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货币理论”（ Modern Money Theory，MMT）并不是一个严格的定义,它常与Modern Monetary Theory, Modern Monetary Theory and Practice(MMTP）混用。其思想来源，可以追溯到乔治·弗里德里希·科纳普（Georg Friedrich Knapp）的国家货币理论（也称特许权主义，Chartalism）、阿尔弗雷德·米切尔·因内斯（Alfred Mitchell Innes）的信用货币理论、阿巴·勒纳（Abba Lerner）的功能性财政主张、以及海曼·明斯基（Hyman Minsky）有关银行体系的观点等。
早在1905年，科纳普就明确指出，货币是“法律的产物”而不是商品。科纳普认为，国家货币的特点就是在与政府有关的支付场合能够获得政府相关机构的认可和接受；通过承认纸币为“法定货币”，政府可以创造出纯粹的纸币并使其成为可交换货币。1914年，因内斯在《银行法》杂志（The Banking Law Journal）上撰文，指出货币是作为延期付款的标准而存在的，货币是政府可以通过税收方式收回的债务。“每当征税时，所有纳税人都有义务偿还一小部分政府通过发行货币，无论是以硬币、存单、汇票还是以其它名义发行，而产生的债务。纳税人必须从其它政府货币持有者那里获得他所承担的那部分债务，并将其交给国库以清偿他的法定债务”；“通过税收赎回政府债务，是政府发行铸币和其它形式政府货币的基本法则”。1947年，勒纳提出了“功能财政”主张。在“货币是国家的产物”一文中，勒纳指出：由于国家有能力创造货币或通过征税方式收回货币，政府有责任采取措施来避免出现通货膨胀和萧条现象。
上世纪90年代以来，沃伦·莫斯勒（Warren Mosler）、L.兰德尔·雷（L. Randall Wray）、斯蒂芬妮·凯尔顿（Stephanie Kelton）、比尔·米切尔（Bill Mitchell）等人为恢复特许权货币理论作了大量努力，雷将这股潮流称为“新特许权主义”（Neo-Chartalism），而米切尔则将其概括为现代货币理论（Modern Money Theory, MMT）。按照经济学家曼昆（N. Gregory Mankiw）的说法，现代货币理论是在“在学术界的一个小角落发展起来的（非主流论述）”。只是随着“次贷危机”后对宏观经济政策辩论的增加，随着政治活动家（如伯尼·桑德斯、亚历山大·奥卡西奥·科尔特斯）宣讲类似的政策主张，现代货币理论才逐渐走进普通大众的视野。
基本观点
现代货币理论对货币的认知，是从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职能切入的。正如海曼·明斯基所言：“每个人都可以创造货币”，但“问题在于其是否被接纳”。一个国家的政府通过设定税收赋予了国民用法定货币缴纳税款的义务，从而人为创造出了对货币的需求，使法定货币得到全社会普遍认可。由此，现代货币理论提出了“税收驱动货币”的基本命题。
现代货币理论把现代银行体系中中央银行的负债描述为“金字塔式”的层状结构：最底层是由家庭发行的借据，自下向上依次为：生产性公司发行的借据、非银行金融机构发行的借据、商业银行发行的借据以及顶层的政府借据。“没有比政府发行的不可兑换借据更高等级的负债了”（但是，在自由兑换制度下，如果政府承诺以固定汇率按需将货币兑换为黄金或外汇等资产，上述资产便取代政府货币居于央行负债金字塔的顶端）。在“金字塔式”的等级负债体系下，由于由较高等级机构发行的负债通常更容易被人们所接受，各层级在结算负债时通常会利用更高层级的负债作为杠杆；由此，整个货币体系的运转便“建立在（相对数量较少的）政府借据的杠杆效应之上”。
通过分析货币创造和银行同业结算过程中银行体系资产负债表的变化，现代货币理论指出：即便财政部和央行分立，也没有改变“税收驱动货币”的基本逻辑。在现代金融体系下，财政部每征一次税或开展一笔支出，都离不开央行、商业银行相关动作的协作与配合；否则，银行间拆借利率就难以维持在目标水平之上，央行的货币政策操作也必然落空。上述分析不仅进一步支持了“税收驱动货币”的基本观点，也为提出以财政政策为主导的宏观调控政策做了铺垫。
主要政策主张
现代货币理论奉行“功能财政”理论，强调财政在推动实现充分就业、消除经济周期性波动方面的作用。现代货币理论认为，要想实现充分的反周期波动，并将经济运行引导到充分就业状态，在“自动稳定器”之外还需要具备两个条件：（1）政府收入和支出要有强劲的周期性；（2）政府收支规模要足够大以充分抵消私营部门的波动。
关于政府收入（税收）。现代货币理论认为，征税的原因首先是通过强制使用法定货币来履行纳税义务，使法定货币在全社会得到广泛接纳；其次是通过回笼货币减少政府向市场体系注入的购买力，稳定总需求、稳定物价水平；再次是改善收入分配以及抵制社会不良行为（如污染环境、抽烟、赌博、奢侈性消费、高频金融交易等）；最后则是为从事公共项目筹集资金。在现代货币理论看来，工资税、消费税乃至企业税等都是不可取的税收。税收总量的确定，应以维持货币稳定、防止通货膨胀为前提。
关于财政支出。现代货币理论认为，没有支付能力的约束决不意味着政府可以毫无节制地支出。政府应当把政府支出局限在公共目的上。现代货币理论并没有明确指明公共目的边界和范围，只是原则性地指出：公共目的是“广泛且不断演变的”，政府及国际组织在塑造社会发展的目标和前景、推动全社会迈向更高发展目标和更好发展前景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现代货币理论的政策主张，集中体现在就业保障计划上。现代货币理论认为，“就业保障/最终雇主计划” 能在实现充分就业的同时维持物价稳定，是强有力的宏观经济稳定器。现代货币理论极为推崇“就业保障/最后雇主计划”，认为从道德伦理角度看，政府有义务为全社会提供足够多的就业机会；而“罗斯福新政”时期推行的大规模就业计划又“让美国改头换面，步入了现代化的进程”、“‘新政’不仅让一个支离破碎的国家全面复兴，更将其带入了21世纪”。所谓“就业保障/最终雇主计划”，就是政府承诺为任何符合资格、已经准备好且有工作意愿的公民提供工作机会的行动计划。在“就业保障/最终雇主计划”有效运作的条件下，当经济繁荣时，私营雇主劳动需求增加，私人企业可以通过支付更高的工资从“就业保障/最终雇主计划”中招募大量的后备劳动力以满足需要；而当经济衰退时，私营企业雇用人员减少，被裁减的员工则可以转向“就业保障/最终雇主计划”，在新的岗位上实现就业并获取国家按照统一标准支付的报酬。现代货币理论认为，依托“就业保障/最终雇主计划”，一国政府可以有效缓冲经济衰退时期职工就业和收入的波动，从而稳定经济运行。现代货币理论还认为，通过在“最终雇主与工作保障”计划中设定报酬标准，一国政府使其主权货币的币值与计划雇佣劳动的边际产出挂上了钩，从而为稳定主权货币、遏制通货膨胀设定了“锚点”。
为了回应人们对大规模推行“就业保障/最终雇主计划”可行性的怀疑，现代货币理论勾勒了“就业保障/最终雇主计划”的管理原则：（1）国家政府没有必要亲自制定并运行整个就业计划。就业计划可以高度分散，分别由地方政府、地方非营利社区服务组织、公园和娱乐机构、学区以及工人合作社等开展；也可以由地方社区提出计划、地方机构或地方政府来运行这些计划，国家政府仅需要提供资金支持并批准相关项目；（2）国家可以直接将工资支付给就业计划的参与者，以减少资金被挪用的风险；此外，提高透明度也是对抗腐败的重要手段；（3）国家将为项目提供一定的非工资性资金支持。但这些资金是有限的，通常约为工资总额的25%左右；（4）不排斥私营赢利性组织参与到就业计划中，但应对由此引发的不良激励持警惕、警觉态度。
对现代货币理论的批评，集中体现在对通货膨胀（特别是恶性通货膨胀）的担忧上。在通货膨胀问题上，当前主流学者均奉行货币数量论，把通货膨胀的发生、发展归结到一国政府不负责任地滥发货币上。在大多数经济学家看来，现代货币理论主张“政府可以不受限制地发行赤字”，无异于为大规模货币超发、恶性通货膨胀的发生发展开启了大门。在主流经济学家看来，沿着“财政向中央银行透支-货币大规模超发-通货膨胀发生发展-经济秩序陷入混乱、人民生活显著下降-政府信誉一落千丈，乃至引发统治危机”的发展路径，历史上存在太多的鲜活案例。
卡托研究所（Cato Institute）的塞巴斯腾·爱德华（Sebastian Edwards）归纳了二战后若干民粹主义经济管理的典型案例，明确指出：拉美左派民粹主义所奉行的宏观经济管理措施，就是现代货币理论在实践上的运用。爱德华详细考察了三个最有代表性的民粹主义经济管理案例(1970年-1973年间的智利、1985年-1990年间秘鲁,以及1998年至今的委内瑞拉)，归纳出了其经济运行的普遍规律：在推行民粹主义政策初期，由于政府支出迅速增加，大量转移支付得以实现，上述三国的经济表现都有所改善，人民生活水平也有所提高；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上述三国都出现了经济失衡加剧、通货膨胀迅猛发展、汇率快速贬值、居民实际工资显著下降的现象。爱德华还明确指出，在拉丁美洲地区之外，实行民粹主义左派宏观经济政策的案例（如土耳其、以色列和密特朗执政期间的法国），也“均以失败告终”。
现代货币理论则分析了价格衡量标准、“鲍莫尔病”以及市场支配力对物价水平的影响，认为物价总水平存在着持续上涨的趋势。“事实上，一定程度的、温和的通货膨胀可能是件好事”。现代货币理论认为，真正需要引起关注的是恶性通货膨胀。现代货币理论分析了恶性通货膨胀的若干经典案例(独立战争与南北战争时期的美国、魏玛共和国、委内瑞拉)，认为发生恶性通货膨胀的国家大抵面临社会与政治动荡、生产能力崩溃、背负以外币或黄金计价的巨额外债等问题。正是上述问题的存在，使得当一国出现通货膨胀时政府不能及时通过减少支出或增加税收的办法来遏制社会需求，并最终陷入了国民收入持续超分配、通货膨胀不断恶化的境地。相反，日本、美国等国虽然背负巨额财政赤字、也实行了量化宽松、零利率的极度宽松货币政策，上述国家仍然不存在通货膨胀预期，“恶性通货膨胀更不可能”。基于此，现代货币理论坚定认为，恶性通货膨胀是“一种罕见的现象”， 是“由非常具体的情况造成的”。推行现代货币理论决不意味着恶性通货膨胀。现代货币理论的上述观点，用时髦的话语归纳，就是发生恶性通货膨胀的国家普遍存在“重大治理缺陷”。
（一）战后宏观调控政策的演变
1929-1933年的大危机破除了人们对市场机制的迷信。二战后，凯恩斯主义流行起来。特别是汉森-希克斯模型（IS-LM模型），构建起了产品市场和货币市场交互影响、共同决定国民收入与利率的理论分析框架，为各国实施需求管理提供了理论依据。根据IS-LM模型，如果IS曲线斜率较小（如投资对利率较敏感），或者LM曲线斜率较大(如货币需求对利率不敏感等)，货币政策更加有效；反过来，如果IS曲线较为陡峭，而LM曲线较为平缓，则财政政策更加有效。政府可以根据经济运行的具体态势相机抉择，灵活搭配财政、货币政策工具调控经济运行，以熨平经济波动、实现充分就业。显然，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政府在搭配运用财政、货币政策方面是拥有广阔政策空间的。
随着通货膨胀的不断发展，对需求管理的质疑声音多了起来。“预期因素”的引入，使人们认识到 “菲利普斯曲线”效应从长期看是不存在的；必须尊重“自然增长率”、“自然失业率”背后蕴藏的客观力量。而关于“政策动态非一致性问题”的研究更揭示了如下事实：政府追求短期利益的行为最终必然损害长期最优政策目标的实现。这也意味着，虽然物价稳定对全社会来说是最好的局面，但为了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如连续执政，提高公众满意度等），执政者必然会以长期通货膨胀为代价谋求短期经济增长和失业率的降低。上世纪80年代以来，在里根经济学和撒切尔夫人“私有化运动”的带动下，“新自由主义”迅速在全球流行开来。伴随着社会思潮的转变，在减税、放松管制、尊重市场机制的浪潮中，货币政策地位显著上升、财政政策作用显著下降。主要表现在：从法律地位、组织体系、人事任命等方面入手增强央行“独立性”；明确“稳定物价”是货币政策的唯一目标；推行“盯住通货膨胀”的政策框架等。把稳定物价作为货币政策的唯一目标，意味着政府不会人为地追求低于“潜在失业率”的“合意的”充分就业状态。在新的政策框架下，要实现增加就业的政策目标，一方面要依靠通过财政、货币政策实施需求管理，另一方面则要推行提升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政策，具体如：加强教育培训、完善信息服务、提高市场灵活性等。
但新自由主义的流行也导致了收入差距的持续拉大，再加上全球化快速发展，跨国公司纷纷把标准化的、附加值低的、或环保成本高的生产活动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导致工作机会大量流失、就业竞争压力加大。在“再就业”困难重重的情况下，一些失业者甚至主动退出了劳动力市场，导致劳动参与率不断下降。中产阶层收缩、收入分配两极分化、失业率居高不下交织在一起，使国内需求不足的矛盾日渐突出出来。“次贷危机”爆发后，各发达国家纷纷出台强力措施干预经济，例如突破赤字规模限制、显著扩大财政赤字规模；中央银行快速扩表，为市场注入流动性；救助陷入困境的金融机构和企业；实行“零利率”（甚至负利率）政策等等。即便如此，日、欧等发达经济体仍然困难重重，复苏乏力；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矛盾持续发酵并演化出一系列社会事件（如民粹主义抬头、全球化受挫、“黄衫军抗议”）等。在全球经济、社会政策加速转型的背景下，现代货币理论着眼于实现充分就业、提出了由财政政策主导宏观调控的新思路，无疑使人眼前一亮。
1．现代货币理论遵循国家货币论的内在逻辑，贯彻“税收驱动货币”的基本主张。在深入分析货币创造和支付过程的基础上，阐明了财政、货币政策相互配合的机制，为准确把握财政、货币政策相互关系，完善宏观调控政策设计提供了新的思路；
2．现代货币理论把充分就业放在宏观调控目标的中心位置。现代货币理论强调就业对个人、家庭乃至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强调依托积极的财政支出，把闲置社会资源充分利用起来以改善公共福利的重要意义。在失业率居高不下、收入差距持续拉大的环境下，扩大就业的主张直接触及诸多社会问题的根源，从而赢得了广泛的共鸣；而美国破旧的基础设施系统（如公路、桥梁、机场、城市基础设施等），也使人们对改善基础设施、提升公共服务的必要性拥有了切身感受。
3．现代货币理论直面货币政策的有限性。货币政策是典型的间接调控方式。人们常把货币政策的调节机制比作“放风筝”：当经济过热时，紧缩货币可以遏制通货膨胀发展；而当经济衰退时，刺激性货币政策却离不开市场主体的积极配合。为了应对“次贷危机”，许多国家推出了“零利率”（甚至“负利率”）的超常规刺激措施，但由于内需不振、企业投资意愿不强，政策效果并不明显。现代货币理论正确地指出：“零利率”政策严重损害了消费者（存款人）利益，挤压了消费，从而对冲了极低利率政策的政策效果。
4．现代货币理论恢复了财政政策在宏观调控体系中的应有地位。上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新自由主义”的泛滥，“让市场发挥作用”成为人们的口头禅，“有形之手”的缺点被人为放大，政府直接干预被一边倒地指责为“低效率”。在此背景下，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遭到削减，政府调节收入分配职能严重弱化，财政刺激政策被简化为减税；与此同时，货币政策则受到过分吹捧。美联储主席艾伦·格林斯潘甚至一度被誉为全球的“经济沙皇”。但是，离开了财政政策的有力调节，一国经济必然会因为收入两极分化而陷入内需不足的境地，而内需不足反过来又为货币政策发挥作用设定了边界。“次贷危机”后，许多国家推行“零利率”政策也难以摆脱经济困局，就是上述政策困境的一个表现。面对货币政策空间日渐狭窄的新挑战，现代货币理论呼吁实施更加激进的财政政策、依托就业计划来实现充分就业和经济社会的全面进步，启发了广大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有助于纠正当前过于倚重货币政策实施宏观调控的政策倾向。
第一，现代货币理论强调货币供给侧的外生性，忽略了对货币需求（货币流通规律）的分析。早在上世纪30年代，凯恩斯就把人们持有货币的动机归纳为交易动机、预防动机和投机动机，指出利率和收入是影响人们货币需求的重要因素。当前，金融市场高度发展、国内外金融市场密切联系。企业投资、家庭消费已经和金融市场、资产价格密不可分。遗憾的是，现代货币理论框架内却严重缺乏对货币需求的分析，缺乏对金融市场与实体经济运行有效互动的分析。对于以货币理论冠名的“现代货币理论”而言，这不能不说是严重的缺憾。
第二，现代货币理论暗含了“完善市场”的假设，缺乏对微观主体行为的分析，缺乏对经济运行制度环境的分析。在现实生活中，市场都是不完善的。垄断、寡头竞争、信息不对称无处不在。只有结合特定的市场结构，深入分析市场主体的基本行为方式，才能准确把握市场的运行规律和发展趋势。简而言之，已有大量的研究表明：执政者为了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如竞选连任等），往往不惜牺牲长远利益、集体利益（如容忍通货膨胀的发生发展）。那么，有何种机制来消除执政者的短期机会主义行为？预期在金融运行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市场主体一旦对政府信用失去信任，就会明显减少货币需求。对于主张“无限制发行货币”权力的政府而言，应采取何种机制才能有效维持市场主体的信任？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背景下，即便一国政府不举借以外币偿付的债务，企业也可能大量参与到以外币计价的投融资业务之中，这就使一国的经济运行不仅受制于国内的货币政策（利率），也受制于本币汇率的变动。主权货币和全球化之间又该如何协调？现代货币理论强调，政府可以通过增加税收、减少支出等方式收回货币，以遏制通货膨胀的发生、发展；但需要什么样的机制设计才能使政府及时行动，把“财政扩张”改为“财政紧缩”呢？对于上述问题，现代货币理论都没有做出明确回答！正是上述种种未解的问题，使人们对现代货币理论的政策主张充满疑惑。
第三，现代货币理论推崇“就业保障计划”，其政策设计有待丰富完善。面对经济资源的闲置（大量失业的存在），现代货币理论主张由政府出面雇佣失业工人从事公共事业。这项主张既符合道义（培养劳动精神、提升社会道德水平），又利国（改善基础设施、增强发展潜力）利民（增加居民收入、改善居民生活），确实值得称道。但是，由于历史、文化和社会管理等方面的差异，即便是发达国家，其所面临的经济问题也大相径庭。在失业率居高不下、公用设施破旧不堪的国家，现代货币理论有关“就业计划”的主张很容易获得社会认同；而在基础设施相对完善、社会运行高度有序的国家，人们则对“就业保障计划”相对无感。按照马斯洛的需求层次，在低层次的需要得到满足之后，人们会更加关注高层次需求的实现；因而，许多人把解决问题的思路放到了缩短劳动时间、确保基本生活需要（发放基本国民收入）、发展教育以充分激发个人潜能上。在政策建议方面，现代货币理论需要有更加系统的、完整的解决方案。
第四，现代货币理论忽视了改善经济结构的重大意义，其政策建议不够全面、系统。现代货币理论提出了“三部门平衡说”，认为政府负债的增加，有助于改善家庭部门的资产负债表，从而消除经济运行风险。在经济结构、制度框架不变的前提下，现代货币理论的上述结论无疑是正确的（这和前些年国内一度流行的“政府加杠杆、居民降杠杆”的论调何其相似！）。事实上，面对相同水平的均衡收入可以存在不同的三部门资产负债组合。一种情形是政府部门低净负债、银行部门低净资产、家庭部门低净资产，整个经济主要依托自身的内在动力高效运转。这是居民收入差距小，国内需求旺盛，经济内在均衡水平很高的情形，不需要政府强力刺激就可以实现充分就业；另一种情形则是政府高净负债、银行部门高净资产、家庭部门高净负债。这是收入分配严重失衡、国内需求受到压抑、国际市场严重受阻时的情形。此时，虽然政府已经采取极低利率政策刺激经济，但新增信贷资金大量流入股票、房地产市场，投资收益主要流入超高收入群体，货币政策对刺激社会消费的作用相对有限，继而政府只能采取激进的财政措施来刺激需求，推动充分就业。人们经常引用现代货币理论有关政府可以不受限制地发行财政赤字的观点来衬托现代货币理论政策建议的激进和匪夷所思。事实上，激进的财政赤字主张，仅仅是在政治议程僵持不下、相关的社会改进措施难以实施的背景下做出的“不得已的”政策选择。对于这一点，现代货币理论简略地提到过，但没有充分展开。缺乏结构性分析不仅影响到现代货币理论的完整性，也制约了其政策建议的全面性和系统性。
最后，现代货币理论的政策主张面临操作难题。现代货币理论把物价稳定作为判断政策失当（刺激力度过大）的指标。大家都知道，物价是反映经济运行变化的滞后指标，通常被用来确认一个趋势的发生发展。用物价变动来指导政策操作，显然滞后了。不仅如此，现代货币理论主张通过增加税收、减少财政支出的办法来回收货币以遏制通货膨胀发生发展。在现代社会里，增加税收需要议会通过相应的法律，而削减预算支出不仅要面临技术上的挑战（如许多工程或投资项目不能叫停），而且还需要获得议会的同意（预算调整）。这是费时费力的操作，并不完全由政府独家操控。即便议会支持政府增加税收、削减财政支出，上述政策要真正落地并发挥作用，也需要很长的时间。这种政策的滞后性和经济运行的内在波动叠加在一起，其最终结果很可能不是熨平经济周期，而是加剧经济波动。在实践中，这样的反面典型是很多的。
曼昆曾指出：“现代货币理论包含了一些真理的硬核，但其新颖的政策建议并不能令人信服地从其理论假设中推导出来”（MMT contains some kernels of truth, but its most novel policy prescriptions do not follow cogently from its premises）。考虑到现代货币理论存在的上述一系列理论缺陷，笔者认为曼昆教授的上述评价还是比较得体的。
2019年春，伴随着数位现代货币理论经济学家合著的《宏观经济学》的出版，对现代货币理论的宣传曾达到一个高潮。今年以来，“新冠肺炎”疫情肆虐，严重冲击各国的经济社会发展。面对城市封锁、企业停产、商业停顿、员工失业的严峻挑战，许多国家纷纷推出强力刺激措施提振经济。美国参众两院于3月下旬通过的经济救助计划，不仅规模空前，达到2万亿美元规模；而且包含有向多数居民直接发放现金，向企业直接提供贷款、贷款担保乃至财政补助等内容。这种类似“直升机撒钱”的做法，引起了人们的热烈讨论。有业内人士甚至发出了如下评论：“大流行使现代货币理论从边缘走向美国的政策现实”、“现代货币理论时代已经到来，它加速了40年‘新自由主义’的终结”等。
现代货币理论在国外蹿红的同时也逐渐传播到国内。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强烈冲击，该如何设计政策以有效应对？国内也为此展开了激烈讨论。4月27日，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在一场专题研讨会议上明确提出了“财政赤字货币化”的主张，由此引爆了国内有关“现代货币理论”“财政赤字货币化”的激烈辩论。5月18日，在专访文章“赤字货币化是风险权衡的选择”中，刘尚希就当前经济运行面临的挑战、“赤字货币化”主张的内涵以及通货膨胀风险等问题再次做了系统阐述。就目前看到的公开回应而言，国内经济学家对“赤字货币化”的主张基本持否定态度，其出发点既有理论思考，又有政策操作上的考虑。从理论角度看，贾康、孙国峰、刘元春等认为现代货币理论存在逻辑错误，市场存在“赤字财政化等价于超级通货膨胀”的预期，‘赤字货币化’会突破既有的法律框架、“赤字货币化”为通货膨胀开启了大门等；从政策操作角度看，刘元春、李礼辉等则指出传统政策空间仍比较充足，当前没必要冒突破既有法律框架的风险。
上述辩论在聚焦“赤字货币化”孰是孰非的同时，也逐渐偏离了对真问题的探讨，那就是：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对“黑天鹅事件”频发的风险性世界，宏观经济理论该如何创新，宏观调控又该如何完善？在笔者看来，至少如下几方面是需要高度关注的：
一、应着眼于人的全面发展，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GDP是衡量经济产出的最主要指标。但如果收入两极分化，发展成果为极少数人享有，即便GDP实现明显增长，居民生活质量的改善幅度也很有限。更有甚者，居民生活改善的高度不均衡还会加剧社会关系紧张，甚至引发严重的社会冲突。需要超越GDP指标，用更加全面的指标来衡量经济发展的成果。在这方面，有关方面已经做了大量探索。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基于预期寿命、教育获得和生活水平三项指标编制人类发展指数，自上世纪90年代起就持续发布世界人类发展报告。OECD编制了幸福指数（Better Life Index）,以指导各成员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中国则系统总结以人为本、推动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经验，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在新发展理念指引下，中国经济综合国力快速提升，人民生活显著改善，国际影响稳步扩大。今后一段时期，我们要进一步破除GDP崇拜，通过完善相关指标体系、考核机制，推动各级政府转变职能，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
二、应着力消除结构型矛盾，提升政策空间。重大的结构性矛盾为经济运行、社会发展增添了风险，不仅会导致财政、货币政策被动扩张、挤压政策空间；还会侵蚀政策效力，导致财政、货币政策失灵。要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加快消除结构性矛盾，为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
（1）要妥善处理“历史遗留问题”。当前困扰中国经济运行的许多问题，如部分国有企业负债率偏高、原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企业商业化转型困难、部分城商行不良率偏高、地方政府债务负担过重的问题，究其原因，在很大程度上是旧有体制残留（如政企不分、政府干预企业微观决策）的结果。目前，解决上述问题的总体思路是“谁家孩子谁抱走”、通过业务发展逐步予以消化，由此导致很大一部分经济活动迟迟不能真正贯彻市场经济原则。这种“双轨制”拖得越久，带来的制度化损失也越大。需要针对上述问题推出系统性解决方案，以显著加快中国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的步伐。
（2）直面重大现实问题，夯实未来健康发展的基础。中国已步入工业化后期发展阶段，正在加速向现代社会转型，但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提升生产技术水平、持续扩大内需方面面临一系列新的挑战。显著提高农村人口（特别是农村老龄化人口）享有的社会保障水平，既是扩大内需、增强经济发展后劲的内在要求，也是体现社会公平正义，发展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土地财政”已步入衰落期，不仅其弊端充分显露（如挤压购房者、抑制消费增长、累积金融风险）、而且正在蜕变为新的扭曲（如激起强烈社会反响的“合村并居”、“强拆违建”运动）；高昂的房价使外来人口（特别是农民工）难以扎根落户，再加上社保“碎片化”，阻碍了人员自由流动；而金融改革滞后则造成市场分割，导致创新企业、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需要针对上述问题，加快完善相关体制机制步伐，使经济发展的潜力能够充分迸发出来。
三、应把提升单项政策效力与加强政策协调有机结合，提升政策合力。人们常把中国的体制特点概括为举国体制，有一定的优势，但也潜藏着各调控主体行为目标多元化、单项政策效率下降的风险。当个体政策效率的下降超过集体协调带来的效率提升时，举国体制的优势就会被抵消。因此，需要把政策协调与提高单项政策的效力有机结合起来，以谋求最高的整体政策效能：
（1）推动财政、货币、产业、金融监管等政策“正本清源”。长期以来，由于传统体制的影响，也由于政府内部职责不分等原因的影响，中国近年来出现了“财政政策货币化”、“金融风险财政化”、“经济政策泛政治化”的现象。上述现象使政府对企业的微观干预卷土重来，严重阻碍了中国市场化改革的进程。需要对现有的财政、货币、产业、金融监管等政策予以梳理，缺位的补位、越位的回位、错位的归位，使各类政策回归其本质属性；
（2）完善各项政策的制度设计，提高政策效率。要收缩政府职能，优化政府支出结构，优先保障基层政府全面兑现政府法定义务和基本公共服务；要加快推进中期预算管理改革，做实项目预算，扭转计划与财政“两张皮”的现象；涉及税收减免和政府支出的政策，均应纳入预算管理，明确资金来源、资金数额和相应的补偿措施；要以绩效管理改革为抓手，深入推进预算管理改革，不断提高预算管理的规范化、法治化、民主化水平。货币政策主要通过利率、汇率等手段发挥作用。针对特定群体、特定对象的结构性融资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金融市场结构不完善的产物。应防止结构性融资政策普遍化，以免引发大规模市场套利行为。（金融）监管的着眼点是依法行政，打造良好市场环境。使监管政策任意化，频繁调整监管标准和执法力度，有损于市场法治环境塑造，也不利于稳定市场预期，应当予以避免。在供应链管理普遍流行、生产要素快速流动的背景下，简单地对特定产业进行全产业扶持，必然导致产业政策泛化、政策失焦；产业政策的重心应当向引导产学研合作、塑造良好产业生态转移。
（3）明确政策边界，调动市场和社会的积极性。各项经济政策的设计和实施，都要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为前提。要坚决杜绝依靠政治纪律、行政命令强化经济政策执行的做法。政府提升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必须要有相应的财力投入作为配套；企业、银行履行政策性义务，应获得相应的补偿；企业经营出现困难，应探索市场化解决方案，而不是找市长协调解决；建立城市住房保障体系，应明确资金来源和政府投入规模，确保政策落到实处；协调产业技术升级，应基于相关企业和研究机构就技术进步路线图达成的共识，而不能越俎代庖、行政命令……只有这样，才能保障企业、社会的自主权，调动市场、社会的积极性，为政策发挥效能夯实微观基础；
（4）加强顶层政策协调，提高政策整体效能。加强政策协调工作，重心在中央、省（自治区、直辖市）两级。要加强政策评估工作，准确把握各项政策的政策工具、作用机制、政策空间、政策边界和政策效果，根据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和经济运行面临的重大风险挑战明确政策优先顺序、灵活搭配政策工具，求得最大的政策效益。
四、要积极推动政策创新，提升政策效力。当今世界，技术条件在变、经济运行机制在变、经济调控目标也在变。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只有积极推动政策创新，才能与时俱进。
（1）运用大数据，提升政策精准度和实效性。具体如：精细化政策设计，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及时监测市场变化，提高货币政策灵活性；密切监测财政金融风险变化趋势，完善财政金融监管；找准产业升级的痛点和难点，优化产业政策设计；加强政策监督，堵塞政策跑冒滴漏现象等；
（2）依托经济运行新模式，提升政策设计水平。具体如：探索PPP发展新模式，提升财政政策效力；依托平台经济，改进中小企业金融服务；依托金融科技创新金融服务，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利用产业链、平台经济、产业生态等新兴分析工具，提升产业政策水平等；
（3）根据新挑战、新冲击的性质和影响，有针对性地采取应对措施。当前，特别要准确研判“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国不同部门、不同地区、不同人群的负面冲击，找准政策着力点，灵活搭配政策，充分发挥市场、政府、社会三方的力量，把“六保”工作做到实处；
（4）“出钱买制度”，加快解决重大结构性问题。中国走了一条渐进式改革道路，“由易到难”、“由浅到深”的发展路径，决定了许多“硬核”问题被遗留到最后。如前所述，许多历史遗留问题困扰着当前的改革和发展。在统筹策划的基础上，通过发行特别赤字的办法“出钱买制度”，一次性解决上述问题，对于经济的长期发展是有利的。对政府而言，由此导致的财政赤字增加不过是政府“隐形债务”的显性化而已。从稳定金融运行的角度看，实施上述措施离不开央行乃至政策性金融机构的配合。如果采用由政策性金融机构以远低于市场利率的价格持有特别国债的方式，则上述安排在某种程度上就属于“财政赤字货币化”操作。上述操作，由于没有弱化市场、人大（议会机构）对行政部门的监督，是不会严重损害市场信心并引发严重通货膨胀的；不仅如此，由于排除了重大发展隐患，由于显著提升了市场经济机制，上述操作还会增强市场信心，增强人民币对内对外币值的稳定性。从这一点看，刘尚希院长讲的是对的。
