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馆是中国明清时期都市中由同乡或同业组成的封建性团体 。始设于明代前期，迄今所知最早的会馆是建于永乐年间的北京芜湖会馆。嘉靖、万历时期趋于兴盛，清代中期最多。即使到了清代后期，突破地域界限的行业性会馆仍然只是相当个别的。此时出现的一些超地域的行业组织，大多以同业公会的面目出现。明清时期大量工商业会馆的出现，在一定条件下，对于保护工商业者的自身的利益，起了某些作用。但会馆与乡土观念及封建势力的结合，也阻碍了商品交换的扩大和社会经济的发展。

明清时期的会馆大体可分为3种 ：北京的大多数会馆 ，主要为同乡官僚、缙绅和科举之士居停聚会之处，故又称为试馆 ；北京的少数会馆和苏州、汉口、上海等工商业城市的大多数会馆，是以工商业者、行帮为主体的同乡会馆；四川的大多数会馆，是入清以后由陕西、湖广、江西、福建、广东等省迁来的客民建立的同乡移民会馆。早期的会馆绝大部分设于北京。这一时期的北京会馆，主要以地域关系作为建馆的基础，是一种同乡组织，与工商业者绝少关系。明中叶以后 ，具有工商业性质的会馆大量出现，会馆制度开始从单纯的同乡组织向工商业组织发展。后期的工商业会馆还可能同中国古代的纲运制度有着渊源关系。明代后期，工商性质的会馆虽占很大比重，但这些工商业会馆仍保持着浓厚的地域观念，绝大多数仍然是工商业者的同乡行帮会馆。

会馆试馆

说起各地方开始在北京设立会馆，应该是在明朝早期。朱元璋定国安邦后，中国的发展进入了又一个鼎盛时期，南方的工商业得到了飞快的发展。人们有了钱，生活温饱后，倡导读书。因为明清两朝施行“科举”制度，所以当时的学风极盛。明成祖迁都北京后，于永乐十三年(公元1415)恢复科举考试，受科举制度的吸引，各地方学子纷纷捧书苦读，以图功名。每年考试之间，成百上千的各地举子纷纷来到京城。他们大多 家境一般，有的还很贫寒，又加路途遥远，人地生疏，乡音难改，在租住客店和一些日常生活小事上，常受一些店家的欺凌，举子们迫切希望这些问题能有人帮助解决。随着这些问题出现得越来越多，得到了先期来京做官和做生意的一些当地人的重视。出于同乡友情，他们相互邀请，筹措资金，购置房产，供来京的举子和其他来京谋事的或旅居者住宿之用，会馆由此而生。因为主要是为接待举子来京考试而为，所以这些会馆也叫“试馆”。会馆行馆

北京作为明、清两朝全国的政治、文化、经济中心，尤其是在这两朝资本经济得到鼎盛发展，一些成功的生意人也开始在京设立会馆，由于他们开办的会馆在一定的程度上受到行业的制约，也形成行业垄断，所以这类会馆又称之为“行馆”。那时一般的会馆除去主要房产外，还有许多附加财产(包括兴建的学堂和一些社会慈善事业)。当然，这主要与他们的捐资人在京做官、做生意的大小、多少、贫富有重要的关系了。最兴旺时，京城有各地会馆，不计大小共四百余所。从空间布局的角度来看，在最兴旺的清代时期会馆主要聚集在外城，且相对聚集在外城西部，即原宣武区所在区域；外城东部（原崇文区所在地）也有会馆分布，但数量上不如西部密集，后期多为商业会馆，与西部官员、人文聚集的“试馆”从区域氛围到会馆性质上均有差别。

行业工会

到了清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科举制度被废除，各地在京的官吏及家人、商人、学生，继续使用会馆，他们为维护自身利益，打击排挤政敌；协调工商业务、应对同行竞争；联络同乡感情、抒怀政治见解。当然也有暂借一隅之地小住一时的乡亲和故人，来此或集会、或宴请、或祭祀乡贤、或照顾乡民、或联络乡谊。总之会馆的使用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从而发展成为一种“同乡会”和“行业工会”性质的场所了。

近代史上著名的“戊戌变法”就和会馆有着密切关系。当时的著名人士康有为住在米市胡同南海会馆内，谭嗣同住在北半截胡同浏阳会馆内。康有为在会馆撰写《上清帝书》，成立“强学会”(会址在安徽会馆内)，创办《中外纪闻》。甲午战争后，再撰《上清帝第二书》，促光绪皇帝下“明定国是诏”进行变法。谭嗣同亦在会馆内撰写诗文和信，与朋友志士抒谈维新。光绪下决心变法后，召见谭嗣同，赏其四品卿衔，命其为军机章京。但由于变法维新触动了很多既得利益者，只一百零三天便遭失败。后党的爪牙在南海会馆捕走了康有为的弟弟康广仁，在浏阳会馆捕走了一代志士谭嗣同。并于七天之后与另外四人林旭、刘光第、杨深秀、杨锐一同杀害于近在咫尺的菜市口。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会馆逐渐衰败了，以致到了今天，除少数会馆还保存得不错外，其他大多已经成为居民大杂院。

会馆文化

会馆是旧时代科举制度和工商业活动的产物，是北京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明清两朝定都北京，每三年在京进行一次科考会试，至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科举考试废止，先后在京举行会试201科，全国各地进京应试的举子达130多万人次。每科应试的人数有六七千人，再加上一些随行的人员，多至上万。为方便这些人的食宿，于是，各省及有些府县纷纷在京设立了会馆，专门接待本乡本土的举子。另外，工商各行业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协调关系，联络感情，也建立了一些行业会馆。因此，北京就成为全国会馆最多的城市，据1949年的统计，全市有会馆550余座。

在京作用

会馆是各省在京各界人士政治和文化活动的中心，留下了许多名人的足迹。1912年8月，孙中山先生北上来到北京，京城各界人士在虎坊桥湖广会馆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湖广会馆还留下了张居正、纪晓岚、曾国藩、梁启超、章太炎及梨园泰斗谭鑫培、余叔岩、梅兰芳的足迹。1912年5月，鲁迅先生来京后，即住进南半截胡同的绍兴会馆，达8年之久，在这里写下了《狂人日记》、《孔乙己》和《药》等许多不朽之作。1920年2月，毛泽东来北京后曾居住于烂缦胡同的湖南会馆，在会馆的戏楼里召开了“湖南各界驱逐军阀张敬尧大会”。如今，这些会馆都成为文物保护单位。

明清作用

明朝至清中叶，北京公开演戏的场所很少，大部分戏剧的演出是在会馆的戏楼里举行，所以，较大的会馆都建有戏楼。现在，保留下来的湖广会馆大戏楼、银号会馆的正乙祠戏楼、平阳会馆戏楼和湖南会馆戏楼等，都是难得的北京戏剧活动的历史见证。

清初，北京诞生了两部不朽的剧作:一是洪升的《长生殿》；一是孔尚任的《桃花扇》。洪升(1645—1704)，字昉思，浙江钱塘人。他一生坎坷，命运多舛，却极富才华，诗词、戏剧皆精。《长生殿》是他根据唐明皇和杨贵妃的传奇爱情故事，历时八年，数易其稿，于康熙二十七年(1688)完成的。《长生殿》曾在虎坊桥的孙公园即后来的安徽会馆戏楼演出，轰动一时，“圣祖称善”、“传唱甚盛”。可后来在官场斗争中成了牺牲品，落了个“大不敬”的罪名，不仅洪升被下狱，而且还株连了他的不少友人跟着倒霉。两年后的1700年，孔尚任的《桃花扇》在菜市口绳匠胡同(后改为丞相胡同)的安徽休宁会馆碧山堂戏楼演出后，命运和《长生殿》差不多，经历了一番大起大落，孔尚任糊里糊涂地被罢官回山东老家去了。可他们的这两部剧作，三百年来经演不衰，传承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