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苕溪诗帖》是北宋杰出书法家米芾的代表作之一。

简介

《苕溪诗卷》全帖，纸本，行书，纵30．3厘米，横189．5厘米。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全卷35行，共394字，末署年款"元戊辰八月八日作"，知作于宋哲宗元祐三年戊辰（公元1088年），时米芾38岁。开首有句"将之苕溪戏作呈诸友，襄阳漫仕黻"。知所书为自撰诗，共6首。

此卷用笔中锋直下，浓纤兼出，落笔迅疾，纵横恣肆。尤其运锋，正、侧、藏、露变化丰富，点画波折过渡连贯，提按起伏自然超逸，毫无雕琢之痕。其结体舒畅，中宫微敛，保持了重心的平衡。同时长画纵横，舒展自如，富抑扬起伏 变化。通篇字体微向左倾，多攲侧之势，于险劲中求平夷。全卷书风真率自然，痛快淋漓，变化有致，逸趣盎然，反映了米芾中年书的典型面貌。吴其贞《书画记》评此帖曰："运笔潇洒，结构舒畅，盖教颜鲁公化公者。"道出了此书宗法，颜真卿又自出新意的艺术特色。

此卷末有其子米友仁跋："右呈诸友等诗，先臣芾真足迹，臣米友仁鉴定恭跋。"后纸另有明李东阳跋。据鉴藏印记，知此帖曾藏入南宋绍兴内府，明杨士奇、陆水村、项元汴诸家，后入清乾隆内府，并刻入《三希堂法帖》。该帖丛30.3厘米，横189.5厘米，系米芾游苕溪（今浙江湖州）时诗作。此帖运笔潇洒，结构舒畅。这件作品已成为中国书法史上的一件名作，现藏于北京故宫愽物院。

原文

苕溪诗帖

将之苕溪，戏作呈诸友。襄阳漫仕黻。

松竹留因夏，溪山去为秋。久赓白雪咏，更度采菱讴。缕会(此字误书旁注卜乃点去符号)玉鲈堆案，团金橘满洲。水宫无限景，载与谢公游。

半岁依修竹，三时看好花。懒倾惠泉酒，点尽壑源茶。主席多同好，群峰伴不哗。朝来还蠹简，便起故巢嗟。

余居半岁，诸公载酒不辍。而余以疾，每约置膳清话而已，复借书刘、李，周三姓。

好懒难辞友，知穷岂念通。贫非理生拙，病觉养心功。小圃能留客，青冥不厌鸿。秋帆寻贺老，载酒过江东。

仕倦成流落，游频惯转蓬。热来随意住，凉至逐缘东。入境亲疏集，他乡彼此同。暖衣兼食饱，但觉愧梁鸿。

旅食缘交驻，浮家为兴来。句留荆水话，襟向卞峰开。过剡如寻戴，游梁定赋枚。渔歌堪画处，又有鲁公陪。

密友从春拆，红薇过夏荣。团枝殊自得，顾我若含情。漫有兰随色，宁无石对声。却怜皎皎月，依旧满舡行。

元佑戊辰八月八日作。

评价

《苕溪诗帖》颇得“二王”笔法，尤以献之外拓用笔为主。“内◆”与“外拓”两种笔法各具特色：前者以腕力控笔，线条沉实，中宫聚拢，故称骨胜之书；后者运笔飞扬而筋力暗敛，欹侧多态，意趣悠然，又称筋胜之书。《苕溪诗帖》用笔爽利，洒脱不拘，多取侧锋，灵巧多变，行笔波折虽多而速度不减，故线条劲挺有力，既赏心悦目，又耐人寻味。

米芾用笔多变，曾自诩“善书者只有一笔，我独有四面。”即用正、侧、藏、露不同颖锋入纸，使整幅作品长短、轻重、仰偃、间距、起笔、收笔不主故常，各具姿态。试看《苕溪帖》墨迹，字的起笔往往颇重，到中间稍轻，遇到转折时提笔侧锋直转而下，予人八面生姿、沉着痛快之感。每字结体修长，下半部微向右倾，如玉树临风，摇曳生情。左右、上下结构的字，强化开合向背，或左擒而右纵，或上敛而下放。“游”、“蓬”、“过”等字“走之旁”形态各异，如挂帆沧海——“依旧满船行”（米芾诗名）！章法上除起首交待“戏作”缘起及书者名款占两行、卷末记录书写年月占一行外，所作六首诗顺势承应，各成一“章”，得“缜密”之妙；各“章”之间留有空白，有“疏朗”之美。又有小行书“夹注”其间，虽非有意为之，但已尽显错落参差之美。通篇观来，大小、疏密、欹正……随势生形，一气呵成，纯任天机。正如宋人朱熹所言：“天马行空，追风逐云，虽不可范以驰驱，要自不妨痛快。”当然，帖中某些字欹斜过甚，如倒数第三行“对声”等字，有欲倒之势，恐为人垢病。明代吴宽就直指米书“习气”为“猛厉奇伟，终坠一偏之失”。

米芾《苕溪诗帖》如风樯阵马，沉着痛快，与《蜀素帖》并称米书“双璧”，影响巨大。米芾子米友仁、南宋吴琚、金代王庭筠等人之书均以毕肖米书著称。

传奇故事

话说1964年的某个清晨，一位操东北口音的青年携一土布包袱一脚踏进北京玻璃厂的荣宝斋，那位青年怯生生的说要卖掉包袱里的东西。店员打开包袱一看，不禁大吃一惊，这包袱里的三十余件字画，虽说不上件件珍稀，但李公麟的《三马图》题跋、北宋范仲淹《师鲁二札》已属罕见之宝，再翻将下去，已有多处残缺的米芾《苕溪诗帖》便杂陈其间。店员一见如此瑰宝荟萃，料想到此批文物的收藏者必定是精于斯道的懂行就市的人物，于是店员一方面安抚来人先歇歇气，稍事休息，与来人问价聊天，一方面赶紧向主管领导等逐级汇报情况，惟恐卖字画的“神秘青年”变卦而走脱。

店员问青年哪里人氏？青年答道：哈尔滨人。店员继续问：“这些东西你打算多少钱才出售？”青年人说：“给1500元吧。”

店员们心里清楚：如此贵重的东西何止价值1500元，但这话不能明说，如果说在当面，青年人可能认为奇货可居而产生惜售心理，那样可能适得其反。事已至此，店员与营业科负责人商议只能采取“智取方略”，才能确保送上门的文物不再流落民间，便与青年说：“你要的价稍微高了一些，1500元不是小数，待会呢，我们再请专家鉴定一下真伪，如果是真东西呢，那么也物有所值，荣宝斋是国家经营单位，也不会让你个人吃亏。这样吧，你先把东西带上，也快到吃中午饭的时间了，下午收与不收都给你一个准信，你到三点再过来商谈价格的事情好不好？”

店员有意把话题转向价格方面，示意他荣宝斋是国家文物回收指定单位，不会在小利益上损害贡献文物者利益的，这无疑给卖字画的“神秘青年”吃了定心丸。

此招一出，负责接待的工作人员也为之心不落底，生怕稍有闪失，让上门的青年给吓跑了，那将前功尽弃，后果不堪设想。

结果下午三点那位青年准时来到荣宝斋，时任荣宝斋的经理侯恺先生稍稍松了口气说：“你卖这些字画我们看过了（鉴定），准备收，就是价格的问题，1400元你看卖不卖？”

没想到那青年眼里闪过一丝兴奋的神彩，爽快的说：“卖！”

大概1400元与当时青年人所期许的价格相差无己的缘故吧。就这样，顷刻间，青年人办理了手续，急匆匆的消失在玻璃厂的人流中。

荣宝斋上下欣喜的同时，经理侯恺认为，这批文物的回收确确实实为国家做出了巨大贡献，莫说1400元，即便是14000元也不为过，1400元的价格与文物的实际价值根本不可同日而语。故报请国务院有关领导，希望给予献宝的青年以奖励。但由于那青年惧怕留真地址而最后惹火上身，地址欠详。不幸的是，接着的四清运动和十年浩劫，竟使“神秘青年”献宝这件事成了一桩荣宝斋人员记忆里的惊心动魄的往事。

《苕溪诗帖》现身京城的消息不胫而走，京华文博部门、书画家及国务院领导知悉青年献宝的细节后均激动不已。当时在场的书画鉴定专家杨仁恺先生说：“国家文物如果存藏于民间，其保护措施及安全系数均没有足够的保障，这批文物的回流，尤其是《苕溪诗帖》的失而复得，是劫后余生的万幸！这宗文物的背后肯定还有鲜为人知的曲折故事。”

事实印证了杨仁恺先生的猜测说法。改革开放后的上世纪九十年代，经记者探寻采访，终于找到了哈尔滨当年献宝的青年人及其母亲。

原来，“神秘青年”的父亲曾留学德国和法国，卢沟桥事变后回国，在张学良北京办公处工作。1945年9月8日，他告别家人，与朋友骆大昭、王学武一起去吉林长春探望老师拜会校友。那时，正值日本投降不久，长春大街上许多小摊贩手里都有从伪满故宫流散而出的文物，“神秘青年”的父亲深知“盛世文物乱世黄金”的道理以及书画文物的价值，便凭着独特的鉴赏能力不惜代价买下了一批古旧字画准备带回哈尔滨收藏。

孰知这些文物竟给“神秘青年”的父亲带来了杀身之灾。“神秘青年”的父亲在辽宁营口附近铁路遇害猝死。原来，与“神秘青年”的父亲同行的骆大昭为了达到独吞古字画的目的而包藏祸心，最后竟杀人越货潜逃。“神秘青年”的母亲告发了骆大昭的罪行，骆大昭对自己的罪行供认不讳。骆大昭执行枪决的当天，那批文物发还给了“神秘青年”一家，这便是：一宗文物两条命，杀机只缘私心生。机关算尽难辞咎，害人害己害前程。

转眼已是上世纪六十年代，“神秘青年”的母亲每逢打开这宗文物便睹物思人，悲从中来，她日渐感到私人文物之藏实是“烫手的山药”，在家里放着极不安全，不如为文物找个最合适的下家。于是，在其母授意下，“神秘青年”赴京，才出现了荣宝斋“神秘青年”献宝的一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