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姑屯是沈阳历史乃至今中国近现代史上都颇有影响的地名，位于沈阳旧城以西十华里，事件有军阀张作霖在皇姑屯中被杀。

该地区还有“皇姑坟”的传说，在《沈阳皇姑资料本》上有记载，如《罕王收女》、《大皇姑屯和小皇姑屯》、《皇姑坟》、《皇帝与于女儿》等。

名称来历

清初，这里只有少数几户守王公坟茔的坟丁人户散居于此，大约在康乾时期已形成聚落，初名“黄桂窝铺”；同治十二年（1873）刊刻的《陪都纪略》称之为“皇姑屯”；这大约是目前见到的皇姑屯的最早记载。此后，随着人户的增多形成大、小两处皇姑屯；宣统二年（1910）出版的《承德县志书》及附录《承德县所属舆图》将“皇姑屯”写成“大黄桂屯、小黄桂屯”，同时不见“皇姑屯”地名，宣统年出版的《承德县警学亩捐收支款目征信录》也仅有“黄桂屯”之名，内有警地4977亩，学地829亩半。民国六年（1917年）编纂的《沈阳县志》也如

《承德县志书》之制。表明“黄桂屯”只是“皇姑屯”的不同传称，两者有时混用。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京奉铁路已修到新民屯，光绪三十年修至奉天。这条铁路从大小皇姑屯之间穿过，并在皇姑屯设站，据宣统二年出版的《京奉铁路旅行指南》载，其站名为"沈阳站”民国元年（1912年）改称“皇姑屯站”。民国初年沈阳县设立区、镇两级行政组织，划皇姑屯周边村屯为“皇姑屯镇”，属第九区管辖。

1928年6月4日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在皇姑屯京奉铁路与南满铁路交叉处的“三洞桥”，将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炸死，酿成震惊中外的“皇姑屯事件”。从此，这个普通地名被载入史册。

1938年随着沈阳城区的发展和扩大，将市区划为“沈河、大和、铁西、大东、浑河、永信、于洪、皇姑、北陵、沈海、东陵”十一个行政区，皇姑屯从此列为区级地名，1948年11月沈阳市特别人民政府将原皇姑、北陵、塔湾三个区合并为皇姑区。皇姑区现今是沈阳五大城区之一。

关于“皇姑屯”地名的来历，不见正史记载，而民间却有许许多多传说。这些传说大都称皇姑屯来源于“皇姑坟”。但是，经“有关人员反复考证，终无定论”。所以，地方志书以及各种宣传资料仍以民间传说做为它的地名依据。笔者近年研究盛京八旗方位涉及皇姑屯地名来历问题。为此，做了一点资料积累和考查工作。笔者的看法，“皇姑坟”并非是什么真的“皇姑”，而是清初一名叫“芬古”的宗室老大将。所谓“皇姑坟”乃是“芬古坟”的谐音之误。

一、关于“皇姑坟’”的传说

在沈阳地名传说中，“皇姑坟”的传说可以说是最多、最丰富多彩的。仅《沈阳皇姑资料本》一书就录有七篇。如，《罕王收女》、《大皇姑屯和小皇姑屯》、《皇姑坟》、《皇帝与于女儿》、《黄桂屯与亲王坟》、《乾隆与皇姑屯》、《乾隆招女》。至于散见于其他报刊的传说已很难统计了，至少比这个篇数要多。现仅以《沈阳皇姑资料本》发表的七篇为例做一简要分析。

1.《罕至收女》

此篇大意说，皇姑屯从前叫“桂花屯”。有一次老罕王（努尔哈赤）打猎到此向一位农妇讨水喝。农妇对罕王十分热情，供水、供饭。罕王见她“心地善良，说话干净利落”，把她收为“义女”。后来就将“桂花屯”叫为“皇姑屯”了。

2.《大皇姑屯和小皇姑屯》

此篇大意说：某位皇帝到此地春游，认一名民女为干女儿，将其带回宫中抚养。不久，这位皇姑死了，皇上根据她生前的嘱托将其葬在他原住的地方。后来，皇娘娘生了一个小皇姑，小皇姑死时要求把她葬在其干姐姐墓旁。于是就出现了大、小两“皇姑坟”。由此衍变为大、小两座皇姑屯。

3.《皇姑坟》

此篇大意说：皇姑区西郊从前有座皇姑坟，占地五亩，遍栽林木，墓高丈许，土堆圆顶前有石供桌，无石碑，无围墙。相传，努尔哈赤早年有一次打了败仗，只身逃到了这个地方，为避追兵，藏身到一产妇家。于是认这位产妇为“干妹妹”。皇姑坟就是这位曾对努尔哈赤有过救命之恩的产妇坟。

4.《皇帝与干女儿》

传说大意：某位皇帝微服私访来到这里，向一户人家讨吃食，这家父女以煎饼招待皇上，皇上见到这位姑娘相貌出众，收她为干女儿。后来，“皇姑”被当地一花花公子看中，欲行强娶。其父进宫找皇上。可时，皇兵到时皇姑已死。此后皇姑坟附近的村屯便被称为皇姑屯。

5.《皇桂屯与亲王坟》

传说大意：皇姑屯从前叫黄桂屯。顺治年间以后有位简仪亲王在此修坟，因为此处住有一户叫黄贵的人家，于是就将简仅亲王坟一带叫成“黄桂屯”了。简仪亲王属于镶兰旗，是简亲王济度的后代，他们的祖父是清太祖努尔哈赤之弟舒尔哈齐。简仪亲王坟在清末民初还有，“文革”被毁。

6.乾隆与皇姑屯

传说大意：乾隆皇帝有一次到北陵祭祖之后来到城西观景，因遇狂风大雨避于一户人家，这家母女以饭食招待。乾隆遂收其女为“义女”。后来，这位“义女”为其母亲守孝三年后，忧思成疾故去。乾隆皇帝听说，吟诗述怀日：“昔日雨倾盆，光临蓬革门。漂母征饭信，一饭值千金。生死已知己，存亡两妇人，清史出忠烈，八德皇姑坟。”

7、《乾隆招女》

传产大意：乾隆皇帝东巡，有一次他微服出访来到城西一家小茶馆饮茶。开茶馆的父女见乾隆有福相，拿出好茶相待。乾隆皇帝并认此女为干女儿。后来，此女嫁给李姓人家，此李姓乃李鸿章先人。女夫中举人之后，嫌贫爱富，欲休其妻。于是，此女和父亲入京找乾隆，乾隆封姑娘为皇姑，封其屯子为皇姑屯，还在皇姑屯修了驸马府。

以上七件民间传说，对皇姑屯地名来源以及皇帝、皇姑其人、辈分关系等问题说法不一。七件传说形成四种互吱说法：一，“皇姑坟说”，以皇姑屯“皇姑坟”得名由。二，“桂花屯说”，以桂花屯出“皇姑”而得名，此说与皇姑坟说接近。三，“黄桂屯说”，以黄桂屯而皇姑屯，此说属于谐音。四，皇帝敕封皇姑屯，以其地出“皇姑”而封。再如，传说中的皇帝与皇姑其人及辈分也不一致。有的传说以皇帝为“罕王”努尔哈赤，有的说是“乾隆”，有的不名其人；对“皇姑”与皇帝的辈分，有的说是“干女儿”有的说是“干妹妹”等等，相互矛盾很难做为信史。

当然历史研究并不完全排斥民间传说，恰恰相反，有些民间传说含有某些真实历史的“影子”，特别是一些耳闻目睹、未经过口头文学家加工、再创造的“回忆录”式口碑资料，历来为史家所珍重，因为这些民间史料有的为官书正史所望尘莫及。而皇姑屯地名传说也确有这类史料，并且在实际研究中起到证佐作用。

二、“皇姑坟”的位置问题

关于“皇姑坟”的具体位置，现在存在两种说法：一说是寿泉地区，一说是光明街。寿泉地区位于京沈铁路北侧，光明街位于京沈铁道南侧。寿泉说出自民国十六年（1927年）东北大学地理系教授王华隆编的《辽宁省城市街全图又还有老人于龙的回忆。《辽宁省城市街全图》所见，“皇姑坟”在京奉铁路线之北，其西与皇姑屯为邻，从地图记载看墓地呈长方形，东西约长二百米，南北宽约百米，被一片树覆盖；另据家住于洪区的老人于龙回忆其小时在东北大学办的民众小学读书时，有位姓王的地理系教师给他们讲过皇姑坟的故事。于是，放学之后，于龙便和部分同学去皇姑坟观看，只见坟四周都是盆口粗细的大树，树木交错，枝干交叉，要想进人坟地只能走坟前神道，坟是起旋的，坟前有石供桌，无碑石。老人于龙的说法与王华隆教授的《辽宁省城市街全图》一致。然而，据宣统二年出版的《承德县志书》所附《承德所属舆图瓦大黄桂屯（大皇姑屯）在京奉铁道南，铁道北为小黄桂屯（小皇姑屯），按照古代地名生成规律，凡大、小同一地名都是先有“大XX屯”后有“小XX屯”，两者是派生关系。皇姑屯（黄桂屯）是因“皇姑坟”得名，此坟必然在大皇姑屯（大黄桂屯），即京奉铁道南，所以王华隆教授以及老人于龙之言存在疑问。近年刊出的地方史资料地此提供了新的佐证。如，九十二岁（1988年）的赵文英老人回忆：“皇姑坟在今铁西区光明街处，”是“他家的祖先坟地”，本是清“简仪亲王坟”。那么，寿泉地区的“皇姑坟”又做如何解释呢？为此，笔者访问了皇姑区地方志办公室邵秉权老先生，据地名办工作人员的深入调查得知，寿泉的“皇姑坟”乃是“薛家坟”之误。相传，薛家从前很穷，大约是乾隆年间老薛家在此处挖野菜时发现了八缸银子。从此修了薛家坟和积善寺。积善寺又称薛家大庙。薛家坟几十年前已迁到了马三家子。由此证实王华隆先生的《辽宁省市城街全图》误以“薛家坟”为“皇在坟”。“皇姑坟”的位置应在光明街。

三、“皇姑坟”的规模

关于光明街“皇姑坟”（简仪亲王坟）的规模，史料记载鲜少。1987年民间文学工作者肖玉城先生及地方志编撰人员李实先生等深入走访清简仪亲王后裔、时已九十一岁高龄的赵文英老先生。给我们“抢救”一份有关“皇姑坟”历史面貌的珍贵资料。据赵老先生称：

“简仪亲王坟（皇姑坟），修的年代较早，一直到清末民初还有。那时有庙，有套院，内有砖墙，外有土墙，大门外还有看坟人住的东西厢房。一条东西向的大道从门前过，门前是明堂（即空地），有两根石头旗杆，道两头摆有黑红棒，门前不许走车。大门是起脊的三间门楼，并排的扇大门，门板上都钉着一排一排的黄铜钉，中间穿堂过。院里是三间大殿，大殿里有三个小庙，一个在中间，两个对列左右，一座石碑在左手屋中间，碑首是二龙戏珠，碑身文字记载着亲王的事迹。大门外，原有东西厢房各六间，后来只各剩三间，东厢房三间，由看坟的索多福住；西厢房三间、放着祭器，大多是铜器、碗盘家什和桌椅板凳，祭祀的时间是清明节、七月十五、十月初一，每年三大祭。参加祭祀的人除了王府来人外，就是住在附近的王府各支亲族，还有租种王府田庄地的索、李、何、段、宁、郭、张、田八大家。当时院内有月台，上摆供桌，桌上放着干鲜果品，各种菜肴食品，还有整羊、香烛等祭物，祭祖时有祭酒官，满语叫“都达利”，他在月台上专司祭酒，这个祭酒官一般都是由亲王家的旁支家族来担任。据传，简仪亲王属镶兰旗，系顺治年间简亲王济度的后代。他们的祖先是清太祖始尔哈赤之弟应亲王舒尔哈齐。简亲王既是顺治帝殿前的重臣，又是顺治帝的叔伯哥哥，其地位之显赫可想而知。但自民国以来，坟逐渐颓圮衰败，石碑丢失不知去向。大殿里三个小庙，在十年浩劫中被毁，曾挖出一个骨殖坛子，里面骨殖上还盖着黄锦缎，“这个坛子叫‘寿字云龙青花瓷罐’（该物现藏于沈阳故宫博物馆——原注）。至于原来的建筑，因年久失修，已荡然无存。”

赵文英先生时年（1987年）91岁，系辽宁中医院退休职工，大学文化，据本人称其是清简仪亲王后裔。从其对简亲王墓如此了解，以及其姓“赵”（可能是“肇”的别写），很可能是清代宗室后裔。其回忆录中的看坟人“索多福”，据皇姑区地名办邵秉权同志调查，光明街道仍有看坟人索龈裔在此居住。关于简亲王墓出土情况，《沈阳市文物志》“沈阳古墓葬一览表，光明街墓》一条记载：“名称：光明街墓：时代：清；地址：皇姑区光明街（实为铁西区——笔者注）”；另据“文革”期间亲自参予皇姑坟（即赵文英先生所言之简亲王坟）现场清理发掘工作的沈长吉同志十几年前与笔者一次闲谈时，言及他参加皇姑坟发掘经过时说：皇姑坟是一个土台子，在土台子里清理出骨灰罐。笔者与沈长吉同志当时对“皇姑坟”的特殊葬式感到奇怪。现在结合赵文英先生对这座墓葬原貌的追忆得知，所谓的“土台子”是大殿里三座小庙的三个基座之一，骨灰罐是被砌在基座里的。其庙可能是那种前面带有半圆形小门，三面墙封闭的普通小庙。由于小庙四周的砖被拆除，于是出现里边的封土台。这种葬法既是坟墓又是祭祀的神堂。

四、“皇姑坟”实为“芬古坟”的传讹

长期流传在沈阳地区的所谓“皇姑坟”，实际是清初一位名叫“芬古”贝勒的墓葬，“皇姑坟”是“芬古坟”的谐音与传讹。芬古曾被追封为“和硕简亲王”，所以称它为“简亲王坟”也有一定道理。

芬古其人（又作“篇古”、“弗扬古”）是庄亲王舒尔哈齐等八子。舒尔哈齐为太祖努尔哈赤的胞弟，号达尔汉巴图鲁。万历三十九年（1611年）因为分裂建州另去一方“自立”被努尔哈赤囚杀，舒尔哈齐有九子：长阿尔通阿、次阿敏，三子扎萨克图、四子图伦、五子寨桑古、六子济尔哈朗、七讳穆岱、八子芬古。

芬古生于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母为四娶福晋瓜尔佳氏。隶镶蓝旗，天聪五年（1631）三月授为镶蓝旗团山额真。崇德元年（1636）以其征明破敌及征朝鲜率兵登王城立功，晋为固山贝子。崇德四年“缘事革爵”，同年八月复封辅国公，崇德六年八月围松山，明军乘夜遁走，芬古“率军破之”。崇德八年十月守锦州城，十二月卒于锦州前线，年三十九。归葬盛京城西镶蓝旗旗地。同治十二年（1873）出版的《陪都纪略》载：“多罗贝勒芬古之墓，在城西十里皇姑屯，坟三、何同、苏白玉照管。”

芬古子有七人，有爵者为尚善、傅喇塔、努赛。顺治十年（1653）芬古被追封“贝勒”，溢曰：“靖定”。乾隆十五年（1750）十月被封为“和硕简亲王”。简亲王封号本是芬古之兄郑亲王济尔哈朗子嗣的王号。济尔哈朗是舒尔哈齐第六子，镶蓝旗旗主。崇德元年封为和硕郑亲王，崇德八年世祖福临冲龄践祚，济尔哈朗与睿亲王多尔衮摄政，顺治十四年卒。有子十一人，有爵者为富尔敦、济度、勒度、巴尔堪。以济度袭亲王爵。因济度前已封为“多罗简郡王”，遂改郑亲王为简亲王。顺治十七年卒。济度有爵之子为德塞、喇布、雅布。简亲王爵由德塞袭。康熙九年（1670）德塞卒，无嗣，改由其弟喇布袭王。康熙二十年喇布卒，二十二年由喇布之弟雅布袭爵。康熙四十年雅布卒，以其长子雅尔江阿袭简亲王。雍正四年（1726）“诏责雅尔江阿耽饮废事”，被夺爵，改以雅布十四子神保住袭简亲王。乾隆十三年因神保住“恣意妄为，至两目成眚”而夺爵。而将简亲王爵号转封给贝勒芬古的曾孙德沛，以德沛“操履厚重”，同时又追封德沛曾祖父贝勒芬古、祖父贝子博喇塔、父存福三代为简亲王。乾隆十七年德沛卒，溢日：“仪”，称为“简仪亲王。”从此，简亲王爵又重回归济尔哈朗子嗣，由其曾孙奇通阿袭，奇通阿之祖巴尔堪、父巴塞“追封简亲王”；乾隆二十八年奇通阿卒，由其子丰纳亨袭。乾隆四十年丰纳亨卒，由其子积哈纳袭。乾隆四十三年以郑亲王系国初八大亲王，有大勋劳，命其王爵世袭罔替，永不降封。积哈纳遂由简亲王改号郑亲王。由此可见，简亲王号本是郑亲王号的续封，前后共有十人袭此爵，另外还有五人追封。贝勒芬古的简亲王亦属追封。见《简亲王爵承袭表》正因为如此，以盛京芬古坟为简亲王坟或简亲王家（祖）坟之说只能算作贴切。

“芬古坟”所以被误传成“皇姑坟”，主要原因是“芬古”的满语语音与“皇姑”二字的发音极为相似，至使其在长期流传过程中被误解。再一个原因是清朝入关之后，八旗官兵及其眷属。奴仆大都“从龙”，盛京周边已人烟稀少。直到顺治后期到康熙之初，盛京人口始陆续增多。加之一般人普遍文化低下，难免使芬古其人其迹失真。而且满族口头文学比较丰富，文学想象力和创造力很强，善于根据一些“谐音”编创民间故事。这样的例子很多，比如，沈阳城东四十里的“辉山”，因为“辉”与“悔”发音相近，满族民间文学家们便发挥其联想和想象将其编成一段名曰“悔山”的传说。故事大意是说，老罕王努尔哈赤率军退到浑河边准备渡河，因为天气突变，没有渡船，便派大太子去浑河边打探，看看河水是否结冻，大太子回去如实向父汗报称浑河没有结冻，老罕王不相信，以大太子谎报军情，把他杀了。并下令将他葬在一处两山夹一沟的宝地。可是后来老罕王知道错杀了大太子，于是就把埋葬大太子的山叫“悔山”；再有，辉山附近的“满堂沟”，也因为“满堂”二字的发音与“埋头”语音近似，又编出一段“埋头沟”的传说等等。其实，辉山层峦叠出，奇秀可观，为诸山之冠。清代志书称此山产白土可以“代灰”因称之辉辉山或灰山。历史上根本没有“悔山”这个名字。再有，努尔哈赤的大太子褚英确为其父所杀，但是时间是万历四十三年，地点在赫图阿拉（今新宾县境），褚英初葬赫图阿拉，天命九年移葬辽阳东京陵，今其墓保护依然完好。可见“悔山”、“埋头沟”等传说与历史史实根本不附。“芬古坟”被传为“皇姑坟”，也与“悔山”、“埋头沟”等例一样是以讹传讹，不足凭信。

（本文摘自李凤民著《盛京八旗方位之谜》东北大学出版社1998年1月版）

皇姑屯事件

张作霖虽出身绿林，没有读过书，可是深知国家民族大义，他致死的最大原因，因张未能执行所谓“二十一条中有关南满、东蒙古农工业的中日新约”部分。日本人虽在北京向袁世凯敲诈成功，但在东北，对张作霖曾多年交涉，终未能如所愿。

日本驻奉天总领事吉田茂是著名的日本外交家，某次为中日交涉，曾向张作霖盛气凌人地说道：“你要真不接受的话，日方当另有办法。”张乃反唇相讥地答道：“怎么说！你们有什么好办法，尽管拿出来，难道又要出兵吗？我姓张的等着你好了！”说完话，就起身送客，弄得吉田很难堪。之后，由驻华公使芳泽谦吉出面，向张交涉，因为此时张已在北京就任“安国军大元帅”之职了。

1928年，国民政府军北伐，奉系接战不利，张作霖决心退出北京，日本对这种局面很不安，6月1日，据说芳泽曾秘访张作霖，劝他接受日本的条件，否则对他不利，如能接受则日方保护张氏经大连返沈阳。这次会议时间很长，站在客厅外面的侍从人员曾听到张氏大声说：“我姓张的不会卖国，也不怕死。”

6月3日凌晨1时，张作霖离北京，4日晨5时30分张作霖专车进入沈阳皇姑屯，南满路与京奉路交叉路桥下，轰然一声巨响，吊桥桥板塌下，刚好压在第三、四、五节车厢上。吊桥桥板分为3节，支以石柱，柱外包以钢骨水泥厚6尺，所以如果不是特殊的爆炸物，不可能发挥如此巨大的破坏力，同时火车通过桥下，若非用电流计算时间，亦不可能如此准确。

火车被炸后，现场尸骸累累，惨不忍睹，张作霖重伤，其他车厢均系随行人员，见张出事，乃迅速抢救，将交道口出事地点警戒，不准人接触现场。并用汽车送张作霖返沈阳。

张因伤重，于上午10时去世，享年55岁。但这个消息被封锁，外界完全不知。

罪证如山难抵赖

根据日本投降后所泄露的各种资料，关于张作霖被暗杀经过，确实为日本关东军所策划及组织。 当时关东军的司令官是村冈长太郎中将，关东军的重要将领认为张作霖是日本控制东北的最大障碍，如果不除掉张作霖，则日本在东北的阻力非常之大，所以村冈乃亲自主持暗杀张作霖。

最初村冈曾秘密派遣日本驻哈尔滨武官竹下义晴到北京去执行，但被河本大作参谋窥破，认为北京耳目众多，暗杀工作不易掩匿，所以改在张作霖回返东北时发动，即由河本担任行动总指挥，阴谋决定日期是在5月31日后，暗杀地点本拟在京奉路巨流河的路桥，后因这一地区中国军警监视甚严，没有从容布置的机会，因此河本才选定皇姑屯南满路的吊桥为下手场所。

河本还想好了掩饰责任的办法，先由浪人安达隆盛觅得中国失业军人刘戴明，再由他找到售卖吗啡的3名乞丐伪冒凶手，于6月3日深夜带往南满路附属地一风吕浴室洗澡换衣，由日兵押到皇姑屯吊桥下用刺刀杀死。

三人中有一王姓乞丐在洗澡时乘机逃脱，张作霖被炸后，该王姓乞丐即向奉军报告，说出日方所指两具凶手死尸即两华丐尸体，一风吕浴室主人曾往看尸体，亦向沈阳日本宪兵队证实是曾在其浴室洗澡之乞丐。 事前河本曾付刘戴明定金1000日元，事后则不认账。日本政界元老西园寺深恐刘戴明被张学良逮捕，泄露了这幕丑事，所以将刘戴明送至大连，助其开设烟馆。

在北京的张学良闻讯后，化装成一个伙夫，搭乘火车由北京回沈阳，在他尚未返抵沈阳时，奉方只发表公报宣布张大元帅重伤，不公布死讯。把张的头部以绷带包扎起来，仅露眼、鼻、口，躺在床上，照样摆了鸦片炉具和水果。日本人来访者请其在卧室外遥望，使日本人信以为真。

张作霖的遗嘱，签名则由张学良代签，因少帅能摹仿老帅签名，可以乱真。张学良根据这道“伪造文书”，就任奉军代理统帅，然后调嫡系部队星夜返沈，使关东军再无可乘之机。

关东军谋杀张作霖后，当时的日本首相田中很失望。关东军既然杀死了张作霖，等于逼迫整个奉系反日，因此除了强占东北外，已无他路可走。这件公案在日本政府中引起了极大的争论，前后拖了一年多，却屈于少壮军人的恐吓，最后以“张案经过周密的调查，发现关东军并未牵涉在内”的含糊语句结案。

政府对军队控制的失败，反而使日本在军国主义道路上越走越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