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锅饭是对分配方面存在的平均主义现象的一种形象比喻，大锅饭的概念，最早可追溯到1958年“人民公社”的出现，同样是与“大跃进”加速工业积累密切相关的。

大锅饭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企业吃国家的“大锅饭”即企业不论经营好坏，盈利还是亏损，工资照发，企业工资总额与经营效果脱节，二是职工吃企业的“大锅饭”，即在企业内部，职工无论干多干少，干好干坏，都不会影响个人工资分配，工资分配存在严重的平均主义。

2018年6月，中郝峪村村民吃上大食堂，一日三餐全免费，这在当地成了颇为轰动的新鲜事。“以前打破‘大锅饭’，现在吃新‘大锅饭’，都是为了吃好饭。”中郝峪村党支部书记赵东强说。

简介

这种制度严重的压抑的人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使本来生机盎然的经济很大程度上失去了活力，为了彻底根除这种弊病，中央做出了要求：建立各种形式的经济责任制，认真贯彻按劳分配原则之后，打破大锅饭的口号喊的轰轰烈烈，人们开始在下海中探出自己的触角，实现了曾是神话的“一夜暴富”于是从那个时候起中国的经济就在有声有色的改革中活了过来。

来源

合作社时，农民的口粮是分到一家一户的。而进入大跃进、人民公社后，口粮就由公社、生产队掌管了。这也就是今天遭到非议最大的办“食堂”、“大锅饭”。当时“大锅饭”是相对于口粮分配到一家一户小锅做饭的，“大锅饭”是对分配方面存在的平均主义现象的一种形象比喻。进入60年代－70年代，“大锅饭”（平均主义）现象，仍然存在，这导致了消极思想的产生，“干好干坏一个样”导致内耗现象严重。后来就废了。

名称由来

在上世纪50年代以后的中国，“大锅饭”一词可谓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于是，很多人便认为，“大锅饭”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产物，其实，它的由来更为久远。人们常用“大锅饭”来形容在工作中“干好干坏一个样，干与不干人人有份”的现象。“大锅饭”源于广东庆云寺，七星岩上建于明代的庆云寺中有一口特大的铁锅。倘若用这口铁锅煮一锅饭，足可供数百名僧人食用。然而，这口大铁锅却并非真正用来煮饭，而是用来向那些朝神拜佛的施主化缘。它安放在佛殿的一角，四周围着铁栏杆。凡进庙烧香拜佛的善男信女，在经过大铁锅旁边时，都要投进几个铜钱，一则是为了孝敬菩萨，以求降福灭灾；二则是为维持寺内僧人生计。因此，这口从未煮过饭的大锅是和尚的生活依靠，装的是地地道道的“大锅饭”。这便是“大锅饭”一词的由来。

现状

不过，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极端的平均主义问题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引申到国有企业，一是企业吃国家的“大锅饭”，即企业不论经营好坏，工资照发，企业工资总额与经营效果脱节；二是职工吃企业的“大锅饭”，即在企业内部，职工的工资分配存在严重的平均主义。

为彻底根除这一弊病，激发个人、企业、国家的活力和效率，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党中央在总结农村出现的各种形式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基础上，在全国推行农业生产责任制；随后，又开始了企业扩权试点。到1987年，全国已有80%的国企实行形式多样的承包经营责任制，企业内部也广泛开展了以厂长(经理)负责制为主要内容的改革。

打破“大锅饭”，推行经济生产责任制，实行按劳付酬，是我国城乡经济体制改革的起点，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先声。

改革

“打破大锅饭”是前期叫得最响的改革口号，也是国企改革第一个阶段中的主要任务。“打破大锅饭”有两层含义，一层是改变 分配制度，另一层是改变 用人制度。但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和发展，形势已经不断明朗化了，“打破大锅饭”的改革，最终还是要向建立“大锅饭”的方向发展，只是煮饭的饭锅了。

山东淄博市博山区池上镇中郝峪村，40年前，由于交通不便、山地贫瘠，村民们“吃饱肚子”还是大难题。改革开放以来，由于人均耕地少，又没有其他产业，村里年轻人陆续都走了，村子进一步发展遇到“瓶颈”。21世纪初，中郝峪村人均纯收入只有2000元左右，又成了“贫困村”。

赵东强寻思：要继续改革，不改没有出路，改革要在山水上做文章。在他的带动下，2007年37户村民入股，以公司制发展乡村旅游；2013年，全村的房屋、山林、耕地作价入股，人人持股，享受分红。

这些年，村里翻新了400多间房屋，还打造出马大娘豆腐坊等特色美食和民俗体验点，建了水上漂流等旅游点。一到旺季，经常“一房难求”。

2018年6月，中郝峪村村民吃上大食堂，一日三餐全免费，这在当地成了颇为轰动的新鲜事。“以前打破‘大锅饭’，现在吃新‘大锅饭’，都是为了吃好饭。”中郝峪村党支部书记赵东强说。全村360多人在食堂吃饭，一年费用约280万元，村里完全负担得起，并且村民可省出大量时间更好地服务游客，不再“家家生火、户户油烟”，环境也更好了。“从分田到户到人人入股，从打破‘大锅饭’到吃上免费大食堂，从向贫瘠山地要粮到靠绿水青山致富，从年轻人往外走到成为人才集聚高地，40年来中郝峪村在改革中不断前行，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作了生动诠释。”池上镇党委书记李林说。

分配制度

工资制度

改革前的分配制度，主要是按级别工资和资历工资进行分配。也就是说，级别越高，工资越高，资历越老，工资越高。比如，一个厂长，如果他的干部级别不及一个工程师高的话，那么，他的工资就没有工程师高了。这种分配制度的理论依据是这样的：干部级别越高，说明他的责任越重，于是，按照“多劳多得”的分配原则，工资也就越高。当然，这种级别与责任的对应关系，是粗线条的。级别对责任的描述，并不精确，但这也是不可能达到数学般的精确的。而工龄工资，则是建立在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基础上的。一个人参加了工作，他创造的价值，一定是多于他的工资所代表的价值量的，是为剩余价值。一个人工作年限越长，资历越老，说明他为社会创造的剩余价值就越多，因此，按照“多劳多得”的分配原则，他就应该得到较高的工资。外资给工人加工资的理论基础，也是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而不是因为社会通货膨胀了，所以才要年年加工资。而至于各行各业同级别的工作者，都取相同的工资，其实不能说是平均主义。比如，一个在低收益的纺织厂里工作的工人，他的工资与同级别的高收入行业的石油工人的工资相同，在理论上说，就不能认为是平均主义。因为，在公有制社会中，生产资料是全民所有的，大家权利平等。所以，石油行业的高收入，纺织行业的工人也是有份的。而纺织行业的亏损，石油工人同样也是有份的。级别工资的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把这种差异消除，实现红利分配的权利平等。

疑问

分配制度“打破大锅饭”的改革，最初是引入奖金制度。开始的时候，这对激励员工的积极性能起到一定效果，仿佛体现了“多劳多得”的精神。当然，这一制度本身，在理论上，有侵犯人民红利分配的嫌疑的。因为，同样劳动量的工作，石油工人得到的奖金就可能会比纺织工人多许多了。这表明纺织工人对石油生产的一份红利给侵占了。不过，这种侵占，并不是很大的问题，就如同行政级别不可能完全等同于工作责任一样。但奖金分配制度的失败，主要还是违背了最基本的心理学原理。奖金不可能无限制地增加下去，而人接受相同的刺激源重复刺激的次数多了，就会产生麻木感，奖金不再产生激励作用，变成为应得的权利，实际上成为工资的一部分。但这也只是等于普调工资，不过有些行业调得高些，有些行业调得低一些，还没有产生大的不良效应。

用人制度

真正出现大问题的，是后来打破“论资排辈”的政策。这一缺乏远见的反传统文化的理论，最终导致产生不公平的分配制度。因为，就芸芸众生来说，人的智力、能力，其实相差不大。真正的天才人物，是少数。而人的社会实践，又是人的知识和能力的一个来源。所以，“论资排辈”是建立在这一社会经验上的，资历越老，实践知识越丰富。打破“论资排辈”，只对少数人有意义，因此，也就只能因人而论，一旦作为普适性的制度，就与常理不合了。而这一思维的直接结果，就是按岗分配。岗位工资的多少与人的资历无关，也与人的学识无关，只要具有在这个岗位上从事工作的资格，就能在这个岗位上工作，并取得相应的报酬。但这一分配制度，基本上可认为是拍脑袋决策。这不是说在制定这一机制时，没有花脑筋，而是根本没有用。因为，一个岗与另一个岗的责任差别，是无从计量的，按岗分配就成为只为拉开差距而拉开差距的分配，与企业建设与发展没有直接关系。结果，这样的分配机制非但不能激励国企员工的积极性，反而挫伤了员工的工作积极性，或只成为某些人“开小灶”的借口。

而打破用人机制的大锅饭的问题，社会影响就更大了。打破用人机制的大锅饭，本意是迁就能力不强的领导，当他们没有能力领导职工和发展企业的时候，可以允许他们解雇职工的权力，“减员增效”。但是，生存是人的最基本的权利。在社会还没有建立完善的保障体系的时候，使国企职工失业，无异于表示由于他没有竞争力，这个社会已经不能容纳他，他只能自生自灭。这当然就会产生巨大的社会问题了。所以，国企的大锅饭虽然打破，但社会保障的大锅饭又要建立起来，否则，是要迫使人们行使自然的权力。

国企是社会的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国企的大锅饭打破了，不等于社会就可以不要大饭锅。只是把大锅饭从国企移到社会保障体系而已，两者的差别只在于那一种需要耗费更多的社会资源，以及谁被摊为这耗费的成本。而就目前情况看，可能被延长退休年限的女职工是最新的成本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