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已经放弃“微笑外交”，其遍及东亚的领土诉求越发咄咄逼人、寸步不让。当此之时，我们该如何在战略上应对中国之崛起？
尽管明显有过度简化之嫌，我仍相信，对中国与一战前威廉德国进行的类比在本质上是正确的。不同于纳粹德国和前苏联，今日之中国与1871年后的德国相似，既非有着无限全球野心的帝国主义力量，亦不受千禧年式普遍主义意识形态驱策。然而，它是一个非常大并快速崛起的力量。对一个国际体系来说，调整适应如此戏剧性的崛起是个极难完成的任务。
这也是1914年8月前英国和法国所面临的问题。许多人相信，引发这场战争的问题在于协约国未能有效阻止德国施行小毛奇的计划。但是，在1871年后的现实背景下，德国不可能不对整个欧洲施加更大的影响，并且一个具有竞争力的史学学派指出，问题在于协约国未能充分合理地安顿德国日渐增长的影响。我认为真相是这两种观点成分的杂糅：德国需要理解入侵比利时和法国的代价，但同时它也需要对其日益增长之实力的承认，尤其是在边界流动性较高的殖民地世界。无论如何都很难说存在着这样一种情形，即发动战争服务于某一交战国的利益。
在处理与当今中国的关系时，二十世纪初欧洲历史留下来的这些教训将被证明是具有指导意义的。中国被认为会在十年内超越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很自然地，它将施加更大的影响——不仅是对其所在的区域，还有整个世界。在某种程度上，这已经在发生：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和拉美，中国是最大的、增长最快的出口市场和投资者。美国所做的回应必须同时包含威慑（deterrence）和容纳（accommodation）两种因素。
题外话
在开始探索此种战略可能有哪些构成部分之前，我们需要先考察一下中国国内的发展问题及其对海外政策的影响。我相信，从长远来看中国的经济和政治模式都是不可持续的，但是，这一事实与现今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海外政策毫不相干。我们需要假设，在下一个十年，中国将继续沿着其当下的增长轨迹发展下去，并会越来越固执己见。不能为我们现在的问题设想一种有待天助的解决方案。
未来十五年，中国经济模式将面临严峻的考验。正如世界银行《China 2030》报告和中国人民银行所指出的，如何从中等收入国家走进高等收入国家行列，这一问题非常重大，它所要求的政策与主导上一世代的十分不同。中国领导人似乎相信，在仍居住于乡村的大约5亿人口中，他们有劳动力富余。但他们没有：据罗思高（Scott Rozelle）估计，农村已无可调动的工人，他还指出农村工作年龄的居民平均大约只受过6年教育。在出口向内需的转换中，中国领导人似乎认为他们可以简单地将农民放进新城镇化后城市的公寓大楼里，但是进城之后有什么有用的工作可由农民来做尚不清晰。对于中国产品输出的国际需求将仍然有限。中国领导层正计划，国家直到2020年将保持每年约7.5%的增长，实现从2010年到2020年国民产出翻一番的目标。我没听说多少西方的经济学家认为这是可能的；更可能的情况是，在下一个十年，增长率将下滑到5%到6%之间。而即使这样也要有如下前提，即中国短期内不会遭受其过度扩张之地方政府及快速冷却的房地产市场带来的大规模财政崩溃。
图：世界银行报告《中国 2030》封面
中国领导人面临的另一项重担是政治性的。中国现有大概3亿到4亿的中产阶级，而且每年都会产生超过600万的大学应届毕业生。如今中国的中产阶级有着比低技能工人更高的失业率，而且清华北大之类的精英大学之外高等教育质量存在重大问题。政府早前不惜一切代价追求增长的行为遗留下一堆潜在责任，不仅仅是肮脏的空气，还有五分之一的农田，据政府自己的环境保护机构所说，已不能用于生产粮食。在将来的某个时点，制造新工作机会的速率下降，会与中产阶级的期望发生碰撞，并会引发政治不稳定。然而，我相信，将美国海外政策建立在中国将出现政治崩溃，或者可能性较低的民主化此等假设的基础之上，这将是极其愚蠢的。当下，中国的中产阶级——不管短期内他们怎么抱怨和规避风险——看起来都很支持中国共产党继续执政。动荡的图景只可能在一段更低经济增速的时期后出现，而中国政府还有许多资源可推迟它的到来。
更重要的是，我们低估了中国政府从高涨的民族主义获取合法性的能力。 中共已非常明确地表述了如下事实，即只有它可以对扭转近百年来的耻辱并使中国再次成为大国的事业负责。这似乎是大多数中国人接受和引以为傲的事。弥漫在中国年轻人中间的民族主义的程度着实令人担忧（这种情况也存在于日本和韩国）。而且，一旦近期内经济模式变得不景气——比如房地产市场突然崩溃——中共将很可能转向民族主义以维护其合法性。这将使中国在海外主张更多而非更少。因此，我们必须按照今日中国的实际状态，而非按照我们希望它将来达成之状态来应对它。
亚洲多边主义
对于当前对华战略的各个操作层面，除了存在巨大问题之外，我不想多说什么。冷战期间，我们就苏联会如何使用其常规及核军事力量逐步提出大量典型场景，而且在获得大部分人同意的基础上，围绕一系列矛盾扩展升级的可能性梯度，我们部署了我们的军力。
在今天的太平洋战场上，除了北朝鲜对南朝鲜的入侵，或者对台湾的跨海峡入侵之外，我们没有对一系列相似的典型场景达成共识。特别是关于中国在南海和东海多种领土诉求的冲突会如何发展，它们会如何升级，以及相应情况下需要怎样的军事力量来应对这些可能性，对于这些，我们都没有一个清晰的认识。
例如，兰德公司最近的几项研究已表明，在一场全面战争的前72小时，中国的中程弹道导弹能够十分有效地摧毁太平洋空军对整个东亚进行前瞻部署的能力。问题是，我们认为在什么情形下，中国会准备向诸如嘉手纳（Kadena）和三泽（Misawa）空军基地，或者南朝鲜的基地发射导弹？日本人和韩国人会对此等袭击作何反应？相似地，对于中国在东或南中国海的侵犯，美国的回应可能不是直接介入正面战场，而是做一些别的事情，比如切断中国与波斯湾联系的所有海上航线，以及走另一个极端，即摧毁中国大陆的空军基地和导弹发射场。但问题仍是，在矛盾升级到何种场景时，我们坚信自己会执行这些操作？我确信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已将这些都推演出来了。然而，总统和国家安全委员会是否较好地了解了东太平洋爆发军事冲突的情况下他们所有的选项？我们不希望这些可能的场景直到危机已经爆发的最后时刻才被摆到桌面上。
除了太平洋战略的操作方面，我认为美国近期面对的核心课题是如何建设一个应对中国的多边框架。
过去的25年间，就东亚整体政治结构的规划，美国和中国进行了一场复杂的博弈。美国方面的行动当然是基于其传统的辐辏（音“凑”）联盟体系。这一体系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与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和菲律宾的双边条约。而中国方面则试图组织东亚共同体以排除西方力量的介入。这项努力开始于1989年马哈蒂尔在中国授意下推动建设东亚经济共同体的提议。1990年代初，在日本协助下，第41任布什政府阻止了这一提议的实施，但该提议却持续以不同的形式复归：东盟+3（ASEAN Plus Three）与东亚峰会（East Asian Summit）。中国的目的是将该区域围绕其自身组织起来，并将美国排挤出去。另外，出于战略目的而非经济目的，中方已增加许多东亚双边贸易协议。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很大程度上已经放弃了其多边进路，并日益要求东亚国家在纯粹的双边基础上与其交涉。它已经拒绝了将领土争议放在诸如东盟的多边场合进行讨论的请求。这是一种纯粹的力量型政治：在与中国进行双边交涉的情况下，东南亚小国很大程度上是无力的。而美国从自身立场出发，则日益推动关于岛屿纠纷的多边对话。希拉里·克林顿就任国务卿期间采取的最为重要的行动包括出席东盟部长后续会议（康多莉扎·赖斯则多次没能做到这个），以及更为普遍的，在越南、菲律宾还有其他国家与中国的纠纷中，给予他们强大的政治支持。
然而，这项机制已经瓦解。前两届东盟峰会没有出现对中国的普遍批判。在金边和内比都峰会我们可以看到主办国迫于中国的压力拒绝做出一个普遍的评述。日本和中国关于尖阁/钓鱼岛的纠纷也没能以一种多边的方式获得评判，因为日本关于历史问题的立场对于其他可能对多边方式抱有同情的国家（比如韩国）是有毒害而不可接受的。
而且，我们尚不清楚奥巴马政府在其第二任期内是否会继续致力于“再平衡”战略。2014年5月在西点军校的一场重要演讲中，总统先生展示了一个美国海外政策的总体框架，并宣称只有在美国利益受到“直接威胁”的时候才可以动用军事力量。奥巴马接着说，我们面临的唯一直接威胁来自于恐怖主义。演讲过程中，他一次也没有提起亚洲、中国或者太平洋地区力量的再平衡。
我相信未来任何建基于再平衡的美国战略都需要将应对中国领土诉求之多边架构的创制和提升摆在前沿与核心的地位。这意味着美国需要加强那里已有的任何机制，比如东盟。不幸的是，该区域充满了诸如东亚峰会和APEC之类在这方面不会有帮助的弱势多边组织。因此，也许是时候考虑一下以一种不同的方式将受到中国崛起力量威胁的国家组织起来。我不确知这样一种组织是什么样子。然而，有一点相当清楚的是，如果该区域的这些国家不团结起来，他们就会被分别绞死。
军事再平衡与多边架构都只强调了我所罗列的总体战略的威慑的一面，而没有容纳的一面。我尚不清楚后者由哪些部分组成。举例来讲，尽管我认为短期内我们需要增强威慑，但是就中国的领土诉求与它进行一场战争是否符合美国的利益，这并不十分清楚。至于如何对之做出规划，还要留待未来的思考。
注：
英文原文链接：http://www.hoover.org/sites/default/files/fukuyama_dealingwithchina.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