育。
治理学生视力问题是一项长期而艰难的任务，不可能一蹴而就。上海是全国最早大规模建立儿童屈光发育档案和探索开展大规模户外干预实践的城市，2016年，上海市第四轮公共卫生三年行动计划中有专门针对青少年近视的干预项目。该方案经过了几轮论证，最后由市教委和市卫健委联合发文，但至今收效甚微。
在一些地区的实践中，近视防控的考核主体不是学生而是政府。例如，上海、湖北等地将近视防控、总体近视率等纳入政府绩效考核，问责儿童青少年体质健康水平连续三年持续下降的市县，通报未实现年度近视防控工作目标或排在末位的市县。
这样一来，就会倒逼政府两手抓：将学生视力健康情况作为学校考核指标的同时，还要在推进教医融合、改善视觉环境、定期监测预警等方面加大投入力度，通过融合健康教育、综合干预、跟踪管理等手段，建立起健康视力保障体系。例如，上海市在8个区24所小学探索学生户外活动时间每天增至2小时的近视预防干预，学生近视发生率下降近30%。所以，各地要从源头上抓好教育资源的均衡化，而不是动辄就和考试这一指挥棒捆绑。如此，才会事半功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