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廉银，为清朝特有的官员之薪给制度。创建自1723年的该薪给制度，本意是想藉由高薪，来培养鼓励官员廉洁习性，并避免贪污情事发生，因此取名为“养廉”。养廉银的来源来自地方火耗或税赋，因此视各地富庶与否，养廉银数额均有不同。

一般来说，养廉银通常为薪水的10倍到100倍。例如，台湾巡抚刘铭传的年薪为155两，养廉银则达一万两。而台湾总兵年俸67两，军事加给144两，而养廉银则为1500两。

制度简介

养廉银为中国清朝特有的官员之俸禄制度。创建自清世宗雍正元年（1723年）的该薪给制度，本意是想借由高薪，来培养鼓励官员廉洁习性，并避免贪污情事发生，因此取名为“养廉”。摊丁入亩、火耗归公后，清政府将所有税收（包括酒醋税等地方税）改归朝廷所有，致使地方财政困难，看似高薪养廉，实际上将地方行政费用归于地方首长所有，导致清朝地方贪腐情况为史上之最。

历史

清初文官的俸禄标准是依据万历《大明全典》制定的低薪制，知县“每月支俸3两，一家一日粗食安饱兼喂马匹，须银五六钱，一月俸不足五六日之费”(实际上《大明会典》载正七品:岁该俸九十石。内本色俸、五十四石。折色俸、三十六石。本色俸内、除支米一十二石外。折银俸三十五石。折绢俸七石。共该银二十六两九钱五分。折色俸内、折布俸一十八石。该银五钱四分。折钞俸一十八石。该本色钞三百六十贯；合计一年约领大米1,105公斤、27两五钱白银及宝钞360贯，足够12口人一年的开销，再加上明代所有的外命妇、诰命夫人有自己的年俸，并不包含在官员支俸中，地方官府的行政、人事、伙食开销也不需要地方官员负责，再加上七品优免田赋80亩，免丁徭8人，又再加上稍为大一点官多半有兼俸(比如夏原吉领户部尚书、太子少傅、少保三俸，王守仁领兵部尚书、左都御史、新建伯三俸，海瑞亦有吏部右侍郎、南京右都御史二俸，加上外命妇的俸给，各边镇守各官尚有1~20顷的养廉田，这些都不需要“孝敬”京官，也不需要被被内务府或皇帝巧立名目讹诈)，明代官员真实的薪俸比目前所认知的要来的高；所以清初延续的并不是明代的薪俸制度，而是关外那套类分赃制的封建制度，且很多官员在雍正前根本无薪水可领，又白银购买力越来越低，所以必须从百姓身上剥削)。因此在康熙末年几乎是无官不贪，甚至康熙本人也不完全反对官员贪污。雍正元年（1723年）特设养廉银，“因官吏贪赃，时有所闻，特设此名，欲其顾名思义，勉为廉吏也”，“知大臣禄薄不足用，故定中外养廉银两，岁时赏上方珍物无算”。养廉银的来源来自地方火耗或税赋，因此视各地富庶与否，养廉银数额均有不同。

一般来说，养廉银通常为本薪的10倍到100倍。光绪《清全典事例》记载：总督为13,000至20,000两，巡抚为10,000至15,000两，布政使为5,000至9,000两，按察使为3,000至8,444两。例如，台湾巡抚刘铭传的年薪为155两银，养廉银则达10,000两银。而台湾总兵年俸67两银，军事加给144两银，而养廉银则为1,500两银，“都司全年俸薪、马干、养廉银四百四十九两，千总俸薪、马干、养廉银一百九十二两，外委养廉银三十六两，增设各兵加饷银九百五十二两耳，凡共需银四千六百余两。”。

养廉银并没有完全解决官员的生计问题，一般的京官并未有足够的银钱收入，所依赖的是地方官的冰敬与炭敬，李慈铭在日记中称：“京官贫不能自存，逢一外吏入都，皆考论年世乡谊，曲计攀援。”曾国藩担任翰林院检讨后，家书提到：“男目下光景渐窘，恰有俸银接续，冬下又望外官例寄炭资，今年尚可勉强支持。至明年则更难筹画。”。

另一方面养廉银又助养官员的豪奢，张集馨从道员升任按察使后进京觐见的花费是：“别敬军机大臣，每处四百金，赛鹤汀不收；上下两班章京，每位十六金，如有交情，或通信办折者，一百、八十金不等；六部尚书、总宪百金，侍郎、大九卿五十金，以次递减；同乡、同年以及年家世好，概行应酬，共用别敬一万五千余两”《清朝文献通考》批评：“入愈丰而累愈重，知有私不知有公。纵倍给薪津，岁增经费，何补若人之挥霍，空益小民之负担”，这是因为“廪入既厚，纵侈随之，酬应则踵事增华，服用则豪奢逾度。”再加上晚清财政困难，俸银、养廉银常常停支，官员“借口于养廉不足，肆行侵渔”。

来源

根据史书记载：清朝官员的薪俸非常微薄，一品官(相当于现代的正部级以上官员)的俸银每年不过一百八十两，每月只到十几两银子(京官有所谓“恩俸”，即照原俸饷另给一份；另外给一点有限的俸米)，小一点七品官知县之类，每年俸银只有四、五十两。按常理来说，这样微薄的收入在当时的社会中，只能算是小康型或温饱型的生活水准。但是，当时许多官僚生活穷奢极欲，挥金如土，他们哪里有那么多钱呢？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靠灰色收入。

当时，凡是州、县官，主要靠征收钱粮时进行盘剥。钱粮就是田赋，最初征收实物，后来改成“折色”，即征收银子。无论征收实物或银子，都有一种“耗羡”陋规，所谓“耗羡”即指在征收银粮时，以弥补损耗为由在正额之外加征的部分。一般情况下，征收的银两中，每两加征四至五钱作为火耗；粮一石加征二升到一斗几升，整个州、县总量是一笔可观的数字，实际上这笔耗羡并不归公，完全入了州、县官的私囊，成为公开的、照例的好处。有时候各种各样的额外陋规，甚至超过正常税收的十几倍。

雍正年间，为了革除这个弊病，就把耗羡归入国库，另外发给官员“养廉银”，例如知县看缺分如何，每年给“养廉银”几百两到一千两不等。

但是地方官并不因为有了“养廉银”而廉，仍然在钱粮上打主意，可以借口银子成色不好，也可以借口粮食质量不好，而任意敲诈勒索，而且田赋可以用钱交纳，经手官员就任意把钱价压低。譬如说，市价二千文合一两银子，他可以定为二千四百文合一两；田赋上缴有一定数量，通常缴到八成就算完成了任务。如果有水灾、旱灾，明明收成是八成，可以报五成，农民实际田赋不少缴。多收的银粮都到州、县官和他们爪牙的腰包里了。此外，人们打官司也是州、县官索诈的好机会。

官场腐败

“小小衙门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这一句俗语足以说明当时司法腐败的严重。所以在当时做州、县官的，如果不太黑心，每年总可以弄个一万两银子。如果善于搜刮，自然更不止此。一任(三年)下来，无不作个富家翁。至于知府，除了本身的收入外，还要由所辖的各州、县官“孝敬”，逢年过节免不了收“红包”，自然所得也更多，因而有“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说法，意思是做知府的不贪赃枉法，仅依照惯例应有的陋规收入，一任也可以有十万银子的进账。

对于道员、督、抚之类的大官来说，不仅有下属“孝敬”，也可以卖官鬻缺，官越做得大，钱越弄得多。

有一些特殊的官职，如管理盐务的盐运使，管理关税的海关道等，是大家公认的肥缺，收入甚多，是大家都想干的差使。即使当一位学政，也有养廉银可拿，做一次主考，也有“棚费”(考试时地方官向人们摊派银两，送给主考)收入的。

灰色收入

“灰色收入”名之“灰色”，实介于“黑白”之间，顾名思义，此收入既非明明白白、正大光明取得，而又不同于典型的“黑色收入”，大都有其“美名”，使受者觉得理所当然，取之无愧。这种情况在封建社会司空见惯。

“冰敬”、“炭敬”

京官不能直接向人民收刮，所以要靠外官将所得的分润一些，美其名为“冰敬”、“炭敬”之类。京官掌握官员任免的大权，外官为了巩固地位，是必须与京官交结的，卖官鬻缺，自然也是京官的最大收入。这里京官指掌权的大官。至于中、下级京官，没有门路为外官拉拢的，就只有靠着代同乡出具“印结”，每月分一些银子以维持生活。所谓“印结”，即以京官的资格，代同乡出具保证书，保证捐官或捐监贡的同乡身家清白，并不虚伪等情。“印结”要被保证人出一笔银子来买的，虽说是同乡，实际并不要彼此认识，完全是一种买卖行为，当时每一省设一印结局，公排同乡里年高德劭的京官主持，叫做管印结官，每两年更换一次，凡是加入印结局，出名为同乡具印结的，每月可以分一次印结费，通常每人可以获得几十两银子。

多数中、下级京官生活是相当清苦的，所以都希望有朝一日能外放实缺，就可以发财了，然而“实缺”“肥缺”毕竟有限，争之不易，只好眼睁睁看着有实权的大大小小官员凭借权力发家致富，大发横财。

养廉银发放

单位：两

备注：表中有些数目某数到某数是指从最低数到最高数，中间尚有几个等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