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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城市扩容降低生活成本是抢人和育人的关键

近几个月,城市之间的抢人大战愈演愈烈,各大城市的落户门槛一降再降,有的城市甚至给出了近乎“零门槛”的落户政策。 那些在抢人大战中赢得先机的城市迎来了户籍人口的快速增长。 比如,今年第一季度,西安自市外迁入落户人口达到24.49万,超过去年全年的户籍人口增长数。成都自去年7月推出“人才新政12条”以来,9个月时间内,就吸引17万余名青年人落户。

户籍人口的快速增长,也导致这些城市“一房难求”。 今年3月,西安一楼盘开盘上演千人“抢房”风波。5月初,成都出现了“7万人抢千套房,买房队伍绵延几公里”的景象。在这种抢房风潮下,多地房价快速上涨。今年4月份西安房价环比上涨11.2%;而在2017年户籍人口增长第一的成都,二手房价格上涨超过70%, 涨幅全国第一 。

“抢人大战”的上演说明各地已经意识到人口对城市发展的基础性意义,而这种城市间的博弈将促使人口大城市集聚。如我们在新书《人口创新力》所分析的,创新的活跃也是大城市人口集聚效应的重要表现之一。

相对于农村和中小城市,大城市能够吸引年轻人是因为那里有更多的就业和创业机会,有更广阔的空间让他们充分发挥自己的潜能。但即使完全拆除户籍藩篱,高涨的房价和高昂的生活成本,将使得无数心怀梦想的年轻人难以在大城市真正立足。就算勉强留存留下来,他们也很难在大城市安居乐业,繁衍生息。这反过来又会挤压本来就处于世界最低水平的中国大城市生育率,进一步恶化中国的人口形势。

为了应对飞涨的房价,各地不约而同地采取了各种限购政策。3月30日,西安市房管局紧急下发通知,要求开发商采取公证摇号方式公开销售。4月4日起,杭州在商品房销售上开始采取摇号方式。5月15日,成都楼市限购升级,明确了包括将限购对象由自然人调整为家庭;户籍迁入成都市未满24个月的购房人,应在成都市稳定就业并连续缴纳社保12个月以上方能新购住房。

这些限购措施在短期内抑制了房屋的有效需求,但只能延缓却无法阻止房价的上涨。实际上,要真正缓解高房价问题并进而降低大城市生活成本的根本出路,不是抑制需求,而是增加供给,也就是通过增加土地供应和加大基础设施投入等方式进行城市扩容。

不过,很多人会觉得中国大城市的规模已经太大了,需要的是控制而不是扩大城市规模。但实际上,无论是从经济均衡还是国际比较来看, 即使上海和北京这样的一线城市的规模,都是偏小而非偏大。

首先,上海和北京都是采用极其严厉的限制性措施才抑制了人口的增长,这本身就说明这两个城市当前的实际人口,要少于其自然均衡状态下的人口。其次,一个国家的人口规模越大,其最大城市人口规模通常也越大。国外几千万人口的国家的大城市,往往都有一千多万至两千多万人口。比如,伊斯坦布尔人口1400万,占土耳其人口的将近1/5;布宜诺斯艾利斯人口1200万,占阿根廷人口的1/3;首尔都市圈人口有2300万,而韩国只有5000万人。中国有13亿多人口,但一线城市上海和北京都只有2000多万人,而日本只有1亿多人口,但东京都市圈人口高达3700万。

中国拥有世界最强大的基础设施建设能力,完全有能力建设更大规模和更高效率的城市。城市扩容不只是建设更多住房来平抑房价,还包括建设更多的托儿所、幼儿园和学校,让年轻人不仅进得来,留得下,还生得起小孩,养得好小孩。

实际上,人口集聚有助于整体效率的提升,特别是基础设施建设和使用效率都随城市规模增加。根据国务院规定,修建地铁的条件是城市人口必须达到300万以上,这是因为在人口不足的城市建设地铁将无法收回投资。全国约200个民航机场中的大部分处于亏损之中,但客流量最大的6大机场全部都是盈利的。 中国高铁在人口相对稠密的东部盈利,但在人口相对偏少的中西部却亏损。

而且,即使在中国一线城市,土地资源也不匮乏。比如,上海仅耕地面积有1800多平方公里,相当于现有建设用地的60%。将这些土地用于提升生活环境所带来的使用价值和社会效益,将远超过用于农业所创造的价值。由于大城市的人均用地通常小于中小城市,更小于农村,让愿意在大城市奋斗的年轻人能够在大城市安居乐业,而不是回家乡去购买或建造一年住不了几天的房屋,从全国来看会节省土地。

城市扩容后,如何解决交通问题呢?方案之一是在城市中心与郊区、郊区与郊区之间建设高速轨道交通。目前的郊区轨道交通,要么是平均2公里一站的低速地铁,要么是50公里一站的城际高铁。但对郊区的发展真正具有极大的社会和经济效益的是,建设10公里左右一站的郊区高铁。

比如在日本,横滨到东京市区相距不到30公里,两地就是通过只停1到2站的高速列车链接。如果在上海等大城市郊区建设时速200公里、每10公里设置一站的高铁,那么即便从最远的郊区到市中心也只要30分钟。这样的交通建设成本短期来看也许会很高,但其利用效率和经济效益要远比在偏远地区建设高速公路高得多。

在城市扩容的同时,逐步放开并最终去除户籍限制,让大城市不仅成为高技能人才,也成为普通劳动者的集聚地。最好的扶贫方式其实是创造环境,让贫困者用自己的劳动来改变自己的命运。

贫困人口迁徙到大城市,即使从事保洁、保安、快递等对教育水平要求较低的工作,也比在偏远农村生活得更好;他们的后代也能享受更优质的教育并拥有更多的机会,而不是成为从小就与父母分离的留守儿童。大量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也有助于农业生产的集约化和效率的提升。此外,贫困人口从生态脆弱地区迁出,也有利于生态环境的改善。

综上所述,如果能转变控制城市规模以及抑制有效需求的观念,让各大城市之间的抢人大战,逐步演变为增加供给的城市扩容行为,那将有助于各大城市平抑房价,降低城市生活成本, 最终惠及各方。中国最大的优势是具有世界第一的市场规模和人才规模。 要充分发挥这样的规模优势,就需要进一步扩容城市,让这些城市不仅成为创新创业的热土,更是环境优良、交通便利,拥有充足的教育和医疗资源的宜居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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