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解释

◎ 边区 biānqū

(1) [border area]∶地区与地区之间的交界地区

(2) [wing]∶边远地区

特指我国民主革命时期，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政权在几个省接连的 边缘地带建立的根据地，如陕甘宁边区，晋察冀边区等。

词语解释

【名称】：边区

【拼音】：biān qū

【注音】：ㄅㄧㄢ ㄑㄩ

详细解释

释义：(1).我国民主革命时期，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政权在几个省接连的边缘地带建立的根据地，如 陕甘宁边区、 晋察冀边区等。

【出处】：朱德 《步董必武同志原韵》：“历年征战未离鞍，赢得边区老少安。”

【示例】：杜鹏程《保卫延安》第一章：“如今， 周大勇 又踏上 陕甘宁边区 的土地，又向 延安 前进。” 柳青 《铜墙铁壁》第一章：“边区的群众力量是大的，胜利的关键在于组织和领导这个力量。”

释义：(2).边远地区。

【出处】：戴裔煊 《宋代钞盐制度研究》第三编第二章一：“ 河北 、 河东 、 陕西 三路，俱为边区，在昔交通工具未发达，运输殊感不便，尤以 陕西 为甚。”

(以下摘自李胜良的博客）　 在中国革命史上，“边区”并不只是一个自然地理概念。也就是说，并不是“几个省接连的边缘地带”的意思。因为同样的意思，在国共第一次内战时期，是多被叫作“边界”的。事实上，诸多的革命根据地，都建立于数省交界的地方——在划省分治的情势下，处于边界可以达成一种天高皇帝远、三不管的行政效果的。你江西管得紧了我就往湖南串一串，你湖南剿得严了我就往江西靠一靠。

“边界”的称谓到了抗日战争前后的国共合作时期，开始称为“边区”。这显然是一个行政概念，而且是有着特定级别的行政概念。比如陕甘宁边区就特定为下设的财政等部门应是“厅“而不是“处”而与国府交涉，而晋察冀边区则在报送了财政厅、实业厅各部门首脑之后得到了由阎锡山转来的国府批示：所报各“厅”均称“处”。

然而相对“合法”的“边区”只有陕甘宁和晋察冀两个。因为只有这两个是履行了相应的报批程序的。至于后来国府方面又不愿意再承认其边区地位并想改之为意义又有所指的“行政区”，则是后话了。

“边区”尤其是陕甘宁的建立，一定有着丰富的意涵。从政治上来说，这是共产党力量归附于国民政府的一种表现，共产党人主动放弃“苏维埃”的特别姿态而向三民主义的温柔义理靠拢；从军事上来讲，红军的称号从此取消，当年的三大方面军，分别整编为一一五师、一二零师、一二九师的国民革命军；从经济上而言，边区政府既然是国府辖下地方，也便有了服从国府统一政令并从国府取得转移支付的权利和义务，边区的军队也自然应该从国府获得军饷；从财政上而言，边区的建立意味着打土豪分田地等阶级色彩明显的取给方式必须放弃，对地主阶级的剥夺政策必须取消，而代之以政府的补给和自身的税收。

而边区是一些很穷的地方，人烟稀少则可供征兵征夫征役的余力很小，经济落后则可征用的粮款有限，工矿业薄弱则可建立兵工厂的资源匮乏，这势必需要政府给予相当的救济。否则，八路军的后勤补给不能保障，他们就不能不去自己选择合适的筹款筹粮方式。

边区建立后也确实渡过了一段与国府的蜜月生活。1937年国共合作实现后，国民政府每月发给八路军60万元（法币）左右的军饷，当时法币的价值较高，1元可兑银元1元。另有海外华侨及各方进步人士捐款给八路军，这两项就占边区1937年至1940年财政收入的70%左右。国民党政府对八路军的发饷数目，是根据协议对八路军三个师按4.5万人计算。每月发给军饷，其中生活费30万元，战务费20万元，补助5万元，医疗补助费1万元，米津贴补助及兵站补助费7万元等，至完全停发之前，每年略有小小增减。从1937年7月到1940年10月，陕甘宁边区收到国民政府发给八路军的军饷计16405340元（法币）[1]，平均每年在400万元法币左右。

平均下来，八路军的待遇仍然比国军其他部队为差。国军最低一级士兵的月饷为20元，而八路军的平均月饷仅仅11元。更何况，因为部队发展很快，这些外援也不能全数地发给战士们。边区制定的供给标准，是按照5元、4元、3元、2元、1元的级次下发的。虽然军人们的粮食补给比行政干部们要多（每天一斤半），仍然不可能过上正常国军士兵的生活。

好在共产党的士兵大多来自穷人，这与国军中的某些职业军人的耐力肯定不同。何况士兵们的生活无论如何不会差过百姓，在特定的情况下，“当兵吃粮”甚至是一些实在活不下去的老百姓的救命稻草。在连命都不容易保住的情况下，也许没有几个人再去坚持什么“好男不当兵”、“好女不做妾”了。加上共产党人的巨大感召力，尽管待遇远差于国军，他们也似乎很少在兵源上出现多么大的困难。当然，也不排除好多被收编的队伍带有强烈的投机心态，我曾经在赖传珠的日记中一次次看过某支小部队“叛变”的记录。但是毕竟，虽然只有很少的一些后勤补给，边区的子弟兵毕竟是一天天地壮大了。

边区的这一财政意义，甚至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是非与国民党顽固派彻底决裂的决策。依着毛泽东的性格，他曾经多次地动过与蒋顽势力放马一战的念头。可是，就是财政问题，让他冷静和理智下来。就是因为这类考虑，面对多次的反共高潮和摩擦，共产党人都忍了下来。“有团结，有斗争，在斗争中求团结”这样漂亮的策略，说白了还是四个字：“避免分裂”。一九三九年，作为将来会与国系决裂的准备，他把在延安已经有些养不起的好多学校机关先期转移到了其他根据地。比如华北联合大学就是当年的陕北公学，而晋察冀的抗大二分校疏散了抗大的很多人员。

然则财政无论如何还是要服从政治的。皖南事变的发生，让任何人都不可能再忍。而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便无须再忍。共产党人选择了与国民党反目，甚至于差一点就要派出十五万精兵挺进四川推翻国民党的统治。但毛泽东的这一浪漫计划虽然没有实现，边区与国府的财政关系却确实中断了。国民政府停发了在他们看来也是一笔巨款的边区经费和八路军军费，共产党人无奈间搞起了大生产运动。

虽然说“屯田”自给几乎是一个养兵的常规战略，可处在日伪顽匪多重包围下的共产党军事力量却并没有多么好的屯田条件。更何况，纵使是著名的三五九旅的开发南泥湾也仅仅是确保了他们自己的粮草补给，期望“大生产”彻底改善已经有些恶化了的财政形势是不大可能的。毕竟，边区丢掉的不只是国府给的那些经费，还有民间捐助的孔道。

在这样的形势下，穷困的陕甘宁终于爆发了因为税负太重而引起人民反感的社会事件[2]。必须有更有管用的策略才能把出现财政危机中解救出来。恰恰是在这个时候，一个有大本事的人出现了。他就是后来被称为救星和功臣的南汉宸。临危就任边区财政厅长的他，寻到了一组在当时特别有销路的土产，并通过积极的贸易组合把延安经营为一个富庶之地。关于这套组合拳的具体情节，档案中公开的还不是很多。但是有一个结果是肯定的，边区渡过了财政危机，并越来越以一个独立的力量出现在国际反法西斯有舞台上。

反目后的边区当然不再“合法”。但这支不合法的力量却越来越强悍。随着在日军进攻下国民党军队的日益后退，共产党人获得了更大的活动空间。一个十分吊诡的例证是，当日本人在一九四四年发起豫湘桂一号行动之时，国民党人丧师失地一退千里地让出了大陆交通线的广大地区。恰在这个时候，王震、王首道、王恩茂等一群姓王的将领，带着四千名在南泥湾种了好几年地的战士，几乎是沿着日军向南挺进的路线，一口气打到了湘粤边界。如果不是赶上了日军投降，这支小小的部队有可能表演一番从陕北打到广东的奇迹远征。一支久疏战阵的共产党部队居然可以在不到一年的时间穿越中华南北走廊。这在证明了国民党士兵战力低下、日本鬼子战力低下的同时，不是也证明了共党力量的势不可挡么？也许仅仅凭了此次“王家班”的潇洒演出，毛泽东就在心底里打定了和蒋委员长掰一掰手腕的主意也未可知。

边区从一种军事存在、经济存在、财政存在，逐步发展成了一种扩张了的政治存在。当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大解放区终于因为石家庄的攻克而连成一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彩排组织——华北人民政府隆重诞生。到了这个时候，共产党人可能早就不再计较，边区乃至华府，是不是一个正统承认的合法存在了。因为他们正在建立自己的“正统”。

共产党人的“边区”前后有三种表现形式：在1927年至1937年叫苏区，在1937年至1947叫边区，再到以后，便改叫“解放区”了！当毛泽东已经开始把电报里的“进攻”改成“反攻”，“解放”已经是他的字典中最阳刚的词汇了。

当解放区的范围从量变积累到质变，原来的“边区”，赫然生长为一颗改朝换代的参天大树：中华人民共和国。原来边区所具有的“后方”的功能，继续支撑了经略大西南、解放海南岛、抗美援朝等重大军事行动。边区的财政价值，继续地延伸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