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结束以来，随着全球化的纵深发展和新兴国家的群体性崛起，世界正在经历一场持久而深入的权势转移。在此背景下，美国面临一系列新形势与新挑战，其中就包括以海洋、太空、网络空间和极地等为代表的全球公域(global commons，也译作“全球公地”)出现的新形势与新挑战。本文首先对“全球公域”的内涵进行界定，分析其引起美国战略关注的原因，并在此基础上探究美国全球公域战略的实施及其影响。
一、全球公域新态势
所谓“公域”，是指没有任何单一决策体对其享有排他性权利的公共资源(如空气、河流、牧场等)。这意味着此类资源“无人独有”或者“全体共有”。①“全球公域”这一术语无疑是“公域”概念在全球层面的扩展，它最初来源于上述公共资源领域，并逐渐演化为一种涵盖“南极、公海、深海海底矿物、大气、太空”等领域的集体性标签。②目前，国际社会对“全球公域”概念的界定不尽一致。在联合国框架下，“全球公域”主要指那些国家管辖范围之外的自然资产，包括海洋、外层空间和南极洲。③美国国防部于2010年发布的《四年防务评估报告》则认为，“全球公域”是指不受单个国家控制，同时又为各国所依赖的领域或区域，它们构成了国际体系的网状结构，主要包括海洋、空域、太空和网络空间四大领域。④
虽然上述界定各有侧重，但是从中不难推断出构成“全球公域”概念的四大要件：(1)全球性——超越地区层面，具有全球维度；(2)非排他性——一国对它的消费或利用不能妨碍其他国家的同等行为；(3)公共性——不为某个单一实体拥有或控制，属于全人类的共同财产；(4)价值性——对掌握了必要技术能力的国家和非国家行为者而言，能够为了政治、经济、科学、文化以及军事目的而出入其中并加以利用。
近年来，美国战略界和决策层不断提及全球公域对美国安全和防务的重要性，并且多次强调美国在全球公域中面临的挑战。2008年4月，时任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Robert Gates)在空军战争学院的一次演讲中声称，“保护21世纪的全球公域——特别是空域和网络空间——已经成为美国的一项关键任务”。⑤
2010年2月，盖茨再次指出：“美国必须做好准备应对一系列更为广泛的挑战，包括使用先进的新技术来阻止美国军事力量进入海洋、空域、太空和网络空间等全球公域，以及由非国家组织造成的威胁——通过发展更为狡猾和更具毁灭性的手段来袭击美国和制造恐怖。”⑥此后，在2012年10月11日召开的“工商业主管与国家安全事务”会议上，新任国防部长莱昂·帕内塔(Leon E.Panetta)强调：“过去，我们在陆地、海洋、空中和太空采取行动。进入新世纪后，美国军队还必须在网络空间协同保卫国家。”⑦上述美国高官的言论表明，全球公域已经与美国的新国家安全战略发生高度关联。
全球公域之所以引起美国战略界、政策界的战略关注，主要原因在于全球化时代的国家安全不再局限于边界安全，更依赖对全球公域通行自由及利用的驾驭能力。在美国决策层看来，二战后美国一直是全球公域的首要保护人，而美自由出入全球公域则是国际经济和政治秩序的基石。⑧然而，随着冷战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新兴大国的强势崛起等，一些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获得削弱美国掌控全球公域的能力，对美国构成前所未有的挑战。
首先，新型公域的出现增加了美国维护和自由进出全球公域的难度。例如，除了要应对海洋和太空等传统的全球公域问题外，冷战后兴起的网络空间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严峻挑战。网络空间的复合性、无政府性以及网络行动的难以探测性和归因性无疑会使军事计划变得更为复杂。尽管互联网在军事和民用部门均得到了广泛应用，但是美国防务界“就网络空间对美国军事能力和行动的全面影响的理解依然有限”⑨，其维护网络信息安全的技术水平也有待提升。
其次，非国家行为体弱化了美国掌控全球公域的能力。一般而言，国家行为体主张各国进出全球公域的自由权不应当受到限制，而非国家行为体受经济和意识形态等因素的驱动，更有可能拒绝、阻止或者妨碍国际社会对全球公域的自由出入和使用权。例如，近年猖獗的索马里海盗问题就对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海运商务构成了严重威胁。此外，在国际互联网领域，恐怖主义组织(甚至个人)也可以利用低廉的资源和成本来中断或削弱美国民众、商业和政府的上网功能，继而对美国社会的正常运转造成负面影响。
再次，进入全球公域的门槛和成本降低严重削弱了美国的既有优势。受益于经济和科学技术的进步，冷战后人类进出全球公域的障碍大为降低，各种类型的行为体也已经具备介入全球公域的能力。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国际空域——由于较高的资金和技术限制，在冷战期间几近成为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专属区”——目前经常成为来自各国的数十个公司、财团以及企业家个人和商业实体造访的对象。⑩与此同时，在个别高端军事领域，一些国家已经或正在迅速接近美国的水准。虽然从长时期以及在全球层面看，此类国家还不具备挑战美国军事介入全球公域的能力，但是它们对常规的、非对称性的反介入和区域阻遏能力的大量投入，使得其已经在特定的区域和时间段内具备了挑战美军自由活动的能力。
最后，新兴大国在全球公域中与美国形成了竞争态势。长期以来，凭借自身技术与话语优势，美国及其盟友试图通过主导全球公域治理规则的制定和加强军备来继续维持其主导权，在全球公域战略资源的分配上坚持“先到先得”原则。而中国、俄罗斯、印度等新兴国家，随着国力的增强，希望在全球公域治理事务上拥有更大的发言权和决策权。(11)因此，新兴国家不会默认美国在全球公域中长期扮演“保护者”的角色，它们将会在全球公域治理格局中谋求与其日益增长的国力相适应的地位，以满足不断变化的国家利益需求。(12)此外，为了提高进入全球公域的能力，新兴国家正在利用其新近积累的财富进行军事现代化建设，这不仅意味着“全球公域开发俱乐部”的进一步扩容，还预示着美国在全球公域战略资源分配上所奉行的“先到先得”原则将无法持续。
近年来，美国学界和智库纷纷发表相关研究成果和报告，为美国继续保持在全球公域中的优势地位出谋划策。美国防部战略分析家肖恩·布雷姆利(Shawn Brimley)认为，面对新的挑战，美国不仅需要重申其领导地位，调整国家安全战略，还需要恢复和提升自身在全球公域治理中的安全与外交伙伴关系角色。(13)美国新安全研究中心(CNAS)的亚伯拉罕·登马克(Abraham M.Denmark)和詹姆斯·马尔维农(James Mulvenon)强调，要通过构建新的全球公域治理机制、加强与关键行为体的接触和协调、重塑美国的硬实力等战略来确保全球公域的开放性和稳定性。(14)美海军上校斯科特·贾斯珀(Scott Jasper)在其主编的《确保全球公域中的自由》一书中指出，冷战后国际安全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全球公域治理趋于复杂，这对美国的领导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美国应当开发更为先进的技术、整合训练系统以及借助于国际合作和国际协调来确保全球安全。(15)美国国防大学研究人员马克·芮登(Mark E.Redden)和米歇尔·休斯(Michael P.Hughes)呼吁美国加快防务规划转型，将军事行动从传统的“公域内”(intra-domain)范式升级为“公域间”(interdomain)范式。(16)战略与预算评估中心的安德鲁·克雷皮诺维奇(Andrew F.Krepinevich)则呼吁，面对财政困难，五角大楼应当调整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目标，将关注点从击退传统的跨界侵略和追求政权更迭，转向确保对关键地区和全球公域的进入权。(17)
与此同时，在2011年度的《美国国家军事战略报告》中，奥巴马政府将确保美军在全球公域的自由进出和行动作为“国家安全的核心要素”和“美军的永久使命”。(18)2012年1月五角大楼发布的名为《维持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21世纪国防的优先任务》的新军事战略，继续将维护网络空间和太空安全列为美军的重要任务之一。(19)这些文件无疑为美国维护全球公域的安全指明了方向。
综而观之，确保美国的霸权地位、防止在全球公域中出现新的挑战者是美国全球公域战略的首要目标。正如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巴里·珀森(Barry Posen)所言，“控制全球公域构成了美国霸权的军事基础”、“控制公域是美国全球权力位置的关键支持力量，它允许美国更加充分地利用其他权力资源，包括自己和盟友的经济与军事资源”。(20)
美国全球公域战略的实施手段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第一，加快军事转型步伐，提升硬实力。冷战后时代的全球公域日益呈现出“复合化”趋势，亦即海洋、极地、空域、外太空和网络空间等“分支公域”逐渐融合和交叉，形成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网状结构。这意味着维持一种公域的自由和开放，必须借助于其他公域的相关技术和条件。例如，海洋资源的开发和海洋安全的保障不能脱离太空卫星遥感和侦察技术，而大量的海洋调研数据处理亦需要“超级电脑”帮助。与此相应，极地资源的探查及其治理也无法脱离现代海洋科技、太空和网络技术的应用等条件。因此，传统的以各个“支公域”为边界的单维度安全治理模式在新形势下已经无法满足国家的需要。“考虑到国际空域、外太空和网络空间等公域之间逐渐变得相互依存，失去在其中任何一个公域的主导优势，都有可能导致对所有公域的丧失……没有在上述公域中的优势，更将无法赢得未来战争的胜利”(21)。为此，以全球公域理念为指导，美国已开始着手削减军事开支，以缓解严重的财政赤字问题，并将国防重点投向海洋、空域和网络技术领域。同时，加快军事转型步伐，倡导“空海一体战”(air-sea battle)概念，强调综合利用空中、海上、陆上和网络空间威慑力量来应对潜在敌对国家的“非对称性”和“反介入”军事威胁，削弱其区域阻遏能力。
第二，倡议新型全球公域治理机制，提升软实力。全球公域治理机制主要是指围绕公海航行和海上划界、空间通行、太空开发和利用、极地资源和归属、公域环境保护等问题达成的国际公约、规范以及相关的国际法文件和框架。目前，全球公域治理机制建设取得了巨大进步，但是在诸多领域依然存在不足之处。美国则利用相关领域的国际法空白或灰色地带，积极倡议全球公域治理新理念和新机制。例如，在国际海洋领域，1994年生效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规定，在专属经济区内，所有国家享有“航行和飞越自由”。然而，专属经济区内的军事活动和海空侦察活动是否适用于该规定，在各国引起了巨大争议。(22)对此，美国在未加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背景下，积极宣扬海上“公域开放”原则，谋求美军在他国专属经济区的自由航行权。在外太空领域，当前国际太空机制面临的一个重要挑战是太空军事化、武器化趋势日益加剧。就美国而言，在加大太空开发投资力度的同时，奥巴马政府还希望达成全面禁止太空武器的国际条约，设立一种“全球合作机制”，以避免发生一国卫星“有害逼近”其他国家太空飞行器的现象，从而最大限度保持美国的太空优势。(23)此外，在国际互联网领域，为了促进一个安全和开放的国际“网络公域”的成型，2011年5月奥巴马政府发表了《网络空间国际战略》文件，概括了白宫对互联网安全建设的目标和战略，并呼吁各国合作以建立更高标准的全球虚拟空间安全标准。(24)通过在全球公域的建章立制，美国不仅可以维护自身利益，还能够提升话语软实力。
第三，强化同盟关系，重塑国际领导力。在美国决策层看来，冷战后全球公域出现的新挑战已经超出了美国的能力范围，维护全球公域的开放性和自由性需要美国及其盟国之间的持续性合作，尤其是让后者分担相应的责任和成本。因此，加紧调整和强化其全球同盟体系，成为美国重塑国际领导力的重要途径。具体来看，在跨大西洋关系上，美国试图利用北约成员国对全球公域的敏感性和依赖性，赋予北约以“提高全球公域稳定性和确保全球公域通畅性”为目标的新使命。(25)在打击海盗、网络安全、太空环境治理等领域，努力拓展北约的“新功能”。(26)在亚太地区，美国试图采取“再平衡”(rebalance)战略，通过强化与亚太盟国以及相关伙伴国家的关系，将美国的亚太战略布局扩展至全球公域领域。例如，在2012年4月30日发表的题为《面向未来的共同蓝图》的美日联合声明中，美国鼓动日本发挥自身在海上安全方面的优势，公开表示“双方将携手致力于保护和发展在海洋、太空、电子空间等关键领域内明确责任和遵守规则的共同空间”，并强调“美日同盟应该对国际公共财产的保护做出贡献”。(27)此外，美国还加紧帮助菲律宾、越南、印尼等地区国家提升海岸侦察、警戒和应对海上突发事件的能力，以加强对此类国家的影响力。上述努力无疑为实现美国军事力量在全球范围内“持续、多样性的存在以及行动自由”创造了条件。
第四，与中国、印度、俄罗斯等新兴大国接触，加强区域整合力。除了加强与传统盟友之间的关系之外，美国也认识到在全球公域治理中协调与其他行为体，尤其是关键大国关系的重要性。“如果能够说服新兴大国加入到促进全球公域开放和稳定的行动中来，那么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将会得以稳固”(28)。显而易见，努力促成与区域新兴大国建立起伙伴关系，而不是彼此滑落为敌人或竞争对手，不仅可以培育共同的安全利益，并集体维护之，还可以促使新兴国家的领导人认识到该国的合法性关切得到了美国的尊重。如此一来，各国就可以协调应对全球公域安全威胁，而不是在各自区域予以被动的回应。(29)更为重要的是，在新兴国家群体性崛起，而美国国力相对衰减的背景下，离开中国、印度、俄罗斯等关键大国的支持，创建任何一种有效的全球公域治理机制都将是难以想象的。例如，在应对太空垃圾问题上，美国必然需要与俄罗斯和中国等太空大国进行合作；而打击索马里海盗的行动也表明，美国仅凭一己之力无法有效应对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对全球公域的安全威胁。此外，通过与潜在的敌对国家在全球公域问题上的交流，向其解释美国的目的和行为方式，既可以增进彼此的理解，减少双方误判的几率，还可以防止挑战国家的出现，并鼓励彼此以友善的方式行事。
作为一个新近流行的政策术语，全球公域无疑会在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总体布局中居于关键地位。事实上，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核心，就是在陆、海、空、天、电、网的六维空间中取得绝对的主导优势，以维护美国的“行动自由”。目前，随着美国在国际海洋、外太空、网络空间等全球公域中投入力度的加大和介入程度的提升，其在全球和地区两个层面的影响会日渐显现。
从全球层面看，美国在全球公域战略活动的加强必然会加剧国际社会对全球公域的争夺趋势。全球公域之所以对各国至关重要，一个关键原因就在于全球化背景下，全球的安全和繁荣有赖于商品在空中和海上的自由流动，也有赖于信息通过海底和空间的自由传递。特别是在世界能源供应日渐紧张的形势下，蕴藏于国际海底、极地等公域的战略资源以及相关战略运输通道对各国的生存和发展尤为重要。正是基于对此类资源和战略要地的掌控，冷战后各主要大国竞相投入军事资源，掀起了争夺全球公域的热潮。
虽然全球公域具有公共性和非排他性，但是由于各国进入其中的能力差异巨大，它们对全球公域的实际利用也就存在差距。凭借其超强的国力，美国在新一波全球公域竞争中可谓信心十足。实际上，无论是从现实背景还是从学理来看，美国都是这轮全球公域争夺战的最大推手和排头兵。美国在全球公域中的战略布局和先期行动，无疑会刺激其他国家竞相加入到全球公域的争夺战当中。例如，在国际网络空间领域，美国声称要像拥有核优势那样拥有对网络空间的控制，奥巴马政府也把扩大网络空间优势作为巩固美国“全球领导地位”的重要举措。在美国的带动和刺激下，俄、英、法、印、日、德、韩等国纷纷跟进，将网络空间安全提升至国家战略层面，全面推进相关制度创设、力量创建和技术创新，试图在塑造全球网络空间新格局进程中抢占有利位置。(30)显而易见，各国竞逐的结果是，全球公域问题日益变得复杂化和军事化。
就地区层面而言，美国有可能以实施全球公域治理为名，行干涉他国内政之实。众所周知，自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形成以来，尊重国家主权和不干涉内政原则就成为维护国家间关系的一个关键基石。然而，美国宣扬的全球公域理念强调超越传统陆地、领海、领空范畴，反对排他性主权，这将对以传统的国家主权为核心的国际法体系造成冲击。此外，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以及人类的现实需求提升了国际社会对海洋、国际空域、外层空间及网络空间(技术)等“支公域”进行综合利用和开发的能力，使得全球公域之间的传统边界变得日渐模糊，呈现出复合化趋势。(31)尤其是在现代战争条件下，一国在单个公域的军事行动效果往往取决于其在各“支公域”之间的相互协调关系。在此背景下，美国的决策者和理论家普遍认为，既然全球公域问题超越了民族国家范畴，并呈现出复合化趋势，那么对全球公域的有效治理也就必须摈弃传统的主权和边界思维，超越不干涉国家内政的限制。由此可见，全球公域问题的凸显，客观上提供了必要时干涉内政以实施全球治理的要求，但也有可能成为大国打着人类共同关切旗号对他国内政进行干涉的借口。(32)因此，以维护全球公域的自由和开放为由，未来美国会继续积极介入相关的公域争端(如地区海洋争端、北极主权之争等)，干涉区域事务和他国内政，这显然不利于地区的和谐与稳定。
美国的全球公域战略对中国也有重大战略影响。一方面，面对全球公域的变迁及其新挑战，中美两国在全球公域治理中存在着广泛的合作空间。如同大多数国家一样，中美两国均对全球公域存在着高度的敏感性和依赖性，这为双方合作应对共同挑战提供了可能。特别是在全球公域治理尚处于起步阶段的背景下，两国完全可以通过官方、民间和学界等渠道，在创设全球公域的治理规范与机制、维护其稳定性和开放性、确保其被合理开发与利用、推动相关治理技术的交流与转让等方面展开实质性对话与合作，共同为全球公域的“良治”做出应有的贡献。从具体的“支公域”来看，在海洋领域，两国可以建立海上安全合作机制，进行海上联合搜救，共同打击国际海盗、海上恐怖主义、海上走私贩毒等海洋空间的非传统安全威胁。在太空治理问题上，双方既可以在太空商业领域进行合作，还可以就禁止部署太空武器进行谈判；既可以在较低层次的太空活动领域——太空碎片缓解、碰撞和爆炸规避等方面进行协作，还可以协商发展更安全的太空交通规则，共同参加多边太空合作。(33)在网络安全治理方面，两国可以在建立网络安全磋商机制、制定信息空间的行为规范、共同打击网络犯罪、保障安全的网络环境等方面加强沟通与协作。
另一方面，虽然中美两国均为建立起一种长远的建设性伙伴关系而进行着广泛的相互交流，双方在应对全球公域的挑战上也存在着诸多共同利益，但是，“战略互疑”(strategic distrust)——双方在长远意图方面互不信任——始终是困扰两国关系健康发展的关键。(34)受此影响，美国在全球公域战略中将中国列为重要的防范对象。
在最近几年的重要国家军事安全和防务文件中，美国均不同程度地指责中国在太空、网络和海洋战略上意图不明，声称中国的“反介入和区域拒止”战略具有威胁性。(35)考虑到美国的全球公域理念带有明显的霸权护持目的和进攻性色彩，其在全球公域问题上的战略布局将不可避免地会在如下两个方面对中国造成消极影响。
其一，美国以捍卫“海洋公域”为由，介入中国与周边国家的海洋争端。随着2011年奥巴马政府高调宣示“重返亚太”，美国的外交战略重心开始向亚太地区转移。其中，以全球公域理论为指导，介入中国与周边国家的海洋争端成为美国亚太战略链条上的关键一环。(36)在南海问题上，美国已经表现出偏袒中国周边主权声索国的倾向，试图将南海海域“公海化”，以纳入其全球公域战略范畴。在钓鱼岛争端上，美国表面上虽然“不持立场”，但实质上采取了一种模糊性政策。(37)2013年新年伊始由奥巴马签署、2012年12月20、21日分别由美国众议院和参议院通过的《2013财年国防授权法案》第一次加入了钓鱼岛防卫适用于《日美安保条约》第五项的内容，并明确写入“(美国)不会接受第三国单方面行动”的词句。(38)毫无疑问，美国的介入，将会使中国周边海洋争端变得极端复杂和难解。
其二，制造“中国全球公域威胁论”，延缓中国崛起的步伐。由于国力的增强以及国家发展的需求，中国积极参与全球公域治理并适时拓展自身利益，本是一种理所当然的行为。然而，对于中国的正当行为，美国并没有给予充分的理解和尊重。在其《2012年中国军事与安全发展报告》中，美国质疑中国的军费预算，指责中国的军事现代化不透明，还将中国列为发动网络攻击的重要实施者。对于中国近年快速发展的海、空力量和太空开发计划，美国也表达了莫名的担忧。(39)可以预判，未来随着中国参与全球公域治理频度和深度的提升，各种版本的“中国公域威胁论”还会持续发酵。
注释：
①Magnus Wijkman，“Managing the Global Commons”，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36，No.3，Summer，1982，pp.512-513.
②Susan J.Buck，The Global Commons：An Introduction，Washington，DC：Island Press，1998，p.1.
③United Nations Statistics Division，“Global Commons Definition”，http：//unstats.un.org/unsd/environmentgl/gesform.asp？getitem=573.(上网时间：2012年11月25日)
④U.S.Department of Defense，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 Report，February 2010，p.8.
⑤Robert Gates，“Remarks to Air War College”，Montgomery，AL，April 21，2008，http：//www.defense.gov/speeches/speech.aspx？speechid=1231.(上网时间：2012年11月25日)
⑥U.S.Department of Defense，Office of the Assistant Secretary of Defense(Public Affairs)，“DoD News Briefing with Secretary Gates and Adm.Mullen from the Pentagon，”February 1，2010，http：//www.defense.gov/transcripts/transcript.aspx？transcriptid=4549.(上网时间：2012年11月25日)
⑦Secretary of Defense Leon E.Panetta，“Defending the Nation from Cyber Attack”，Business Executives for National Security，New York，October 11，2012，http：//www.bena.org/document.doc？id=188&erid=20257.(上网时间：2012年11月26日)
⑧Abraham M.Denmark and James Mulvenon，Contested Commons：The Future of American Power in Multipolar World，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January 2010，p.5.
⑨Mark E.Redden and Michael P.Hughes，“Defense planning paradigms and the global commons”，Joint Force Quarterly，Issue 60，No.1，January 2011，p.62.
⑩Mark E.Redden and Michael P.Hughes，“Defense planning paradigms and the global commons”，Joint Force Quarterly，Issue 60，No.1，January 2011，p.62.
(11)张茗：“‘全球公地’安全治理与中国的选择”，《现代国际关系》，2012年，第5期，第25-26页。
(12)Michele Flournoy and Shawn Brimley，“The Contested Commons”，Proceedings Magazine，Vol.135/7/1，277，July 2009，p.3.
(13)Shawn Brimley，“Promoting Security in Common Domains”，The Washington Quarterly，Vol.33，No.3，2010，pp.119-132.
(14)Abraham M.Denmark & James Mulvenon eds.，Contested Commons：The Future of American Power in a Multipolar World，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January 2010；Abraham M.Denmark，“Managing the Global Commons”，The Washington Quarterly，Vol.33，No.3，2010，pp.165-182.
(15)Scott Jasper ed.，Securing Freedom in the Global Commons，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March 2010.
(16)Mark E.Redden & Michael P.Hughes，“Global Commons and Domain Interrelationships：Time for a New Conceptual Framework？”Strategic Forum，No.259，Institute for National Strategic Studies，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October 2010；Mark E.Redden & Michael P.Hughes，“Defense Planning Paradigms and the Global Commons”，Joint Force Quarterly，Issue 60，No.1，January 2011，pp.61-66.
(17)Andrew F.Krepinevich，“Strategy in a Time of Austerity：Why the Pentagon Should Focus on Assuring Access”，Foreign Affairs，Vol.91，Issue 6，November/December 2012，pp.58-69.
(18)U.S.Joint Chiefs of Staff，The National Militar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Redefining America""s Military Leadership，February 8，2011 p.9.
(19)U.S.Department of Defense，Sustaining US Global Leadership：Priorities for 21st Century Defense， January 2012.
(20)Barry Posen，“Command of the Commons：The Military Foundation of U. S.Hegemony”，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28，No.1，Summer 2003，pp.5-46.
(21)General T.Michael Moseley，USAF，“The Nation""s Guardians：America""s 21st Century Air Force”，Chief of Staff of the Air Force White Paper，Washington，DC，December 29，2007.
(22)薛桂芳编著：《〈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与国家实践》，海洋出版社，2011年，第27-28页。
(23)程群：“浅析奥巴马政府太空政策的调整”，《现代国际关系》，2010年，第6期，第33-37页；夏立平：“奥巴马政府的太空战略及其影响”，《国际问题研究》，2012年，第1期，第59-71页。
(24)Ellen Nakashima，“Obama Administration Outlines International Strategy for Cyberspace”，The Washington Post，May 17，2011.
(25)Maj.Gen.Mark Barrett，Dick Bedford，Elizabeth Skinner，Eva Vergles，Assured Access to the Global Commons，Supreme Allied Command Transformation，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Norfolk，Virgina USA，April 2011.
(26)Michael Horowitz，“A Common Future？NATO and the Protection of the Commons”，Transatlantic Paper Series，No.3，October 2010，pp.1-18.
(27)The White House，United States-Japan Joint Statement：A Shared Vision for the Future，April 30，2012.
(28)Abraham M.Denmark，“Managing the Global Commons”，The Washington Quarterly，Vol.33，No.3，2010，pp.179.
(29)Gary Hart，“After Bin Laden：Security Strategy and the Global Commons”，Survival，Vol.53，No.4，2011，p.23.
(30)陈舟、邓红洲：“网络空间国际战略博弈日趋激烈”，《学习时报》，2012年7月30日，第7版。
(31)Shawn Brimley，“Promoting Security in Common Domains”，The Washington Quarterly，Vol.33，No.3，July 2010，p.122；Mark E.Redden and Michael P.Hughes，“Defense planning paradigms and the global commons，”Joint Force Quarterly，Issue 60，No.1，January 2011，pp.63-64.
(32)参见王义桅：“全球公域与美国巧霸权”，《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2期，第51页。
(33)何奇松：“中美太空合作的现状与前景”，《现代国际关系》，2009年，第3期，第35页。
(34)Kenneth Lieberthal，Wang Jisi，“Addressing U.S.–China Strategic Distrust”，John L.Thornton China Center Monograph Series，Number 4，March 2012.
(35)U.S.Department of Defense，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 Report，February 2010；United States Joint Forces Command，The Joint Operating Environment，February 18，2010；White House，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May 2010；Joint Chiefs of Staff，The National Militar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Redefining America""s Military Leadership，February 8，2011；U.S.Department of Defense，Sustaining US Global Leadership：Priorities for 21st Century Defense，January 3，2012.
(36)王义桅：“美国重返亚洲的理论基础：以全球公域论为例”，《国际关系学院学报》，2012年，第4期，第66-72页。
(37)廉德瑰：“简析美国钓鱼岛政策的模糊性”，《现代国际关系》，2012年，第10期，第49-54页。
(38)National Defense Authorization Act for Fiscal Year 2013，http：//docs.house.gov/billsthisweek/20121217/CRPT-112HRPT-705.pdf.(上网时间：2013年2月18日)
(39)Office of the Secretary of Defense，Military and Security Developments Involving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12，May 20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