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而下学的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其特点是在观察和处理问题的时候，从狭隘的个人经验出发，不是采取联系、发展、全面的观点，而是采取孤立、静止、片面的观点。 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实践论》等着作中明确指出经验主义的要害在于轻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作用，满足于个人狭隘经验，把局部经验误认为是普遍真理，到处生搬硬套，也否认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哲学认识论中的经验论也可称为经验主义。

学说简介

经验主义（Empiricism）一种认识论学说，认为人类知识起源于感觉，并以感觉的领会为基础。经验主义诞生于古希腊。距今已有2400余年的历史。期间，它不断地与另外两种学说发生争议：

一种学说为天赋论，主张知识属于与生俱来的本性之观念；

另一种学说为理性主义，主张唯有理性推理而非经验观察才提供了最确实的理论知识体系。

然而，上述的争议虽然从未中断过，但它们之间的冲突却时而激烈，时而缓和。

作为一个认识论的概念，经验一词主要指与理性认识相区别的一个认识阶段、认识形式，即感性认识。理性主义者将人们对有关事物的见解区分为一般的、易犯错误的信念和永久的、已被证实了的真理性知识，并在其中划出一条深深的鸿沟。他们声称，感觉经验只能产生关于表象世界的意见，由于表象可能使人受到蒙蔽，所以这种得之于观察的经验是不可靠的，无法被确认为知识。鉴于此，理性主义者主张全面放弃感觉，而专注于从理性中寻觅真正的知识。还有一些理性主义者认为，许多知识是生而具有的；学习的实质，就在于通过理性能力对内部潜在的内容作出重新发现。他们指出，在这样一个先验的知识概念系统中，短促和随机的临时性经验必然找不到它的位置。

一方面，理性主义者认为，知识仅仅存在于一个完美的独立世界之中。我们感觉到的世界，只是对于完美的知识世界所隐约透露的神秘影像的复制，这种复制可能正确也可能错误，所以感性认识处在不确定的状态之中，其认识的成果也只是一些摇曳的幻影而已。另一方面，理性主义者也往往轻视实践，贬低科学的价值。由于科学来自观察和感觉世界中作为实践运用的知识，因此理性主义者认为这些基于不确定性知识的科学是片面的，甚至不合天赋理念的观点。在极端的意义上，理性主义者武断地否认了科学的可能性。

从恩培多克勒开始，一种与上述思想截然对立的哲学，即经验主义学说渐渐兴起。经验主义怀疑理性所依赖的先天印象，认为它们纯属想象出来的幻象，并力图表明，正是观察才引起了知识。针对理性主义者放弃感性经验的主张，激进的经验主义者声称唯有观察和感觉者是唯一有效的知识源泉；事实上，人的感觉经验能够发现和揭示真理。由此，便推动了经验主义研究感知系统。这也是心理学的开端。

恩培多克勒这位历史上的第一位经验论者，为了其哲学目的，不知不觉地展开了一个典型的心理学课题的探讨。在他看来，理性主义者所谓人为自身心灵的神秘内涵所吸引而进行实质为记忆的学习，并通过这种学习而获得知识的天赋主张难以成立。在有关遗传的实际知识尚未问世之前来谈论所谓与生俱来的理念，只能是为摆脱哲学或科学难题的一条捷径，因此这种主张是无法验证的。经验主义希望通过找出知觉的作用机能来坚持知识来源于知觉的观点，最终反证出理性和先天本性不可能充分知识的源泉。

在西方，与基督教观念相结合的新柏拉图式理性主义长期处于统治地位。直到13世纪，随着亚里士多德的着作重被发现，理性主义开始走向衰落。尽管由地师承关系，亚里士多德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柏拉图主义的观念，但在本质上，他却是一个经验论者。他认为，人类认识的对象，是客观世界的具体事物，即实体，因此需要依靠感觉经验才能实现和完成这种认识。他说过：“那引起感觉的东西是外在的。……要感觉，就必须有被感觉的东西。”这里，亚里士多德以感觉乃至知识、认识依赖于外在客观的信念表明了坚定一致的经验主义主张和朴素浅显的唯物主义倾向。

历史沿革

纵观经验主义的发展历史，基本上可以区分为两类学派：温和的经验主义与激进的经验主义。前者认为，所有的意识观念均来源于知觉，但同时也承认意识的机能（诸如记忆、想象和语言的官能）是内在的能力。相比之下，后者的观点则更为激进，公开宣称不仅意念的内容，而且意念的整个过程都不可能存在内部能力，而只能是习得的。

三大英国经验主义者

大卫·休谟、约翰·洛

克（John Locke）及乔治·贝克莱（George Berkeley）并称三大英国经验主义者。

1、大卫·休谟（David Hume，1711—1776）苏格兰哲学家，出生在苏格兰的一个贵族家庭，曾经学过法律，并从事过商业活动。1734年，休谟第一次到法国，在法国他开始研究哲学，并从事着述活动。1763年，休谟又去法国，担任英国驻法国使馆的秘书，代理过公使。1752年至1761年，休谟曾进行过英国史的编撰工作。休谟的主要着作有：《人性论》(1739—1740)、《人类理解研究》（1748）、《道德原则研究》(1752)和《宗教的自然史》(1757)等。

2、约翰·洛克，著名的英国哲学家约翰·洛克（John Locke，1632年8月29日～1704年10月28日）是全面系统地阐述宪政民主基本思想的第一位作家。他的思想深刻地影响了美国的开国元勋及法国启蒙运动中的许多主要哲学家。

3、乔治·贝克莱(George Berkeley)（1685年—1753年）是英国（爱尔兰）近代经验主义哲学家三代表之一(另两位是洛克(John Locke)和休谟(David Hume))，着有《视觉新论》（1709）和《人类知识原理》（1710）等。

康德的折衷

康德提出了一些关于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问题的假设。康德将科学认作人类知识的最高形式，并且确认它起始并同步于人的经验。然而，康德又认为人类经验的形成必然地带有人类心灵的自在特征。正是人类的心灵才产生了科学所研究的有规则的现象。于是，最终的真正知识——科学就能立足于在心灵中先天具备、因而也就先于经验而存在、同时又获得理性证实的基础之上。康德把这种由先天理性（形式）和后天经验（质料）结合起来的命题称作综合命题，以此来尽力调和或折衷唯理论与经验论的矛盾，并试图克服两者的片面性。

心理学与经验主义

对于心理学而言，学者们更倾向于接受经验主义而不是理性主义。这在英、美等国已成为一种逐渐强化的趋势。在这些国家里，经验主义是占统治地位的哲学根据现代的趋势，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的对立将为天性论与经验论，或者本性与教养这类人们更为熟悉的辩论所替代。然而，在经验主义一统天下的局面中也并非没有例外。例如，N.乔姆斯基就力图陈述人类语言的句式中有许多属于先天具备的观点，并向行为主义式的经验论发出了挑战。乔姆斯基依据笛卡尔的语言学观点，将语言的基础置于直觉而非待业，并把语言视作一种相对来说未受其他刺激控制影响的逻辑系统。与此相似，J.皮亚杰也提出认知发展的阶段是由逻辑性的方式得以展开，而不是导源于环境的形式，尽管皮亚杰本身并非一个天性论者。总之，个体获得知识的问题还有待于同个体精神领域的全部内容的发生相联系，如此方能完整地揭示其深刻的关系。经验主义对此作出了努力，但是很明显，它的理论不是全部的谜底。

习惯性期待

“休谟强调的是：‘一件事情发生后另外一件事情也会发生’的想法，只是我们心中的一种期待，并不是事物的本质，而期待心理乃是与习惯有关。让我们再回到小孩子的心态吧。一个小孩子就算看到一个球碰到另外一个，而两个球都静止不动时，也不会目瞪口呆。所谓‘自然法则’或‘因果律’，实际上只是我们所期待的现象，并非‘理当如此’。自然法则没有所谓合理或不合理，他们只是存在罢了。”——《苏菲的世界》。

温和的经验主义

自16世纪起，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的争论以一种温和的方式再次爆发。F.培根依据实验科学，强调感性经验在认识中的作用。同时，他并没有把人的认识局限在感性经验上，而是承认了理性认识的必要性。他认为只有把感性和理性结合起来，运用科学实验和客观分析，才能克服认识上的混乱，推动知识的进步。继培根之后，J.洛克通过对以笛卡尔为代表的天赋观念论和以G.W.莱布尼茨为代表的唯理论的批判，竭力肯定了经验主义的原则。

洛克指出，人的适应是先天就有的，人的心灵本来像是一张白纸，在它上面并没有任何天赋的标记或理念的图式。至于各种观念和知识是怎样写在这张白纸上，进入人的心灵之中的问题，洛克在他的《人类理解论》一书中给出了答案：“我们的全部知识是建立在经验上面；知识归根到底都是来源于经验的。”在具体论证这一原理时，洛克采取了类似于近代心理学的方式。他把一切知识归结为观念，而一切观念又可被分析为简单观念。他断言，简单观念是不可再分的，是构成知识的固定不变的、最单纯的要素。所有的简单观念，都来自外部感官或内省，也就是说，都来自外部经验或内部经验。人的心灵处理这些简单观念的能力主要有三种：

一是把若干简单观念结合成为一个复合的观念；

二是把两个观念（不令是简单观念或复合观念）并列起来加以考察，形成关系观念；

三是把一些观念与其他一切同时存在的观念分开，即进行抽样，由此形成一般观念。

至此，作为经验主义集大成者，洛克完成了经验主义认识论的体系，从而与理性主义展开了长期的不屈不挠的对抗。

激进的经验主义

激进的经验主义认为，一切知识都来源于经验，都可以追溯其起源；不仅没有任何天赋的或先天的命题。激进的经验主义者唯一强调感觉经验而否认理性思维，在他们看来，理性认识是抽象的、间接的认识，思想愈抽象则愈空虚，愈不可靠，愈远离真理。所以，他们持极端唯名论的观点，根本否认抽象，否认有普遍概念和普遍命题。例如，J.S.穆勒认为，逻辑和数学的命题也是从经验中来的，其所以为真理也只是因为它们在经验中总被发现是这样的，因而它们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必然的真理，甚而有可能为将来的经验所修正。

我党理论

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土改与整党工作的指示（一九四八年六月六日）

邓小平

鉴于我们以往在新区所犯的急性病的错误，脱离了群众，孤立了自己，在对敌斗争与确立根据地的事业上，造成了许多困难，所以全区都应根据五月二十五日中央关于一九四八年的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的指示〔86〕，重新地全盘考虑我们的工作方针和策略步骤。中原全区四千五百万人口，我们业已基本上控制的区域约二千万人口，游击区约一千万人口，还没有到过我们部队的崭新区约一千五百万人口。而在控制区和游击区的三千万人口中，实行了分田的不超过四百万人口，其余的地方大都只分了浮财。因此，在极大部分的区域，包括没有真正分配土地的控制区及一切游击区和崭新区，都应根据中央指示，“充分利用抗日时期的经验，实行减租减息〔50〕和酌量调剂种子食粮的社会政策和合理负担〔50〕的财政政策，以便联合或中立一切可能联合或中立的社会力量，帮助人民解放军消灭一切国民党武装力量和打击政治上最反动的恶霸分子。在这类地区，既不要分土地，也不要分浮财，因为这些都是在新区和接敌区的条件之下，不利于联合或中立一切可能联合或中立的社会力量、完成消灭国民党反动力量这一基本任务的”。就是在那些已经分了土地的地方，因为问题很多，也应根据这个方针，从现有的实际情况出发，专门研究，订出办法，分别地实行调整。

二

在执行中央这一方针的时候，可能遇到的最大障碍是某些干部的抵触，因此必须使干部从过去所犯“左”倾急性病的严重教训中来认识中央这一指示的全部正确性。我们过去的重要教训是：

子、我们制订的方针和计划，不是从新区的客观实际出发，而是从主观的愿望出发。我们到新区不调查不研究，简单地抱着半年完成土改的意愿，不管敌情是否许可，不管群众的和干部的准备程度，忽视了群众工作的艰苦性，把少数勇敢分子的行动误认是大多数群众的行动，把大军进入后群众一时的热劲，误认是多数农民已经有了分配土地的觉悟和要求，因而不是有步骤有分别地去领导群众，取得胜利，而是轻率地决定实行土地改革。事实证明，这是行不通的，而且是有害的。以大别山为例，有几十万人的地区分配了土地，国民党军结合地富势力很快组织起反攻，集中力量首先打击这些区域或其他工作较好的区域。而这些区域又都是一些突出的孤岛，也便利于敌人的打击，所以很快受到严重的摧残而全部塌台，工作最好的地方所受的摧残也最厉害。就分配土地的内容来说，很多都是假的。或者是地富领导的假分；或者是群众一度得到而又在敌情严重和地富威胁下，秘密将土地归还地富，改成租佃关系；或者是少数勇敢分子（其中不少是流氓分子或与地主有联系的分子）霸占果实，而大多数贫雇农没有分到，或分得很坏很少的土地；或者是农民只敢要弱小地富和中农的土地，而不敢要有势力的地富的土地。这种情况各地区都差不多，大都是由于当地群众并未真正发动起来和组织起来，大多数农民还没有分配土地的真实要求，而由外来干部用行政命令、包办代替的方法实行分配的结果。经验证明，当我们在军事上还没有取得面的控制，国民党和地富武装力量还没有在当地被肃清，大多数农民还没有分配土地的要求和组织起来，本地的正派的区村干部还没有大批涌现出来，而外来干部又尚未熟悉情况和联系群众的时候，就马上实行土地改革，不仅是主观主义的，而且是冒险主义的。

丑、我们从领导机关到干部，一般地没有正确政策和策略的思想。经过毛主席和中央历次指示之后，虽然比较好些，有些地区业已开始获得良好反映，但一般体会并不深刻，甚至还有抵触的。由于我们反攻后对中原战局过于乐观，对新区地富力量仍然强大认识不足，以为枪杆加土地改革可以解决一切，所以在政策和策略上普遍犯了严重的“左”的错误。事实上，在新区存在着广泛的反蒋统一战线的力量。在地富中，特别在知识分子中，并不是没有开明士绅和左翼分子，如安徽有反对国民党桂系〔87〕的力量，河南有反对国民党汤恩伯〔88〕的力量，我军刚到时，一般中小地主都没有跑等等。但是由于我们打倒一切和一次解决问题的“左”倾幼稚病的思想，忘记了毛主席“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85〕的策略原则指示，忘记了抗日时期的宝贵经验，或在过早实行土改上，或在筹粮筹款的负担政策（即打土豪的政策）上，或在工商政策（消灭地富的资本部分）上，或在打人、捉人、杀人问题上，把一批可能联合或中立的社会力量，迅速地赶到国民党方面去并且拿起武器来同我们对立。其结果打击面大，树敌多，不是孤立了敌人，而是孤立了自己。

寅、我们普遍实行了走马点火、分浮财的政策。事实上分得最多的只是一部分勇敢分子，大多数基本群众并未得到或很少得到利益。这种办法虽然也起到一时刺激群众热情的作用，但不能解决群众多大问题，而且地富还利用了分散财产制造群众之间许多纠纷。尤其因为社会财富的过早分散和大量浪费，使军队供给很快发生困难（特别是粮食），很快地把负担全部加在农民身上，引起农民的不满。我们在错划阶级、分浮财、杀人等问题上，都曾打到中农，而尤以在军粮供应上损害中农利益最大，甚至还损害到贫农的利益。此外，我们曾经普遍地采用了粮食折菜金的办法，影响也很大。几月来，从分浮财和粮食折菜金两项中所浪费的粮食，其数目之大，实难估计。如不纠正这两件事，就可以弄翻群众，搞垮根据地。

卯、全区军队和地方无例外地违背了中央的工商业政策，没收地富的工商业部分，任意假借没收官僚资本反动分子的帽子，去没收那些本来不应当没收的工厂和商店；对生产资料的严重破坏；过重的而且是极其混乱的税收办法；社会秩序的不安定和无政府的混乱状态，已经严重地破坏和停滞了社会经济，市场凋敝和工商停业的现象极其普遍。这样轻率地打乱原有的社会经济结构的结果，使很大数量依靠工商业、副业和市场生活的群众，丧失了固有的谋生的道路。这是一个有关广大人民生计的严重的社会问题，还是我们今后在补救上最感棘手的问题。

辰、经验证明，杀人过多不但不能镇压住反革命的活动，反而因此更加增强了敌人的团结和抵抗，引起社会秩序的紊乱与群众的不安和不满，这就更便利了反革命的活动。对土蒋只采取军事打击而忽视政治上的瓦解，一般都是失败的。经验证明，应以政治瓦解为主，辅之以军事打击；在军事上，又应集中力量，首先打击最反动的部分，中立那些不积极反动的部分。凡是用这种策略的都获得成功。

巳、一般同志到新区后，苦于无后方作战的困难，急于建设一个后方，安置伤员和机关，也促成了急性病的发展。经验证明，在抗战初期我们实行了广泛的统一战线政策，很快地获得了巩固的后方，即在敌情最严重的区域，也能在大多数人民（包括地富的抗日分子）同情和拥护下安置伤员，建立兵工。而在南下后，因为实行了“左”的政策，打击面很大，树敌很多，反使后方常常受到袭击。敌情最严重、政策最“左”的地方，更是无法获得后方。

午、政权在新区人民中具有传统的威信，是一个极大的组织力量，而我们却忽略了政权的特殊作用，或未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经验证明，人民要求秩序，惧怕混乱，群众普遍要求建立政府，要求安民；而我们则一切经由群众直接解决，筹粮、筹款、收税不用政府，杀人不经过法庭的审判，都引起人民的怀疑与恐惧。对旧政权的摧毁是完全必要的，也是符合于大多数人民要求的，但在新政权毫无准备的时候，我们也失之过于性急，不懂得暂时地有领导地利用旧政府来维持秩序，解决军需，造成了严重的混乱。不成问题的，这些旧政府是不会真心为我们办事的，所以必须尽早地建立新政权去代替旧政权。但在新政权还未建立起来的过渡时期，只要旧政府能够起到维持社会秩序，防止混乱，而又能解决一部分军需的作用，对我们对人民都有极大的好处。

未、历来的经验证明，展开充分的宣传活动，扩大党的全部正确政策的宣传，揭露敌人的欺骗和罪恶，首先在群众中建立和占领思想阵地，这对新区战胜敌人与发动群众关系极为重大，而我们则相当普遍地忽视了宣传工作。比如我们在大别山，不是加强宣传队、剧团、文化工作的组织和领导，而是把这些机构的干部分散去进行土改工作，以致失去或减少了他们的作用。在宣传内容上，一般地只注意土改宣传，而忽视了党的各方面正确政策的宣传。“左”的口号、“左”的词句掩盖了或减弱了党的正确口号和主张的力量。

申、我们对于城市乡村的公共建筑物、工厂、作坊、学校、文化事业、教堂、庙宇，乃至地富的房屋、家具、树木等等，作了相当普遍的严重的破坏，且以军队最为严重，引起人民的极大反感。群众说：“共产党军事好，政治不好！”我们许多领导同志，至今还没有真正觉悟到这种农业社会主义的破坏性是反动的罪恶的行为，对于人民的利益和党的政治影响都是难以估计的损失。

酉、他如我们许多外来干部作风很坏，对本地干部的作用认识不够，没有一心一意地去发现正派的积极分子，大量地培养他们成为区村干部，反而提升了一批流氓坏人来当干部，也是我们脱离群众的重要原因。

戌、使我们犯错误的重要根源之一，是我们在进入新区之先，缺乏充分的动员和准备。我们一般地对于新区的复杂情况既不知道，进入之后又不研究，凭着老经验（而又忽视了最重要的抗日时期的经验）、老作风（而又抛弃了许多有用的好作风），盲目地乱干，这种恶劣的经验主义，使我们遭受了严重的损害。

亥、由于无后方作战和在“左”的错误下自己所造成的困难，特别在斗争紧张的地区，一部分干部的右倾情绪也在滋长。有的人看不见反攻后的辉煌胜利，而迷失了方向；有的人缺乏坚定的战斗意志，而抱着苟且偷安得过且过的心理；有的人对政策对工作采取漠不关心的消极应付态度；有的人甚至对我们向中原进军的绝对正确性表示怀疑，或者认为是过早的举动；有的人对敌人的所谓总体战和特务活动丧失警惕；有的部分对群众利益毫不关心，而尽情地耗费人力和物力；有的部分对新起的武装的许多严重现象，以及由于收编土蒋土匪而引起的群众不满，采取忽视优容的态度；有的领导机关对于党内严重存在的无纪律无政府状态，采取自由主义的态度。所有这些都曾给了我们以不小的损害，必须坚决地予以克服，才能使党在思想上和组织上完全一致，避免工作损失，更有效地获得胜利。

上述错误的检讨，目的在于清醒我们的头脑，使今后不再重复这些错误；对已经弄“左”了的地方，懂得教育干部，说服群众，研究妥善办法，迅速获得纠正和补救。

三

必须着重指出，所有上述这些错误和缺点，都不能掩盖了我们大举进攻后在全中原区的伟大胜利和伟大成就。我们业已有了两千万人口的控制区，一千万人口的游击区；大量歼灭了国民党正规军和地方军；不但如此，由于我们的进军吸引了大量敌人到中原方面，这样就从根本上破坏了敌人将战争继续引向解放区企图彻底摧毁解放区的反革命计划，而将战争引向了国民党统治区域，不但保存了原有解放区的基本区域，而且使我各路友军在山东，在苏北，在豫北，在晋南，在西北，在东北等地顺利地歼灭了大量敌人，恢复了广大失地，使全局都转入了攻势，我们的辛苦并不是白费的〔89〕。我们的军队虽在个别部队有减员，而在整个来说，则有不少的增加。我们对全国新区工作提供了许多宝贵的经验。就战略形势来说，我们是主动的，在继续歼敌的条件下，我们将更加获得优势，中原全区的解放为时已经不远。这是在执行毛主席和中央的正确战略方针下，全体同志艰苦奋斗所获得的辉煌胜利。这对错误和缺点来说，恰恰是我们最主要的一面，而且就是这些错误和偏向，及因此而造成的若干混乱现象，也是可以纠正可以补救的。事实上，最近几个月我们在许多重要问题上业已大体上获得了纠正或者正在纠正着，并且已经产生了良好的结果，便是很好的证明。我中原全党同志必须对于上述各项成绩有足够的估计。如果在指出自己工作中的错误和缺点之后就忘记了自己工作的成绩，忘记了最主要的一方面，忘记了我们据以前进的基础，好像我们什么事情都做错了，并因此损害我们对于胜利的信心，那就是完全不对的，那就是右倾机会主义的观点〔90〕。

四

为了不重复错误，有效地团结一切社会力量反对美蒋，更早地完成全部解放中原人民的任务，全区应即停止分土地，停止打土豪分浮财，停止乱没收，禁止一切破坏，禁止乱打人、乱捉人、乱杀人等等现象，并根据下列的方针和策略步骤进行和调整各方面工作。

子、在控制区，凡是没有分土地的地方，即应停止分配土地的宣传，进行减租减息及合理负担的宣传，立即着手调查研究，创造典型，积累经验，以便在各区党委范围内，制定统一简明的减租减息及合理负担的法令和进行步骤，并据此训练干部，教育群众，准备秋后直到明春，形成一个广泛的双减群众运动。凡是分过土地的地方，则应区别真分还是假分，一大片地区分了的还是只在一些孤立据点分了的，问题多的还是问题较少的，而规定出不同的处理办法。一般的原则是，真分的一般应该确定地权财权，不再变动；假分的应该说服群众自愿改为租佃关系，实行减租减息；一大片地区分了的，而又是环境许可群众要求的，则领导群众继续完成分地工作，同时正确地划分阶级和补救缺点；只在孤立据点分了的，则按情况根据大多数农民意见，不再变动，或说服群众改为减租减息。有问题的则按问题性质，协同群众商量解决办法。在解决问题的时候，不应只根据少数干部和积极分子的意见，而应根据农民群众大多数（包括中农）的意见，并且可以吸收在家地富参加讨论发表意见。

丑、在游击区，应在以团结一切社会力量对敌斗争为主的方针下，坚决进行反抓丁、反掠夺、反保甲特务统治的斗争，保护基本群众及各阶层的利益，并按照环境及群众要求，适当地实行双减政策，即一般地在地富同意下实行双减，或者比控制区减的少一些，或者先从地富自愿的减起，都是可以的。在负担政策上，则应确实照顾基本群众的利益。在分配整个负担数目的时候，不可使游击区比控制区还重，而在两面负担的地区，还应酌量减轻。到游击区抓一把的倾向必须克服与严行制止。在游击区应该采取比较隐蔽的斗争方式和组织形式，力求各阶层团结一致，反对国民党军及土蒋，集中力量打击少数的反动特务分子，切不可过于突出，使群众受到本可避免的摧残。凡是敌人控制力较大的地方，还应采取武工队的斗争形式，实行革命两面政策，以反对国民党正在普遍实行的所谓“总体战”〔91〕。

寅、在崭新区，我们进入之后，应该采取更为广泛的统一战线的政策，团结一切社会力量，反对美蒋和地方上最反动的分子，以便于我们消灭敌人，站稳脚跟。在策略步骤上切不可操之过急。首先要求不要搞滥，然后根据地区的巩固程度，群众的觉悟和组织状况，逐步地实行政治、经济和社会的改革。因此在政治上要善于利用敌人内部的矛盾，争取或联合其较好的部分，中立其动摇的部分，孤立和打击其最反动的部分。切不可打倒一切，帮助敌人团结，把自己孤立起来。在社会政策上，不打土豪，不分浮财，不作经济上的没收，只对个别业已判处死刑的最反革命的分子的本人财产实行政治的没收，并分给群众。而在执行双减政策时，也应经过宣传组织、政府颁布正式法令等步骤，不可毫无准备地贸然进行。在实行适当调剂种子吃粮的政策时，不可采取开仓济贫的办法，亦不可强迫地富拿出粮食救济贫民，而应提倡低利或无利借贷的社会互助办法，或者采取由政府从没收或征收的公粮中抽出一部分举办生产贷粮或临时救济的办法。在新区的最大困难，是军队的供应问题。除了在部队进入之前应作必要的准备之外，可以实行征借粮食和派款的办法，并尽可能地使之合理，亦即是实行合理负担的财政政策。在开始时，我们还应懂得利用旧政权机构来筹办军需（但须同时宣布我们的合理负担办法），避免由我们军队直接去筹，形成混乱。城镇的税收应该保持，可以暂时利用原有的税收机构，而逐渐地加以改造；暂时采用原有的税制，而逐渐地取消几种不合理的苛捐杂税。凡是能够巩固或占领较久的城市，都实行合理的税收政策。只有对某些较富的只能占领几天的城市，才可以由区党委、纵委以上领导机关掌握，经过商会进行一次临时的捐款，其数目不可太大，且应召集商人代表开会，征得同意，千万不得勉强。尤其重要的，是我们军队在新区要成为执行党的全部正确政策的模范，必须认真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75〕，严格执行保护城市、保护工商业、保护学校医院及一切公共建筑和财产的政策，禁止对任何东西的破坏和浪费。同时要对农业社会主义的反动性和破坏性作坚决的斗争。

卯、党的领导及各项政策应该充分地通过政权和群众团体去实现。在控制区，应配备大批得力干部到政府各部门中去，而首先要加强的是财经部门（包括财、粮、工商、银行、税收），以便保障军需民生，避免浪费和混乱，及在工作步骤上取得主动。同时注意建立人民法庭，以便接收审理案件，维持社会秩序，避免乱打人、乱捉人、乱杀人的现象。我们的政权性质，依然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的人民民主政权的性质，抛弃中央的“三三制”〔3〕政策是错误的。因此，在区村政权仍应绝对掌握于农民（包括中农）的手中，但在县以上政府，目前可根据实际情况，酌量聘请一些进步的工商业人士，及在地方上比较正派的、有正义感的、有相当声望的、赞成反美反蒋、赞成民主和减租减息、合理负担等项基本纲领和政策而又没有逃跑的开明绅士，当参议、咨议，或吸收参加一定的工作。但是聘请参议、咨议时，必须有合格的人选，而且要经过区党委的审查和批准，切不可滥竽充数，流于形式，甚或用人不当，脱离群众。在游击区，则在武工队的统一组织下，采取县区游击政权的形式，在乡村则保留旧的形式而逐渐加以改造，充实其民主的内容。在不能不应付敌人的地方，可以建立革命的两面政权。在崭新区，除了灵活运用上述原则外，在初期还应善于利用旧的政府，维持秩序，解决军需。

辰、控制区应当普遍建立包括中农在内的农民协会。有贫农团者，扩大成为农协；无贫农团者，不再组织贫农团；有贫农团、农协两种组织者，合并为农协一种组织。农协是乡村最主要的群众组织，必须大量地吸收农民自愿入会，扩大组织基础，防止为少数人垄断自私使之变成一个狭隘宗派团体的现象。农协的领导成分，一般适用贫雇农占三分之二、中农占三分之一的原则，并须防止流氓、坏人篡夺领导，使正派忠诚的劳动农民当权。除了农协，在农村还应逐渐建立青年的、文化的、妇女的、儿童的组织，以团结和教育一切群众。在城市则应首先注意建立工会和团结知识青年的组织。在游击区和崭新区则应建立小而精干的秘密的或半公开的群众组织和情报组织，名称不必一律，组织不必统一。局面打开之后，再建立工、农、青、妇各种组织。在已有初步工作基础的地方，即应开始建立精干的党的支部。

巳、为着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以便保障人民生计和支援战争，必须注意领导人民加紧生产，不误农时，不荒地，防止地富怠工和破坏；必须坚决执行保护城市、保护工商业的政策，纠正相当普遍存在的轻视城市、放弃城市工作领导的错误倾向。过去城市乡村的工厂、作坊、商店和副业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党和政府要用很大力量组织各种专门机构（吸收工商业主、技师和工人参加），研究办法，使之迅速恢复生产。凡是没收错了的私人工商业的生产资料，如果是军队和政府机关保存的，应无条件地全部退还；如果已分给群众，则应说服群众归还，或由政府用其他东西从群众手中换回发还。凡是应该没收的生产资料，亦应或由政府、或租给私人、或组织群众恢复生产，不得搁置不用，妨碍生产。同时，为了尽快地恢复与发展工商业，政府银行应根据实际情况，举办工商贷款，而集中力量于首先恢复和发展那些对人民生计和军需有密切关系的部分。

午、在执行上述方针政策的时候，必须向群众作充分的宣传和解释，不要惧怕在群众面前进行自我批评。应当向群众适当指明，过去某些“左”的办法，特别是乱打人杀人、破坏工商业、侵犯中农利益、对地富扫地出门、流氓坏人当权等等，都是违反了中共中央和毛主席的方针和政策，于人民不利的，所以必须纠正。应当说明，土地改革是我党始终要贯彻的方针，因为只有土改才能使农民获得比较彻底的解放，我们暂时改为双减，是因为土改条件尚不成熟，双减政策在目前对人民比较有利的原故。说明群众组织起来，正派农民当权，到极大多数农民都真正要求分配土地的时候再来分地，方才会办得公道，不出毛病。在处理具体问题的时候，必须坚决保护群众已经得到的果实，击退可能发生的地富反攻。应当确定，只有对中农被侵犯的财产，才作坚决的适当补偿。对地富的工商部分，也须设法予以退还。至于地富的其他财产，则不应退还；但在分了土地的地方，必须保证地富分得同等的一份土地、房屋和生产工具。争取地富回家的工作，应当广泛进行，但应采取严肃的立场和态度，表明这是政府和人民对他们的宽大。他们回来后，必须向政府登记，声明遵守政府一切法令，不作任何破坏和帮助国民党的特务行为。同时还应教育群众提高警惕，防止地富特务的反攻和破坏。

未、对地方土蒋、土匪，实行首恶者必办、胁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的政策。采取以政治瓦解为主，配合以积极的军事打击的办法，达到完全消灭的目的。应当动员各种力量，劝说官兵回家，政府对于回家的一律宽大处理，不杀不辱，只进行一定的登记手续。对于火线上的俘虏，应采取对国民党正规军一样的俘虏政策，绝对禁止杀戮，并应利用他们去进行瓦解和争取的工作。对于必须处决的首恶分子，应当经过法庭判决予以枪毙，不得采用乱棍打死等非法的丧失社会同情的处死办法。

申、各地地方武装已有相当发展，即应有计划地进行整理和巩固。特别注意加强干部，加强阶级教育，建立党的组织，细心地清洗坏分子和特务分子，严格军事纪律和群众纪律。同时在巩固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在已有的人民武装中，问题更多，亦应采取有效办法，依靠农协进行整理和巩固，严防特务地富掌握。凡是有可靠的农协的村庄，都应将人民武装置于农协的领导之下，并经过农协逐渐地掌握全村的民枪。

酉、强化宣传教育，无论在军队在地方都是刻不容缓的工作。部队的宣传文艺组织即应恢复和加强。各级党委和政治机关应加强宣教工作的领导，使之完全符合于党的方针和政策。乱写标语乱做宣传的坏现象，应该制止。

戌、培养本地干部是联系群众深入工作的重要环节，也是外来干部的责任。各地必须注意从斗争中，选拔大批的正派劳动的积极分子和贫苦知识分子（包括中农出身的），经过训练，提升为区村干部。党应经常检查这一工作的执行程度。对于地富出身的青年知识分子，亦应大量吸收，或送华北学习，或送本地军政学校予以改造，或经过教育后分到外区外乡工作。

亥、军队是在新区进行地方工作的重要力量。少奇同志说，如果军队不执行党的政策，就等于党的政策在党的主要部分没有保障。所以军队的党和干部，应该警惕自己，认识责任之重大，加强政策学习，爱惜民力、物力，保证成为执行党的全部正确政策的模范。

五

中央指示全党必须坚决地克服许多地方存在着的某些无纪律状态或无政府状态，克服领导机关的经验主义和官僚主义。这些现象在中原区更为严重。由于反攻后处于比较紧张和分散的情况，各个区域的工作不能不带着较多的独立性。但因此而发展了无纪律无政府状态，对党的政策和策略相当普遍地缺乏严肃的负责的态度，工作的松散、迟缓和效能之低，领导机关的放松领导和放任各种错误倾向的自由主义，都达到相当惊人程度。因此，应在各级党的组织和干部中详细讨论中央指示，实行正确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式，纠正错误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式。中原的局面虽已初步打开，但在完全战胜敌人，保障几十万大军供给等等方面，困难还是很多的，亟需全区同志认真执行中央正确的政策策略和领导方法，及时纠正错误，增强工作效能，才能不断地克服困难，达成解放中原全区的任务。

*这是邓小平同志为中共中央中原局起草的关于执行中央土改与整党工作指示的指示。上报中央后，毛泽东同志于六月二十八日代中央复电，完全同意中原局这个指示，并增写了两段文字。中央将这个文件转发给各中央局、分局、前委。邓小平同志当时任中共中央中原局第一书记。

关系

经验主义一词原本意指古希腊医生的经验，拒绝一味接受当代的宗教教条，而是依照所观察到的现象为分析依据。经验主义首先在十七世纪由英国人洛克系统性的阐述。洛克主张人的心志原本是空白的表格，而是经验注记其上。这种主义否定了人拥有与生俱来的观点或不用既有经验就可以获得的知识。 值得注意的是，经验主义并不主张人们可以从实务中自动地取得知识。根据经验主义者的观点，经由感受到的经验，必须经过适当归纳或演绎，才能铸成知识。在哲学发展上，经验主义一直和理性主义作为对比。理性主义认为大部分的知识是归咎于感觉上的独立思考。无论如何，这种对比已被视为过于简单化，因为近代的欧陆理性学者也倡导利用科学方法去取得实际经验；而洛克也认为超自然的知识（如宗教神学）必须单独既有直觉或推理才能取得。

与科学的关系

我这一辈子只见过黑色的乌鸦，但这并不表示世间没有白色的乌鸦。无论哲学家也好，科学家也好，都不能否认世间可能有白色的乌鸦。这是很重要的。我们几乎可以说科学的主要任务就是寻找“白色的乌鸦”。——《苏菲的世界》。

经验主义是逻辑实证主义（逻辑经验主义）的前身。直到今天，经验主义的方法还在影响自然科学，是自然科学研究方法的基础。而自然科学方法则是传统观念的发展。然而近几十年来，一些新的理论学说，例如量子力学，构成主义，托马斯·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已经开始对经验主义在科学研究的方法上独一无二的地位产生了轻微的冲击。另一方面，诸如量子力学的一些理论证明了经验主义的不可靠性：经验主义不具有发现违反直觉的科学规律的能力以及对理论进行更改以适合这些规律的能力。

方法论

相信现代科学方法，认为人类对世界的认识与知识来源于人的经验，否定先天道德范畴的先验性。意即通过事物现象的直观性对人的感受作用而归纳它的本质，通过感官实践来获得外界知识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