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英国在本月初宣布加入由中国主导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并成为其创始成员国的时候，大多数新闻头条并未关注该消息本身，而是聚焦于英方这一决定引发的英美摩擦。
白宫发表声明，敦促英国政府“发出自己的声音去推进采用高标准”。美国一名高级政府官员指责英国“不断迁就中国，这不是与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相处的最佳之道”。事实上，是美国自己用错了方法。
在英国，外交争端给那些主张政府应该对中国采取更加强硬态度的英国媒体的批评言论提供了契机。例如，他们说，英国政府本应当更强有力的大声支持去年香港的民主抗议活动，并且在2013年英国首相戴维·卡梅伦访问中国期间，他不应该疏远达赖喇嘛（好像确实疏远了）。
英国确实需要奋力维护自己，但没有任何理由说它一定要挑衅中国的内部事务，尤其在香港事务上，因为自1997年英国同意将香港归还中国那刻起，它就失去了在香港的地位。
美国也不应再一意孤行，接受国际社会在变化的事实才是明智之举。然而，美国国会必须批准2010年关于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给予中国和其他新兴大国更多的投票权的协议。与此同时，此协议已显得过时：因为自协议谈妥以来中国的经济规模将近翻了一番。美国，连同法国、德国和意大利，不情愿在现有的国际经融秩序中给予新兴大国相应的话语权会起到反作用。这将催生新的平行机构，比如由金砖五国在2014年成立的亚投行和新开发银行。
过几天，我将作为英国政府抗生素耐药性审查主席访问中国，届时将参加亚洲博鳌论坛。我希望鼓励中国的决策者们在2016年由中国担任主席的20集团会议上优先反对抗生素耐药性。虽然我不是英国外交大使，但我将会很高兴地提出我的观点，即英国政府加入亚投行是明智的，而美国当局反对这一决定则属愚钝之举。
中国十万亿美元的经济总量比法国、德国和意大利三国的总和还多。即便中国的经济增长率放缓至7%，该国本年度对世界经济总量的贡献也将达到7万亿美元。日本的经济增长率要达到14%才能对世界经济产生同样的影响力。
对于想参与世界贸易的每一个国家来说，努力发掘中国的需求显得至关重要。对英国来说，中国的需求显然包括金融（以及体育、音乐、时尚、或许保健）方面的东西。因此，英国通过与中国合作来扩大自身利益实属明智之举。
2008年金融危机所带来的为数不多的积极后果之一是提高了20国集团的国际地位；原则上来说，与曾经7国集团相比，20国集团在国际领导力方面更具代表性。然而，20国集团的缺陷也日趋暴露：参与国太多而很难达成共识，也很难把事情做好。
在现有的20国集团中需要建立一个新的7国集团，以便能够反映出与中国经济实力相适应的影响力和对国际社会相应的责任力。假如欧元区国家愿意放弃他们各自的席位，转而形成一个代表其货币联盟的整体，那么中国将在会议桌上获得一席之地。最终美国也不得不接受中国在国际舞台上不断提升的角色。
今年的下半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重新调整各货币单位的占比权重，即改革所谓的特别提款权，这一改革范围波及一篮子货币，目前包括美元、欧元、英镑和日元。根据几乎所有的经济和金融标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其特别提款权的改革中也应当将人民币纳入到其一篮子货币当中。美国最好也不要反对这一改革举措，否则会加速现有国际金融秩序的衰落。
同样，美国国会也应该批准同意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治理结构所做的改变。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新开发银行的建立，意示着中国和其他新兴国家开始主动发出自己的声音。而英国、法国、德国和意大利等国决定加入亚投行的举动则显示出新兴国家在主动发出声音方面并不孤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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