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金（1616年—1636年）又称大金汗国，是原明朝女真人爱新觉罗·努尔哈赤在中国东北地区建立的政权，清朝的前身。后金之义，同「爱新」相同，是表明承袭完颜氏的金朝。

明末国内外矛盾激化，前后两次的万历朝鲜战争 ，国力消耗巨大，边墙以东的海西女真诸部内乱不已，均给建州部以可趁之机。

1583年（明朝万历十一年）爱新觉罗·努尔哈赤袭封为指挥使，以祖、父遗甲十三副起家，起初爱新觉罗·努尔哈赤部受到明朝辽东都司的压制驯服，表面上忠顺于明朝，刻意隐藏自身野心。他相继兼并海西四部，征服东海女真，统一了分散在东北地区的女真各部。1616年（明朝万历四十四年），爱新觉罗·努尔哈赤建立金国，史称后金，改元天命。第三年，爱新觉罗·努尔哈赤公布“七大恨”的讨明檄文，开始公开起兵反明。

1626年（明朝天启六年）爱新觉罗·努尔哈赤在宁远战役后驾崩。皇八子爱新觉罗·皇太极即位。爱新觉罗·皇太极即位之后，为绕开明松锦防线，1635年（后金天聪十年）征服漠南蒙古察哈尔部，迫使朝鲜称臣。先后数次进入汉地烧杀劫掠，用绕道入侵的作法后来又执行五次，与明朝内部的流寇一同消耗明朝实力。同时爱新觉罗·皇太极针对爱新觉罗·努尔哈赤时期的社会矛盾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史称“天聪新政”。还继续完善和扩大八旗蒙古、八旗汉军，设立蒙古衙门管辖外藩事务，并更改“女真”族名为“满洲”。

公元1636年（明朝崇祯九年，清朝崇德元年），爱新觉罗·皇太极在盛京崇政殿称帝，改国号为“大清”，改元崇德。自此，大金国号停止使用。

国号

努尔哈赤建立的政权正式称呼是 大金，皇太极下令国中之人皆称 满洲原名，禁止称诸申。

历史

建州兴起

女真人一直居住在东北地区，后分为三部，其中一部最为强大，该部明代时称为建州女真。明朝后期，建州女真族在长白山西麓，松花江和辽河流域一带兴盛起来。明太祖时，明为包抄和压抑北元残余势力，在满洲一带设立远东指挥使司，开始着手控制女真部的各个部落。明政府先后将建州女真分成三个卫，总称“建州三卫”，其首领大多为女真部族的领袖。

建州女真猛哥帖木儿（努尔哈赤六世祖）时为明朝建州卫左都督，北方的部族兀狄哈势力强大，南下压迫建州女真。猛哥帖木儿被杀，建州部被迫南移，最终定居于兴京，并入建州卫。南移后，建州女真部与明朝政府交往密切，建州部社会生产力得到提高。

1570年（明隆庆四年），建州右卫王杲沿边作乱，被击斩后，儿子阿台继续和明军对抗。辽东总兵李成梁又发动攻击，向导觉昌安和儿子塔克世在混战中死亡。这场战争使“建州三卫”瓦解，部落零散，各自为政。而此时正是塔克世之子努尔哈赤任明朝建州部首领。

1586年（明万历十四年）努尔哈赤被明政府袭封为指挥使，以祖、父遗甲十三副，相继兼并海西女真部，征服东海女真部，统一了分散在满洲各地的女真各部。八旗制度亦在此期间建立，成为后金的一种社会和军事组织形式。至1605年（明万历三十三年）时，已对内称建州等处地方国王。 此后，努尔哈赤的内外联系更为频繁。内外发布政令、布告，记录各项公务事宜等，都是借用蒙古文或汉文来完成。女真人虽有自己的语言，但女真文字早已失传，故给日常交流带来诸多不便，而且由于缺乏懂蒙古文的人使得上下难于沟通。因此，努尔哈赤决心创制自己的文字－－满文来书写满语。

1599年（明万历二十七年）二月，努尔哈赤下令借用蒙古文字编制满文。

后金立国

明朝末年内忧外患，边防也越来越松弛。1603年努尔哈赤迁都到赫图阿拉。1616（年明万历四十四年，清天命元年），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称“ 覆育列国英明汗”，国号“大金”（史称后金），成为后金大汗。此时的努尔哈赤已经统一了大部分女真部落。

1618年（明万历四十六年，清天命三年），因为努尔哈赤认为明朝朝廷偏袒女真叶赫部而心生不忿的缘故，愤然颁布“七大恨”，起兵反明。

1619年（明万历四十七年，清天命四年），后金与明的第一场关键战役——萨尔浒之战爆发。明神宗任命杨镐率领四路明军合击后金军，准备直捣后金大本营赫图阿拉。四路军的主帅分别为山海关总兵杜松、辽东总兵李如柏、开原总兵马林和辽阳总兵刘铤。然而，明军情报却泄露给后金军，使后金军早有准备。结果努尔哈赤采取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方法，即“凭尔几路来，我只一路去”，就是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努尔哈赤以少胜多大败明军，从而改变了辽东的战略格局，使得双方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此后金采取主动出击的方针，而明朝相对于后金处于被动局面。

1619年（明万历四十七年，清天命四年），努尔哈赤称大金国皇帝。

1621年（明天启元年，清天命六年），努尔哈赤于三月十三日率重兵围攻沈阳。沈阳城很坚固，而且埋伏火炮，故易守难攻。但由于城中降兵叛变以及金军不断加强兵力，金军终攻克沈阳城。同年，后金军还成功攻取辽阳，并下令迁都辽阳。

1625年（明天启五年，清天命十年），后金又决定迁都沈阳，并改沈阳为盛京。

1626年（明天启六年，清天命十一年），努尔哈赤于攻打宁远，是为宁远战役。然而宁远在明军将领袁崇焕的防守下久攻不克，后袁崇焕采用红夷大炮，击退金军进攻，努尔哈赤身患毒疽，不久逝世。 皇八子皇太极在一场权力斗争获胜后继位。

天聪新政

皇太极在既继承父皇的基业后，看到国家的弊政，从而固本维新，进行改革。皇太极的固本维新，采取了政治、军事、经济、民族、八旗、外事等多方面的措施。皇太极对后金的政权架构，仿效明制，设立内三院（内国史院、内秘书院、内弘文院）、六部（吏、户、礼、兵、刑、工）、两衙门（都察院、理藩院），形成所谓“三院六部二衙门”的政府架构，基本完善了政府组织的体制和架构。皇太极提出“治国之要，莫先安民”，强调满洲、蒙古、汉人之间的关系“譬诸五味，调剂贵得其宜”。他决定：汉人壮丁，分屯别居；汉族降人，编为民户；攻陷城池，不杀降民；善待逃人，放宽惩治“民皆大悦，逃者皆止”。汉官汉民原从属满洲大臣，自己的马不能骑、畜不能用、田不能耕；官员病故，妻子要给贝勒家为奴。皇太极优礼汉官，以此作为笼络汉族上层人物的一项重要政策。对归降的汉官给予田地，分配马匹，进行赏赐，委任官职。汉军皇太极逐步设立八旗汉军，创建重（zhònɡ）军。宁远之战、宁锦之战失败后，皇太极明白了一个道理：战败的重要原因是没有最新式武器——红夷大炮。此炮为西洋人制造，满洲忌讳“夷”字而谐音为“衣”，称作“红衣大炮”。

1631年（明崇祯四年，清天聪五年）正月，后金仿制的第一批红衣大炮在沈阳造成，定名为“天佑助威大将军”。这是八旗兵器史上划时代的大事件，也是八旗军事史上的一座里程碑。皇太极在八旗军设置新营“重军”，就是以火炮等火器装备的新兵种。从此，明军有的红夷大炮清军也开始拥有。

改号大清

参见：丁卯胡乱、丙子胡乱、后金统一漠南蒙古、清朝

皇太极即位不到十年，他统一整个东北，并南下朝鲜，西征蒙古，屡挫大明官兵。由于东边的李氏朝鲜亲明，而且明朝作战时常有朝鲜兵参战，皇太极遂以此为借口下令攻打朝鲜，使得后者降伏。这场战争在朝鲜历史上被称为“丁卯虏乱”。此时山海关外，明政府只剩下锦州、宁远、松山三个据地，其他已成为后金的领土。明军将领袁崇焕因“咐托不效，专恃欺隐，以市米则资盗，以谋款则斩帅，纵敌长驱，顿兵不战。及至城下，援兵四集，尽行遣散。又潜携喇嘛，坚请入城”罪名被处以碟刑。从此后金基本控制了关外。不过，由于朝鲜王朝之后仍然奉行亲明政策，皇太极于十年后再次下令进攻朝鲜，最终迫使朝鲜屈服并成为其属国。这场战争在朝鲜历史上被称为“丙子虏乱”。迫国王李倧遣使请盟。

努尔哈赤创建后金之后，并逐渐向内蒙古草原进行扩张。蒙古察哈尔林丹汗（虎敦兔汗）雄踞一方，也有重新统一蒙古的雄心。位于后金和察哈尔部之间的科尔沁六部和喀尔喀五部，成为双方争夺的重要对象 。后金即与漠南蒙古（即今内蒙古）察哈尔部发生一些小规模军事冲突。不过直到此时，由于之前后金的羽翼实力尚未丰满，努尔哈赤不敢同时与明朝和漠南蒙古进行两线作战。萨尔浒战役大获全胜后，金军继续攻击明朝驻守的铁岭，大伤元气的明朝此时不得不向末代蒙古大汗林丹汗求援，并给予蒙古以经济方面的好处。于是林丹汗急派内喀尔喀五部、科尔沁部率军万余人驰援明军，当蒙古援军抵达铁岭时，努尔哈赤已攻陷铁岭，在数量占优且士气高涨的后金军的攻击下，蒙古军战败。铁岭、沈阳之战的失利使林丹汗的势力退回到漠南蒙古境内 。科尔沁部部长明安和喀尔喀部的锡伯、卦勒察两部曾参加反建州的九部联军，失败后科尔沁部嗣部长奥巴首先服于大金。林丹汗率部逾兴安岭攻奥巴，被后金军败于赵城（今内蒙古克什克腾旗境内）。喀尔喀五部中的锡伯、卦勒察两部也先后为后金和林丹汗攻灭，其余巴林、翁牛特、扎鲁特三部亦相继臣服于后金。后金还诱使作为察哈尔东部前锋的土默特、敖汉、奈曼、喀喇沁四部离林丹汗而附已，林丹汗势力日削 。

皇太极即位后，决定在南下入关之前解决蒙古这个后背隐患，以避免重蹈金朝的覆辙。为消弱林丹汗的势力，皇太极对蒙古各部采取联姻、劝诱、征讨一系列软硬兼施的策略。而且由于林丹汗后期在西藏红教喇嘛沙尔巴呼图克图的影响下皈依红教，引起信奉黄教的蒙古蒙古众多部的不满，使得这些部落开始疏远林丹汗。同时，在后金军的优势武力打击下，漠南蒙古各部逐渐瓦解。林丹汗虽组织力量抵抗，但其下属已逐渐离心离德，纷纷向后金投降。三月，皇太极决定亲自对林丹汗进行最后一次决定性的征讨战。在后金军压境之下，林丹汗撤退到漠北蒙古喀尔喀部，然而喀尔喀部不愿接纳他。在皇太极的追击之下，林丹汗只得西逃，在此期间部下不断为皇太极的追兵所收拢。

1628年（明崇祯元年，清天聪二年），后金兵大破林丹汗于锡尔哈、锡伯图、英汤图一带（今内蒙古林西至克什克腾旗一线），林丹汗势力被逐出西辽河流域。

1632年（明崇祯五年，清天聪六年），后金皇帝皇太极会同归附的蒙古各部大举进攻林丹汗。后金军冒雨西进，越兴安岭至 达勒鄂漠（今内蒙古克什克腾旗达来若尔）。林丹汗不意敌军突至，渡上都河西奔，部众沿途散走十之七八。林丹汗逃至喀喇莽乃（今内蒙古商都），闻追军将至，仓猝走归化城（今呼和浩特），又西渡黄河而南。后金军在追击中飞骑散发布告，瓦解察哈尔部众。皇太极进归化城后，兵骑四出，俘获甚众，土默特余部亦降于金 。

1634年（明崇祯七年，清天聪八年），林丹汗逃至大草滩（今甘肃境内）一带安营扎寨，但在此因病去世。林丹汗去世后，其势力加速走向崩溃。

1635年（明崇祯八年，清天聪九年），林丹汗之子额哲归降皇太极，并献上据说是当年元顺帝离开中原时带走的传国玉玺。漠南蒙古遂被并入后金版图。

皇太极于1636年（明崇祯九年，清崇德元年）在沈阳上尊号“ 宽温仁圣皇帝”，改国号为大清、改族名为“满洲”，改元崇德。

疆域

努尔哈赤先后攻取或招抚了浑河流域和佟家江流域的栋鄂部、浑河上游的哲陈部、哈达河上游的完颜部、鸭绿江部、长白山北麓的珠舍里部和讷殷部。到1593年（明万历二十一年），努尔哈赤统一了建州女真各部。接着，努尔哈赤开始进攻海西女真的扈伦四部，1598年（明万历二十六年）征服安楚拉库路，开始经营东海诸部。

1616年（明万历四十四年，清天命元年），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今辽宁新宾县东）称汗，建金国，史称后金。不久又征服了叶赫河流域的叶赫部，于是扈伦四部全部归属后金。

1619年（明万历四十七年，清天命四年），努尔哈赤正式称大金国皇帝，以后后金不仅不断攻占明朝在山海关外的据点，还多次越过长城，威胁北京，最南曾攻至徐州附近。

1624年（明天启四年，清天命九年），蒙古科尔沁部投降后金。1635年（明崇祯八年，清天聪九年），后金出兵灭蒙古察哈尔余部。

1636年（明崇祯九年，清崇德元年），皇太极改国号为清。接着又征服了索伦诸部，并完全吞并了东海诸部。到1643年（明崇祯十六年，清崇德八年），清朝的疆域已经扩大到明长城以北，包括今内蒙古、东北三省和俄罗斯北至外兴安岭以北、西起贝加尔湖、东至萨哈林岛（库页岛）间。

政治

议政王大臣会议

参见：议政王大臣会议

议政王大臣会议，是“议政王”与“议政大臣”集议诸事的一种议政形式，在清朝前期相当长的时间里，为皇帝指挥下议处军国大政的最高权力机构。这种特殊的治理国政制度的产生，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首先是与八旗制度及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制密切相联的。

努尔哈赤创立了八旗制度，分封子侄为旗主贝勒，辖治旗下人员，两者之间有着严格的君臣君民的隶属关系。天命年间，努尔哈赤亲领正黄、镶黄两旗，大贝勒代善是正红、镶红两旗的旗主，二贝勒阿敏主镶蓝旗，三贝勒莽古尔泰辖正蓝旗，四贝勒皇太极领有正白旗，镶白旗为皇帝之长孙杜度辖领。皇帝之其他子侄、孙阿巴泰等贝勒，也各自拥有皇帝赐予的若干牛录。

由于各旗主贝勒的强大权势及其激烈争夺皇位，努尔哈赤于1622年（天命七年）三月初三日向八旗贝勒宣布，今后要实行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的制度 。新皇帝由八贝勒商议后“任置”，军国大政由八贝勒议处。1626年（天命十一年）八月十一日努尔哈赤病故，经大贝勒代善提议，诸贝勒“任置”皇太极为新皇帝，以皇帝与代善、阿敏、莽古尔泰为主，辅以诸贝勒，议处全国军政要务 。

皇太极对这种“共治国政”制十分反感，利用各种条件和机会，极力压抑旗主贝勒权势，提高皇帝的权力。1632年（天聪四年），他借二贝勒阿敏放弃永平之事，将其定为欺君误国十六大罪，幽禁终生，以忠顺于己的济尔哈朗继任镶蓝旗旗主。天聪九年底，又追定已故三贝勒莽古尔泰及其亲弟德格类谋叛大罪，将正蓝旗并为己有，独掌正黄、镶黄、正蓝三旗，并借故训斥大贝勒代善。这样一来，旗主贝勒的权势受到了一定的限制，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制度难以延续下去了，因而议政王大臣会议应运而生。

1636年（明崇祯九年，清崇德元年）四月，大贝勒代善等八旗贝勒大臣尊天聪皇帝皇太极为“ 宽温仁圣皇帝”，改国号为清，改元崇德。皇太极分封代善、济尔哈朗、多尔衮、多铎、岳讬、豪格为和硕亲王，阿济格为多罗郡王，杜度、阿巴泰为多罗贝勒。1637（明崇祯十年，清崇德二年）四月，皇帝又命贝子尼堪、罗托、博洛等与议国政，各旗又各设议政大臣三员。此时的亲王、郡王皆是 议政王，杜度、岳讬、阿巴泰等在天命年间就是“议政贝勒”，此时继续与议国政，八固山额真原来便系在议政处，“与诸贝勒偕坐共议”，加上各旗专设议政大员三员，及几位被皇帝指定议政的贝勒，这就是“议政王大臣会议”或“议政王贝勒大臣会议”的全部成员，约有四、五十人。

1636年（明崇祯十年，崇德元年）起，清朝正式进入在皇帝指挥之下，由议政王大臣会议议处军国大政的新时期。崇德年间（1636—1643），议政王大臣会议的职掌不算广泛，各旗内部事务由该旗旗主贝勒处理，特殊者交六部，一般事务，如举行科举，佥拨差役，分配人畜财帛，兴建殿、堡、山陵工程，等等有关吏、户、礼、兵、刑、工六部政务，由各管理部务之王贝勒督责本部官员，分别处理，只是当各部事务“有不能决断者”，才由议政王贝勒大臣会同议决。此时议政王大臣会议之职掌主要有二，一是军务，“凡遇出师，必先议定而行”，二是审理满洲王公大臣刑案。

内阁制度

清入关前没有内阁的名称。但是皇太极统治下的后金已初具内阁性质的内三院。1636年（明崇祯十年，清崇德元年）三月，皇太极改文馆为内国史院、内秘书院、内弘文院。从文馆到内三院，虽任职者均为大学士、学士，但分工更明确了，有的负责编考历史，有的起草敕谕及注释古今政事得失，还有的向皇帝进讲。崇德以后内三院的大学士、学士们对皇太极的决策有了更大的影响。

剃发易服

女真族与广大汉族在发式上有很明显的差别，汉族蓄满发，女真族留辫发。 努尔哈赤把汉族改变发式、剃去头发作为其归降后金的标志，因此，他每攻占一个汉族聚居的地方，就下令汉族“剃发”，即剃去前半部头发，后半部依照女真族（满族）的习俗削发垂辫。

1618年（明万历四十六年，清天命三年），努尔哈赤袭破抚顺，不仅李永芳剃发投降，而且“抚顺被虏军丁八百余人，又尽髡 为夷……” 后金军攻占辽阳以后，大肆推行剃发的命令，努尔哈赤“遣三骑持赤帜传令，自髡者贳（赦免——不杀”）。在他的强制剃发的命令下，致使“河东之民，无留髫（假头发）矣”。 努尔哈赤在辽河以东推行剃发令所取得的成果，使他确信，他可以兵不血刃地把剃发令推行到尚在明朝控制下的敌占区去。关于黄衣的活动，《明实录》记载：“辽阳先是有原任通判黄衣者，广宁人，袁应泰委视仓借，城陷白髡降奴，奴衣以红蟒与赢一头，复人广宁，为奴游说。巡抚薛国用执而戮之，具疏以闻。” 据《满文老档·太祖》记载，1623年（明天启三年，清天命八年）三月初四日，努尔哈赤派到广宁去的黄通判被杀，努尔哈赤可能是考虑到他为后金丢掉了性命，便任命他的儿子黄延增为守堡，派到武靖营为额真。

满汉同住

1621年（明天启元年，清天命六年）三月，金军接连攻克沈阳和辽阳以后，为了巩固对辽沈一带的统治，金当局急需把建州地区的女真民户迁入辽沈地区，为此努尔哈赤下令女真民户大规模地向西迁移。从十一月到十二月，建州的女真民户迁进了辽沈地区。为了妥善安置这些后迁进的女真民户，努尔哈赤采取女真与汉人合住同食共耕的办法。

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努尔哈赤下谕，规定了女真与汉人合住同食共耕的具体办法，说：“前曾谕令诸申人（女真人）、汉人同居一屯，粮则共食，共以草料喂养牲畜。诸申人不得欺压汉人，勿得掠夺汉人诸物。倘如抢夺侵害，汉人来诉，则治罪。汉人尔等亦勿得无中生有捏造浮言。倘捏造浮言，经双方事主当面对质，确系伪造，则从重治罪也。……诸申汉人不得糜费或买卖粮谷，倘知有买卖者等，则必治罪。开粮窖时，诸申、汉人合开。汉人、诸申每月每口给粮汉斗四升。”

军事

军事组织

努尔哈赤在统一女真过程中，把女真人编为八个旗，旗既是一个行政单位，又是军事组织。每旗下面有许多牛录，一个牛录三百人，平时耕田打猎，战时打仗。这样既推动了生产，又加强了战斗力。

八旗制度

参见：八旗制度、蒙古八旗、汉军八旗

八旗制度的直接来源是“ 牛录额真”，本为女真人出猎开围之际临时设立的“十人之总领” 。1584年，出身建州左卫世家的努尔哈赤兴起，牛录额真成为了建州治下的正式官名，且统辖规模扩大至300人。随着建州势力的进一步扩大，牛录的数目也不断增多。1601年（万历二十九年），努尔哈赤于每个牛录设牛录额真1员，5牛录为1甲喇，设甲喇额真1员；5甲喇为1固山，设固山额真1员，创建黄、红、蓝、白四固山（四旗），是为后来八旗制度的主要基础。

1615年（万历四十三年），建州已经吞并除叶赫之外的所有女真部落，而且蒙古、汉人也多有归附。麾下牛录已有百倍于起兵之初的规模。因此，努尔哈赤于该年又增设四旗，将原来的旗帜周围镶上其它颜色。黄、白、蓝旗镶红边，称作镶黄、镶白、镶蓝旗；红旗则镶白边，称作镶红旗。它们与原本的纯色的正四旗合称“八旗”，此后旗色再未有变化。当时各旗尚由大汗与各旗主贝勒分别掌控。

在八旗成立之初，旗的名目上并无民族属性之分。在清太宗皇太极即位后的1629年（明朝崇祯二年，清天聪三年），开始有蒙古二旗的记载。

1635年（明崇祯八年，清天聪九年），后金在征服察哈尔部后，对众多的蒙古壮丁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重新整编，大部分蒙古人丁从满洲旗中拨出，正式组建蒙古八旗，旗制与满洲八旗相同。汉军本为后金进入辽沈地区所获之汉人军民，在天命后期被以奴仆的形式分拨给诸贝勒、大臣等。皇太极即位后，以编组汉人牛录、开科取士等手段，提高他们的待遇，使他们脱离奴仆身份，成为拥有单独户口的旗籍之人。汉军单独编旗始于1631年（明崇祯四年，清天聪五年），1637年（明崇祯十年，清崇德二年）分为二旗，旗色玄青，1639年（明崇祯十二年，清崇德四年）再分为四旗。四旗为正青色旗和黄、白、红镶青边。1642年（明崇祯十五年，清崇德七年）正式编为汉军八旗，旗制与满蒙相同。满洲、蒙古、汉军均由同一旗主管辖。因为有了这三个部分，一些史料又将八旗称作“二十四旗”。

虽然整体上，八旗有此三部份之分，但具体而论，八旗中的族属成分仍较之复杂。它主要以满洲为主干，辅以汉、蒙古、朝鲜（高丽）、索伦、锡伯、回和阿尔巴津人等族群，甚至还曾一度有越南人加入。族源为汉人者主要隶属于汉军八旗，一部分隶属于内务府旗鼓佐领下的包衣组织，另有一部分为满洲旗份下的正身旗人；族源为蒙古者主要隶属于蒙古八旗，少部分隶籍于满洲八旗，还有极少部分曾在明朝为官者隶属于汉军；族源为朝鲜者主要隶属于满洲八旗旗分佐领下，其余大部分隶属于内务府高丽佐领下的包衣组织；索伦、锡伯等主要为天聪、崇德年间以及清朝入关后被编入八旗的新满洲；族源为回人者主要为乾隆年间来京居住的和卓及其部属；阿尔巴津人则源自顺治、康熙年间归附清朝的俄罗斯人，清廷将其收编在满洲镶黄旗第四参领第十七佐领。

从内部阶层上来说，八旗制度中大体有外八旗人、包衣和旗下家奴之分。外八旗即八旗中的旗份佐领，主要源于清朝入关前的自由民阶层，也是整个制度的骨干成员。上至天潢贵胄、豪门世家，下至普通的八旗子弟，中间虽然存在着许多爵职等级，但都同属于这个阶层。包衣则是服侍皇室、王公的家内奴仆和庄园壮丁。旗下家奴是官僚和一部分富裕旗人的家仆。他们没有独立户籍，隶属于主家名下，所以又被称作“户下人”或“八旗户下家人”。

经济

粮食

1621年（明天启元年，清天命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圣谕规定：“汉人、诸申每月每口给粮汉斗四升。” 为了解决迫在眉睫的粮食问题，努尔哈赤于1621年（明天启元年，清天命六年）十二月初一，又命令汉人如实报告存储的粮食的数量，并且实行按人口定量配给粮食的办法，具体的配给数量为：“按诸申的人口计算，一个月每人给四升粮。” 四升粮约合十六市斤。即使这样压缩消费，仍然解决不了燃眉之急，1624年（明天启四年，清天命九年）正月初五日，努尔哈赤命令大规模清查粮食，清查的范围为“金国辖区的大部分地方”。 努尔哈赤命令，清查过后，无粮之人皆收捕之，并将其男丁数、人口数，造册奏皇上，以听圣谕。汉人的粮食皆称量之，并将石数造册，由所去之大臣掌之。令诸申（女真）看守粮食。 同年三月二十日，关于清查粮食还修改了划分有粮无粮的标准，努尔哈赤下达的上谕规定：“一口有五斗粮者，即列有粮人之数内；一口有四斗粮者，若有牛驴，则列入有粮人之数内，若无牛驴，则为无粮之人。” 、“要把（无粮）户带来，作为阿哈。”

按丁编庄

后金的按丁编庄是农奴制的田庄，庄丁是农奴，备御以上的各级官员是农奴主。这里必须指出的是，庄丁除了受备御以上官员的压迫和剥削外，还要多受庄头的一层剥削。·后金的农奴主通过庄头对庄丁的管辖来实现农奴主对农奴的剥削。庄丁对后金贵族和庄头提供劳役地租，后金贵族通过庄头则对庄丁实行超经济的强制。毫无疑义，后金的按丁编庄对于辽东地区原来的封建租佃关系是一种明显的倒退。金通过庄头对庄丁的监督把庄丁牢牢地固定在封建的土地之上。

迁徙汉民

努尔哈赤占据辽河东西广大汉民居住区域后，大批量地迁徙辽民。其中规模较大的有两次，小规模零星迁移，则始终不断。

1621年（明天启元年，清天命六年）十一月十八日，努尔哈赤命令“和硕阿敏贝勒率兵五千去镇江”，执行强制搬迁令，命令凤凰城的游击，把镇江、汤山、宽甸、镇东堡、镇西堡等地属下的小村的堡民，都强制迁移到萨尔浒。为了强使人民搬迁，努尔哈赤还命令以孤山为边界，把在那以南的房屋全部放火烧掉。 这次强制迁徙显然是针对同年七、八月镇江人民的武装暴动而采取的残酷报复措施。

1622年（明天启二年，清天命七年）正月二十四日，努尔哈赤率军进驻广宁，他在占领广宁不过十天之后，在二月初四下达给都堂的文书中，又让辽河以西的广宁九卫的百姓迁辽河以东，规定：锦州二卫迁到辽东（辽阳），右屯卫迁到金州、复州，义州的一卫迁到盖州，义州的另一卫迁到威宁营，广宁的一卫迁到奉集堡，广宁的其他三卫迁到沈阳。

1621年（明天启元年，清天命六年）三月，后金军攻占了辽阳之后，又把屠杀和掠夺带到了辽阳。他们的残暴行径终于激起民变：“有诸生父子六人，知必死，持刀突而出，毙其帅，诸子持梃(棍棒)共击杀二十余人。仓卒出不意，百姓乘乱走出，五六百人结队南行，建州不之追。” 金国不仅在辽阳草菅人命，而且大肆抢夺搜刮民财，“奴酋据辽阳，封贮府库，民间金银缯绮搜取一空”。 在正式放抢之前，努尔哈赤下令，规定大家富户只许留下衣服九件，中等人家准许留下衣服五件，下等人家准许留下衣服三件，其他的财物一律交出，这一命令使辽阳汉人家家破产，室室皆空。后金当局把以这种方式强抢的衣服聚集在辽阳的教军场上，供给女真和蒙古的贵族们取拾享用。

1623年（明天启三年，清天命八年）六月初九日，努尔哈赤为复州人民再次暴动的激烈反抗所激怒，派大贝勒代善会同宰桑古台吉（舒尔哈齐的第五子）、多铎台吉（努尔哈赤的皇十五子）、硕托台吉、阿济格阿哥率领每牛录十五人，计二万人再去镇压。

民族

蒙古

努尔哈赤兴起后，对蒙古采取了既不同于中原汉族皇帝、也不同于金代女真皇帝的做法。他用编旗、联姻、会盟、封赏、围猎、赈济、朝觐、重教等政策，加强对蒙古上层人物及部民的联系与辖治。后漠南蒙古编入八旗，成为其军政的重要支柱；喀尔喀蒙古实行旗盟制；厄鲁特蒙古实行外扎萨克制。后康熙帝说：“昔秦兴土石之工，修筑长城。我朝施恩于喀尔喀，使之防备朔方，较长城更为坚固。”清朝对蒙古的抚民固边政策，其经始者就是努尔哈赤。

汉族

努尔哈赤开始占据辽东的时候，对汉人实行“拒敌者杀之，不与敌者勿妄杀” 的政策，他优待“尼勘” ，给予了归降的汉人以民的地位，从他们享有的权利和应尽的义务看，其身分接近于后金国人，亦即牛录属员。考虑到这些汉民与满洲的文化传统迥异，努尔哈赤也没把他们编入八旗。而对即对据城不降、不服从命令的汉人则实施镇压、屠杀。

努尔哈赤曾直言不讳地对俘获的汉人说：即使杀了你们，夺取的财物能有多少呢？那只是暂时的，有限的。如果收养，你们的手可以出任何东西。用出的东西做生意，生产的好果实、好东西，那是永久的利益。

努尔哈赤晚年对汉族政策的急转直下，进占辽沈地区后，获得大片土地。他实行屯田制，颁布“计丁授田令”，属民平时自耕自产，战时为兵。与此同时，后金进入辽沈，战胜后抢掠财产、多次毁城，辽民被杀者数以万计；被俘的汉人则按照以往，强迫剃发易服，且多被编入女真人家为仆役、或编入农庄为农奴，许多汉人不堪奴役，起而反抗导致了天命晚期后金社会的不稳定。

皇太极继位后，内部满、汉、蒙几十万不同民族、不同地区的人都聚集在辽河东、西。征服者和被征服者之间、满族统治者内部等等各种矛盾都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后来，又数次入关掳掠了上百万人畜，辽东汉人一下子几倍于满人。如何稳定汉族人的民心几乎成为后金胜败存亡的关键。面对“邦家未固”的局面，皇太极意识到“治国之要，莫先安民” 。因此，他即位之初，就强调“满汉人民，均属一体” ，特别注重消弥和缓和辽东满汉民族间的矛盾。

此后，皇太极屡下谕旨，主要政策有：

强调宽待辽东汉人，“我国中汉官、汉民，从前有私欲潜逃，及今奸细往来者，事属以往，虽举首，概置不论”；

强调满汉一体，“凡审拟罪犯，差徭公务，毋致异同”；

下令禁扰汉人，“有擅取庄民（指汉人）牛、羊、鸡、豚者，罪之”；

明确规定“汉人分屯别居，编为民户”；一改努尔哈赤屠戮汉人的政策，而代之以“恩养”。皇太极屡次谕其臣下，对于“凡新旧归附之人，皆宜恩养”，把故意扰害汉人的行为视为“隳坏基业”。并规定“管辖汉民各官，以抚养之善否”作为“分别优劣”的考核标准。再三申谕“今后来降之人，若诸贝勒明知而杀者，罚民十户；贝勒不知而小民妄行劫杀者抵死，妻子为奴。”

1629年（明崇祯二年，清天聪二年）十月兴师伐明，皇太极再三申谕“归降之明人，即我民人，凡贝勒大臣有掠归降地方财物者，杀无赦，擅杀降民者抵罪。”

皇太极“恩养”辽东汉人及其它一系列政策，当时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争取辽东汉人民心的作用。

但由于民族的、阶级的局限，在处理民族关系上也是袒护满族，欺压汉族。首先，他在极力淡化汉族人民民族意识的同时，又极力强化满人的民族意识。皇太极时期，数次入关掳掠上百万人畜，统治地区日渐扩大，人口剧增，再加上先进的汉族文化以锐不可挡之势冲击整个满族社会，这一切引起皇太极的高度警觉。他先是规定了一系列的限制措施。在语言方面，皇太极针对民族同居、满人学习汉语的情况，强调汉官、汉民必须学习满语。当时，不会满语就会受歧视。不少汉官，“祗因未谙满语，尝被讪笑，或致凌辱，致使伤心落泪者有之”。同时，还规定官名及有关城邑名俱改为满文。本来，努尔哈赤时期曾于1620年（明万历四十八年，清天命五年），仿明官制“序列武爵，分总兵官品级为三等，其副将、参将、游击亦如之。众牛录下设千总四员”。皇太极则规定，“先照汉人称呼的总兵、副将、参将、游击、备御，今后再不许叫”，另称固山额真、牛录额真等满语官名。还将一些汉语城邑名称改为满语，“其沈阳城，称曰天眷盛京；赫图阿拉城曰天眷兴京” 。此外，在服饰方面，皇太极时期规定，“凡汉人官民男女穿戴，俱照满洲式样”。皇太极还一再告诫满族子弟要保持骑射的习俗 。力图通过这一系列措施来强化满族人民的民族意识。

文化

文字

女真人在金朝时期曾依照契丹字创建女真字，但因金国亡于元朝之后中原女真人高度汉化，而东北女真又受到蒙古影响，导致女真文在明朝中后期彻底失传，以至于明末女真人“凡属书翰，用蒙古字以代言者十之六七，用汉字以代言者十之三四”。所以后来努尔哈赤崛起，深感与明朝、朝鲜往来文书需要反复译写多有不便，于是指示大臣噶盖和学者额尔德尼二人创制文字来解决这一问题。

起初二者以女真人早已习惯书写蒙古文为由表示不便制造新文字，努尔哈赤则以“如何以我国之语制字为难，反以习他国之语为易耶”给以反驳，并提出借用蒙古字母拼写女真语。后来，二人根据努尔哈赤之意创制而成并颁行，被后世称为“无圈点满文”（老满文），此后再经达海于天聪年间彻底完善，为“有圈点满文”（新满文）。

努尔哈赤主持创制和颁行满文使其治下部民相互交流、书写公文、记载政事、翻译汉籍等方面更为便利。翻译而成的大量汉籍也使努尔哈赤本人及其后世统治者在中原历代王朝的历史中吸取了大量经验。

宗教

满族曾信仰萨满教。“萨满”是通古斯语，意为“疯狂的人”。汉译为巫师。满族的萨满教兼有自然崇拜、图腾崇拜、祖先崇拜和偶像崇拜四重含意，故崇拜的神祇既多又杂。祭记的方式也不尽相同，有宫廷与民间之别，富者与贫者之别及地区之别、家族之别。清王朝初期，皇宫里的萨满多由熟悉爱新觉罗氏族方言而又聪明伶俐的女人担任，称萨满太太，专管皇帝举行各种神典，口诵满语祭神，与民间为人治病的萨满不同。直到新中国成立前，在东北的宁古塔和爱辉等地，满族仍然保有萨满教。民间萨满分两种，一种是跳神的萨满，为人治病、问卜、求神驱鬼，另一种是管理祭祀的家萨满，负责祭祀祖先神。过去满族的农民“信巫不信医”，有病先请萨满跳神，无效才请医生诊治。萨满祈祷跳神时，头戴尖帽，缀五色纸条，下垂蔽面，外悬小镜，身穿长布裙，腰系铜铃，击鼓而舞，口中念念有词。而家萨满在各姓氏中都有一名。在祭祀祖先时跳神唱满语神歌，歌颂一年的丰收，或赞颂祖先的功德。

清代，满族也有崇信佛教和关羽的，但祭祀仪式仍袭用萨满祭祀而有别于其他民族。驻防旗人后裔有家中挂祖宗袋的，袋中所装，为从关外带来的家乡的泥土。广州满族祭“落广祖”，所祭为第一代到广州落户的祖先。

发式

满族的发式和头饰也很有特点。满族的男子都要留长辫子。入关以后，要求汉人男子也要留发，一直到辛亥革命推翻清朝为止。

满族妇女与男孩一样，成年后才蓄发，或绾或髻。髻的样式和名称有好几种，如两把头、架子头、大盘头等。其中以两把头最为普遍，是满族妇女的一种典型发式。两把头就是将长发梳理整齐以后，束在头顶上，然后分成两绺，并梳成一个横的髻，将其余的头发梳成一个呈燕尾形的扁髻，压在脖颈的后面。因此，满族妇女行走时，脖子是不能随意转动的，显得很庄重。满族妇女不仅很讲究发式，也很注意头饰。在众多头饰中，大扁方头饰最为普遍。这是一根长约30厘米，宽约2、3厘米的银簪子，横于发髻之中。在清朝满族妇女的上层中，不仅要带旗头（一种用青绒、青缎做成的扇形头冠），而且要插上各种各样的银饰，如花针、压鬓针、大、小耳挖子等。满族妇女的耳环也与众不同，他们在耳朵上要扎三个耳眼，戴三只耳环，这种古老的习俗，一直延续至今。

建筑

沈阳故宫按照建筑布局和建造先后，可以分为3个部分：

东路——为努尔哈赤时期建造的大政殿与十王亭。于一六二五年开始创建，是皇帝举行“大典”和八旗大臣办公的地方。大政殿为八角重檐钻尖式建筑，殿顶满铺黄琉璃瓦且镶绿色剪边，十六道五彩琉璃脊，大木架结构，榫卯相接，飞檐斗拱，彩画、琉璃以及龙盘柱等，是汉族的传统建筑形式；但殿顶的相轮宝珠与八个力士，又具有宗教色彩。大政殿内的梵文天花，又具有少数民族的建筑特点。在建筑布局上与十大王亭组成一组完整的建筑群，这是清朝八旗制度在宫殿建筑上的具体反映。

中路——大清门、崇政殿、凤凰楼、清宁宫等，于一六二七年至一六三五年建成，是皇帝进行政治活动和后妃居住的地方。凤凰楼于1627年—1635年建成，是皇帝进行政治活动和举行宴会的地方。清宁宫修在三点八米的高台商，是五间硬山前后廊式建筑，在东次间开门，寝宫和宗教祭祀连在一起，西屋内三面火炕和火地，窗从外关，烟筒设在后面，这是满族的建筑特点。这些宫殿镶嵌的龙纹五彩琉璃，栩栩如生，雕刻彩画精致生动。中路为清太宗时期续建的大中阙，包括大清门、崇政殿、凤凰楼以及清宁宫、关雎宫、衍庆宫、永福宫等。

西路——戏台、嘉荫堂、文溯阁和仰熙斋等，于一七八二年建成，是清朝皇帝“东巡”盛京（沈阳）时，读书看戏和存放《四库全书》的场所。整个建筑设计和布局，反映了皇帝的所谓“尊严”和严格的封建等级制度。

清代入关前，其皇宫设在沈阳，迁都北京后，这座皇宫被称作“陪都宫殿”、“留都宫殿”。后来就称之为沈阳故宫。

沈阳故宫是中国仅存的两大宫殿建筑群之一，占地面积6万多平方米，它的规模比占地72万平方米的北京故宫要小得多，但是它在建筑上有自己的特色。沈阳故宫是清朝第一代皇帝努尔哈赤开始修筑。努尔哈赤驾崩后，第二代皇帝皇太极继续修建成功。

帝王世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