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4月23-25日，由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学术月刊》社、上海大学马斯托禁毒政策研究中心、英国格拉斯哥卫生和医疗保健社会史中心联合主办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国际卫生组织：历史与未来合作网络的缔造”，在上海大学顺利召开。此次会议得到了英国艺术和人文研究理事会（AHRC）、惠康基金会（Wellcome Trust）、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上海大学的共同资助。来自中国、英国、美国、法国、德国、瑞士、丹麦、加拿大等多国专家学者参加会议。本次会议是继2013年10月“国际卫生组织与医疗卫生史”国际学术研讨会后，三家单位联合召开的第二届以此为主题的高端国际学术会议，学者们在近3天的时间里对国际卫生组织的相关史学问题以及未来合作网络的缔造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研讨，紧密联系社会现实问题，主题新颖，视角独特，富有启迪。有鉴于此，特此综而述之，以飨读者。
一、国际卫生组织的起源、行动与角色
国际卫生组织在全球公共卫生领域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其起源、行动、作用引起了与会学者的多方关注。法国巴黎第十大学的西尔维娅·恺弗洛（Sylvia Chiffoleau）在以《身处险境的群体：麦加朝圣与国际卫生组织的出现》为题的报告中指出，国际卫生组织作为实体肇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然而，国际学界多把其视为欧洲与奥斯曼帝国之间的思想、科学和外交博弈的政治过程，与此不同，该研究则着眼于探讨穆斯林到麦加朝圣对第一波卫生国际化过程中产生的影响，或者说国际卫生组织起源过程中扮演的角色，并强调朝圣问题也参与到了现代医学的社会化过程中，应给予重视。
世界卫生组织作为最为重要的国际卫生机构，受到多位学者的关注。英国约克大学的莫妮卡·萨维德拉（Monica Saavedra）着力探讨了从1945年到1961年间葡属印度卫生保健的政治学，特别是其与世界卫生组织及其南亚区域办事处的卫生政策和实践的关系，并指出这种政治环境如何塑造了果阿的卫生保健计划及其影响程度。莫妮卡·萨维德拉对葡萄牙和果阿的行动者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卫生的重要行动者和推动者——世界卫生组织及南亚区域办事处的复杂关系进行了历史社会学的研究。通过对地方的知识、信息和档案文献的解读，将地方行动者从历史研究的边缘纳入中心，更多地揭示了地方行动者及其兴趣和需求，展现了历史学研究的多重面相。
国际卫生组织史的书写，一项重要的假设是其在控制疾病方面存在着普遍的共识。事实上，即使是联合国内部不同的组织之间也存在分歧。丹麦奥胡斯大学的尼尔斯·布瑞姆（Niels Brimnes）的研究就指出，世界卫生组织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在印度的肺结核疫苗问题上存在着诸多分歧甚至矛盾。研究发现，在卡介苗的推广问题上，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态度积极并将其视为优先项目，而世界卫生组织则持不同意见，而正是因为两者的不同意见，导致卡介苗在引进印度时遭遇危机。世界卫生组织希望制订全面的管理项目，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则要求单纯的“垂直的”公众接种。而后者的推动，对印度1947-1950年甚至50年代的结核病防控政策产生了实际性的影响。
当下，卫生已经成为了“发展合作”议题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德国亚琛大学的沃尔特·布鲁克豪森（Walter Bruchhausen）通过历史学的研究对卫生与发展的关系提出了新的解释，特别是以世界卫生组织与联合国技术援助拓展项目及专项基金的关系（1945-1967）为个案提出，与用于“发展”（援助）的政策和预算相较，卫生保健项目则通常处于不利地位。对于众多的政策规划者而言，卫生事务更多被视为是“社会的”或“人道的”事务，而非“发展”问题。该研究指出，尽管卫生对经济发展非常重要，且前者依赖于后者，然而，卫生显然应该或者还仅仅是发展的组成部分，而应该成为发展的前提和归宿。同样来自德国亚琛大学的艾瑞斯·鲍罗威（Iris Borowy）在《发展中的卫生——卫生与千禧年发展目标》一文中，从“本土论”与“全球化”的观点出发，探究了千禧年发展目标与卫生问题相关的内容，并指出，卫生占据了千禧年发展目标中的大部分比例，两者浑然一体，因此卫生与经济发展是一种互利互惠或互补的关系，并认为千禧年发展目标不久将会成为国际卫生组织中的一个新要素。
与前述学者不同，加拿大麦吉尔大学的乔治·威兹（George Weisz）则更多关注世界卫生组织在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全球化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和发挥的作用。目前慢性非传染性疾病正在引起中低收入国家的普遍关注，实际上，这一议题可以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世界卫生组织的预防心血管疾病项目，随后来自东欧和西欧的专家试图整合世界卫生组织的项目，但是慢性非传染性疾病仍没有受到足够的关注。直到世界银行卫生经济学家与世界卫生组织传染病专家的合作并促成“全球疾病重担”的研究。这些活动最终促使世界卫生组织自身进行了重大变革。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的倡议促进了世界卫生组织规范和协调功能的振兴，世界卫生组织也逐步成为了这一领域的主导性机构。但是，这一项目也提醒国际社会，尽管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受到广泛关注，但并没有促使支持慢性非传染性疾病项目资金向发展中国家倾斜。
二、殖民地医学VS.冷战医学
医疗传教士把“治病救人”作为其海外传教活动的重要工作，推进了殖民地医学会的兴起。湖南师范大学李传斌以《国际化与本土化：中国博医会研究》为题，研究医疗传教士在中国兴起的原因与过程，从中国博医会的工作目标、工作人员的身份及其援助项目探讨了中国博医会是如何从全面国际化的国际卫生组织向中国化或本土化转变的，并最终于1886年在华的医疗传教士汇聚上海，成立了“中国医疗传教会”（中文简称“博医会”)，也从而实现了其身份认同的新转向。
加拿大阿卡迪亚大学的白仁思（Robert John Perrins）在《帝国边境上疾病的对抗、辩论与监测：1910年肺炎性鼠疫疫情和北满鼠疫防治服务的创建》一文中借助多国档案文献，对1910-1911年在北满爆发的鼠疫疫情，以及面对疫情，国际社会和中国清政府开展的一系列的防疫活动进行了研究。其中指出1911年中国、俄国、日本、英国和美国代表共同参加的国际会议，推动了包括隔离医院、专门应对传染性疾病的永久性专家队伍以及公共卫生部门在内的现代防疫制度的建立。但随着20世纪30年代初日本侵华，鼠疫预防服务被迫终止。白仁思对20世纪早期在东北发生的对抗传染性疾病过程中存在的国际竞争与合作历史的探究，有助于理解20世纪初期的东北和西伯利亚大型鼠疫与疾病风险进行的跨国科技合作。
台湾“中央研究院”刘士永的《东亚冷战医学》指出，在20世纪国际卫生网络形成的过程中，远东殖民医学以热带医学为名挑战了西方医学的主导话语权，使殖民地与半殖民地区在西方殖民运动中丧失与其平等对话的权利得以重建。随着二战的结束，以美苏对抗为特征的新的国际关系格局取代了旧有的全球殖民主义体系也影响着东亚国际卫生网络，世界卫生组织的建立使得国际卫生运动再度兴起，美式医学主导的无殖民地的殖民医学时代拉开了帷幕。但他强调指出，与东亚的殖民地医学相校，冷战医学或许提供了一个新的解释框架。
脊髓灰质炎作为全球性的健康问题可以追溯到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脊髓灰质炎研究领域的合作、预防与治疗在20世纪50年代末达到顶峰。对于世界卫生组织在脊髓灰质炎的预防治疗中发挥的作用如何，从伦敦大学伯克贝克学院的多拉·瓦格（Dora Vargha）《人际还是国际？冷战时期的脊髓灰质炎疫苗研究与世界卫生组织》一文中可以得到较为清晰的认识。多拉·瓦格还强调，抛开冷战紧张的国际背景与残余的殖民地世界，在脊髓灰质炎疫苗研发的过程中，研究者的个人网络与世界卫生组织紧密地交织在一起。国际机构利用科学家网络成为一个具有协调性的、有效的和标准化的实体；而研究人员借助世界卫生组织进一步加强联系，希望能够获得尖端的科学技术或者是在公共卫生突发事件中获得免费的疫苗。
国际卫生组织与民族国家双层博弈是学者普遍关注的问题。法国里昂大学的亚历山大·马钱特（Alexandre Marchant）以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法国为例，探讨了联合国禁毒政策与法国政府禁毒政策的博弈过程。作者借助法国卫生部档案、美国国务院和司法部档案，着重研究了联合国与法国在合法鸦片市场与安非他明类新型精神类药物管理问题上存在的合作与分歧。研究发现，如果在毒品外交和毒品战的过程中缺少国家层面的制度支持，不仅毒品问题难以解决，有效的国际禁毒体系也无法建立。
来自美国戴维森学院的朴世英（Saeyoung Park）在《朝鲜的公共卫生与1973年申请加入世界卫生组织》一文中指出，1973年5月17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被批准加入世界卫生组织。通过对大量的文献资料的解读，分析了朝鲜与国际组织特别是世界卫生组织的长期关系，可以说是从新的视角来理解朝鲜的公共卫生。通过这一视角也有助于理解其在国际卫生组织与国际事务中的角色与作用，也有助于理解朝鲜的对外关系。
三、国际卫生组织与中国卫生
自19世纪以来，洛克菲勒基金会、红十字会等机构在医疗保健和医学领域中扮演了多重角色，通过经济援助等方式对各国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其中，洛克菲勒基金会在亚洲积极开展活动，努力为亚洲的医学发展贡献力量。复旦大学的高晞以《洛克菲勒基金会的上海计划：中华医学会和上海红十字会中心医院》为题，通过对基金会国际化概念的分析，指出洛克菲勒基金会在全球化的公共卫生和医学教育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外，还指出洛克菲勒基金会在上海建立医院学校，其目的是培训一批真正的中国医学专家。重要的是，中国红十字会在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援助下成立；红十字会运动引起了全中国对当代医疗的巨大兴趣，促进了中国医疗事业的发展。通过对洛克菲勒基金会的上海计划的论述，不难看出，国际视野下的科学医学与公共卫生的建立塑造了近代中国。在20世纪国际化的趋势下，世界先进的医学技术进入中国，中国也逐渐走向世界，中西之间的互动促进了卫生事业的进步。
哈佛大学的卡罗琳·里夫斯(Caroline Reeves)在 《社会和科技创新的联姻：以20世纪早期的中国红十字会为例》中通过对中国红十字会早期历史的研究，强调了新科技与社会运动是如何紧密结合并发挥作用的。卡罗琳·里夫斯强调，尽管对于科技是如何改变人类的生活的认识几乎是司空见惯的，但是对于科技对全球化的卫生保健和救济工作带来的作用不能被忽视。科技的变化使最初的卫生保健国际化并且卫生网络的创建使卫生体系从地方性走向国际化。因此，对科技机制的深入研究，不但有利于详尽地理解组织机构的发展历程，而且对于当今国际卫生组织使用的科学技术能否为未来谋福利提供借鉴。
英国埃塞克斯大学的周逊在《从中国的赤脚医生到阿拉木图：漫长的70年代的初级卫生保健运动》中，通过对中国赤脚医生的出现及其在毛泽东时代发挥的重要作用分析了中国赤脚医生是如何引起美国等国的关注，但由于其在第三世界带来的影响，苏联的不满致使中国没能出席阿拉木图会议。但是随着工业化带来的农村人口不断涌入城市，而且初级卫生保健项目诸如赤脚医生被视为是农村的项目和针对下层民众的，这一项目的实施必然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尽管因国际政治原因，中国被排除在阿拉木图会议之外，但以此为契机，中国政府开始逐步放弃赤脚医生项目，并在1983年终止。
瑞士洛桑大学的林意唐以定县实验为例，探讨了中国公共卫生实验室的构建。1928年至1937年十年间，中国和国际卫生专家逐渐将视角转向中国农村地区的医疗卫生事业，其中定县的实验尤为成功。米尔班克纪念基金和国际联盟的支持促进了定县实验室和中央卫生站的创建，当地根据实际创建了专门的卫生体系。林逸堂指出，这些公共卫生工作与周围的社会环境是密切相关的，其作为一项实验的执行有助于理解当地环境与公共卫生措施。但是由于中央卫生站依赖于国际援助，随着国际援助关注点的转移，中央卫生站失去了援助资源，其作用和功能也大受影响。
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诸如非典、禽流感、埃博拉病毒等的频繁干扰，国际卫生组织已经成为国际学术界关注的重要议题。本次会议以“国际卫生组织：历史与未来合作网络的缔造”为主题，不仅与当前人们日渐关注的卫生、健康问题紧密结合，而且通过对一些重要国际卫生组织历史的回顾、探讨与研究来进一步加深对国际卫生组织这一国际社会主体的重视度，对其起源、影响、实践进行历史学的研讨。该主题不但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而且又有浓郁的现实关怀。相信通过历史学的知识、方法、视野对此问题的探讨定能为当下国际社会关注的医疗卫生难题的解决提供可借鉴之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