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商品的价格和需求量之间成反向变动的关系，即价格越低，需求量越多；价格越高，需求量越少。

需求变动的起因：商品自身价格不变，其他因素（非价格因素）发生变动。需求的变动表现的为需求曲线的整体平移。

需求量变动的起因：其他因素（非价格因素）不变，商品自身价格变化而引起的需求量的变动。需求量的变动表现为沿着需求曲线变动。

需求定律的逻辑谬误及其错误的经济思想

需求定律是新古典经济学思想的理论基础

支持需求定律成立的人认为，价格对供求的作用是确定性的，价格机制可以使稀缺资源的配置实现最优化，这是新古典经济学的核心思想。新古典经济学作为现代经济学的主流思想，因而经济学学习的入门内容，都是从需求定律开始的。由此可见需求定律及价格理论在新古典经济学中的基础地位。

但是需求定律存在着一些例外的情况，使需求定律的成立带有一些“瑕疵”，争论也由此产生。作为一门主流学科的基础理论，这种“瑕疵”是不能被容忍的，否则其科学性难免大打折扣。因为人们知道，科学是不允许打折扣的，真就是真，假就是假，不存在既真且假的科学命题，否则那是悖论。

正因为如此，持有新古典经济学思想的经济学家，要么武断的否认这种“瑕疵”的存在，要么把需求定律作为一个公理，主观的判断其为真命题，从而试图避免这种争议。

需求定律的逻辑谬误

新古典经济学家采用的这些避免争议的办法，无法彻底解决其理论上的“瑕疵”，这是因为需求定律在逻辑上存在着根本的谬误。

需求定律是说，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价格上升，需求量将会减少。如果把价格看作是代价、成本，需求定律的意思是说：当人们获得某物品的成本上升，人们对该物品的需求量将会减少。

表面上来看，这句话似乎是正确的。作为一个理性、自私的人，当付出的代价增加时，显然会减少对该物品的需求。

但是，这种认识只分析了成本，没有分析收益。成本和收益从来不是分开来计算的。从逻辑上说，人们愿意付出一些代价，是因为想要得到一些利益。因此，仅仅分析成本，而忽略收益去分析人的供求行为，难免有失偏颇。

从成本收益的角度来看，当人们获取某物品的代价增加，即使收益不变，但只要有收益，人们不会减少对某物品的需求意愿。直观的说，代价是5，收益是10，即使代价上升到8，还有2的收益，虽然收益减少，还是有收益，人们的需求也不会减少。因此，需求定律的正确表述是：当成本上升超过收益时，人们的需求才会减少。

由此可见，仅仅分析成本的变化，是不会知道人的供求行为的变化的。需求定律的错误就在于此，仅仅分析了成本的变化，就认定了人的需求会发生什么变化，而忽略了对收益的分析。

但是，收益是对未来的预期，具有不确定性。一些收益是在交易前就可以判定的，而一些收益要在交易完成后才能确定。如买馒头，交易前就可以确定收益（排除毒馒头）。可是，当人们投资时，收益是不确定的，如购买楼房，自己住，收益是确定的，如果我们是为了投资，收益就取决于未来价格的变化。如果我们预期未来价格上涨，即使当前价格上涨，人们投资楼房的需求也会增加，这是因为预期未来收益的增加大于成本的增加，这就是投机行为。这种投机行为产生了投机需求，投机需求与当前价格的变化没有关系，取决于人们对未来价格变化的预期，在这种情况下需求定律显然不能成立。

因此，不能片面的说是成本决定了供求，而是成本收益共同决定了供求。但是收益是对未来的预期，是不确定的，仅仅成本（价格）发生变化，是无法知道供求行为会发生什么变化的。

需求定律产生谬误的根本原因

需求定律产生这种谬误的根本原因，在于新古典经济学颠倒了供求与价格的因果作用关系，认为价格能够决定供求，价格对供求的作用是确定的。

首先从逻辑上说，不是成本决定供求，而是成本收益共同决定了供求。

另外，从交易的过程来看，价格是交易的结果，因此，供求是因，价格是果。

当然，价格这个果又对人的供求行为有反馈作用，既有负反馈作用，又有正反馈作用。负反馈作用是由于价格的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产生的，这是新古典经济学的认识。而正反馈作用是由于价格的预期效应产生的。这种预期效应是人们对未来收益判断的不确定性而产生的。新古典经济学由于在完全竞争、完全信息、理性人的假设上，因而忽略了不确定性对人的交易行为（供求）的影响，认为未来的收益是确定的，只需要分析成本就可以了，可是，即使收益是确定的，只有成本超出收益时，需求才会减少。

由于未来收益的不确定性，即使价格变动，每个人会对未来收益的判断不同，也会采取不同的供求行为。因此，价格对供求的作用是不确定的。我们并不能知道价格发生变化，人们一定会采取什么供求行为。

我们所能知道的，是供求决定了价格，而价格对供求行为有什么影响，还需要分析收益。需求定律简单的从成本出发，本质上是因为颠倒了供求与价格的因果关系，这是需求定律产生谬误的根本原因。

新古典经济学错误的经济思想

新古典经济学正是在“价格对供求的作用是确定性”的观念下，认为价格的灵活变动可以实现稀缺资源的优化配置，这种经济思想有两个主要的错误：

（1）人们的收入大致相同，才可以通过价格竞争，发现物品对谁的价值最大，从而实现稀缺资源的优化配置。可是，由于人们的收入不同，稀缺物品对高收入者的价值可能并没有对低收入者的价值大，只不过高收入者的竞争能力高，从而获得了稀缺物品，这个时候物品的价值并没有实现最大化。

这个问题其实就是竞争的公平性问题，如举重比赛，会把不同重量的人分在不同的组，这样的竞争结果才是相对公平的。同样，收入（资本）不同的人进行价格竞争，最终物品的分配可能会按“资本”分配，而不是按“价值”分配。

因此，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思想只重视效率的分析，而忽略了公平的分析，从而导致“按资分配”的结果，马克思的《资本论》，其实质就是反对这种“按资分配”，从而提出了“按劳分配”的思想（当然这个思想也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2）不确定因素导致的投机行为，会产生正反馈作用，使价格远离价值。这就是我们在投机市场上看到的价格越高越买，越低越卖的现象。对于一些投机来说，只有价格上涨才能获利，这个时候反而是越涨越买，形成正反馈作用。

我们知道，正反馈作用可能会使系统走向崩溃，如一个湖泊遭到污染，造成鱼类死亡，鱼类的死亡反过来又会加重污染，最终会导致湖泊生态系统彻底崩溃。同样，预期效应下的正反馈作用，也会导致供求系统的崩溃，这就是经济危机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荷兰郁金香泡沫”就是典型的危机现象。

因此，市场机制（主要是价格机制）的优点是通过价格竞争对人产生激励作用，从而扩大生产和创新，丰富人们的物质生活。但是，这种激励不仅有正向激励，在一些情况下还会有负向激励，从而造成贫富分化、分配不公等问题，这是市场机制自身无法解决的，需要外部的因素（如政府干预、道德伦理约束、法制等）进行规范，才会形成良性的市场机制，从而造福人类。

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思想仅仅看到了价格的正向激励作用，只看到了市场的优点，忽略了市场的缺点，从而得出自由市场的认识，反对政府干预市场，其对市场和价格机制的认识是片面的，是一种错误的经济思想。

相关阅读：

《新古典经济学的完全竞争假设与稀缺资源配置的逻辑谬误》

《再谈世博会排队现象与价格悖论》

《张五常〈科学说需求〉并不科学》

《慎用“价格机制”——对春运火车票和京藏高速拥堵的分析》

张五常《科学说需求》并不科学

关于需求定律，国内在2002年就出现过激烈而热闹的争论场面，参与的名家不少，以张五常为一边的力挺派，和一群国内的反对派，参与的经济学家如陈平、王则柯、汪丁丁、夏业良、薛兆丰等人，其他博士、硕士、本科生和经济学爱好者更是参与无数。可惜的是，这场历时一年多的争论，以张五常被“围攻”而悄没声息的收场。

现在，张五常卷土重来，终于在内地正式出版《科学说需求》(《经济解释》第一卷)，又给了我们这个争论的机会，我们怎么能够错过呢，中国不是有句古话“理是越辩越明”吗。

科学理论的可验证性

由于深受张老启发，他的《经济解释》反复看过无数遍，虽然张老取名《科学说需求》，但他的需求定律并不科学。在谈论需求定律是否科学之前，我们先要谈谈什么是科学。

达尔文曾给科学下过一个定义：“科学就是整理事实，从中发现规律，做出结论”。达尔文的定义指出了科学的内涵，即事实与规律。科学要从事实当中发现问题，并以此为依据，实事求是，而不是脱离现实的纯思维的空想。实际问题来自于实际现象，这就需要人们对现象的认识要一致。太阳从东边出来，有人非要说是从西面出来，这样的争论，永远也不会有结果。迷信的人说有神和鬼，但这个现象在哪里？人们根本就没有统一的认识和观察，因此，在这个假设上发展的鬼神学说，根本解决不了实际问题，也就不被认为是科学。至于规律，则是指客观事物之间内在的本质的必然逻辑联系，这种规律的总结要经过严谨的逻辑推理。因此，科学是建立在实践基础上，经过实践检验和严密逻辑论证的，关于客观世界各种事物的本质及变化规律的知识体系。可观察的事实和严谨的逻辑推理，是科学必不可少的基础。

对于科学的来源和检验，在科学哲学史上出现过两种针锋相对的方法，一种是证实主义，一种是证伪主义。

证实主义以可证实性原则作为检验科学与非科学的标准，是20世纪 30～50 年代流行于西方的一个哲学流派，强调一切理论都以经验为基础，提出可证实性和可检验性原则。

简单说，证实主义就是“求对”。

20世纪40年代后期，英国哲学家卡尔·波普尔就否定了证实主义，反对证实主义关于科学理论来自对经验归纳的观点，认为有限不能证明无限，个体不能证明整体，过去也不能证明未来，经验归纳不是严密的逻辑推理，而仅仅是概率推理，因此，证实不能作为科学的划界标准。

波普尔认为经验要以理论为指导，但理论本身必须是可证伪的，因此应对理论采取批判的态度。在他看来，可证伪性是科学不可缺少的特征，科学的增长是通过猜想和反驳发展的，理论不能被证实，只能被证伪，因而波普尔的理论又被称为证伪主义。比如，再多的白天鹅也不能证明所有的天鹅都是白的，而只要有一只黑天鹅就能证明“天鹅都是白的”这个结论是错误的。所以，经验的真正意义在于可以用来证伪科学理论。

波普尔的证伪主义以经验检测的“可证伪性”而不是“可证实性”作为科学与非科学陈述的划界标准，并以“问题－猜想－反驳”的“试错机制”代替“观察－归纳－证实”的“实证机制”，为科学知识的增长提出了新的解释。人们可以大胆地提出假说和猜测，然后去寻找与这一假说不符合的事例，根据事例对假说进行修正，不断重复这一过程，直至将最初的假说全盘否定。“试错机制”对理论的修改和完善是没有止境的，“试错机制”的结果只能是一个较好的假说，但不是最好的假说。最好的假说是终极真理的代名词，与科学精神相悖。

在现实生活中，可证伪性是检验理论的重要原则，不能被证伪的理论极有可能是套套逻辑。例如：“天要下雨”、“明天要下雨”、“明天亚洲要下雨”、“明天下午北京地区要下雨”这几句话，越往后的越容易被证伪，越往后的越具有科学价值和实用意义。如果不用证伪主义，而用证实主义，那么“天要下雨”这个论断总是能得到证实，明天不下后天会下，明年不下后年会下，亚洲不下欧洲会下。可证伪性可以使我们避免陷入套套逻辑的圈套。

简单的说，证伪主义就是“求错”。

但是，证伪主义也冒着推翻正确结论的风险。如：欧几里德几何是建立在平面几何上的，非欧几里德几何是建立在非平面上的；牛顿经典力学建立在时间不变的时空观下，而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则建立在时间会改变的时空观下。沿用证伪主义，很有可能会否决两种理论中的任何一个。因此，当代科学哲学家不再以证实或者证伪作为评估科学的标准，而是提出了理论选择思想：当没有更合适的理论的时候，证伪并不会放弃现有的理论。也就是说，科学家相信现有理论比新的理论得到更大程度的证实，但新的理论可以提供更重要的研究方向，具有更大的发展潜力，这就是理论选择思想。

从科学哲学思想的变化可以看出，人们还难以找到科学研究的基本规则，从而解决科学理论的检验、评估和边界问题。可以看出，没有完全错的理论，也没有完全对的理论，只是各个理论适用条件的不同，适用条件越广的理论，就越具有科学性。“1+1= 2”看似很简单的数学知识，可是，里面却包含着严格的限制条件，“1”和“1”在什么情况下能相加？“+”和“=”的逻辑意义是什么？这些都有严格的要求，只不过人们从小就潜移默化的接受了这些限制条件。如果限制条件发生改变，结果也就不同，如：“1斤苹果+1斤桔子=？”,“1滴水+1滴水=？”，如果人们按照“1 1=2”的逻辑算法，就不会有相同的答案。另外，有些完全不相容的理论，却能够同时在不同的条件下使用，如：非欧几里德几何“推翻”了欧几里德几何，但两种几何理论依然在不同的条件下被人们广泛使用；爱因斯坦的相对论 “推翻”了牛顿的经典力学，但是牛顿力学依然是人们日常生活中使用最广的理论。 真理总是相对的，同样，也没有绝对的科学。科学的进步总是问题导向的，一种理论不能解决的问题，另一种理论能够解决，就是一种进步。牛顿力学能够解决人们日常生活中的物理问题，人们因此一直沿用，相对论解决了牛顿力学所不能解决的问题，也被人们认可，虽然人们对牛顿力学的认识要远远多于对相对论的认识。在爱因斯坦年老时，有人问他是否认为自己的相对论是正确的，爱因斯坦曾发感慨，认为自己一生所做的工作中“没有任何一个概念是我深信能站得住脚的，总的来说我也不能肯定我是否在正确的道路上前进。”

至此可以说，科学具有相对性。能够应用于实际情况并解决实际问题的理论，就被人们所认可，解决的实际问题越多，就越具有科学性。从这个角度来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句话同样可以应用到科学的检验中来。

因此，从科学方法论的角度来说，科学研究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争论对与错。“1+1”在理论上可以等于任何数字，前提条件不同，结果就会不同。所以，理论要看实用性，“1+1=2”，对大家来说很实用，大家就这么用了，如果有人非要搞出“1+1=3”的理论，他虽然也可能是对的，但有什么用呢？这种理论只是特殊理论，只适合特殊情况。由此可见，对而无用的理论何其多也。当然，我们也要看到，“1+1=2”并非是绝对的，在二进制的运算规则下，“1+1=10”。科学理论只是一个工具，人们应用它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够更好的认识和分析实际问题产生的原因，并能够解决实际问题。从工具主义和实用主义来说，只有经过检验并且适用于人类发展的理论才会被大家认可，并且应用到实际活动当中。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可检验性”就是科学理论的重要标准，“可检验性”就意味着理论必须要有事实依据。

需求定律无法验证

说了这么多关于科学的问题，下面言归正传，说说“需求定律”的科学性。

在需求定律中，有两个变量——“价格”和“需求量”，但从马歇尔开始，所有需求定律中关于需求量的解释都会写到：需求量是指消费者“愿意”购买的量。弗里德曼在《价格理论》中对需求量的解释是“需求者可能乐意在该点所表示的价格下买所表示的数量”。“愿意”、“乐意”一词，张五常在《科学说需求》中解释为“意图”，但这个“意图”之量是什么量？就是人们心里想的量，想当然的量，可这个量这是在现实生活中无法观察、也不能测量、只凭想象而来的。从这个角度来看，如果需求定律来自于经验的归纳，这个归纳完全没有现实基础，完全是不可观测的。这就如同鬼神学说，鬼神在哪？完全凭人们的想象。科学的要求，是现象的可观察性和逻辑推理的严密性，没有可观察的现象，即使再严密的逻辑推理，又有什么科学性可言呢？

正是基于“意愿”这一点，张五常认为需求曲线必定向右下倾斜，即价格降低，人们的“意愿需求”会增加。但需求定律存在严重的缺陷，饱受“吉芬物品”的困扰。传统经济学家并不能从理论上排除“吉芬物品”存在的可能，即使排除，也是武断的或者是个别经验的总结。因为人们知道，再多的白天鹅也不能得出“天鹅都是白的”的结论。萨缪尔森在谈到需求定律时，说到“该规律建立在常识和经济理论的基础之上，并经过经验的检验和证明，几乎适用于一切商品”，这个“几乎”，可以说萨缪尔森没有否定“吉芬物品”的存在。张五常的老师舒赫拉发在《价格理论及其应用》一书中，指出“需求曲线的斜率为负，反映的是需求定律即价格下降，买方一般想购买更多。虽然会有例外。”显然，舒赫拉发也不排除例外的存在。曼昆也在其《经济学原理》（第五版）中说到两位经济学家Jensen、Miller在中国湖南的调查，他们调查了大米消费和价格变动的反应，发现有补贴的大米价格下降会引起一些家庭减少大米的消费，取消补贴起到了相反的作用，这两位经济学家认为“这是吉芬物品的第一个严格的经验证据”，据此，曼昆也认为需求定律并不完全可靠，但也认为吉芬物品是极其罕见的现象。

另外，对于需求定律，不仅仅是“吉芬物品”一种“例外”，还有两种“例外”：

（1）炫耀性商品。消费者购买这些商品时出于向别人炫耀的心理，不是价格贵了少买，价格便宜了多买，而是反过来，价格越贵，越要多买，即需求量与价格成同方向变动关系。价格贵，是赖以炫耀的条件，只有价格贵了，多数人买不起，少数买得起的人才能拿出来向别人炫耀。

（2）投机性商品。所谓投机性商品是指购买者出于从价格变动中套利的目的而买卖的商品，并不是为了真实需求而购买。对于这类商品，决定需求量的不是当前的价格高低，而是未来价格与当前价格的差额，只要投机者预期未来价格高于当前价格，就会买进；反之如果预期未来价格低于当前价格，就会卖出。但问题是，未来价格是一个事先无法确定的未知数，购买者只能依靠自己的预期，进行决策。由于种种原因，不同的购买者会对未来做出不同的预期，因而，这类商品的需求量与其价格之间的关系就非常不规则了，如股票的价格。

可见，“吉芬物品”、“投机物品”和“奢侈物品”对需求定律而言，是实际现象对经济理论的挑战。对于这一挑战，人们应该抱有什么样的看法和进行怎么样的处理，在这里有必要重温一下经济学家茅于轼说过的话：

“当理论与实际相矛盾的时候，百分之九十九的情况我相信理论，并怀疑‘实际’是个假象，因为理论是经过千百万人的实践检验过了的。但当经过仔细的核对确认那个事实是真实的，我们就面临着推翻旧理论建立新理论的任务，而这种幸运的机会对一个科学家来说，一辈子也碰不上几回。”

可见，需求定律中的需求量是“想象”之量，这与“鬼神”学说有什么区别？又有什么科学性可言呢？而需求定律用于投机市场的分析时，往往捉襟见肘，如股票价格，是越涨越买、越跌越卖，中国的房价，由于投机意味很浓，更是这样。传统价格理论对这些现象的解释，就无能为力了。

需求定律的经验来源

需求定律中的“需求”，是“意图”需求，这个需求是在现实生活中是无法观察、也不能测量、只凭想象而来的，因此，从科学方法论的角度来看，需求定律是不可验证的，也就没有科学性可言。许多人认为需求定律是一个经验定律，是我们生活中的日常现象，怎么“不可验证”了呢？

一些人说需求定律是一个经验定律，他们的“经验”主要来自于三个方面：

（1）同质的两个物品，我们会选择价格低的。

如人们在购买商品时都有个经验，多逛几家店，会进行比较，同样品牌和质量的商品，会选择价格低的。

从这个经验可以看出，同质的两个物品，人们会选择价格低的。这是价格作为竞争的准则：对需求者而言——价高者得，对供给者来说——价低者卖。但是，这个竞争准则推不出需求定律：价格降低，需求将会增加。

因为，这种经验是在静态情况下的经验，即在T0时刻，P0

举个直观的例子，房价在上涨的过程中，一些人由于支付能力或者其他原因，不购买房屋，可是，房子在涨价，说明还是有人在增加购买（供给也在增加），否则，房价怎么会上涨呢？！

因此，在静态条件情况下，人们会选择购买价格低的物品。但当价格动态发生变化时，一定是供求发生了变化，这个时候，价格决定不了供求，而是供求决定了价格。具体的说就是，价格的变化决定不了供求的变化，而是供求的变化决定了价格变化。

这其实就是静态分析与动态分析的区别。

（2）报价降低，我们可能会选择购买。

如在购买商品的过程中，我们会和商家讨价还价，商家不降低报价，我们可能就不会购买，商家降低报价，我们可能会选择购买。

在这里，我们要看到，报价降低，不能称为“价格降低”。因为，需求定律中的“价格”是指成交价格，报价不是成交价格。我们真正要看的是成交价格，如在美国次贷危机期间，房价降低了几乎一半，买的人反而少了，这种成交价格的降低，并没有增加人们的购买热情。我国最近的房价也有这种特点，价格降低了，买的人反而在观望了。

另外，我们也要看到，有时候即使报价降低，人们反而会降低购买，如：奢侈品。

因此，报价降低不代表成交价格降低，这只是一种个体分析，并不能代表整体的效果，也就是“过去不能证明未来”。即使成交价格降低，人们的购买也并不会增加。

（3）供给增加价格下降,从而引起需求增加。

根据人们的经验，当苹果随着季节性的供给增加，价格就会下降，从而引起需求的增加。正是基于这种经验，经济学家推出了向右下倾斜的需求曲线。

但我们要看到，首先是苹果的供给增加导致价格下降，从而引起苹果的需求增加。那么，这种需求增加的情况，到底供给是因呢，还是价格是因？

举一个不算太恰当的例子，一个人拿刀把人砍伤了，人们会认为是刀的原因还是行凶者的原因呢？也许另一个例子更加恰当：有一个人早上听见公鸡一叫，太阳就出来，而且这个现象反复出现，这个人因此认为，太阳是被公鸡叫出来的。这个例子告诉我们，我们不要被表面的现象所迷惑，就匆忙得出结论，真正需要做的是去寻找事物之间本质的因果关系。公鸡叫，太阳出，显然不符合逻辑。那么，价格跌，需求增，就是符合逻辑的吗？

因此，我们要分析价格降低的具体原因是什么，如果是由于供给的增加导致价格的降低，这种情况确实可以增加需求。但是，如果是由于供给的成本降低，导致价格降低，这种情况，需求量也不一定就会增加。如在经济危机期间，通货紧缩，物价普遍下跌，原材料价格也下跌，这样导致生产成本降低，即使供给者降低价格，这个时候的需求也不会增加。

由此可见，价格降低是由供给来决定的，不同原因的降价对需求的作用也不相同，并不能因此就说价格决定了需求。

正是基于上述三个经验，经济学家认为，价格上涨，需求将会减少，这就是需求定律，而且，这个定律已经成为经济学的基础。价格能够决定或者说调节供求，也就成为市场经济最基本的功能，价格机制成为了市场机制最重要的运行机制。

显然，这些经济学家没有看到价格变化的本质原因，仅从表面现象就得出了需求定律。但是，人们生活中还有一些物品，价格上涨，人们购买的热情反而会增加，如投机性商品，股票、房地产等。需求定律无法对这些投机现象做出很好的解释。另外，还有一些价格受到管制的物品，如自来水价格，当政府提价后，需求也没有明显的变化。可见，对于投机价格和管制价格，传统的价格理论根本无法作出很好的解释。

需求定律争论的原因

是混淆了“意图需求”和“实际需求”的区别 　对于需求定律的“例外”情况，引起了经济学家激烈的争论。其实，这些争论的原因，是因为经济学家忽略了 “意图需求”与“实际需求”（实际购买量）的区别。

这是因为，需求定律中的需求量是心理之量，是无法验证的，需求定律作为一个心理规律，是无法推翻的（证伪）。而一些经济学家通过实际观察，发现一些物品会出现价格上涨、需求增加的现象，如投机品、奢侈品、吉芬物品等，因而这些经济学家认为需求定律还有例外情况的存在，因此需求定律并不成立，争论也由此产生。其实，这些经济学家观察到的是“实际需求”。

也就是说，一些经济学家说的是：价格上涨，人们的“意图需求”会减少。——这是A。

另一些经济学家争论的是：价格上涨，“实际需求”可能会增加，也可能会减少，如“吉芬物品、奢侈物品、投机物品”等。——这是B。

从上面A和B的区别可以看出，两边争论的事情不是一件事情，而且都是成立的事情，A是心理规律，B是实际现象，这其实并不互相矛盾，因为人的心里所想并不必然产生实际的行为。这也反映了人本身是一个内心和外在互相矛盾的动物，如有的人看见美女，明明是喜欢，却羞红了脸，不敢表达自己的“意愿”，更不会有什么行动。因此，A说“意图需求”会减少，B说“实际需求”可能会增加，是不矛盾的，说的是两件事情，而且是可以同时发生在一个人身上的两件事情。

对于A来说，作为心理规律，大家是不会有什么争论，因为是无法验证的。关键在于B，大家混淆了A与B的区别，直接拿B套用A，认为A就是B，“意图需求”就是“实际需求”。显然，经济学家混淆了“心理”与“实际”的区别，这才是争论的主要原因。

因此，仅仅A成立，这只是一个心理规律，这个规律对人们认识真实世界是没有什么帮助的，是没有什么实用意义的,人们真正需要知道的是现实中的B会怎么样。而且，由于A是无法验证的，并且有些情况下B也是符合事实的，这就误导了人们，认为B也总是成立的。由此可见，A成不成立对人们本身就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但却会误导人们，这是引起需求定律争论的一个主要原因。

需求定律作为一个心理规律，是没有错的，也不会错的，是无法证伪的，但这种“意图”的理论根本没有什么实际应用价值，误导作用却很大，在实际应用中，经济学家们却有意无意的“忘掉了”这是“意图”定律，而直接用于“实际”分析中了，把这种“意图”等价于“实际”，因而在实际应用中更是混乱不堪。如前一段时间李稻葵谈到中国的房价，认为房价过高，会抑制需求，将减缓中国城市化的进程。而张五常认为房价过高，会刺激供给，会加速中国城市化的进程。可见经济学家们逻辑之混乱、观点之矛盾，原因在于“意图需求”和“实际需求”不分。显然，李稻葵和张五常都没有区分“意图需求”和“实际需求”的区别。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微观经济学是建立在“意图”之上的，它所谓的市场均衡也是“意图”均衡，只是一种纯思维的想象，而人们真正生活的现实，“意图”并不都会成为“实际”，通俗的说,就是理想和现实是有差距的，因此，微观经济学的“意图”均衡分析解释不了宏观“实际”非均衡的现象。下面具体来分析这种微观分析应用到宏观分析所产生的谬误。

传统价格理论在宏观经济分析中的谬误

由于经济学家们在运用需求定律时“意图”与“实际”不分，在实际分析中，一些经济分析谬之千里也就不奇怪了！下面分别来分析需求定律在实际使用中所产生的几个重大的谬误。

（1）“工资决定劳动力供求”的谬误 在劳动力市场的分析中，工资是劳动力的价格，传统经济学家有个共识，工资上涨，将会导致失业增加，因此，政府施行最低工资政策，由于一些人的边际贡献低于最低工资，企业无利可图，就会减少这些工作岗位，从而会增加失业。 可是，曾担任过美国经济协会主席的经济学家威廉·J.鲍莫尔和曾任美联储副主席的经济学家艾伦·S.布林德，在他们共同编著的《经济学原理和政策》一书的早期版本中，认为提高最低工资会导致失业增加，但在该书最新的第9版中，针对最低工资保护政策，说道：

“然而，在20世纪90年代发表的一些令人惊讶不已的经济学研究，却对这个一直被奉为至理名言的论点提出了质疑。例如，经济学家戴维·卡德与艾伦·克鲁格比较了新泽西和邻近的宾夕法尼亚快餐厅就业的变化。他们惊奇的发现，1992年新泽西提高最低工资后，新泽西的快餐店的新增雇员人数，竟然超出了没有提高最低工资的宾夕法尼亚的同业雇佣人数。而且，在1991年的联邦最低工资被提高以及1988年加州的州最低工资被提高后，德克萨斯州的快餐店也发现了相似的结果。 在这些实例中，较高的最低工资看来均没有降低就业——这与简单的经济学理论的推论相反。如此一来，一个早先被认为无需争论的政策问题，现在看来又将被提及：最低工资会导致失业吗？

这一争论的结果不仅仅是出于学术目的。在1996年，克林顿总统提议且国会通过了提高联邦最低工资的法案——其依据部分就是新研究所得出的‘失业不会因此而增加’的结论。在2001年，国会中的民主党派再一次提出提高最低工资，但是遭到了布什总统的反对，提议未被通过。经济学研究可能在其中发挥了作用。” 该书最新版本显然否决了早期版本的传统看法，最新的结论是明显的：提高工资和最低工资保护政策，并不必然导致失业增加。这显然与传统价格理论的分析结论不一致。

（2）“利率决定投资和储蓄”的谬误

在货币理论中，传统经济学家的共识是认为利率上涨，投资会减少，储蓄会增加，这就是传统IS-LM模型中的IS曲线，传统的观点认为IS曲线向右下方倾斜，表明利率越低，投资会增加，储蓄会减少。这也犯了“价格能够决定供求”的逻辑错误。

利率是货币资本的价格，利率降低，投资是否增加，储蓄是否减少，我们是不知道的。在这里可以从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参与编写的《中级宏观经济学》（机械工业出版社）中储蓄投资曲线的推导来做进一步分析。该书指出储蓄曲线向右下倾斜，表明实际利率上升使意愿储蓄增加，伯南克认为该曲线向右下倾斜的原因来自于“经验性结论”。但是，在该书随后的附录《消费和储蓄的规范模型》中，经过“规范”分析，分析的结论是“对于贷款者而言，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的作用方向相反，因此，经济理论不能说明实际利率上升时储蓄是增加还是下降”。该书具体的分析是：

“实际利率上升对国民储蓄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呢？国民经济中同时包括储蓄者和借款者，而且对储蓄者来说，实际利率上升对储蓄的影响一般是不确定的，即储蓄者可能增加也可能减少储蓄。因此，经济理论者无法回答这一问题。有鉴于此，我们只有通过对实际数据进行实证研究才能找到两者间的关系。遗憾的是，很多研究对经验证据的解释是有争议的。被最为广泛认同的结论是：实际利率增加使当期消费减少、储蓄增加，但这种影响十分微弱。” 结论是很明显的，利率增加，储蓄是否增加，是不确定的。因此，IS-LM模型由于和传统价格理论的“价格决定供求”的思维一样，也犯了同样的错误。

（3）“汇率决定国际贸易”的谬误

在国际贸易中，传统的观点认为，一个国家的货币升值，会降低该国的出口贸易，简单的说就是，汇率决定国际贸易。但是，人民币对美元从2005年到2008年升值21%，中美两国的国际贸易逆差却在持续扩大。因此，国际贸易专家已经基本抛弃了汇率能够决定国际贸易的观点。六、需求定理产生谬误的根本原因是颠倒了因果关系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当成交价格上涨时，有的人由于个人原因（如收入等）会减少购买，因此，传统经济学家就认为价格上涨，需求就会降低。可是，一部分人的需求在减少，可是，成交价格还是在上涨，说明一定是有其他人在继续购买，因此，总的需求量会降低还是增加，我们是不知道的。

需求定律颠倒了价格和供求的因果关系

为什么传统经济学家会产生这样的错误？关键在于传统经济学家颠倒了供求和价格的因果关系。

“公鸡叫，太阳出”，这个例子中从表面现象就推出这个规律，显然是存在逻辑问题的。人们需要进一步分析，公鸡为什么会叫？这样问题就一步步可以寻找到答案。

传统经济学家看到苹果季节性降价，需求会增加的现象，就认为价格就是需求增加的原因。但是，我要问“价格为什么会降低？”显然原因在于供给。就如同有人拿刀伤人，警察不会认为是刀伤的人，就简单把原因归结于刀，还要调查谁在用刀，这才是根本原因。因此，我们要问：“价格为什么会降低？”这个问题，就和“公鸡为什么会叫？”是类似的问题。我们不能看到公鸡叫，太阳出来，就认为这个是规律。对于”价格降低需求增加的现象“，我们也不能轻易得出“价格降低需求会增加”的理论。如果都这样仅从表面现象总结规律，而不去寻找现象后面的本质逻辑关系，这样的理论会很多，但根本没什么用处。

“公鸡叫，太阳出”的例子，生动地说明了我们要去挖掘事物本质的因果关系的重要性，而不是从表面现象就匆忙做出结论，从而颠倒事物之间的因果关系。不要认为现实中，人们不会犯这样的错误，有的社会学家曾经做过关于犯罪调查，他发现犯罪率低的时候，监狱里的犯人也会减少，因此，他建议应该少建监狱，犯罪率就会下降。

由此可见，传统价格理论不去分析价格变化的原因，只研究价格决定了什么，不研究价格是如何形成的，这和“公鸡叫，太阳出”的思维方式有什么区别呢？

因此，对于一些明显违背常理的逻辑错误，聪明的人很快就会发现谬误所在。可是，有些错误，是很难发现的，特别是因果关系不清的事物。我们知道，科学不仅仅是事实的归纳，还必须经过严密的逻辑推理，我们可以通过逻辑推理，进一步来检验理论的真伪。

在逻辑学上，原命题成立，则逆否命题同样和原命题成立，因为原命题和逆否命题是等价的。也就是说，从逻辑学的角度来看，A推出B为真命题，那么非B推出非A也为真命题。如：下雨（A）一定有云（B），云是因，雨是果，那么，没有云（非B）就一定不会下雨（非A）。这个例子说明原命题和逆否命题同为真假关系。因此，在逻辑学上，当无法直接证明原命题的真假时，可以通过证明逆否命题的真假，来辨别原命题的真假。

需求定律是说：价格上升（A），需求量将会减少（B）。按照逻辑学推理，需求定律的逆否命题是：需求量增加（非B），价格将下降（非A）。而现实中的实际情况是：需求量增加，价格将会上升。如：石油、楼房的需求量增加，价格都会上涨。需求定律的逆否命题显然是假命题，那么，也就从逻辑推理上证明了需求定律这个原命题也为假命题。

新价格理论简介

从上面传统价格理论的谬误可以看出，“价格能够决定实际供求”的看法是错误的，价格决定不了实际供求，而是实际供求决定了价格，这就是“新价格理论”。其实，从交易的角度来说，供求是因，价格是交易的结果，因果关系是明确的。

为什么传统经济学家会犯这种因果颠倒的错误？这是因为传统经济学家漠视价格的形成机制，认为价格是外生的，因而直接研究“价格决定了什么”，强调价格调节供求的功能，从而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这种因果倒置的研究方法，因而产生了的种种谬误，经济学家左大培在《混乱的经济学》（2006）中就已经指出： “按照正统的微观经济理论，在完全竞争的市场中，单个的企业和买者都不能影响物品的价格，而只能把它看作是外生给定的。根据这样的企业和消费者行为，正统的微观经济理论才能证明，完全竞争能够保证达到帕累托最优的资源配置，完全竞争在资源配置效率上优于其它的制度形式。但是这样一种分析框架使正统的微观经济理论陷入了另一个难题：它必须说明，完全竞争条件下的物品价格是如何形成、如何决定的。自正统微观经济理论形成以来，它在一百多年中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几乎没有任何改变。”

“正统微观经济分析在说明完全竞争市场上的价格如何决定时，却从来就没有从个体最优化的理性行为这个层次上说明，完全竞争市场中的价格到底是如何形成的。它把问题简单地从个体推给那个神秘的概念——“市场”，说任何单个的企业和消费者都不能独自影响完全竞争的物品价格，完全竞争条件下的物品价格完全是由“市场”决定的，归根结底是由“市场”上的“均衡价格”决定的。至于个体最优化的理性经济行为如何参与决定物品价格，如何在“市场”决定价格的过程中起作用，它只好闭口不谈。”

《交易理论》（何全胜，2010）一书，正是从传统价格理论的谬误之中，重新去寻找价格的形成机制，并根据价格形成的不同方式，将价格分为内生价格和外生价格，从而建立了“新价格理论”。

从交易的角度来说，由供求双方经过自由交易所形成的价格，称为市场价格，这种价格实质上是一种内生价格，是由交易双方在在一个市场内部经过自由竞争后而形成的。也就是说，内生价格是由供求决定的，因此，供求决定价格，当供给不变，需求增加，价格将会上涨；当需求不变，供给增加，价格将会下降。其中，需求是指实际购买量，供给是指实际生产量，那么，就有：需求=供给—库存。

与市场价格相比较，管制价格则属于外生价格，是由交易双方以外的因素所形成的价格。

外生价格不是由市场竞争而形成的，不是交易双方自由意志的体现，因此违背了自由市场的交易原则，对需求者和供给者都有影响，因此，外生价格对需求者有“需求效应”，对供给者有“供给效应”。外生价格不是由供求决定的，因而会对供求产生影响，也许正是基于这一点，传统经济学家认为价格能够决定供求，显然是不明白内生价格与外生价格的区别和联系。

外生价格是以内生价格为基础的。

当外生价格高于内生价格时，需求者收入和替代品的价格不变，会提高需求而降低其他替代物品的需求，反之亦然，这种情况称为外生价格的“需求效应”。在这里需要注意“需求效应”与传统价格理论的区别。当外生价格低于内生价格，即使提高外生价格，如果提高后的外生价格依然低于内生价格，需求依然不会降低，如：自来水的价格。因此，价格上涨，需求可能增加，也可能减少。传统价格理论认为价格上涨必然导致需求减少，显然不能很好的解释自来水的价格。

外生价格同样会对供给者产生影响，如果外生价格高于内生价格，供给者的成本不变，同样的销售量会降低利润，因此，供给者会减少供给，这称为外生价格的“供给效应”。同样，“供给效应”与传统价格理论中的供给理论也有本质的区别。传统价格理论认为价格上涨，供给会增加。但是，当外生价格低于内生价格时，如果外生价格提高后仍然低于内生价格，供给者在这个价格下可能还是处于亏损状态，只是比提高价格前亏的少些而已，因此不会增加供给量。这同样也可以解释自来水价格。

外生价格的“需求效应”和“供给效应”同时产生作用，那么，实际交易量会增加还是降低就是不确定的，也就是说，外生价格对实际经济的影响是不确定的，我们不能认为外生价格提高或者降低，经济就会一定出现什么情况。

因此，管制价格作为一种外生价格，关键要看它和内生价格的关系，要以内生价格为基础进行分析。而传统价格理论没有进行区分，一味的认为只要价格上涨，需求就会减少，显然是不科学的。

“新价格理论”的内生价格和外生价格的作用原理，可以很好的解释市场价格和投机价格等经济现象，也可以用来分析劳动力价格管制、粮食价格补贴、利率管制、汇率管制等政府管制价格的情况，从而为分析“市场”和“政府”相互作用奠定了一个微观理论基础。下面可以从新古典主义学派和新凯恩斯主义学派的争论来看“新价格理论”的这种作用。

新古典学派和新凯恩斯学派的争论

自亚当·斯密建立经济学以来，古典学派就强调“看不见的手”的作用，相信自由贸易，主张自由竞争，坚决反对高关税，无需政府干预经济活动，自由主义成为了古典经济学的核心信念。古典学派的理论根基主要就是萨伊定律，供给决定需求，即所有生产出来的产品都可以销售出去。这在当时物质贫困、生产不发达的情况下，基本是成立的，经济活动不会出现供过于求的情况，供给会创造自己的需求，从而使供需平衡。 新古典学派继承了古典学派自由主义的思想，但理论基础改为了传统的价格理论，认为价格可以决定供求，因此价格的灵活变动可以实现市场出清，自发地达到均衡状态，市场会以它内在的机制维持其健康的运行，而不需要外生的政府力量进行干预。

凯恩斯基于经济危机的出现，首先批判了萨伊定律，但没有推翻自己的老师马歇尔的价格理论，只是认为价格具有刚性，因而不能使市场出清，经济不能自发地处于均衡状态，因此主张外生的政府力量进行经济干预。由此可见，凯恩斯从经济危机的现象对传统理论产生疑问，但他并没有彻底否定他的老师马歇尔“价格可以决定供求”的观点，只是从价格刚性的角度予以分析，虽然他建立了现代宏观经济学，但他的价格刚性观点并没有摆脱传统价格理论的思维，也没有建立起一个新的微观理论基础，从而使宏观经济学派别林立，争论不断。

新凯恩斯主义对价格刚性的理论做了一些调整，认为由于菜单成本等原因而形成了价格粘性，也没有推翻传统价格理论，也不具有说服力，并没有得到新古典主义学派经济学家的认可。但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也并不完全认可新古典主义的价格理论,新凯恩斯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斯蒂格利茨甚至提出“抛弃供给和需求定律”（1987）。

由此可见，新古典学派和新凯恩斯学派的观点是针锋相对的，前者主张市场自由，后者主张国家干预，争论的理论基础就是价格理论——价格灵活和价格粘性。

“新价格理论”认为价格并不能决定供求，而是供求决定了价格，因此，价格的灵活变动并不能使供求处于均衡状态，市场出清只是一种特殊情况，市场自由交易并不具有内在的稳定性。另外，由于价值的主观性和客观性，导致供求双方的交易结果具有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也就满足不了科斯定理的前提条件，因此，自由交易并不能实现帕累托最优。再则，即使自由交易的竞争能够提高效率，但会产生垄断和赢者通吃的问题，从而造成分配不公和贫富分化等公平问题，市场并不能可持续发展，这是市场交易本身无法解决的。正是由于不确定性和公平等问题，从而造成了“市场失灵”，严重的时候甚至导致经济危机。

由于“市场失灵”，凯恩斯将政府干预引入经济运行之中，主张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应该主动地管理和协调经济的运行，这是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对传统理论的突破。但是，由于对封建君主制度和一些国家计划经济时代所带来的负面影响的恐惧，“看得见的手”的负面作用要比“看不见的手”的负面作用明显，以及近年自由主义思潮在学术理论的昌盛，经济学界对政府干预的认识多局限于强调解除管制层面，忽视政府有效干预的积极作用，经济学界只是强调自由市场经济的建构，对政府干预经济的政策多有回避或是坚决反对。如在美国，新古典学派的理论占领了大学课堂，但新凯恩斯主义学派却执掌着国家经济政策。

正因为如此，政府干预失去了经济学理论研究的支持，国家对经济的干预更难以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因而没有形成良好的干预制度，政府干预存在大量的失序现象，例如商品市场上的假劣产品，金融市场上的欺诈，公用事业的垄断暴利，政府内部的腐败等等。可以说，市场的混乱与冲突既是政府干预过剩，又是政府干预不足的结果。因此，如何科学地认识政府干预的作用，改进政府效率，是经济学研究的急迫任务。

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表明，“没有市场是万万不能的”；西方各国经历过经济危机的发展也表明，“没有政府也是万万不能的”。人们往往面临着在“政府”与“市场”、“管制”与“自由”、“管制价格”与“市场价格”之间的两难选择，需要在政府与市场、公平与效率之间做出权衡，任何极端的做法和制度都会将人们带向哈耶克所说的“通往奴役之路”，不是成为金钱的奴隶，就是成为权力的奴隶。各个国家需要在这两个极端制度之间进行权衡，充分发挥“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的作用，选择适合各自国家特点的发展道路，并不存在简单一致的道路。这种“选择”的过程也有“自然选择”的意味，“选择”的标准以人类文明的可持续发展为标准，因为人类不会选择一条自我灭亡的道路，凡是能够促进人类文明可持续发展的制度就会保留下来，对人类文明发展有反作用的制度就会被淘汰，这种制度的变迁是一个漫长的演化过程。

因此，新价格理论否定了传统价格理论——价格灵活调整可以实现市场出清、自由市场能够形成内在均衡的观点，新古典学派的自由主义思想也就失去了理论基础，从而为市场自由与政府干预的相互作用建立了一个微观分析的理论基础。市场自由强调内生价格的激励作用，从而产生效率；政府管制的外生价格强调公平的作用，从而强制财富的平均分配以及人们基本的生存保障，两者是相互配合才起作用的。

为什么斯蒂格利茨在1987年就提出“抛弃供给和需求定律”，并在《经济学的又一个世纪》中认为，“20世纪的经济学患了精神分裂症，即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脱节，这种脱节既表现为研究方法上的难以沟通，又反应出二者意识形态上的分歧与对立。”这就是因为，微观经济学是建立在“意图”之量上的，而宏观经济学是建立在“实际”之量上的。为什么凯恩斯放弃了自己的老师马歇尔的均衡价格分析的架构，而建立起非均衡分析的现代宏观经济学，并提出了“有效需求”的理念？这是因为，有效需求的实质就是“实际”需求。凯恩斯已经抛弃了这种虚无缥缈的“意图”分析，而是开始进行“实际”分析。因此，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的这种矛盾，反映在意识形态的争论上，就是微观经济学认为市场经济在价格机制的作用和调节下有内在的均衡性，因此认为市场可以自由均衡发展而无须政府干预，宏观经济学则认为市场经济不能自发的达到均衡状态，必须进行政府干预。

对此，王建国(北大光华教授，曾师从张五常、黄有光、杨小凯等人)也认为,“经济的本质是交换，政治的本质是强夺；经济用交换通过首次分配求激励和效率；政治用强夺通过再分配求平等和公正”。这个观点与《交易理论》可以说是不谋而合。科学就是这样，大家走着走着，就走到一条道上去了，怎么可能会有那么多争论呢，争论越多，说明科学性还不够。不过，科学也是在争论（或者是多次实验）中总结出来的，争论完后，所形成的一致意见，大致就可以归结为科学结论了。

（部分内容来自《交易理论》，何全胜著，新华出版社2010年6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